如此“改制”的恶果是严重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

如此“改制”的恶果是严重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

国有企业改制，化公有为私有，将国有企业中的党政领导干部蜕变为资本家。“著名”经济学家充分利用其所操纵的主流话语权利大肆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理革命”等论调，强调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必须有所差别，要经营者代表资本的利益，并主张推行经营者收购国有资产，企业领导人持大股，让本属于工人阶级组成部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党政领导及领导班子成员顷刻之间变成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富翁。

1978—1984年，恢复实施按劳分配原则，工资与劳动成果挂钩；1985—1992年，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制度，经营者工资与承包目标挂钩；1993—1996年，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个人财产与资本作为市场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997—2002年，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少数企业试行经理（厂长）年薪制、持有股权等分配方式；2002年以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这样一种政策演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现象：

1992年6月，上海轻工局首次选定英雄金笔等四家企业进行年薪制试点，主要经营管理者的年薪是1—2万元，后提高到2—5万元。

1993年，江苏省一些县级纺织企业的厂长实行年薪制，年薪约5—8万元。

1994年9月，深圳市将年薪制制度化，企业经营者当年所获年薪平均5.4万元（最高者为94896元），是深圳社会平均工资的5倍。

1994年，四川省15户试点企业经营者平均年薪收入25970元，是这些企业职工平均收入的5.06倍；其中，最高者为48681元，是本企业职工平均收的6.64倍，而最低者为10000元，是本企业职工平均收的2倍。

1998年6月，杭州市政府批准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方案，决定将该公司中方所持的国有股有偿优惠转让给职工持股会，其中该公司当家人冯根生个人可持总资产2%（约300万元）的股份，银行则以股权质押的方式为冯解决了购股资金问题。以此为标志，浙江省国有企业改革大踏步进入一个以产权改革为突破点的新领域——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为社会造就了“新百万富翁”群体。1999年下半年，杭州市政府出台《杭州市国企经营者期权激励试行办法》，将期权激励机制引入国有企业。该办法规定期权激励是指通过购买企业国有股权或期权，对经营者实施的一种办法。购买股权是经营者用现金直接购买企业国有股权（资产）；购买期权是经营者在任职之初以当时价格购买任职结束时的企业国有股权（资产）。期权激励在已改制和正在改制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商业中试行，其对象为企业主要经营者，原则上是董事长、总经理。购买国有股（资产）和期权按付款方式等条件给予价值优惠（最高优惠20%）。还规定实行年薪制企业的经营者，其每年全部年薪收入超过前一年全市职工人均实发工资4倍以上部分应购买国有股权（资产）。

1999年，《湖州市鼓励经营者才能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试行办法》规定：国有企业选择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进行改制时，允许将改制前五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企业税后留利按一定比例一次性从存量资产中切出，折成企业股份划给业绩好的主要经营者。国有企业改制时，可在国有存量资产中留出10%以下的部分作为主要经营者购股期权，3—5年内兑现，鼓励主要经营者在企业改制时以现金认购数量较多的企业股份；主要经营者的分红用于再投资的，暂免个人所得税。改制后，对业绩好的主要经营者减交风险抵押金，奖励企业股份，发放一次性奖金。国有股份出让时，主要经营者有优先购买权。

1999年11月25日，北京市正式宣布对十家国有企业经营者试行股票期权试点；2000年初扩大到二十家。《北京市关于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施期股激励试点指导意见（试行）》规定：经营者群体持股比例一般为公司总股本的5—20%，其中，董事长、经理的持股比例占经营者群体持股总额的10%以上；经营者持股的出资额一般不得少于10万元，所持股份一般以其出资额的1—4倍确定。

2000年1月，济南市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企业经营者实行期股激励与员工持股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经营者持股比例原则上一般为公司总股本的5—15%；其中，董事长、经理的持股比例应占经营者群体的10%以上。

2001年，深圳兰邦市场调查有限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市调查显示：（国企）高级管理经理（包括集团副总、分公司和事业部总经理、副总）平均薪酬为14.1万元。其中，北京人均薪酬为14.6万元、广州为13万元、深圳为12.8万元、上海为10.8万元。根据上述四城市2001年的统计公报，当年在岗职工人均工资分别为：北京18640元、上海21781元、广州22772元、深圳25941元。按此推算，四城市高级管理经理的职务收入分别为当地职工人均工资6.8倍、3.9倍、4.7倍和4.4倍。

2002年初，上海市统计局企业调查队和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对沪市四十家市管企业集团及其所属的342家子公司的主要经营管理者2000年的工资收入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被调查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人均年工资性收入（包括基本薪金、奖金、津贴和补贴、年终一次性奖励和其它收入）为9.5万元；其中集团层主要经营管理者人均收入为13.5万元（最高者年薪15万元），子公司主要经营管理者人均收入9.1万元。据统计，2001年沪市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均工资增长13.2倍，据此推算该年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人均收入应为10.8万元；其中，集团本部主要经营管理者人均收入15.3万元左右，子公司主要经营管理者人均收入10.3万元左右。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一名国有企业经营者年收与一名个体户基本相当，远不及一名私营企业主。

2003年1月4日《文汇报》载文据亚洲证券副总裁的不完全调查，2001年上市公司老总年薪收入最高达750万（科龙电器）。从上市公司高管年薪与业绩联度考核，似乎相当微弱，所有公开信息披露并不反映隐性收入。事实上，山东某家电上市公司董事长兑现在300万元上下；西南某地国资委兑现该地著名彩电企业董事长年薪120万元。这些数字大大超过这些国企所控股的上市公司所披露的高管年薪数字。调查显示，2001年度全国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为12—13万元，而2000年的年薪水平均值为8万。有一点是肯定的，2001年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是五年前的2.92倍。

2003年1月4日《文汇报》所载文披露道：据对1116家上市公司高管年薪调查，高管年薪最高的是建筑业和金融业，分别为27.37万元和22.39万元；信息技术业以18.09万元紧随其后。最低的是采掘业，为9.51万元。高管平均年薪最高的是广东省和北京市，分别为25.26万元和5.75万元。

据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队对全国4371家重点企业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情况跟踪统计调查，截至2001年底，所调查的4371家重点企业中已有1474家企业实行经营者年薪制度；689家企业开始尝试实行经营者持有股权、股票期权分配制度；1745家企业实行科技人员收入分配激励机制；747家企业实行职工持股分配制度。

2002年，“经营者持大股”的改制方式在全国许多中小企业推行，这在全国造就了大批名下拥有巨额股份的“新百万富翁”，如秦皇岛柳江煤矿的长城矿以1040万元出售后，原矿长占股45%；浙江绍兴咸亨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购买了企业240万资产的53%的股份；杭州市轻工工艺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经过企业两次改制，个人拥有企业1200多万元资产中的150万元；湖北仙桃天轮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通过企业两次改制，拥有企业380万元股本金中的102万元股份。

据《瞭望》2003年3月31日报道，湖州市喜盈盈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自述：湖州市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了包括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以及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在内的系列措施，但由于产权改革不到平均持股现象普遍，成为新的股份“大锅饭”。关键问题在于产权改革没有到位。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形成产权多元化，找到一个出资人，这就像专家们讲的那样：“国企改革，改到深处是产权。”1998年起，湖州市大力鼓励经营者持大股，并选择湖州第二毛纺厂作为明晰产权的“试点”，1999年1月29日改制注册为喜盈盈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提出三原则：一是主要经营者必须持有较大比例的股份；二是避免内部人单一持股，积极引入外来投资者；三是适当保留部分国有股权。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我经常比喻，自己59岁了。改革开放，我搭上了末班车，上车后补票才勉强找到一个硬座，不料自己却坐了个头等舱到了北京。

2000年5月2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决定实施《关于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实施意见》，要求“中小型国有企业要全面放开搞活，用两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全市中小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使国有资本全部退出或退出控投地位，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

据《粤港信息报》报道：珠海市政府宣布到2000年年底，除极个别外，市属各国有企业要基本退出商业直营领域。珠海市政府认为，商业企业改革不仅要求企业在经营方式改变“零售“的做法，而且要让国有经济在改革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全面退出零售领域，实现企业产权、经营权和职工同时走向市场。

2000年7月5日，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在中小工业企业改革工作会上宣布，三年后本市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中小工业企业将不复存在，中小工业企业要全部变成多元化投资企业。某副市长等官员指出，根据市委八届三次会议关于“加大所有制结构调整力度、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要使国有、集体这两种资产组织形式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目前的改革重点是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把现有的单一国有、集体企业变成国有、社会法人、职工等多元投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形式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兼并、拍卖、出售等。同年8月8日的《报刊文摘》报道，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率先提出：我们“不求所有，只求所得”、“不求属性，只求作用”。同年，重庆宣布“从今年开始，在工业领域一般将不新办国有独资企业，转而大力发展以私营企业为主要的非公有制企业”；北京市面上宣布“从今年起工业系统将不再批准建立国有独资公司”；上海市宣布“今后不再兴办国有独资小企业”；天津市宣布“在国有工业涉足的33个行业中，5个完全退出，4个大部分退出，17个部分退出。”长沙市政府规定出卖国有企业时，国家仅仅只保留20%股份，买者若一次性付款，则可获40%的“优惠”。山东则于本年度出了个著名的“陈卖光”，即菏泽市市长陈光（当年曾作为诸城市委书记而肆意鼓吹私有化的“诸城模式”）力倡对国有企业要一卖、二送，全面实行私有化。

2000年9月7日，中石化通过了高级管理人员特别薪酬计划，将股票增值期权首次授予包括董事、监事、核心骨干人心在内的480名员工，约为2.571亿股，相当于首次全球售股后股份股数的0.3%，有效期为五年。被授予人自授予之日起二年内不得行权，第三、第四、第五年行权的比例累计分别不得超过被授予人的总股票增值期权的30%、70%、100%。同年10月，经上级政府批准，拥有60亿元净资产的春兰（集团）公司决定拿出25%即15亿元量化配股卖给员工，用现金1：1配股，每股1元，买1送1；配送比例则按职务高低来安排，高级经营人员、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科技人员、中高级营销人员购买股权分别为160万股、80万股、50万股（后两类）。经营层与员工持股比例约为1：4。春兰（集团）首席执行官所获股权与其他高级经营与管理人员相等，按买一送一配股，总量为320万。这在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中，是数量级最高的“一次突破性变革”（参阅周永亮《中国企业前沿问题报告》第27—28页）。

从1999—2000年的一年间，湖北省仙桃市有近十万名职工转换了身份。该市市委书记和市长称；根据中央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将仙桃597家企业一一对号入座，发现国有、集体企业全部属于竞争性行业；其中，除进入国家“512”强的辽亚股份有限公司外，其他都属于可以“退”的范围。故其决定实施“1+X”的发展模式，即做大做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辽亚集团，其他中小企业采取拍卖、转让等形式全部转为民有民营。1999年下半年，仙桃市委决定好企业要先改，“靓女先嫁”。在首届产权产易大会上，仙桃市家药厂、供销商城大厦等一批好企业出售，出现了争先购买的局面。对数千万元资产的商城大厦，实行法人代表控股、管理层持大股、职工全员入股、国有参股的股份改造，企业原有职工全部以股份买断身份。2000年1月、7月和11月，该市三次举力国有个体企业产权交易大会，597家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全部被出售给个人。两年来，民营经济逐渐成为仙桃市的纲税主体、就业主体和投资主体。

国企经营者的收入情况究竟如何？据2002年8月13日《文汇报》载文报道，上海市统计局企业调查队和市委组织部2002年初对沪市40家市管企业集团及所属的342家子公司的主要经营管理者2000年的工资性收入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2000年，被调查的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人均年工资性收入（包括基本薪金、奖金、津贴和补贴，年终一次性奖励和其它收入）为9.5万元。其中，集团层主要经营管理者人均收入为13.5万元，最高者年薪50万元；子公司主要经营管理者人均收入为9.1万元。据统计，2001年，沪市国有单位人均工资增长13.2%，据此推算，2001年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人均收入应为10.8万元左右；其中，集团本部主要经营管理者人均收入为15.3万元左右，子公司主要经营管理者人均收入10.3万元左右。

“九五”期间，浙江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非国有投资达5900亿元，占全社会比重达64%。到2000年底，全省个体工商户总量为158.86万户，从业人员272.38万人；私营企业17.88万家，从业人员300.48万人。2000年，该省个体私营经济工业产值已达3994亿元，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6.6%。一些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县市，已超过“半壁江山”、甚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个体私营占了59.7%。非国有经济提供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73%。浙江省私营企业的户数、从业人数和注册资本额，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0.2%、12.1%和9.2%。浙江形成了一个“市场化+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

……上述所举现象和事例，太过繁多，实在难以尽举了。上述政策的演化及由之而出现的种种现象，至少造成一系列不容轻忽的严重后果：

其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本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但通过高额年薪制、高管持大股及期权激励制等，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相当一部分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分离了出来，使之骤然暴富，成为了拥有个人巨额资产、乃至将国有产权（资产）化为其个人所有制的特殊既得利益群体。像这样一些暴富者，尽管还保留着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有的还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被称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能人和精英，但实在说来，我们很难想象这些特殊利益的获得者、占有者还能够真心真意地为共产党的最终与最高社会理想——共产主义而无私奋斗。像这样一些人，实际上再也不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而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及中外资产阶级的利益了。

其二，既然经营管理者、尤其是高管成了持大股、拿高薪、享期权的“老板”，工人群众则成了受其雇佣的“打工者”，那末，原本公有制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与工人群众之间所存在的社会主义同志之间的关系就演变成了为了劳资关系。而一旦遇上劳资矛盾和斗争，工会既无权、也无力真正站在劳方一边，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求助无门、告状无方，即使写信、上访，有关各方推三阻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地方党、政组织及其执法机关偏袒资方。即使依法起诉，法律程序繁复，旷日持久，一件案子一拖几年结不了案，且诉讼费用昂贵，工人承受不起，许多严重伤亡事故、侵犯工人权益的违法案件也就因之而不了了之了。被逼无奈的工人，如果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乃至是为捍卫公有经济资产而展开罢工、静坐、游行等抗争性行为，则立即会被定性为“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然后以维护稳定和改革、开放大局的名义而予以严厉处置（甚至是镇压）。

其三，严重的分配不公使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52；到1998年，基尼系数为0.456。考虑到大量的体制外收入还无法在基尼系数中得到反映，收入分配的差距水平可能还更大。从这种变化的趋势来看，我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苗头。据《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最高20%收入户所占总收入的比重为52.3%，最低20%收入户所占比重为5.5%。《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载文称，我国居民基尼系数1995年为0.389，1996年为0.375，1997年为0.379，1998年为0.386，1999年为0.397。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2%的财富。2002年2月9日《中国经营报》载文报道，2001年全国“两会”披露，中国45%的社会财富为1%的人所占有！1%是1300万人，若剔除家庭成员，则中国大约只有400—500万真正腰缠万贯的人，他们可能占有5—7万亿“百姓金融资产”。

2002年2月25日《文摘周报》报道：劳动社会保障部披露，当前全国城市居民低收入户约占31.79%，中等偏低收入户32.36%；两部分合起来，计64.15%，所占比重过大。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表示，中国现未解决温饱的人口为3000万左右，低收入人口（以人均年收入865元人民币为准）为6000万左右，约占农村人口的10%。2005年1月7日，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当地社会发展指数评价分析报告，该报告显示：北京市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7：1；生活质量指数则从20.46提高到了29.55。不过，这生活质量指数的提高更多地来自于高收入者的贡献，就是说，低收入群体生活质量的提高远远滞后于生活质量指数的指高。此前，江苏省南京市举行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政府公共服务”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在2005年的第一要求是“富民”。据称，南京市2004年下半年的统计数据证实，占10%的高收入者与同样占10%的低收入者赚钱之比为8.3：1；这也就是说，“穷人”每挣1元钱，“富人”就挣了8. 3元。

来自于北京和南京两大城市的数据，折射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当然，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民众收入，中国各阶层、各群体的绝对收入都有所提高，但在乐观看等每年统计公布的居民收入增长平均数的上升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低收入者收入增长缓慢的事实。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中，20%富有的居民占去66%，20%低收入居民只占1.3%两者相差50倍以上。到2002年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成为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称：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下岗职工、农民工、残疾人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汇聚到一起，再扣除相互重叠部分，可以估算出目前我国弱势群体大约有1.4亿—1.8亿左右。相关研究同时显示，倘若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弱势群体的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弱体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有鉴于此，全国政协委员邓浦东警告：“我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存在着以牺牲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强势群体利益、社会财富朝着少数人一方聚集的现象，这与中共十六大提出要让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参阅沈刚：《实现改革利益的公平分配》，载2005年3月7日《工人日报》）在这样一种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背景下，一方面是通过所谓“改制”而造就了一批名下拥有数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股份的“新百万富翁”，如秦皇岛某矿以1040万元出售后，原矿长占股45%；浙江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购买了企业240万元资产的53%之股份；杭州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经过企业两次改制，个人拥有企业1200多万元资产中的150万元，占总股本的12.5%，而国有股则退至10%；湖北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经过两次“改制”，拥有企业380万元股本金中的102万元股份，占总股本的26%，而国有股则全部退出。另一方面，则是广大职工群众、尤其是下岗失业工人处于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状况，在最低生活线之下苦苦挣扎。这样的职工及其家庭，一旦遇到重大疾病或其他重大的天灾人祸，其生死存亡使只能悬于一线了。其四，在“国退民进”方针的指导下，实际实施着本质属于化公为私的国企“改制”，如2000年，江苏省无锡市粮食局实行职工“双买断”，并于2001年1月15日推出十八家粮店拍卖，到该年年底，更将所属的106家粮店全部拍卖，且自豪地宣称：“曾在无锡市区风光了几十年的国有粮店，终于全部退出历史舞台了”！同年，山西某县属三煤矿及煤炭集运站在改制过程中，有关人员违反程序，暗箱操作，致使近5亿元优质国有资产以1250元的价格以个人身份“入股”。截至2001年末，深圳市属国有企业改制国为62%，其中一级企业改制面为52.5%、二级企业改制面为59.2%、三级以下企业改制面为65.8%。2001年，深圳市属三家经营公司和深业集团以产权出售转让、破产、停业关闭等形式“放小”企业总计335户。（据《经济日报》2002年12月20日报道）这在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的公有经济严重崩坏的同时，便使广大职工群众由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主人沦变为非公有制经济中的雇佣劳动者。到2000年末，不包括乡镇集体所有制改制而形成的私有企业，仅在工商局正式注册的私营企业已达到176万户，注册资本13307.7亿元，从业人员2406万人；其中，直接从事经营的私营企业主395万人，雇工2011万人，户均雇工11.38人。企业雇工在100人以上的有四万户。总的来看，私营企业大多属于中小企业，但也已出现了许多资本达到千万元、乃至亿元以上或几十亿上百亿的大资本家。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约等于国有净资产（包括非经营性资产）的33%；雇工人数约等于2000年末国有企业在岗职工的49%。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56年“三改”前民族资产阶级私股总额（估算为20亿元）的150倍，私营企业主人数是1956年“三改”前民族资产阶级人数（16万）的24.7倍，雇工人数是“三改”前民族资产阶级雇工人数（250万人）的8倍。据2002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载文报道，1998—2001年，浙江全省国有企业职工由141万人减少到68万人；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由96万人减少到36万人。与此同时，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由123万人增加到236万人；其他经济从业人员由96万人增加到146万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就业主渠道。这样一些绝非鲜例，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固然说明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确实丰富了物质生活产品，增加了许多社会就业机会，但是，更为重要值得关注的是，“国退民进”方针的实施不仅严重崩懈了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的公有制，而且更使作为国宪意义上明文确认的作为社会主义中国之主人的工人阶级由主人再度沦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雇佣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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