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纬伦
最近发生的邓玉娇刺死地方官员已是一桩天下皆知的案子。此案受到多方关注，引来众多的议论和评论。如邓玉娇是否犯罪？邓玉娇的行为是否值得鼓励？邓玉娇案刺痛了谁的神经？等等。笔者对邓玉娇的单个行为不做价值判断。但邓玉娇案背后揭示了什么？邓玉娇案的发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映，刺痛了诸多的社会神经，如此邓玉娇案就不仅仅是个简单的个案，它应该是目前社会状态真实的典型反映。此案的典型，在和谐社会建设如火如荼之时，对其深入分析探讨，能看清很多问题，给我们很多重要启示。
我们来看看这个事件主要经过，5月10日晚，服务员邓玉娇在湖北巴东野三关镇“梦幻城”水疗区包房内洗衣服。当地招商办主任邓贵大误认为邓玉娇是水疗区服务员，遂要求其提供异性洗浴服务，遭邓玉娇拒绝，邓贵大等对其反映强烈不满，邓贵大拿出一叠钱并朝邓玉娇头、肩部扇击。邓玉娇称有钱她也不提供洗浴服务。接下来是不是邓贵大等人进行了性侵犯行为没有统一的报道。但笔者认为，如果邓贵大等人没有更加强烈的行为，邓玉娇又怎么会拿刀刺他们呢？
从上面案情可以看出，邓贵大等官员认为，娱乐场所提供特殊服务是应该的，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邓玉娇在这种场所做事，就应该提供特殊服务。对于邓玉娇拒绝，他们理直气壮的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消费者权利”的“侵犯”。那么这些官员身为政府工作人员，执法者难道不知道这种要求不但无理，而且违法吗？要求色情服务，从公民个人来说，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并违法治安管理条例可能受到处罚。从官员身份来说，这种嫖娼行为首先违反行政人员的纪律，其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身为政府官员执法着应当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有道德，国法，监督制裁机构等多方位的监督与制约，为何邓贵大们还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呢？当遭到邓玉娇正常的合理合法拒绝时，他们不但没有清醒，反而发出更加强烈的行动，试图强奸。最终酿制苦果，送了一条“狗命”。
色情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除了台湾外已经完全被取缔，曾被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引以为傲的事。为什么在这短短的几十年如此猖獗？为何在社会制度内严防，法律体系所制约，各种监督主体所监督的色情业在种种打击种如此泛滥？结合邓玉娇事件，来深刻的认识一下。其实问题早已超出了邓玉娇案、色情业的范围，涉及到社会环境与整个制度建设的思路；还涉及到社会的整体思维模式的僵化。还是结合案例，先从案件主要行为人作为入口。
第一，官员队伍出现腐化分子，官员成为色情业的主要消费者与保护伞。色情业等腐朽文化本是法律、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容。这些腐朽文化的泛滥让整个社会风气每况日下，社会环境弥漫着诸多乌烟瘴气。结合此案，首先对行为人邓贵大等进行分析。邓贵大等人的身份是官员。他们是知法、懂法、执法的官员队伍；对这些色情业，他们本应该成为坚决打击与取缔的主要力量。事实是他们不但没有打击取缔，反而成为色情业的主要消费者，有的还成为其保护伞。这充分说明这个队伍本身出现巨大的问题。我们用阶级的分析法来看，这些官员及国企管理者已成为权势阶层。邓贵大等人是这种特权阶层忠实的信徒，他们在权力与金钱腐朽的社会规范信仰中，完全不顾人民公仆身份，丧失了崇高的政治信仰，甚至没有了最基本的价值判断的能力。这些曾经的人民公仆，退步如此，成为人民的寄生虫，成为腐化社会的重要主导力量。 何新 先生在《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对这一阶层的给于了深刻的剖析， 何 先生认为，从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党的主导政策取向，是对内抑制民间资产阶级集团的形成，对外抵御西方资产阶级的渗透和入侵。但是，近十年来，这一政治取向发生了转变。为了发展私营经济和引入外资，国家对内扶植民间富豪一族的形成，对外则鼓励和吸引跨国资本的渗入。在这一过程中，干部体制逐步官僚化，衍生一个特殊权力阶层，由于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腐败严重，发生了深刻的政治蜕变和组织蜕变。
第二，制度监督成了部分阶层利用的套子游戏。色情业本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如公安等等部门，还有法律等规范作为后盾。邓贵大们等官员阶层作出邓玉娇案行为，完全没有考量党纪国法的行为底线。他们受到体制内的管理监督，还有社会众多的监督力量。但为何都不奏效呢？一些国内的学者专家一直在呼吁，我们的制度监督体系不够完善。可制度监督体系到什么时候才是完善健全的？从唯物主义运动发展的角度看。制度永远是在一个动态矛盾的运动中，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完善。其实中国的制度监督体系已经够繁杂了。有行政制度内部监督，司法监督，政治监督，还有社会监督。这些年来监督机构是不断的增加，监督部门在不断增多。如有专门监察监督机构，还要成立反贪局等。还有人建议继续增加。
实事求是的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制度监督是必须的。但制度总是刚性的，总是有着机械的一面。如司法体系，终究是人来操作运行的。如果掌控司法的人坏了，那么法律制订的再完善，也是没用的。再加上法律异化现象，很多立法者是西化的奴性学者，整天喊着三权分立，搬来西方法律教条，套用在中国法律中，误国误民。有些司法制度还不顾国家政体，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些在现实社会实践中更被放大。尤其在市场经济狂奔的环境下，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精神内核指导下，人们的价值趋向个人的利益。权利不断向地方官员手里集中；中国的司法制度，有沦为保护强势阶层，欺压弱势人群的工具。所以综上看，制度监督不断完善不过是不断增加的套子，已经被官权与财富阶层作为游戏。光靠制度去打击权势阶层，保障最广大的人民利益，净化社会环境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第三，道德被制度边缘化，人们没有了道德免疫力。光用制度与法律是不能治理好社会的。管子认为：四维不张，国恒亡。四维就是礼义廉耻。中国的先哲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先哲圣贤提倡教化的力量。在法治与人化之中平衡。人们常说，法律不过是人类的最低道德底线。仅仅从最低的人类社会规则法律制度去规范社会，调整人类是很危险。当这条防线被突破，人将没有任何制约力量。从另一个层面说制度不是防线，而是工具性，以此作为规范被大力提倡，成为主要制约力量，是没有核心力量的，因为制度很容易被利用。邓贵大等人，就是突破的这条底线，而丧失了最起码的社会价值判断能力。然而这个社会太迷信于法制化，泛滥法治运作。在目前市场经济驱动着社会范式，市场经济又被称为法治经济。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立论基础，市场经济假设人都是自私的，利益指引成了其主要形式。当一个社会整个没有一高标准的道德价值指向。社会的整个环境毫无置疑的趋向恶化。色情腐朽文化泛滥就顺理成章了。邓玉娇案正是由于社会的规范制度底线被突破，邓贵大等人没有了制度防线，而道德不在心底存在，把嫖娼认为只是市场经济下的交易。把这种腐朽的东西认为是理所当然。邓玉娇的反抗是人间正义的反弹使然，也是道德力量对邓贵大等人的一种自然的惩罚。
邓玉娇案让我们认清了，制度被人们高唱的甚至淹没了道德的存在。人们不断的强调制度化、法制化、法治化，然而道德被制度边缘化，整个社会在一个最低底层的社会制度防御体系内，很容易使得整个社会没有价值防御能力。制度层面本身就是最低层次的监督要求，这个被优势地位的人利用，如现在的官僚权贵，买办洋奴，制度监督就完全没有能担当社会的正义要求，监督制度成了保护强者的游戏，加剧社会分化，矛盾会不断激化。还有现在不断强调的市场经济理念被放大成整个社会的行为范式，个人主义私有化理论强调泛滥，褪社会主义色彩，使得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一一呈现。畸形的制度监督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这些以合理的旗号不断的合理化、合法化。在目前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要体现和谐，建设和谐，除了对过分迷信的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加码，还应该重视整个社会的教化，社会需要有崇高的价值导向，对官员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化，对社会强调社会主义的集体价值观。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是自律，自律如果发挥作用具有最强的有效性。邓贵大们当时有一定的道德底线，或道德意识，定然不会在制度监督被突破后，强行做出邓玉娇案的行为。所以，在这个社会强调制度监督，不要把道德边缘化。道德如果完全被泯灭，社会就是在机器化的运作，人与人就是格式化的生活。人将在心灵世界崩溃，人将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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