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旗帜网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刘日新
第四讲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
世界银行的报告曾经概括从苏联东欧到中国亚洲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曾经取得巨大成就，现在进行改革开放，尽管语带讽刺，读起来不免使人有点心酸，但基本上反映了实际。报告说：“1917-1950年间，占世界人口1/3的国家退出了市场经济的舞台（按：指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并进行了另一种经济制度（按：原译为经济体制，不准确）的试验。最早是在前俄罗斯帝国和蒙古，而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随后在中国、北朝鲜和越南（以及其他地区类似的及模仿的国家），它们都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对生产进行集中控制，并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分配所有的资源。这项巨大的试验改变了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的版图，确定了20世纪的大部分进程。到目前，这项试验的失败引发了与那些同样的国家变化进程相同的根本性变革的动机，试图重新建立市场并重新使自己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按：指重建市场经济，即恢复资本主义经济）。”接着文章用《共产党宣言》对19世纪资本主义危机到来的描述的话，来讽刺现在转轨中国家（按：指社会主义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然后说：“转轨的长期目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改革目标是一致的：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以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第1页）
世界银行上面的话，大轮廓是符合事实的。这一讲要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也不分国别，不讲某一项具体改革，而从总体上，从大趋势上进行分析，因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事实上确实有一种理论贯穿其中。当然，从逻辑上讲，必然是从中国到外国，从过去到现在，从实际到理论。本讲主要分：一、改革开放之风自苏东国家吹来；二、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三、中国改革30年了，为什么还不达标？四、从目前的实际看，中国的改革出路何在？这些问题提出来与大家商讨。
一、改革开放之风自苏东国家吹来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的波、南、捷、匈等社会主义国家率先实行改革，以后苏联也搞改革，这股风很快吹到中国来了。先是国营企业改革，向企业扩权，把权扩给谁？匈牙利规定扩给“企业管理委员会”，苏联扩给“劳动集体”，都包括工人群众在内。但传到中国，当时的总理拍板，变成了扩权给厂长，这一下子把我们原来的正确的工业企业管理体制给破除了。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正确地规定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要统筹兼顾。“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生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2-273页）1960年毛主席提出了《鞍钢宪法》：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干部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89、91页）这套企业管理体制是很科学的，突破了原来苏联的“马钢宪法”，不但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还传到了国外如日本、德国，他们吸收其中有用部分为他们的工业服务。改革开放后，我们自己倒把它废了，形成“墙里开花墙外香。”现在我国的领导人，以改革之名，借口吸取东欧的经验，废除原来行之有效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变成了厂长独裁制。这样，厂长拥有对工人的生杀予夺之权，于是发生了一系列被无故开除的工人同厂长拚命的事件。工人与厂长的矛盾，由内部矛盾变成了对抗性矛盾，在改革中埋下了不和的根子。
东欧国家的改革，尽管我国主流精英尊崇那里的改革派学者，是所谓“东欧学派”，但实际上那些学者并不是有统一的学术思想，他们的观点差别很大，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崇尚西方资本主义。如捷克著名的改革派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曾提出经济体制彻底改革，就是从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参见《参考资料》1991年1月31日）改革进一步发展，这些学者纷纷露出了原形，他们是信奉西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者，公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取消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后来干脆跑到西方国家去了。东欧一些坚持马列主义的正派学者，著书批评这帮人是“叛徒经济学家”，是符合实际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其方向所以存在问题，外有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内有修正主义的背叛。特别是修正主义分子作内应是最危险的，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戈尔巴乔夫曾自我招供：“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原载捷克《对话》杂志，1999年第146期）这简直是一个新生的敌对阶级分子的嘴脸，是一个凶恶的敌人，作为篡夺了苏共总书记的领导者，他能把改革领向正确方向吗？当我国的正派学者面对苏东改革在亡党亡国，提出要反思改革，吸取经验教训。我国的主流改革派公然说，不许反思，反思苏东的改革，就是反对中国的改革。真是岂有此理！
在开始搞改革的时候，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些改革精英心目中的改革是什么货色。我们这些国家计委搞改革的同志，认真收集整理了东欧这些国家大量的资料，供我国改革参考。有的资料我至今还保存着。例如，在改革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我国原来的体制，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企业有相对独立性。改革开始后，照搬东欧的，有的主张企业只有“有限主权”；有的主张企业有“无限主权”，包括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和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论”。后者是铁托反“斯大林独裁”，认为苏联国家集中了企业的财力搞建设，是不对的。他们的企业完全自治，国家的财政不管建设，只管外交、国防和铁托的老游击队战士的生活费用。这些理论搬到中国来，各执一词的学者就互相攻讦，闹得不可开交。我曾同企图照搬南斯拉夫“企业自治论”的教授辩论，我说南斯拉夫的经济搞得一团糟，不是证明他的理论失败了吗？回答说，南斯拉夫失败了，我们还可试一试。我说，我们试，造成损失怎么办？那由你们计委去收拾，我们不管。请看这一班改革派学者，对国家的经济命运多么不负责任！
我国的某些改革派，首先是国家体改委高尚全之流，实际上，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一贯批判原有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体制，为企业争财权。由于那是一个由赵紫阳总理兼任主任的国家机关，影响特别大。实际上，我国原有体制集中的程度并不高，到1978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31%多一点，比欧美发达国家要低很多。在改革初期，我们的官方提出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自由化的改革派不顾实际情况，连续十几年一个劲儿地叫喊扩大企业的财权。官方顶不住这个压力，以致到上个世纪中期，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只有10%多一点。连世界银行也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的财政这样分散的了。”当时的财政削弱到只能维持政府的日常开支，企业有了钱就任意扩大工资福利，出现所谓“工资侵蚀利润”的现象。这样一种分配结局，耽误了国家建设。由此可见，理论上的谬误，对我们国家的实际经济工作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二、改革的方向和内容是什么？
改革什么，这个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存在争论。西方经济学提出改革“ECONOMIC SYSTEM”（俄文也一样），我国西化派，对从西方经济学和东欧传输过来的这句话，他们心领神会是改革“经济制度”。但表面上也赞同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改革“经济体制”，但实际上这是为了骗人。他们在具体操作时，是把公有制改革为私有制。而我国坚持马列主义的传统派，则针锋相对与之作斗争，并引证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改革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
1990年我在《经济大词典 计划卷》里下定义说：“‘经济体制’是‘经济管理体制’的简称。社会主义国家组织领导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的总称。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划分管理中的权限和责任。属于上层建筑…”（此书第132页，刘国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这个定义，对他们利用这句外文搞私有化，是一个揭露。
新自由主义是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侵略，和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工具。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要求是：私有化、市场化、外向化、小政府化。这些要求决定了原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内容。
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是最反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恶毒攻击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认为只有搞市场经济，才能实行他们信奉的自由主义。因此新自由主义把苏东国家和中国改革的方向，定性为市场化改革，或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的主流派有的还扭扭捏捏不肯承认这个改革的方向，至今仍在说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含着计划性的一面。但是既已上了贼船，就身不由己了，一切由主子说了算。西方主子说，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只有消灭计划经济，才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中国的主子说，市场经济没有姓“资”、姓“社”两家，只有姓“资”一家，哪有什么计划性的一面。官方的权威著作说：“我们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它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是相通和相似的，两者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我国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或市场化改革，官方明确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我国主要改革内容几乎同苏东国家相同，设计者都是美国的高级智库和新自由主义著名学者，有的曾经是俄罗斯改革设计师，多次亲莅中国指导。
1、私有化。美国政府曾承认插手苏联的改革，干涉其内政。美国前总统布什说：美国政府正十分密切地注视着苏联内部迅速变化着的局势，正同各个派别保持着密切联系。我们支持那些改革者，那些主张民主的人，不管他们是谁。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垄断资产阶级的智囊布热津斯基，用他搞垮苏联的经验，对中国的改革指点迷津：中国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要是非公有制国家（即要实行私有化）。（参见他所著《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国的改革，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实际上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旨意做的。
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的头头弗里德曼，1988年来华会见赵紫阳，公开指明：“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
原籍波兰后来加入英国籍的西化派学者布鲁斯，1985年来华，因当时中国的马列主义学者还有相当势力，他不便公开宣扬私有化，只好隐晦的说，中国改革应实行“所有制多样化”，提出国有企业并不是最好和最理想的形式，“国有经济也要多样化”。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萨克斯，俄罗斯改革“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他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方案简言之，即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出卖，很快就实现私有化了。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受中国改革派的邀请，数度秘密访华，事后透露他的话：“中国改革抓产权抓得对，私有产权要占50%以上。”他还提出中国要有财产法，以保护私有财产。前年我国终于通过了《物权法》，完成了这位设计师的重要交待。
什么是俄罗斯改革的“休克疗法”？我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陈岱孙教授解释说：“‘休克疗法’是美国一个年轻的大学教授发明的，并被推销到原苏东国家。‘休克疗法’一词是SHOCK的音译，意思是打击一下。原苏联采用得多一些，结果出了问题，不幸而言中，真的‘休克’了。‘休克疗法’是一个教授的发明，但得到了一些西方政府的支持。这里恐怕有政治意义，即希望你赶紧变，变得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陈岱孙：“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代序〕”，载《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1页，高鸿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还有一个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科斯定理”，也对我国改革搞私有化起了一定作用。简单的说，“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产权明晰化，市场机制可以引导经济获得高效率。怎么才能产权明晰化？那就只有实行私有化，因为公有制名为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所无，产权虚置，是没有效率的。这好象是天方夜谭，不要事实作根据的，但却在我国流行一时。
为了配合西方经济学搞私有化，我国的老经济学家于光远也信口开河，大发高论，说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南京有位懂德文的教授，翻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有三百多处讲公有制，此文刊登在全国许多报刊上，这一下拆穿了这位老学者的谎言，其目的是为搞私有制呜锣开道。
由于官方掌握话语权，动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私有化，照搬西方的管理层收购（MBO），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结合起来，于是没几年功夫，我国就把一个硕大的公有制国家变成了私有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据全国工商联2006年的报告说，从2000年到2005年，私营经济在全国GDP所占比重，由55%上升为65%，平均每年上升2个百分点。（《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3月4日）这样，目前私营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在70%以上。另外，国家统计局老局长李成瑞也有测算，结果同工商联数字差不多。（参见李成瑞著《大变化》，中国展望出版社，2007年，第15，16页）
关于国有工业私有化的情况，经过30年改革，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到2007年只剩下10%，目前可能少于此数了。（参见刘日新著《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及其比重问题研究》第142-144页，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7年）
2、市场化。这主要是通过价格的调节，取代计划的作用，自发的调节资源的配置，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派糊说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实际上从“一五”计划起，就承认“价值法则的作用”，利用价格的作用来调节供求。但当时如毛主席说的：“计划第一，价格第二”，这实际上是在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正确处理了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则。
现在搞改革，实行市场经济，让价格自发的调节经济，这是资本主义的原则。1988年，搞价格改革闯关，学“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更大些。”（《邓小平文选》第262-263页）赵紫阳在弗里德曼的耳提面命下，学货币主义一套（货币学派的教条本来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但学歪了，不但不管住货币，反而放开货币（当年现金M0比上年猛增46.7%），放开价格。这样搞价格改革“闯关”，结果闹了个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消费价格指数高达18.8%，1989年仍达18%；抢购风席卷全国，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这实际上是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市场经济，搞资本主义。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当事者碰得头破血流，老百姓吃了大苦头。
在搞价格改革“闯关”之前，陈云曾通过姚依林、李鹏表示反对；闯出了大乱子之后，1988年10月8日，陈云找赵紫阳当面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5页）这是严厉的批评。《陈云年谱》特别注明，陈云以往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这次特意加上“西方”二字，表明他反对照搬西方资本主义一套到社会主义中国来。此事表示陈云已公开表态要与市场化改革派分手了。
以后价格改革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减少国家定价，增加市场定价。现在市场定价占95%，比西德所占比例还高。
市场化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哈耶克的名言：“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们特别反对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这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观点，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得辉煌成就的法宝。所谓指令性计划，用列宁的话说，不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是文人清谈一样，而是“全国性的任务”，是要执行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72页）用斯大林的话说，“我们的计划不是预料式的计划，不是猜测式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是各个领导机关必须遵照执行因而能决定我们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方向的。”（《在联共（布）十五大报告》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
搞指令性计划，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必然采取的管理经济的方法，中国并不是在建国后照搬苏联的办法。1942年，毛主席总结各根据地的财经工作的经验，指出：“在产量与销路问题上，应由财厅及有关机关，在财经办事处统一计划下，给予各厂以一定数额的生产任务，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成品有一定机关按时接收，解决产销之间的矛盾现象。在这个统一的计划性上，要实行各业之间的相互协助，消灭相互孤立甚或相互妨碍的本位主义。”（《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单行本第84页，东北书店1946年）这里虽然没有使用指令性计划之名，但把指令性计划的内涵说得再清楚不过的了。从根据地到建国后计划工作的实践证明，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是我们经济建设取得成就的重要方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流行我国的时候，我公开顶了一下。我在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中，批评新自由主义：“把计划经济理解为仅仅是指令性计划，是片面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采用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来管理。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需要实行指令性计划以外，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应实行指导性计划。市场调节是计划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入世后，清理过时的文件，这个文件没有被清理掉，因为我国仍然要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在1992年十四大前夕，市场经济之风刮得很凶猛，从上到下要求撤消国家计委，取消计划的呼声高唱入云。赵紫阳总理曾对姚依林副总理说：改革是干什么的？就是要改掉你们计委的。下面的改革派学者说，美国没有计委，他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好。现在改革到了关键时刻，要攻克“三里河这个顽固堡垒。”（三里河是国家计委所在地）当时国家计委主管计划改革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找我谈，现在怎么办？我说正面争论，他说不要计划，你说还要有计划，没有说服力，不如拐个弯说。我1991年去过韩国，那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从六十年代开始，执行了六个五年计划，就由一个农业地区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于是就写了一个《韩国企划院简介》的材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报》转载上报了中央。李鹏总理作了批示，邹家华主任接着要我们整了八个国家和地区怎么搞宏观调控的。这些资料为十四大提供了背景材料，于是十四大决策，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要用，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这样，国家计委没有被撤消，在宏观调控中定了位。这也可以说是市场化改革在我国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1990年，匈牙利经济学家柯尔奈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同哈耶克污蔑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相呼应的。书中极力推崇亚当斯密无形的手，公然要打倒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可能内容露骨反动，国内未见公开翻译出版。柯尔奈以前出过《短缺经济学》，《成长、短缺和效率》等书，那是污蔑社会主义的，被当作美国大学的教材。在我国也有一定影响，他本人了来过中国多次。1985年他应邀参加了国家体改委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提出所谓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2B模式）。当场有人指出，这不是法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吗？可见其改革是什么货色。现在更进了一步，公然著书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了，叛徒的嘴脸不是暴露无遗了吗？这就是所谓改革派提出的“东欧学派”的代表人物。
3、外向化。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方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帮助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经济。对外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641页）过去外贸依存率不到10%。在出口总额中，内资企业占90%以上，外资企业占不到8%。现在全部否定过去的方针，认为那是闭关自守。新时期要搞开放型经济，实际上是实行新自由主义要求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目前正逐步演变成出口依赖型殖民地经济。2008年进出口总额25616亿美元，已连续几年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西方吹捧中国是“世界工厂”，实际上如国际劳工组织说的：中国正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现在中国是发达国家的加工装配厂，是为跨国公司打工，向外国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敞开广阔的市场，耗费了可贵的能源和原材料，污染了环境，只赚取了一点微薄的加工费。200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率高达59.8%（前两年都在66%以上），高于以贸易立国的日本，也高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美国，两国的外贸依存率均只有不到20%。由于过度贸易，同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增加，同发展中国家也紧张，如有的非洲国家反对MADE IN CHINA的中国货。
应当指出，我国目前的出口贸易是以外商企业为主。从1995年起外商企业的出口额，就超过内资企业的出口额，2007年、2008年两者分别为6176亿美元、5385亿美元，和6751亿美元、6626亿美元。对此日本有评论说：中国经济在宏观上取得了成功和发展，但在微观上中国的民族企业的发展已达到了极限，正在走向衰亡。
现在大量进口外国商品，2008年达11331亿美元，严重冲击民族产业。外国的农产品抢占国内市场，如东北的大豆快被挤垮了。
关于引用外资，1979年李先念说：“我们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能依赖借外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8页）事实上，上个世纪90年代引用外资在观念上和政策上都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1991年还是以借外债为主，到1992年起就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了，从2001年起就不再借外债了。近30年来，从1979-2008年共实际使用外资10498亿美元，共中对外借款147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8526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500多亿美元。
各地对引进外资开展激烈竟争，你优惠50年免税，我优惠70年免税。他们以为外商都是来帮助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给我们带来了发展，带来了幸福，表示感恩戴德。殊不知那是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列宁曾经指出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帝国主义论》）陈云看清了这一切，1989年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注）和侵略别国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注：指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论述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家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已经分分割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因此，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
目前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令人触目惊心，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已占很大比重。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如化妆品，啤酒饮料行业，玻璃行业，家用电器行业，电梯行业，汽车行业，外资已占销售量的绝大部分。橡胶轮胎工业，民族工业基本上被挤垮。感光材料行业，日本的富士和美国的柯达占有市场份额的绝大比重。现在中国的招商引资门户洞开，基本无禁区，外商爱向哪里投资就向哪里投资，拱手让出广阔的国内市场。而且实行种种优惠措施，实际上是超国民待遇，造成许多地区重复建设，结构雷同，生产能力过剩，导致经济危机。前两年法国总理反对外资并购，喊出“经济爱国主义”的口号。对比我们这里，岂不是“经济卖国主义”？
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现在一个新动向，就是所谓“走出去”。这与前三十年的对外援助有所不同。那时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性质，无论是对朝越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对非洲民族主义国家，都要遒守周总理宣布的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详见《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35-536页）现在执行xxx宣布的按“国际通行规则”办事，实际上是按利润原则办事。有的网评说，中国现在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成了殖民地经济；另一方面也在对外侵略剥削，逐步成为社会帝国主义。非洲有些国家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持反感态度。
三、中国改革30年了，为什么还不达标？
中国的改革，如上所述，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要求，私有化，市场化，价格放开，贸易自由，已达到很高的程度。我们的改革精英自我感觉良好，甚为满意，但得不到西方大国的认可。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是否成功，有一条评判的潜规则，就是要得到西方大国的承认才行。布什任美国总统时，曾打电话给普京总统，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俄罗斯改革的代价是巨大的，经济倒退几十年，比卫国战争的损失还要惨重，人口减少，人的寿命缩短，等等）这对中国领导人可能剌激不小。前几年，我国通过外交途径，得到了四十几个中小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没有用，西方大国还是不承认。于是我国的副总理吴仪前年访美时向美国提出，要求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人置之不理。温家宝总理出访欧洲时，要求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被拒绝。去年温家宝总理出访美国时，拿出几千亿美元为美国救市，同时请美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但没有得到承认，没几天，美国竟援助台湾64亿多美元的军火。网评说，这是热脸蛋贴了个冷屁股。美国人也太不讲情面了！
为什么欧美的大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呢？这令我们的精英百思莫解。其实，世界银行早就道出了秘密：“至今为止，无论是1978年开始改革的中国还是越南，都没有进行脱离共产党对政府领导的政治转轨。”（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发展报告，第3页）西方大国对领导无产阶级搞革命的共产党，是恨之入骨的。尽管我们的官方多次声明，中共已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但在他们的眼里，市场经济由共产党来领导，是不可思义的，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他们来说，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党的…名字是否也可以考虑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这种设想，可能会实现，会获得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欢心，但同时会失掉中国十几亿人的民心。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领导人民搞革命，给人民带来解放和幸福，深得民心。一首《东方红》，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最近在群众推选的一百首红色歌曲中名列前茅，证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是永远难以磨灭的。到底改不改共产党这个名字，这恐怕是当今领导权衡利弊得失，不能不慎重考虑的大问题。这个改革的达标问题，确实是一个不容易下决心的难题。
四、中国改革的出路问题。
上面简要的回顾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到了苏东国家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初步接触到了我国陷入资本主义改革的窘境。
特别是当前我们改革学习的榜样美国，由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给全世界带来灾难，促使我们猛醒。应当说对我国改革的出路问题，不难得出结论。
简言之，应当坚决抛弃修正主义路线，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上来，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2009/7/3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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