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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打黑肃贪反腐斗争的标本意义

李定凯 · 2009-10-02 · 来源:
重庆经验重庆经验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重庆打黑肃贪反腐斗争的标本意义  

李定凯(2009.9.30)  

   

今年6月以来,重庆掀起了打黑肃贪反腐的阵阵风暴,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先是摧毁了一个个富豪黑帮,接着掀翻了一顶顶黑帮保护伞,揪出了为数不少的贪腐黑官。据网上披露:截至8月15日,重庆警方成功抓捕黑恶团伙成员1544人,469名逃犯受到境内外追捕;收缴枪支48支、子弹877发;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5.3亿元;累计破获查处各类案、事件1009起,其中破获刑事案件892起;14个横行该市多年的主要黑社会团伙受到致命打击,100余名黑社会团伙骨干成员被缉拿归案,其中陈明亮、岳村、黎强等67名黑恶团伙首犯和骨干分子被警方先后执行逮捕。在8、9两月,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总队长、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陈洪刚、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市煤监局副局长王西平等一批重庆市原公、检、法、经系统里位高权重的官员相继落马。从揭露出来的情况看,简单地用“触目惊心”、“骇人听闻”这些字眼,已经不足以反映问题的严重性。我在经过最初的震惊之后,越是反复琢磨网上公开的材料,越是认为重庆的打黑肃贪反腐斗争不是一个孤立的、一时一地的事件,而是一个具有典型和普遍意义的标本性事件。为什么呢?  

   

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首先,这场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说它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经济、政治、法制方面与新生的不法资本家之间的严重较量。  

重庆的黑帮老大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市场化经济改革中崛起来的 “民营企业家”,他们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径迅速建造起他们的经济王国,摄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甚至一度控制了重庆市的部分经济活动。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黎强,从上世纪90年代涉足道路运输,伙同其家族成员采取收购客运线路运营权,威胁殴打竞争对手,越线夺线经营,隐匿会计凭证和账簿,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手段,直至把渝强实业打造成拥有20多家子公司的企业集团,涉足客运、房地产开发和汽车维修等诸多领域,成为重庆巴南区第二富豪。另一个黑老大陈明亮,2001年与他的同伙在重庆市渝中区大世界酒店开设云梦阁夜总会,2004年开设豪城夜总会,2006年在澳门赌场开设洗码公司,穷凶极恶地纠集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和社会闲散人员,以创办经济实体为掩护,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销毁、伪造经营凭证,组织、介绍、容留卖淫、吸毒和赌博,洗钱,放高利贷,暴力绑架敲诈,故意伤害和报复杀人等犯罪手段疯狂敛财高达数亿元人民币。还有一个王天伦,1996年创办以经营生猪为主的永红食品有限公司,2003年创办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任董事长,他借助黑恶势力开道,终于在2006年靠一路打杀“成功地”以“放心肉供货企业”资格进入重庆市各大中小学食堂,并在全重庆各大市场开设专卖店,占据了重庆猪肉市场41%的份额,同时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再介绍一个在重庆摩托车行业中名声显赫的亿万富翁龚刚模,此人曾经担任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被誉为销售奇才;他与另一个黑恶势力头目陈坤志共同成立重庆万贯财务公司,作为其施展“财技”的指挥中心,放水、洗钱,无恶不作:2005 年,龚刚模无视相关国有企业的不满,以不到原资产2.1%的价格(4300万元),顺利完成了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打包处置”21亿元“不良债权”的交易;在随后的一系列资产处置,包括采用黑恶手段操控土地拍卖中,龚刚模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还为了经济利益,不顾铤而走险,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故意杀人。  

列宁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些被市场化经济改革乳汁喂养得硕大无比的“民营企业家”们,当然不会违反这个客观规律。他们时刻不忘凭借手中巨大的经济实力,无耻地寻租政治保护,骗取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以实现“以商养黑”与“以黑富商”。他们或者以金钱、美女作为“糖衣炮弹”打倒手握权力的官员,俘虏过来成为他们 “马仔”;或者想方设法给自己带上一顶顶“红帽子”,捞取政治资本,掩盖他们的丑恶面目;或者像心术不正的演员一样作秀,把自己打扮成代表社会良知的“精英”,欺世盗名,招摇过市。总之,他们采用“拉出去、打进来”的策略,在政治上大做文章。文强和他手下的“四大金刚”就是被陈明亮等黑帮头目拉下水,成了他们的保护伞。在被绳之以法的黑老大中,黎强除了戴过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的桂冠、还挂有多个官方或半官方的头衔: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巴南区工商联(总商会)会长、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道路运输商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天伦曾是重庆市大渡口区政协委员;陈明亮曾是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重庆市华厦建筑公司总经理贺伦江曾是渝北区政协委员。这些人物不仅曾经在政权层面上有发言权,而且在社会上还以“创造就业机会”、“上缴税收”自我吹嘘,用他们掠夺的不义之财“乐善好施”,显得他们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忽悠共产党的官员,拉拢不明真相的群众,掩盖他们的贪婪本性,行“吃小亏占大便宜”之实。如陈明亮就曾以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先后捐款8万余元用于建设光彩小学、资助贫困大学生、抗洪救灾和修建人民广场;五年捐资30万元向渝中区50户孤寡老人和下岗职工每人每月发放100元。今普公司的王天伦在2008年春节前声称“在喜迎新年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我们周围还有一些困难群众吃不起肉。”骄傲地委托大渡口区民政局向5300多个低保困难户发放“爱心猪肉券”,每户凭劵在今普公司展销大厅免费领取价值30元的猪肉。另一个黑老大贺伦江在2005年捐款20万元修建“黔江圣然希望小学”;2006年捐款20万元修建江津区龙华中学教学楼;从2005年起,每年拿出五万元资助渝北区暨华中学七名学生读大学;2008年,在重庆一民主党派与万州区委签署合作协议的仪式上,向柱山乡捐助20万元教育基金。贺伦江也因此赫然入选重庆市某权威部门编写的《当代重庆名人志》一书,获得“工商巨头、贡献卓越”的美誉。这些黑老大很会算“投入产出”的经济账,他们投入“慈善”事业的费用与他们获得的回报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网上披露出来的以上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人民政府与这些新生的涉黑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就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从今年7月开始的这场斗争,重庆警方整合公安及特警部队之力,成立打黑专案组200个,参战警员由3000人超常规集约到了7000人。重庆人民群众和全国网友对薄熙来同志在重庆领导的这场斗争给与了热烈的支持和广泛的关注,也说明这场斗争不是一般的打击刑事犯罪,而是如同两军对垒的一场大战,是一场牵动千百万人民思绪的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重庆打黑肃贪反腐斗争的标本意义还在于,它再次证明了毛主席的如下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并不是说共产党外面没有资产阶级,而是说资产阶级的重心和大头在共产党内。如上所说,黎强、陈明亮、王天伦、龚刚模、岳村这些黑富豪们就是党外资产阶级中最恶劣的成分,而他们的产生、成长和发迹无不与党内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共产党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而是存在于社会之中,时时刻刻受着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社会思潮和文化的影响,共产党本身也受着对立统一规律的支配。尤其是共产党执政以后,掌握着各种巨大的资源和权力,主导着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需要通过她享有各种权利,进行劳动和生活;资产阶级也需要利用她达到复辟自己阶级利益的目的。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大众来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还意味着,最大的危险在于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层可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影响下,通过改变正确的路线或制定错误的政策,导致资本主义全面或局部的复辟,甚至导致整个国家的土崩瓦解,就像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那样。  

在重庆的打黑肃贪反腐的斗争中,抓住了黎强、陈明亮等重量级富豪,才拔出萝卜带出泥,把文强等一批黑帮富豪的保护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强长期在重庆市公安、司法系统握有重权,前后达17年之久。1992年,他被调到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任副局长;从1997年重庆改为直辖市到2008年,他连续11年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2000年时被提升到正厅级;2008年调任司法局局长,直至今年8月被捕。因为他执掌着重庆市的公安大权,黑帮富豪们就打他的主意,用金钱拖他下水。长期以来,文强和他手下的四大金刚(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垫江县原副县长、公安局长徐强)与6大“民企”黑帮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在为黑富豪们撑开保护伞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黑社会的成员。在查处的文强罪证中,有他聚敛的近亿资产,其中包括8处住房,有一处价值3000万元左右的双栋别墅位于重庆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和避暑胜地之一的仙女山,占地20亩,地是武隆县一位主要领导白送给文强的,房子是建筑商免费替他建设的。在一处住所中,文强藏匿了各种外币和金条,价值3800万人民币。更令办案人员惊愕的是,文强还在重庆机场高速公路边的一个深水鱼塘的淤泥里藏匿了2000万元现金。涉黑富豪黎强和文强像“袍哥”一样称兄道弟,文强也利用黎强使他的亲属进入到黑社会敛财。其他如彭长健、毛建平、陈洪刚、张弢等人莫不遵循了同样的模式。  

据报导,在不久前重庆市公安局举办的“打黑除恶阶段性成果汇报展”中,专门绘制了以文强为首的黑保护伞的组织结构图,其中文强为伞尖,下面分别是文强的四大金刚,再下一层就是几十位处级警官和近200名警员。这还仅仅是文强控制的一个分支。试问,在重庆市的打黑肃贪反腐风暴之前,其公、检、法系统是否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局部变质,成了黑恶资产阶级的保护伞呢?与党外的黑富豪们相比,这些手握大小不等权力的共产党里的贪腐势力是不是更危险呢?  

   

干部“四化”,革命化是核心  

   

重庆打黑肃贪反腐斗争的第三个标本意义,是亟待解决的干部队伍的革命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的组织不停地抓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建设,但这次重庆公、检、法等系统的一批干部及前几年另一批干部的倒掉,不是倒在后三化不到位上,而是倒在革命化不到位上。  

先看年轻化:  

l  文强1955年出生,他1992年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时才37岁。  

l  陈光明1954年出生,1979年从警,1996年担任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时也只有42岁,可谓年富力强。  

l  毛建平,1963年出生,42岁时升迁为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  

l  张弢,1963年出生,一路仕途平坦,39岁时任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高级法官。  

l  其他倒掉的厅局级官员的年龄都不大。  

再看知识化和专业化:  

l  文强,大专学历,一级警监,曾是重庆警界的刑侦破案高手。有媒体称:“文强是因为(2000年破获新中国成立以来死伤人数最多的)张君暴力抢劫特大案件而闻名全国的。其实在此之前,随便点出几个文强办的案子,人们的崇敬之情便会油然而生:1992年那次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重庆的抢劫运钞车案……他破获的好几个案件被公安部记一等功。”  

l  陈光明,大学文化,有“三个一”之称:重庆公安史中的第一位女总队长、重庆公安刑侦战线唯一的女总队长、全国省(市)级公安禁毒战线唯一的女总队长。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多次荣获个人二、三等功和重庆市先进工、“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第五届全国十大女杰”、“重庆市首届十大女杰特别奖”等荣誉称号,2007年出席重庆市第三次党代会,在会上被推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  

l  毛建平,法学博士,三级高级检察官,兼任西南大学教授,是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在全国检察系统中也是个名人。他主办和指挥侦办了一批重特大贪污贿赂案件,先后7次立功受奖,发表论文40余篇,合作专著2部,参与科研项目2项、获省级论文奖4次。2006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检察业务专家”称号。  

l  张弢,法学博士, 1997年随“博士服务团”赴重庆市挂职;2002年任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高级法官;2007年入选首届“重庆市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法律专家”,还是重庆一所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  

l  还有2008年被“双规”的重庆市原规划局局长、党委书记蒋勇(40岁任职),1962年出生,1992年获英国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硕士学位,曾任中共重庆市三次党代会代表、三届市委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上述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厅局级干部,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创造过不少,甚至是突出的业绩,若按新时期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是完全合格的。但是他们最后都堕落为人民的罪人,不免令人扼腕叹息。原因何在呢?一句话,“革命化”不合格!  

我以为,干部“革命化”的含义可分三个层次,首先是要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武装,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其次是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的人生观,再就是要有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工作态度和作风。革命化是管方向的,是灵魂,必须要以“革命化”统帅“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否则就会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就等于没有灵魂”。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需要特别注意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我看过原重庆市委书记汪洋2007年5月23日在重庆市第三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其中第五部分的内容是“与时俱进,加强党的建设”,对党风廉政建设、干部队伍制度建设和防腐拒变讲得面面俱到,唯独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这也许是重庆市公、检、法系统出了这么多问题的一个领导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的组织在抓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时,对后三化往往很具体,很落实,甚至提拔干部要求高学历,卡年龄,一度从中央组织部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都要求把干部分期分批派到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去培训,“和国际接轨”,而对“革命化”却虚与委蛇,甚至错误地引导。不少舆论媒体宣传年轻人要“自我设计”前途、个人奋斗;制度的设计也是鼓励个人奋斗。这与党历来的干部培养政策是背道而驰的。毛主席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多次指示干部和党员要读基本的马列原著,并且亲自开列学习书目,目的是要端正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我入党40多年了,前半段还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读点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可是在后半段20多年的时间里,就很少有那样的机会了。现在走到书店里,连《共产党宣言》这本共产党的“圣经”都很难买到。周围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把我看作老古董,我也对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素养实在难以恭维。我常常“杞人忧天”,这样下去,如何能把干部队伍培养好!重庆一批干部的垮台,是否与此有关呢?  

   

建议中央推广重庆打黑肃贪反腐的经验  

   

重庆打黑肃贪反腐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涉黑不法资本家的犯罪行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矛盾,隐藏在公权部门的资本黑恶势力代理人的贪赃枉法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矛盾,党内外资产阶级的贪腐行为与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矛盾,不可能是重庆一地独有的现象,因为其它地方也存在重庆产生这些矛盾的条件和土壤。从网上反映的情况看,在重庆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全国不少地方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许多群众也在网上呼吁中央认真总结重庆的经验,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把重庆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其他地方去,取得全国范围内打黑肃贪反腐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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