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条令人欣慰的报道所想到的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一四三
王奇臻
2009-12-8
引言
本文是2007年９月１2日，十七大召开前在发表的文章《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和后来的一系列文章（最近一篇是《奥巴马会不会打伊朗？》）的续篇，文章大多在网站www.wyzxsx.com的《文集》中wqzwangqizhen名下。本文仍然以对话的形式写出，“网友”不代表具体个人，特此说明。
据报道：“中評社香港12月7日電／大公報報道，中國三大中央媒體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近日集體發聲，不留情面地抨擊上訪‘黑監獄’、利潤侵蝕工資、暴力拆遷等時弊。力度和深度均為以往罕見，以至於出現上百萬網民跟帖力挺人民日報文章的現象。此舉提高了央媒的親和力和公信力，也釋放了政府直面工作不足、著手解決問題的政策信號。”我认为这是一条令人欣慰的报道。本文想就此展开论述，文章不一定正确，也一定不全面，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补充，特别欢迎善意的转帖。如能得到你的支持将不胜荣幸。
关键字
|媒体|为人民服务|正反馈|阶级斗争|路线|以钱为纲|继续革命|
标题
一、一条令人欣慰的报道
二、报道传递了什么信息
三、要认识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才行
正文
一、一条令人欣慰的报道
网 友： 我看到一条令人欣慰的报道：
中評社香港12月7日電／大公報報道，中國三大中央媒體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近日集體發聲，不留情面地抨擊上訪“黑監獄”、利潤侵蝕工資、暴力拆遷等時弊。力度和深度均為以往罕見，以至於出現上百萬網民跟帖力挺人民日報文章的現象。此舉提高了央媒的親和力和公信力，也釋放了政府直面工作不足、著手解決問題的政策信號。
《瞭望》狠批“黑監獄”
《人民日報》批低工資
央視的火力則集中炮轟發生在成都、上海等地的暴力拆遷。
許多中國老百姓的普遍感覺是，中央媒體往往高高在上，報喜不報憂，離底層民眾真實的生活狀態和生存感覺存在差距。因此，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是最具權威、級別最高的三大中央媒體，此次在新聞內容上的大膽“變臉”，獲得網民普遍讚譽，加分不少。（《中央媒體齊批時弊 為民請命》，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2009-12-07 09:25:34）
你怎么评价？
作 者： 这是大好事。我国现在两极分化严重，阶级矛盾突出，社会好象处于火山口上，非常危险。中央媒体能够反映一点实际情况，比以前粉饰太平要好多了。
二、报道传递了什么信息
网 友： 从这样的报道中，你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作 者： 我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中说：
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五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大众传媒为正反馈系统。
为什么我说大众传媒为正反馈系统呢？因为我们的传统观念要求大众传媒做党和人民的喉舌，这当然是对的，不能成为反对党和人民的工具。然而实际上往往变成只是从上往下的传声筒，反映社情民意并做不到。例如，毛泽东同志想发展快些，说要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的人，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媒体闻风而动，说大跃进如何如何好，上边一听更加高兴，媒体再次放大……如此反馈下去，最后变成亩产几万公斤。现在也是一样，邓小平想中国发展得快些，搞改革开放。媒体一个劲地、一面倒地说邓小平理论如何如何伟大，改革如何如何好，好得没有一点问题。除了把上边喜欢听的话无限放大之外，媒介还屏蔽了下边不同的意见。于是经过媒介的扭曲，上边得到的信号严重失真，怎么会不犯错误？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社会主义遭受挫折，大众传媒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的这则报道说明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中央主流媒体已经开始纠正“正反馈”的错误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希望这种好现象从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发展下去。
三、要认识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才行
网 友： 你所说的“深度和广度”是什么含义？
作 者： “深度”是指要认识到产生问题的根源，“广度”是指还有大量危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有待于反映和揭露。
网 友： “广度”好理解，请谈谈“深度”。
作 者： 好。先说《瞭望》狠批“黑監獄”，其内容指的是：這份新華社主辦的新聞雜誌11月下旬發表文章，嚴厲抨擊各地接待上訪人員的駐京工作組，野蠻粗暴，有些臨時勸返分流場所被上訪人員稱為“黑監獄”，很多人在那裡被扣押手機、身份證，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遭到虐待和毆打。《瞭望》披露相關省市在京設立的這種“黑監獄”多達73處。隨後，新華網還全文轉發《瞭望》的文章。现在要分析的是造成“黑監獄”现象的根源是什么？是地方政府严重失职，不是认真解决自己应该解决的矛盾，而是企图掩盖矛盾，欺骗中央。
再说《人民日報》批低工資，其内容指的是：文章披露，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會佔企業運營成本50%左右，而在中國則不到10%。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國則不到42%，並呈逐年下降趨勢。文章質疑，“人們發現，試圖通過付出更多勞動來提高收入，似乎變得越來越難。”现在要分析的是造成“低工資”现象的根源是什么？是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剥削而政府又不维护工人阶级利益造成的。
最后说暴力拆遷，其内容指的是：成都金牛區暴力拆遷致使女房主當場自焚身亡，央視質問：“就算是面對綁匪，也應當先考慮人質的安全”；央視還以“一個女人的燃燒瓶和政府鏟車的拆遷大戰”來揭露上海拆遷的野蠻和對房主物權的踐踏。现在要分析的是造成“暴力拆遷”现象的根源是什么？一般是房地产商（资产阶级）残酷剥削，而地方政府的屁股坐在资本家一边，甚至动用国家机器镇压群众而造成的。
网 友： “黑監獄”、“ 低工資”、“ 暴力拆遷”问题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干部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作 者： 表现的虽然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但是如果再深入思考一下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有这样严重的社会危机呢？原因显然是这30年的路线有问题，不是改善社会主义，而是改成与资本主义接轨了。于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各样的丑恶现象就出现了。
网 友： 怎样才能避免地方政府干部素质差的缺陷？
作 者： 第一是党中央要纠正思想政治路线上的问题。党中央的主要媒体要帮助纠正错误路线，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一点我几乎每篇文章都强调，这里就不说了。第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干部制度。我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中说：“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七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制定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权力继承规则”。第三是一定要把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中，让人民群众定期评判干部。我在2008年7月8日的文章《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中针对地方政府干部问题时强调说：“社会主义要求干部‘为人民服务’，所以原则上一定要让人民评价‘干部’，做不到这一点一定不是好的干部制度。我们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资本主义复辟是很容易发生的。”我认为要想解决地方政府干部问题，让广大群众评价他们的“德才”十分重要。为什么以前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没有认识到，或者重视不够，所以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
网 友： 用选举的方法行不行？
作 者： 不行，选举是金钱的游戏，劳民伤财，丑态百出。例如菲律宾刚刚发生的杀害人质的残酷事件就是因为“选举”而引起的。据报道“明年菲律宾进行大选举，各竞选人将角逐一万八千个全国和地方职位。上周各地展开竞选人登记活动，现任马京达瑙省省长的安帕图安，已“不战而胜”了三届，该省的22个市长中，大部分都是他的儿子和孙子。他本想让自己的儿子“子从父业”，却不料马京达瑙省的另一家族曼古达达图，要与之争夺省长权力。于是，血案发生。菲律宾人质事件：朋党之争怎会如此恐怖”（白烁，2009年11月26日08:08，来源：《新京报》）。台湾的选举不断，在刚结束的选举过程中，贿选、下跪、求神拜佛、开枪恐吓等无奇不有。
网 友： 等一下，说到台湾，我刚看到文章说：“而有汉奸和洋买办代表人物之称的吴建民，12月1日下午在台北当着台湾外交部政策设计主任委员黄奎博、前外长程建人等的面说：1971年联大会议决定PRC（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全中国，这当时已获国际认同。但现在，大陆‘新三句’说，两岸同属一中，这表示PRC不等于中国，这表现了很大的灵活性。”（《吴建民与薄瑞光同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等于一中》，美华，，2009-12-7），你怎么评论？
作 者： 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严重的政治事件。如果文章内容属实，我分析有两种情况，一是他泄露了外交部的机密，那么罪责当然包括外交部等上层；二是他自己的理解，乱说。不管哪一种情况，都应该立即处理，否则影响祖国统一大局。
网 友： 怎么处理好？
作 者： 第一，给吴建民党政纪律处分，不再使用。第二，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批判吴建民的谬论，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网 友： 看来选举不是好办法。请接着说如何解决基层干部素质问题。
作 者： 第四是经济制度问题。干部问题属于政治方面的，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连总统都不过是金钱的奴仆，何况地方政府的干部呢？第五是文化方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干部也是这样。即使在毛泽东时代的真社会主义社会，也要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社会制度一般来说是与人的思想状况相关的，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努力造就无私奉献的新一代人。第六是政策方面。要限制差别过大，不能产生两极严重分化。两极分化会腐蚀干部。第七是在可能的情况下，逐步限制投机，限制金钱的作用范围。金钱万能当然对干部有极坏的影响。第八是从共产党的高层开始实行供给制，使他们不需要敛财。如此等等。实际上社会是一个整体，基层干部问题也是社会整体的反映，应该系统地进行研究解决，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
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战的伟大时期，中国纠正错误路线就会像当时的延安。生在这一伟大时期是我们的幸运。不要因为没有赶上革命战争而懊恼，因为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搏斗的战争正在继续，而且战斗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事关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必定会影响到世界革命。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都来支持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个人，如果只为个人生活好些虽然无可指责，但是当你决心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时，你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退休教师 王奇臻
E-mail电子邮件：wqzwqz666666＠sina．Com
附文：
接访“灰色产业链”已成规模 严重损害政府形象
2009年11月24日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在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访接待办、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办，以及天安门公安分局附近区域，除了聚集上访群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各地来京接访的干部。北京每次举行重大活动前，会形成进京上访与接访两支“大军”。
面对“零上访”、“一票否决”等考核压力，千方百计控制进京上访人员、花钱买“稳定”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非常之举”。近年来不少省区市在北京设立临时劝返分流场所，派驻接访人员，对暂时不能接回当地的上访人员进行劝说、分析解答其诉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访民的对立情绪，维护了社会稳定。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追踪调研中发现，一些市、县驻京接访人员管理和工作疏松、粗暴，违规雇佣社会人员看管上访人员，导致访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同时，在北京，围绕上访人员的吃、住、行、“抓人”、“看守”、遣送等，明里暗里已形成规模庞大、畸形的“灰色产业链”。
庞大的接访“大军”
据内部知情者透露，进京接访人员最多时超过1万人，平时每个省驻京接访人员有数十人。一次重大会议召开前，东部沿海某省进京接访人员超过1000人，接访车辆300多部。
国庆前夕，在“两办”和全国人大接访办、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办门前街道上，密布着地方省市的接访车辆。其中有法院、公安的，也有不明底细的车辆，一些车中已载有先行接获的访民。本刊记者深入到这些敏感区域采访，看到街边的人行道上，散坐着上百名各地来京接访干部，有的人甚至将“马扎”直接支到了“两办”接访办的墙角下。守卫“两办”和全国人大接访办的保安员，不得不定时驱逐这些“不速之客”，一天要清理三四次。
据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各地方政府驻京工作组采取三种方式安置分流上访人员，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宾馆设置临时劝返分流点，由驻京工作组照顾和看护；二是雇佣专业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租赁场所和负责看护；三是直接雇佣社会闲散人员，由他们提供地点和看护。这些临时劝返分流场所，被上访人员称为“黑监狱”，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被扣押手机、身份证，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和殴打。
一份权威部门的调研报告显示，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部分接访人员素质低下
北京市宣武区太平街社区永定门西街北里紧邻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来访接待办，这成了社区居民最大的心病。
72岁的张秀海老人是社区安保志愿者，从奥运会前至今，她每天准时在永定门西街北里门口的治安岗亭“上班”4个小时。“这条街有很多接访干部，各地的都有，平时坐在路边，戴着墨镜，手拿大茶缸，说话声音很大、很凶，对附近居民态度恶劣。”她说，“看到穿着破旧的，背着包的，或者残疾人，他们就拦住人家要求看身份证，查到他们当地的上访者就劝，不听劝的就连拖带拉往车里踹，很野蛮，我们都不敢劝。”
社区居民郭连结腿有残疾，在102路公交车队上班，每天上下班进出社区，都会被接访人员拦下询问。郭连结委屈地说：“他们态度粗暴，拉住我不让走，老问‘你哪来的，你那事还没完呢’，父母只好每天接送我。”
太平街社区居委会治保主任张马玲告诉本刊记者，一些接访干部素质低下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乱停车，堵塞小区道路；二是粗暴，经常在社区里追打上访群众，“搞得我们社区治安混乱”；三是不爱护社区，在社区租房子，经常夜里打麻将、吵架、喝酒，烟头垃圾乱扔，把访民接回群居群宿，接访人员三天两头换，很难管理。
走近接访“灰色产业链”
据老访民林家原(化名)介绍，一些社会闲散人员、老访民、离职的地方接访干部，在熟悉了上访、接访的门道后，承包一个宾馆或租一个农家小院，演变成“职业接访人”，赚地方政府的钱。
他说，上访人中有专门帮助接访人员打探、指认其他访民的，行话称为“点子”；还有人串通内部人士，给已经登记的访民“消号”，行话称为“画杠”。
河南籍访民M曾经在北京火车南站附近的聚源宾馆和青年宾馆被拘禁过，她说：“青年宾馆1层和聚源宾馆一样，由私人老板承包，专门看守上访人员。在这里住一天，老板向当地政府收取费用，城市上访人一天200元，农村上访人一天100元，吃住都很差，不听话就会挨打。有时候私人老板直接去马家楼接我们出来，然后关起来，直到当地政府来接我们回去。”
本刊记者采访中，一家保安公司被上访人员反复提及，他们反映称这家保安公司为七八个省市县政府提供看管上访人员的服务。记者在这家公司暗访时看到，一名干部模样的男子正在一间教室内给20多名上访者讲解政策和法律，劝他们回去。
一姓张的公司经理称，他们为多个省看护上访人员，还帮助做思想工作，食宿和管理都比较规范，看护一名上访人员一天，向地方政府收取200～250元费用。“我们比较正规，按时吃饭，不打骂，房间也宽敞，不像有些黑背景办的点，又打又骂，30小时才给吃一顿饭！”
记者没有暴露身份，在国家信访局马家楼分流站外遇到了姓张的公司经理所说的“黑背景”，一个马仔与记者攀谈后说：“从马家楼接人出来，需要看管，可跟我们刘总联系，要抓上访人员也可以。”随后给了记者“刘总”的电话。谈话间，一辆面包车从马家楼分流站内驶出，车内坐有上访人员，马仔说：“我们刘总出来了。”然后上车离去。
本刊记者随后拨通电话，称自己是刚刚来京的接访干部，不熟悉情况。“刘总”指点说：“看护上访人员，一天收费200元，只要你在街上指出来是谁，我们可以帮你抓人，押送到看守点！你们可以向当地政府报300～500元每人每天的费用，多出来的差额就归自己了。”记者问：“有没有办法消号？”刘总答：“这个比较难，但也不是不可以，我可以帮你们引荐内部人士，出多少钱，怎么消号，需要你们亲自去谈，他们不会和我这个中间人谈的！”
粗暴接访的“放大效应”
在采访中本刊记者了解到，并不是所有接访干部都素质低下，粗暴言行，事实上，大部分访民坦言接访人员并未打骂虐待他们。然而，少数人的行为给访民带来了身心创伤，其恶劣的舆论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权威部门的调查显示，在京临时劝返分流场所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缺乏统一管理，组织领导、监督检查制度匮乏；二是单纯看管控制，雇佣人员素质低下，疏导教育缺失，甚至出现个别地方政府工作组将上访人员直接交给社会闲散人员看管；三是硬件差，基本设施保障不完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个别场所出现男女混居、群宿现象。
2008年3月，中央联席会议曾出台文件规范非正常上访人员劝访机制，要求各地驻京工作组不得到北京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劝离或接走非正常上访人员。暗中抽查显示，此后天安门等重点地区的接访现象锐减。但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来访接待办门前，接访队伍却并未减少。
永西北里管片一位负责人说：“接访人员代表的是政府，粗暴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建议中央加以规范。”北京一名长期接触外地来京信访人员的官员说：“来京接访人员大部分还是文明的，他们为维护首都稳定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但极少数人的粗暴言行直接影响了政府形象，甚至成为访民新的上访原因。我认为无论是接访人员还是负责现场处置的民警，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上访群众的矛盾，至少也不能激化或制造新的矛盾，每个接触访民群体的人都应该牢记这一条。”
受访的多位基层干部指出，设置临时分流点是劝返接回非正常上访人员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但应该全面规范管理，有效堵塞漏洞。建议中央联席办作为日常牵头督导管理检查的责任主体，责成国家信访局制定在京临时劝返分流点的工作规范，包括办公、食宿、卫生防疫、内部安全、处置意外事件等软硬件标准，并实地检查，不合标准者限期整改或撤消。建议各地以省为单位统一在京设置劝返分流场所，避免市、县设点过多疏于管理的现状，严防违规设点。同时，强化驻京工作人员日常教育管理，强化对上访人员的教育疏导和稳控工作，并进一步要求各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事要解决”上。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认为，“没收身份证”、“打骂拘禁上访者”等一些不规范的接访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可能消解执政者试图用信访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安排，甚至异化成为新的社会冲突制造点。对访民来说，上述行为让他们对地方政府感到失望，最终导致对中央政治权威的怀疑，一些人最后不得不采取过激行为以获得重视，如果任其发展后患无穷。
人民日报调查显示：普通居民“干得多，挣得少”
发布时间:2009-12-03
内容提要：人民日报记者多地调查显示，中国城乡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是一件鼓腰包、顺民心的要紧事
傍晚5点半接班，工作到次日凌晨4点多，黑白颠倒，每夜挣400多元。福州出租车司机叶为民——
收入来得不容易
晚上6点半的福州街头，车水马龙。望着前面等候的车流和远处的红绿灯，出租车司机叶为民十分焦急。出租车白班和夜班在17时半交接，之后到19时左右正是夜班司机赚钱的好时候，“一般情况能有八九十元的营业额，下雨天和周末要好些。但高峰期路也堵，车不好开。”
34岁的叶为民是福州郊县人，进福州城工作已多年，两三年前开始跑出租。“在福州人眼里，出租车司机算是准高收入者，收入到底有多少？”记者问。叶为民憨厚地笑笑，“只能算中等吧，正常的话，一月能赚4000元。”
这收入来得不容易。
叶为民长年跑夜班，每天傍晚5点半接班，工作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黑白颠倒，一月只休息4天。而且，他和身边的很多司机都没办理任何社保手续。“有人说我们这工作挺轻松，每天坐在车里，动动手脚就来钱。可压力大啊！十几个小时连续跑，一刻不敢放松，就怕出点事故。有时你不碰别人，别人也会碰你！”
由于车不是自己的，每个夜班，叶为民要向车主交100多元租金，再加上各种税费和向挂靠公司交的管理费。这样一来，每夜400多元的营业额里，油钱和租金占去2/3。每天夜里两点多，有些司机回家休息了，叶为民还继续干。
“为什么这么辛苦地跑？因为负担越来越重了啊。”妻子原来开了家小服装店，后来因为没人带孩子只好关了，4000元就是每月全家的收入。房子是租来的，每月租金近300元；5岁的儿子上幼儿园，每月费用六七百元；父母和岳父母每月也要给一点吧……叶为民一笔一笔算过来，每月只剩1000多元。
这1000多元能干什么呢？主要就存着预备给孩子将来上学用。买房子却从未想过，“商品房太贵了。申请经济适用房，我们是外来人口又不符合条件。在福州生活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能拿到市民待遇就好了。”
固定工资每月640元，焊接一台热水器挣不到3元。济南打工者吴长胜——
大家工资都比我高
济南虽是冬天，吴长胜供职的力诺瑞特新能源公司车间却显得格外暖和。他站在一台太阳能热水器旁，手拿氩弧焊，正紧张地忙碌着，“以前，公司业务量小，每天只焊接100台。今年，热水器下乡刺激了需求量，公司订单不断增加。今天要焊230台。”
2005年，18岁的吴长胜从济南市商河育才技校毕业。当时，因工作难找，他自己筹资贩起水果蔬菜。“蓬莱的菜、东北的西瓜，我都卖过，天南地北地跑，把进的货运到批发市场，半年下来，挣了1万多。”吴长胜说，钱是挣到一些，但活儿太辛苦，仅几个月时间，瘦下去五六斤。
后来，他在老家威海盘下一个小吃部，又到济南长清大学城卖服装，有挣有赔，两年算下来，折进去3万多。
“家人劝，找个稳定点的职业，别总这么漂着。”吴长胜叹了口气。经朋友介绍，他来到力诺瑞特公司。开始是3个月的实习期，工资每月只有600元。因为表现好，小吴提前半月转正，工资单上的数字从3位数，变成了4位数，每月能拿到1600元左右，“固定工资每月640元，其他为计件工资，焊接一台太阳能热水器，平均2.95元。”
除了工资，公司还给职工缴纳了“五险一金”，个人需缴100多元。“因为进公司不到5年，我还没有资格享受住房公积金。”逢年过节，公司发一些福利，比如中秋150元、过年200元。小吴说，“公司规定按工龄休年假，我一年可以休5天。可为了多拿点钱，从没有休过。”
“车间里，谁比你工资高？”
“大都比我高。”小吴笑了，“我是焊接工，上面有工艺员、统计、车间主任、生产部长、生产总监、总经理等。工艺员大概每月2600元，车间主任每月近5000元。”
小吴说，他还是个毛头小伙，没有女朋友。除了上班，平时很少出厂门。吃饭就在公司食堂，每顿三五元。吴长胜最大的心愿，是过年后自己买套房子，“90平方米，总价30多万元，首付30%，大约9万。现在存折里有4万元，还有不小的差距。”
每月收入4000多元，可交上房子的月供后，钱包就瘪下去了。广州白领张超——
何时不再捉襟见肘
将3个月的供楼款7800元存入银行专门的按揭账户后，张超感到银行卡开始亮“红灯”了。生活在广州，处处要花钱，他认为自己的银行卡上最少要存2万元，以备不时之需。但现在，供楼款一交，存款少得突破了心里底线。
张超现在广州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做售后，12年前大学毕业来到广州，工作、结婚、生子、买房……如今，张超工资条上税前收入超过5000元，扣除个税和社保医保和其它费用后，拿到的现金也有4000多元。不过由于每月还房贷2600元后，钱包就迅速瘪下去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稳住客户，公司加大了对客服部门的工作要求。除了正常的客户有需求必须到位后，还要求每位客服经理必须对自己联系的广东省内客户每月登门拜访一次。如此一来，工作量又增加了一倍。
张超的妻子曾在一家医院做护士，月收入一千六七百元。孩子出生后，家里忙不开，这给妻子出了一个难题：如果继续工作，因为要上夜班，就必须请一个保姆，但现在最便宜的住家保姆，每月工钱也在1200元以上。无奈之下，妻子就只能辞工，专职带小孩，家里的收入顿时也少了一大截。
像张超这样的白领，在广州不在少数。干得多了，收入却似乎越来越显得少了。对于加工资，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在应付家庭正常的支出时不捉襟见肘，就很满意了。
人民日报：提高劳动所得是大势所趋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到百分之四十二，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资本回报比重却节节上扬——
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年终将至，盘点收入成为热门话题。人们发现，试图通过付出更多劳动来提高收入，似乎变得越来越难。广西农民工朱孔孟说：“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年来也没涨过工资。难道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就这么大？”
不是劳动差别大，而是赚钱的方式不同。企业主当然也要付出劳动，但他们赚钱主要依赖所投入的资金、厂房和设备，属于资本所得；而普通工人呢，赚钱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存在差距也正常，但若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很多问题。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目前已超过0.48。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资本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过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如果老百姓没多少钱可以用来消费，出台再多的刺激政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杨宜勇认为，较之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收入转移支付等财富再分配，初次分配无疑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关键。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有后续的再分配调节，也很难矫正到位。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所得尽管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真正落实还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目前，中国尽管已出台最低工资制度，但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工资增长机制也不健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杨宜勇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有效途径应是从制度和机制上突破，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即按照GDP增长比例确定劳动者报酬调整的幅度和频率，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
“此外，还必须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谈判机制，在实现企业信息公开化的基础上，提高普通劳动者与企业谈判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杨宜勇说。
杨宜勇提醒，垄断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需要区别分析。“在一些垄断企业，员工劳动付出不多，工资却不低，这就不属于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而是恰恰相反。”杨宜勇说，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引起社会非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打破。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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