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包括着五十六个民族，哪里又冒出个第五十七族来？
前几年，我在北京火车南站收到了一份传单——《维宪抗暴抵黑反迫害倡议签名书》，上面写道：“我们是中国新生具有特色的第五十七个民族——维权上访族”。当时，并不以为然。但对“上访族”的关注，从此就逐渐增强了。经过这几年和“上访族”的靠近“面对面”。感觉到这个自称的第五十七族——上访族确实存在，在全国各地，也在我们的身边。
每天，在国家信访局门前，排着长队的是他们；在公安部、中纪委、最高法、最高检门前等候递材料的是他们；在天安门、新华门、府右街、外国使领馆区观望徘徊的是他们；在奥运会、国庆盛典、两代会等公共集会时重点防范的也是他们。
他们时而聚集在公园里，时而横坐在马路上，时而排在党政机关大门前，穿着特制的“访服”，拉起横幅，和军警对峙。
在拘留所、在劳教所、在法教班、在学习班、在疯人院总有他们的身影。
这个族有多少人？没有人作过统计，他们流动性大，要统计也难。但从信访、公安等部门的电脑里，可以查到他们中一些人的档案。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族的“人口”在逐年增长。
在我生活的武汉市，从我接触的这一“族群”人数来推算，已经过万。以此类推，全国至少有百万之众。今天，单独行动的“访民”已不多见，他们逐渐形成群体，不顾禁令地建立起自己的非法组织。如果把他们所代表的群体成员计算在内，全国恐怕会有千万之众。
比如，湖北省有个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的组织——“老战士”，当他们的代表到省委上访时，接见他们的官员就调侃地说：“我不敢不见你们啊，你们有一个军哩！”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有个维权组织，代表着二千多退休职工。在一冶的办公大楼前集会、升旗、举标语、长达八年之久。人们戏称这一支队伍是“八年抗战”。
一冶维权工人于五一劳动节在公司大门前升起“中国工人阶级万岁”的旗帜。
近年来，这些群体之间，有着相互联络、相互协助、相互声援之势。政府管理部门认为他们是社会上的最不稳定因素，他们是各级地方政府“稳定办”、“综合治理办”、“国保”、“国安”的重点对象，而社会公众舆论，却向他们倾斜；出了事，公众是向着他们“一边倒”。“黑砖窑”事件、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无不如此。
第五十七族的社会背景
我敢说，在全世界，没有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上访族。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发展起来的；
他们的基本成份是工、农、兵和其他劳动者；
他们的一致诉求是维权。
因此，大量的诉求是发生在国企改制、土地流转、房屋拆迁，劳动保障等“市场化”运作中。
每一个国企改制，都是官僚和资本的盛宴伴随着劳动者的苦难；每一个开发区的兴建，都是亿万财富的集中和劳动者的颠沛流离。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和掠夺，劳动者的奋起抗争。第五十七族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
第五十七族是被压迫“民族”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的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党和国家应该最关心备受资本压迫的劳动者，应倾听他们的呼声和诉求。
共产党是靠访贫向苦起家的。把农民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靠的是“诉苦运动”；把工人从封建把头的欺压下解放出来，靠的是“诉苦运动”；甚至把国民党的军队，改造成革命的人民解放军，靠的也是“诉苦运动”。共产党人应该时时刻刻关心着群众利益，群众的苦难。
我们曾经把“倾听群众的呼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取得革命胜利和巩固胜利的法宝。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议，并发表了一些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批评者的案例。在武汉市最著名的是“纪凯夫事件”。纪凯夫是基层的工作人员，由于写信揭露有关部门的腐败而被诬陷判刑。这一事件的揭露，导致整个武汉市委主要成员受到处分，直接责任者还受到刑事处理。报纸还就此事件发表了评论：《压制批评是党的死敌》，是多么地严厉而让人警惕。
今天呢？对上访者的监控、跟踪、拘留、关押直至判刑坐牢，可说是家常便饭的了。为什么会起这样大的变化呢？想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劳动者已从统治阶级变成了“弱势群体”（“被统治者”的讳称）。
一个社会的性质决定于经济基础。如果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上层建筑无论你打着什么招牌，他仍然是为资本服务的。有一位共和国的省长，他反复讲自己的执政理念：“产业第一，企业家是老大，政府当保姆”。听了他的这番讲话，有的干部就窃窃私议：“那人民呢？又算老几！”
我曾经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通讯——《钢城建设者的悲歌》，是目睹武钢的建设者、一冶工人村被野蛮拆迁的遭遇。红钢城地区的40、41街坊是一冶老工人的住宅区，真可说是“此地是我开、此房是我盖、此路是我修、此树是我栽”。但青山区把这块地卖给了开发商，他们雇用了黑社会分子对这里的主人，进行野蛮的恐吓和驱赶。辱骂、行凶直至逼的人上吊。开发商在这里竖起巨大的广告牌：“这里是流金淌银之地”。工人们含着泪水说：“就因为我们开辟了流金淌银之地，我们就该得流泪，流浪。”
“谁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政府在保护谁？”我们在工地附近一家小餐馆吃饭时，大家围绕着这里的现实，争论不休。旁桌上的农民工听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工人的议论，觉得很可笑。他们说：“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啊！现在是共产党里有资本家，资本家里也有共产党”。我把这些话都写到通讯里。过了几天，我所在的（省级新闻单位）的党组织找我谈话，要我不要介入这类活动。我心想，果然资本家有力量啊！省级机关的党组织他们也能调动指挥。我不得不又写了一篇通讯《野蛮拆迁，人民政府站在哪一边》。要不是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的批示：“野蛮拆迁应立即停止，估价偏低的状况应该改变”，恐怕我也会遭到黑社会分子的袭击哩！
暴力拆迁 87岁的周老太在自己的“家门”前
谁在管第五十七族
管理少数民族，中央有个民族事务委员会。他们在各级人大、政协、政府都有自己的代表。第五十七族不在正式民族之列。它是“上访族”，应该属国家信访局和地方各级信访部门来管理，但在实际工作中，管理他们的是公安部门，同他们打交道最多的是地方各级政府的“稳定办”、“综治办”、“国保”和“国安”。这就把信访族作为社会上不稳的群体来对待。
近年来，颁发了有关信访工作的许多条例和法规，也多由信访和公、检、法部门联合制定，目的是“维护信访工作秩序”。因此，内容多是对上访者的约束。至于对上访者的权益、保护，只有四个字——“事要解决”。专门针对“事要解决”的文件，还没有见到。其实，上访者之所以要上访，就是“事要解决”，之所以形成“老上访”就是“事老是不解决”。“事要解决”，才是做好上访工作的核心。
前国家信访局长周占顺曾对信访工作作出了四个“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估计：
一）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二）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
三）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
四）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
信访工作中的问题是这样的明明白白，为什么不能制定一份“事要解决”的正式文件来呢？
既然80%以上的正当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形成了“老上访”，“老上访”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必然形成“集体上访”、“非正常上访”、“非法上访”。这就形成了“社会动乱”，上访者成为“动乱因素”。越镇压，动乱因素就越大。杨佳为什么去袭警，王斌余为什么会杀人，不都是这样引发的么！
最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12月29日发生在中南海西门外府右街站的十四路公汽被劫持案，北京媒体是这样报道的：
“为将“个人委曲”反映到国家领导人那里，江苏籍农民刘美祥竟自制两把手枪、6发子弹、一枚炸弹，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附近制造了一起震动京城的劫持公交车案。昨天，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
刘美祥劫持公交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干出一件轰动的事情来惊动中央。早前刘美祥到福建开三轮摩托，因没交养路费，被交警扣了车，还挨了打。他带着刀子去要车，被警方拘留，他到北京去上访，被送回老家再次拘留。他认为除了中央领导，别人再不会理我了。于是花了两年多时间弄来图纸，依样画葫芦，自制手枪、子弹和炸弹。他选择府右街作案，因为这地方会惊动中央，他劫持公汽时，还要司机快点叫警察来。警察来了，制服了他，把他送进了法院。当法官宣布处罚他十二年徒刑时，他木然无感，只到给他戴上手铐，送往监狱时，他才挣扎着惊呼起来：“那我的问题怎么办？那我的问题怎么办？”谁也不回答他，刘美祥上访的问题该怎么办？
这确实是一出悲剧，谁是悲剧的制造者？
刘美祥被宣判后，挣扎高呼：“我的（上访）问题怎么办？”法警将其制服。
共产党人应该怎样看待这个“上访族”？毛泽东是这方面的典范。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如何对待群体事件，有一段风趣而又精辟的讲话：
“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人要得到教训的。
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之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该革掉”。
在他逝世之后，这样的话，再也听不到了，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几乎把上访族打入“另册”。
最让人惊讶的是，去年春季北大教授、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的狂言：
“对那些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百吧，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我们把他们关起来进行治疗，这就是保障他的人权”。
孙东东教授是精神病学上的权威，是司法鉴定上可以一锤定音的人物。他这一锤，就可以把99%以上的老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关起来。孙东东的狂言，很显然已不是学术上的谬误，而是政治上的助纣为虐。当无数的上访者涌进北大校园要找孙东东论理时，当局却派出保安、警察、武警把他保护起来。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官员站出来替访民说一句公道话，谴责这位“不良学者”。
孙东东以权威学者的身份，公开发表这样的狂言邪说，实际上是为当时全国各地将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的违法行为罩上合法的外衣。
我曾经采访过多名被关在精神病院的上访者，我和他们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从他们身上，除了长期关押在精神病院形成的恐怖感外，其他和健康人一样。我对警方认为精神病“最重”、几次被关进疯人院长达187天的邹桂兰女士进行了连续三天的长谈，她说话有条有理，没有发现有抑郁或偏执之处。我把采访的结果，写了一篇报道在网上发表，题目是《人有病，天知否！？——一位教授遗孀从上访到精神病院之路》。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先生写了一本书——《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判》，书中大部篇幅是列举了一百起上访者被劳动教养的案例。我读了这一百例之后，感到没有一例上访者被劳教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应该研究的不是中国的劳教制度，而是上访者被劳教的这种荒谬现象。有的地方是把上访者关进“学习班”、“法教班”、“疯人院”，甚至连名目也没有的宾馆、旅游点、孤岛，直至反锁家中。
在今年召开的两会上，广西人大法制委主任刘庆宁代表提案：上访时喊口号、静坐应该判刑，希望修改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刘庆宁是省人大法制委主任，他应该先提议修改宪法，再来提议修改刑法。“喊口号”、“静坐”是受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啊，刘庆宁代表昏头了！
也在最近，江苏睢宁县给公民行为打分，把公民分为A、B、C、D四等。其中，有缠访、闹访等纪录者要降低公民等级。上访的人最多只能够三等公民的资格。
今天，由上访而获罪的例子，多不胜举。去年十月四日，武汉警察抄了五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的家，因为在四个月前，他们曾在省政府和省委门前“集体上访”。那天，几百名志愿军战士到省政府门前要求领导接见，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医疗上的困难。没有领导同志出来。他们就列队走向省委（相距约二百多米），有关负责同志还接见了他们的代表。
这件事在武汉引起了街谈巷议：“警察抄了志愿军的家”这话讲起来多难听；又传一位志愿军的家属在自己家门口阻挠抄家，被警察推倒在地，把老太太的牙齿也嗑掉了。“呀，最可爱的人成了最可怜的人了”，人们发出了一声叹息。（注一）
把第五十七族，当成“另类”的事例，实在太多，这里不一一例举了。
2010年4月12日《楚天都市报》
谁能化解第五十七族，谁就能治理天下
第五十七族的形成和出现，是坏事，也是好事。第五十七族的诉求，实际上反映了劳动阶层被压迫、被掠夺的诉求。
各级信访部门和公安部门对上访族的主要工作是“稳定压倒一切”，对他们的诉求反而放到一边。因此，大量的工作是“控访”、“截访”、“堵访”到“劫访”。上访者长期的呼号奔波就变成了“老上访”、“闹访”、“缠访”和“非正常上访”。
我曾经和一位信访局长长谈过信访工作。我举了他所管辖的“老上访”的事例说：“这几件事，只要有关部门认真地研究一下，最多一个月的时间，就可解决，怎么成了七、八、十来年的“老上访”呢？把他们的档案打开来看一看。全是上传下达、跟踪、追逃、堵截、探访、抓捕、关押、闹访、缠访的记录，很难找到一份如何解决他们诉求的文件。我们在监控这些“老上访”的工作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比如阿黄女（化名）为她40多平米的房产权在拆迁时变没了，房地部门认真查一查就可以弄清楚。可这事就没人去管（不是敷衍而是认真地去管），阿黄女就长期流浪在北京街头，为了控制住她，你们把她抓回来，又没理由关押，为了“稳定”，派人陪她住旅馆，“陪”她租房，“陪”她流放孤岛……。花了多少人力、物力、金钱？几十万吧，足够买40多平米的房子了，就是“事不解决”。矛盾越来越尖锐，手段越来越升级，逼得阿黄女去“告洋状”，罪名就更大了，可以治安裁决了。她说“还要告到联合国”。这算不算信访工作中的“怪圈”啊，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确实是这样的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事是无人解决的，社会是要稳定的。对待信访者，公安部门的投入的确比我们大得多。我们上下两头受压，这就是我们工作中的难点。”
他的讲话，应该说是出自真心。各级信访部门、公安部门对访民的管理目标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可以违规”，这已经是一条“潜规则”。
孟连、瓮安事件之后，中央有关部门制定了信访纪律，制定了领导人接访制度，有个新名词叫“大接访”，有个新方法叫“领导包案”。但实行不久，就流于形式。领导人也“接”了、“包”了。但下文也就没有了。为什么？不少领导人都认为这些都是百姓“个案”、小事，领导者是要抓“全局”、大事。
其实，上访中的“个案”，并不“个”，它往往反映了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反映了全局中的核心大事。近两年来，湖北省发生了三起引起全国震动的事件：一是老河口市红宝石宾馆的服务员高莺莺坠楼案；二是巴东县野三关镇的休闲娱乐城服务员邓玉娇杀人案；三是石首市城区兴隆大酒店的青年厨师坠楼案。这三起“个案”都发生在大酒店里，都是些高贵人们寻欢作乐之地，也是黑暗和罪恶的渊薮。她们的自杀和杀人都和她们所受的屈辱有关。这三起案件都没有“了”，因为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案件的实质，它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以致在今年全国人大会上，还有记者向省长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您对邓玉娇事件如何看待？”这种采访提问激怒了省长，他竟然激动得粗鲁失态。
邓玉娇事件，可以说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复活》的复活。大家可以再翻一翻小说《复活》或电影《复活》。邓玉娇就是主人翁玛兹诺娃（卡秋莎）的复活。列宁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它是俄国社会革命的一面镜子”。在中国警察逮捕了邓玉娇，而千千万万的人民却在声援邓玉娇，赞颂着邓玉娇，诅咒着贪官淫吏。这不也是反映了中国民心的一面镜子吗？这不也是反映了一些地方官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吗？
对上访者的诉求，应该看成是对我们政绩检验的一面镜子。有一次我会见一位从北京上访被抓回来，流放到木兰湖上一座孤岛上26天的退休女工。她如泣如诉地谈了这26天的经历，整整一天，我几次泪洒纸上，让我看到繁华盛世遮掩着的一个悲惨世界。
一切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和访民们交心、谈心吧，你们将会了解基层社会，了解被压迫的人民，从而改造我们自己。
我深信，谁能化解中国第五十七族，谁就能治理中国；谁对他们进行镇压，就会被人民唾弃。
[注一]
一件不愉快的事
（摘自《给省、市领导的公开信》）
去年十月四日至六日，武汉市国家安全局对我们群体中五位同志进行了抄家，对七位同志进行了传讯或询问。抄家的理由是：“向部分省市发出邀请函，计划在武汉召开抗美援朝理论研讨会”。当时一部分邀请函尚在邮寄中，搜查时，已退回邮件，中止邀请。未造成会议开成事实。后因抄家理由站不住脚，又说去年六月十一日集体上访扰乱公共秩序，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去年六月十一日集群上访，符合“多人上访，五人代表”的信访条例，况且当时未立案，调查时间三十天也过期四个月，时过境迁，不能成立。因此，抄家是公权力不正确的运用，应当对被抄家的五位同志上门消除影响。
被抄家的五位同志，是我们群体的代表，欲以抄家来压制我们不上访是办不到的。即使在武汉开成研讨会，也没有什么不对。当时在贵州省就开成了。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我们希望得到和谐处置。不能忘记历史，我们是建国时第一批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之臣，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是与党同心同德的骨干，是拥护改革开放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群体。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战争后期和抗美援朝
时期参军后复员转业在企业的退休人员
[后记]
此文尚未写完，就从报纸上读到吴官正同志的新著，《民贵泰山》的摘录，其中有两段关于信访工作的谈话，与本文论点基本相同。这使我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武汉市当市长时的一段往事：
有一天，他到长江边的客运码头视察，他是轻装简从，一些农村旅客向他打听，这趟船开哪？他转问航运的服务人员，这人把手一指，没有回话，他请服务员告诉他，这服务员火气大，就骂起人来：“你瞎了眼吗？这牌子上明写着哩！”陪市长的航运局负责人大惊失色，立即训斥了这个服务员。晚上，我们报社收到市政府办公室发来的一篇稿件，说航运部门已就此事整改，并处分了当事人。编辑部立即与市府办公室商议：新闻稿这样写恐怕不妥，骂了市长要受处分，那多的旅客挨骂却无人管。吴市长立即回答说：“应该下‘罪己诏’”，应该处罚的是市长。稿子这样发了之后，“市长挨骂”成为市民们的美谈。连骂市长的那位服务员也顿然悔改。
我相信吴官正同志“民贵泰山”的思想不仅以后在山东，直至到了中央当了领导人，也不会改变。但这种“民贵泰山”的思想，为什么就不能贯彻到整个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来呢？就在他所领导的中纪委的管辖下，贪官污吏也是越治越多，腐败的丑闻，也越来越惊人。我想，其中的奥秘是，个人的修养，代替不了党的路线。一当资本统治了这个社会，和谐幸福、公平正义就只能是美妙的幻想。不是吗？当人民大会堂内，报告人说“我们的全部工作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公平和正义比太阳更光辉”而获得热烈掌声之时，大会堂外的天安门广场正在实施地毯式的监控，70万人在保卫大会安全，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的“闹访者”，为开好“两会”被关进拘留所、学习班、精神病院……。他们的幸福和尊严在哪里？他们的阳光在哪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附录]
百姓情怀
要关心群众疾苦。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很苦，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我能有今天，是党和人民的关怀和培养，我永远记得帮助过我的老师和领导。我现在处理信访时，总是想到穷人，想到要公正地对待老百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了穷人同样意味着背叛。
——《要公正地对待老百姓》（1998年2月10日，此文是根据吴官正同志在山东省信访工作会议上的即席讲话整理的。）
如果有个别上访群众不讲道理，有过激行为，你们要沉住气；如果你们受到委屈，千万不要责怪老百姓，就算是我对不起你们，我向你们道歉，好不好？信访部门的工作就像“安全阀”，老百姓有气，你们把工作做好了，把气就放掉了，群众就没有意见了，社会也就安定了。这是给各级党委政府分忧解愁的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我看大多数老百姓是好的，是讲道理的，即使有个别不讲道理的，也要善待他们。老百姓到信访局反映问题，是对我们的信任。如果群众有事都不找我们，那问题就严重了。到省里上访、到北京上访多的地方，说明什么问题？如果问题解决了，谁还到省里来，到北京去？如果山东大量的人涌到北京去，大家想一想，在北京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不是说明老百姓对我们山东各级党委、政府不信任，我们没有本事给他们解决问题了吗？有的地方发生了群众来省进京集体上访，叫县市的负责同志来做工作，有的还有意见，认为是给他们找麻烦。还有的说，现在工作这么忙，还用县委书记直接抓信访吗？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什么是大事情？群众的事情是最大的事情。解决不了当地群众的事情，维护不了一方平安，就是失职。
——《群众的事情是最大的事情》（2000年4月13日，此文是吴官正同志到山东省信访局新接访楼与部分干部交谈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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