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整个社会是一个更大的富士康？—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为什么说整个社会是一个更大的富士康？——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evil-spirits（香港）

富士康N连跳（据我所查证的信息，N=13）之后，我本认为媒体和社会应该对这样的社会问题作出更深的探讨、分析，挖掘其根源问题。但我所看到的讨论，仍然大多停留在员工心理问题的层面，稍有深入的，也仅仅是对点到中国制造业转型为止。当然，也有说到政治制度问题的，我倒不认为这是政治制度能解决的问题。

也有人认为，富士康厂区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非太大社会问题。这种观点太想当然了。全国平均自杀率没有太大参考价值，因为自杀率由于年龄、性别、地域、经济状况等多方面参数的变化而变化，全国平均自杀率是将所有变量混为一体而谈的，可能A是80岁老人由于无法忍受病痛而自杀，B是20岁少女因情所困而自杀，C是40岁中年男子因破产而自杀，这些全部都算进平均自杀率。而此次集中于富士康深圳厂区，年龄段为18-24岁，收入较低的普通工人，连续跳楼自杀，是非常集中的自杀行为，社会应当对此有所反省。

有人说了，走出富士康，又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富士康，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富士康与“更大的富士康”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让处于它们之中的人们对未来没有太多的期望，人们看不到未来。社会的阶层与阶层之间，上升流动的空间和可能性太小。造成这中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财富分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而本文尝试从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

至于什么是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与凯恩斯理论的恩仇，与马克思主义的瓜葛，情自行查阅wiki

统治者永远都需要合理化他们特权的一套神话，一套可以从理论上替他们特权辩护的社会正统论。其中以个人能力（天赋异禀）做为区别彼此，正是这套统治者及其他人所接受之社会正统论的核心。 ——韦伯（Max Weber）

新自由主义，则是为资本市场作辩护的一种社会正统论。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营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神话”，这个神话主要由两部分构成：1.人生而平等；2.功绩主义。

生而平等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兴起加上宗教的世俗化，打破了原本由皇家贵族和教会所控制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这种变革打破了旧的范式（norm），创造出很多个人神话，比如平民跃入上流社会，贵族落魄成街头小丑。这仿佛在告诉我们，阶级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在社会里的向上流动。这是个美丽的理想，源自于一种“人人生而平等”的精神，没有一种明显的阶级分割的存在。但事实上，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中，这种平等主义的理想，只停留在表面上，成了实质上的巨大不平等的掩盖工具。

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就是由于资本市场的经济制度所造成的，是先天性的。在资本市场的运作当中，表面上看，是拥有劳动力一方(工人)，与拥有资本一方（资本家），签署双方自愿的合约，然后从事生产，生产创造的价值按照之前签订的合约进行分配。只要不拖欠工资，这看上去是一个比较公平正义的制度。但实际操作上，拥有资本一方，具有极大的权力优势，这不完全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民主制度下可能对劳动力有更多保障，比如：罢工权，集体谈判权，最低工资等等。但这也只是在现行制度上稍微有点提升，本质上资本权力远大于劳动力权力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为了说明资本权力优势这一点，我举个例子。我们假设有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所有人都是勤劳善良的好人。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村子里面所有的土地，都是一个人的，这个人就是王二，其他的人都是佃农，只能靠租王二的地进行耕种。王二也是一个好人，他从不对土地进行主动的加租，并且自己也从事耕种劳动。这一年秋天，丰收了，大家收成都很好，除了自己够吃和交地租外，还卖了很多钱。佃农A就想租更多的地，第二年就可以赚更多。但是王二家的地已经全部平均地租出去了，没有荒地可以再租给A。A就找王二商量说，我比B出价高10%，你把B的地租给我。这时，B又不干了，B也想多租地，第二年赚更多，于是B就出价比A还高10%，要租A的地。就这样，收成好的年份，租地价格水涨船高，导致的结果是，大家赚来的钱最终都跑到王二那里去了，于是大家永远贫困，但是王二也很无辜，他从来没有主动地进行加租。这就是资本权力优势，这种优势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先天性决定的。

（或许有人说资本家拥有资本（王二拥有土地）的先天优势，是靠个人祖祖辈辈努力得来的。这种想法有点天真，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就要回到“初得正义”（justice in initial acquisition）的讨论。政治哲学上的论述已经有很多。在此不多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够理所当然地拥有比别人多的资本，人的劳动本身并不能把某些资本正义地变为私有。）

因此，在现行资本市场运作的体制下，人人平等只是资本市场的一个神话，或者说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当生而平等的概念遇到现实中悬殊的不平等的时候，巨大的焦虑和压力就出现了。在当今社会，一个人想要成为像比尔盖茨一样出名和富有的难度，和十七世纪的农夫想要进入皇室的困难程度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当今社会与中世纪的区别在于，当今社会并不让你感觉到这一点困难。各种媒体和宣传工具在此扮演了极具杀伤力的角色，它们做出各种专题专访栏目，告诉人们， 只要你有激情，对新兴科技有创新的想法，再加上自家的车库，你就能成为比尔盖茨。

这种媒体的鼓吹，可以以各大书店为例。当你走进一间连锁书店，比如商务印书馆，首先摆在你面前的是一大堆成功学书籍。仔细研究这些成功学书籍，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告诉你“你可以做到！你一定会成功！没有不可能！”；第二种则是教导你如何处理一些被称为“自我认知低落”（其实就是“自卑”）的问题。这两种书之间存在一种互动性，它们让读这些书的人觉得，“我可以做到任何事，如果我认为我不能做到，是因为我自我认知低落的问题。”

平等主义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当今社会还远远不是一个平等社会。生而平等的神话掩盖了现行劳资关系中的不平等，也屏蔽掉了人的出身，教育与机遇所带来的变化，使得人们对自己的价值充满的怀疑，而对现行制度却缺乏反省和质疑。

功绩主义

所谓功绩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论功行赏，一个人的所得应该与他的功绩（才能）所匹配。这本生也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一个人有天分有动力有技能，就会逐渐攀上社会的高层。功绩主义的盛行，导致了严重的精英统治主义：比如新加坡在很早的阶段就将人按等级划分。

本来按照一个人的才能而给予他应有的位置和奖励是一个看上去不错的制度。但功绩主义是一个神话，因为他忽视了人在出身，环境，受教育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取得功绩除了需要才能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展现才能的机会，一个普通新加坡人和李光耀的儿子比，显然没有什么展现的机会。其次，对于功绩，我们也缺乏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以至于对于我们对于功绩的判断只能基于现行建制，而在现行建制之外，甚至背离现行建制的功绩，无法得到认可。这两点就导致了功绩主义必然走向寡头统治，绝大多数的“大众”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到“精英”们的游戏里。
功绩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精英”的筛选是看一个人过去的表现，而不是看一个人到一个新位置以后能够带来些什么。因此，在功绩主义的神话下，会出现一种社会流动的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精英”们获得功绩，向上流动，再获得功绩，再向上流动，最后达到一个他们无法胜任的位置。

更糟糕的是，功绩主义的盛行，将弱势群体标签化。当你真的相信一个社会之中，所有做出最大贡献的人都爬到了最顶层的地位，那你也潜在地默认了那些处于我们社会底层的人，都是活该，并且丑陋地认为他们就是应该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也就是说，一个人人生中的获得与遭遇，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他的功绩或者他活该。

功绩主义，让那些不处于社会顶层的人被认为是不成功，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被刻薄地称为失败者，并且使这种失败的面目更加支离破碎。在功绩主义大行其道之前，如果人们遇上一个行乞的穷人，人们通常称之为“不幸的人”，潜在的意思是，财富没有眷顾这个人，他没有财富，是因为他很“不幸”；但是在今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会被恶劣地称为“失败的人”，这就是源于功绩主义造成的“自己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人生信仰的变化。这一点，也可以从越强调个人主义的地区自杀率越高看出来。人们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极端地完全归咎于自己。

以上谈到的两点——“平等主义”和“功绩主义”都是新自由主义营造出来的神话。这些神话让当今社会的人们对自己短暂的生命有着前所未有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在现行资本市场里是不切实际的，而新自由主义神话又让人们忽视了这种现行建制的问题，而极端地将这种期待的失败归咎于个人。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于个人生命的过于焦虑但又没有出路。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上的政策，将经济和社会一分为二，过于追求经济发展和稳定，而忽视了社会的需要和牺牲掉的社会成本。新自由主义借着一种狭隘又严格的理性，即个人理性，和一些纯粹数学的抽象方法，披着理性科学的外衣，将福利国家建立过程中争取到的社会权益逐渐蚕食。对自由市场的崇拜，使得国家角色在经济事务中逐步退出，而使得资本一方的先天性优势更加无法无天。（当然，中国不存在这点，中国没有福利资本主义过。）

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也造成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的危机。这正充分反映出人民对于国家作为公共利益负责人的绝望心态。当人们对国家和公共福利进入信心危机的时候，可以看到两样东西的盛行：在领导者那里，是贪污腐败，这和对公共事务的漠视有关；在被统治者那里，则是个人的宗教狂，因为他们对于诉诸现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上也形成到处工作不稳定的现象。工作不稳定现象影响所及不仅是工的心理层面，更影响了社会与经济层面。而且不只是在民企，在公共部门里也是，有越来越多临时代理的工作。临时工不具有全职合同工的福利与保障，这种临时工的生产关系，把原来资本市场所拥有的“合同正义”也牺牲掉了。工作不稳定对劳动者影响巨大，未来变得不确定，使之无法做理性的预期，生存的结构性破坏，包括时间、空间结构的被剥夺。

这种不确定感会一直在那里，无时无刻的存在每个人脑海里。也存在于意识与无意识之中。因为有一大群文凭制造出来的后备军，让每个有工作的人强烈感觉到他个人的可替代性。他之所以能有工作，仿佛是被赋予的一种特权，一种脆弱而且受到威胁的特权。客观的不安全感形成一种普遍化的主观不安全感。这不只是影响到所有的工，甚至也可以影响到那些没有（或还没有）直接受到打击的人。这种集体不安全感心态，是士气低落及社会动员瓦解的根源，更是造成人们之间抢工作现象原因。这种比企业间的竞争更为野蛮的抢工作现象，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的根源，使得团结互助的价值及人情味都破坏殆尽，成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

工作的不稳定除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间接地也影响及其他人，不只是因为它所引起的恐惧，而且还因为有系统地利用所谓的不稳定化（工作临时化）策略来制造恐惧。例如所谓的弹性化措施（包括工时、工资等），就是利用塑造一种不安全感的状态来从中获利，而弹性化又同时强化这种不安全感。它压低成本，而成本要压低，这就要使工永远处于一种会失去工作的危机中。

如此一来，工作的不稳定现象被纳入一种新形式的宰制模式中。这种宰制模式，是建基在不安全感的普遍化及永久化之上，目的在使工变得顺服，并且接受剥削。此即所谓的弹性剥削（flexploitation）概念。这个概念，提到不安全感的理性管理，特别是透过生产空间的操纵，在社会权益最多、工会最有组织的国家（这和一国之领土及国家历史有关）的工，和社会权益上较落后国家之工之间，制造竞争。并且借着表面中立的机制（如政府中的劳动主管部门），击破抵抗的力量，获得屈服和顺从。工作不稳定所造成的屈服态度，是成功剥削的条件，其所靠的基础，是为数越来越多的不工，和为数越来越少的工（但其工作分量也越来越重）之间的划分。

这种新兴的优胜劣败制度，在不安全感、受苦及紧张状态之中，找到工对工作及企业臣服的原动力。其之所以能如此完美地运作，主要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因为有工作不安全感的惯习；其次，则是在各个工作阶层（甚至包括最高阶层的管理干部阶层）中，都存在着有一大群被工作不稳定及长期失业威胁所驯化的后备劳动力。这两者一起造成工作不稳定化的惯习。这个由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秩序（高举个人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的最终基础，其实正是失业、工作不稳定及害怕解雇之威胁所构成的结构性暴力。职业阶层，到越来越近的整个社会阶层，似乎是建基在一种由能力或更糟糕的智力来决定的层级上（功绩主义）。
　　
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建立起的乌托邦，可见的效果是：经济上高速增长的社会里，有越来越多的人饱受痛苦和不幸，贫富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电影、出版品等自主的文化生产领域也因为越来越商业化而逐渐消逝。而能够阻止这一恶性循环的集体机制（ 即“公共”概念的普遍价值的看护者——国家）也受到破坏。在国家里，在企业里，优胜劣败的观念大行其道，加上对赢家的崇拜，人与人之间无所不争，无所不斗，犬儒盛行。

新自由主义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特权的社会正统论”的支持力量非常强大，主要来自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包括资本投资者、金融操、企业经营者、保守政治人物、财经高官、以及某些害怕承受任何风险的保守中产阶级。他们所代表的这股政治经济力量，倾向于扩大经济及社会的分裂，藉此在现实社会中以建构维系其利益基础的经济理论。

因此，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是艰难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能够怎么做呢？我们的选择只能是“做一个傻x，或做一个亡命之徒”吗？

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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