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提升中国工人的权益事关正义
：丁伟 关雪菁 2010年07月06日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专访《世界不平坦》安德鲁·罗斯
“60年来这是第二次，全球的进步主义者期待着中国展示给他们一条全新的道路”
“世界是平的”这一流行概念，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的，他鼓吹全球化以及外包趋势，认为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
与这种自由贸易原教旨主义不同，纽约大学文化和社会分析学系主任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关注了外包浪潮中的“此岸”，他多次深入到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做调研，发现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全球就业机会转移最大受益者的中国其实损失同样巨大。
1954年10月1日，北京，纺织工人代表队
1982年9月，江西，特区打工妹
2007年，安德鲁·罗斯教授出版了《世界不平坦：来自上海的教训》(Fast Boat to China: Corporate Flight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ree Trade-Lessons from Shanghai)一书，详尽描述了跨国公司及台商在上海、苏州、重庆、成都等地的外包生态及中国工人生存状况。他写道，中国工人现在不再是“革命的螺丝钉”，而成了“全球化的步兵”，是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的一部分。他也提出了警告：“中国的劳动力仍未获准拥有这些选择：公平贸易、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公认的劳工权益。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今天外包最幸运的受益者明天很可能就成为受害者。”
安德鲁·罗斯教授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邮件采访。
关于外包趋势及其对全世界的影响，您跟弗里德曼最主要的分歧是什么?您的书在中国被翻译成《世界不平坦》，被包装成与《世界是平的》相对立，这是否有曲解?
安德鲁·罗斯：这本书的中文名字显然不是我的选择，但我的立场肯定是批判弗里德曼的。他的理论建构在访谈CEO们的基础上，而我的访谈参与者中有很多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及中国工人，都是我随机抽取的样本。这些管理者必须去应付日常的各种压力和需求，他们对于区域环境显然有着比CEO更好的认知，而且作为员工他们也有不同于CEO的利益表达。
整体而言，弗里德曼相信自由贸易可以提升行业竞争，相信处于地球两端的受雇者们之间所发生的竞争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我的研究则表明，自由贸易将难以忍受的压力加诸本国和离岸的工人身上，而国际间的合作比剧烈的竞争是更好的伦理选择。
您为什么到中国调研?您在此岸发现了哪些重要、迥异的事实?
安德鲁·罗斯：我最初的动力是想展现中美之间工作往来的人性一面，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对于那些从跨国公司手中接过代工饭碗的中国工人的需求、渴望和境遇没有任何了解。此外，很少有美国人注意到，在中国经济重新构造的过程中，有数千万工人下岗、失去工作，甚至再无法找到工作。中国的就业损失与美国一样严重。改革过程的私有化通常没有被看做是对全球化的回应，这个过程虽不是在世界银行的“意志命令”之下发生的，但仍然是新自由主义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南中国低价工人的困境已经得到了不少曝光率，但却很少有媒体关注那些对有从事具有更高技术含量工作的工人境遇。在我刚开始进行研究的时候，还没有人写过长三角工业地带高科技企业的爆炸性发展。
这几年，中国不仅有民工荒，还有工人罢工，您认为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安德鲁·罗斯：其实这种著名的“民工荒”，在我刚开始课题研究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我在书中花了很大力气来分析熟练工人市场上的这种现象。过去5年，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增加熟练工人数量上所做的大范围努力，工人薪水在2004年就呈上升趋势，随后稳定了，继而又下降了，导致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加入“蚁族”的行列。
非熟练工人(即低端劳动力)市场的民工荒其实一直在继续，不过我把他们叫做“对工作的拒绝”，这是对难以忍受的工作环境的回应。自杀是一种极端的、存在主义的对工作的拒绝，突然的罢工则是一种一般性的、暂时的对工作的拒绝。现在每年春节后，我们都会在广东看到大范围的旷工，虽然总被误读，这其实也是一种对工作的拒绝形式。在美国，这些罢工总是被媒体错误地报道为对“独立工会组织”的需求，认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有可能将在中国发生。根据我的理解，其实工人们需要的是工会能够更好地代表他们行事，而最近这些案例中我们却没有看到工会担负他们应有的责任。因此，这些抗争其实是发生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内部的事情，而并非外部，并非西方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那种情况。
“今天外包最幸运的受益者明天很可能就成为受害者”，您的警告成了事实。
安德鲁·罗斯：每个快速工业化的国家都需要一次强劲的工人运动来确保财富被公平的分配，而这些运动也会为社会进步的世界史做出贡献。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出现了贫富两极化趋势，财富分配非常不公平，但大多数人简单地把这理解为中国“不再是社会主义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证明，他不需要再去寻求原始的方式来积累财富了。中国其实有潜力做一个更好的榜样，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下、新自由主义变得愈加不受欢迎的今天。
一些专家认为，加薪浪潮将使中国告别血汗工厂，劳工维权能让中国和世界都受益。
安德鲁·罗斯：我非常怀疑提高工资就能够终结低成本外包的这种可能性。中国还有其它适宜低成本外包生存的优势，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物流和社会稳定性。越南的工资水平很低，但仅靠这一点并不能促使资本向越南转移。另一方面，提升中国工人的劳工权益事关正义。市场经济已经给中国的投资者们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提升了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但工人的工资水平却是停滞的，血汗工厂的状态也没有得到改善。加强维护劳工权益将会缓解中国社会不平等的上升速率。
中国的发展到底是有助于稳定世界经济的及时雨，还是全球化造成的利益失衡的典型案例?
安德鲁·罗斯：这个问题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相关。如果中国可以完善生产的绿色模式—中国政府其实是能够促使这一模式形成的最强有力的力量，那么将对全球的碳排放产生巨大的影响。60年来这是第二次，全球的进步主义者期待着中国展示给他们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跨越，而绿色中国对世界而言将是一个更伟大的跨越。
您对中国寄以厚望，中国真的有可能制定公平贸易、可持续发展及劳工权益的全球规范吗?
安德鲁·罗斯：为什么不可能呢?即便是山寨也充满了创新性。在清洁能源和移动媒体领域，中国在一开始就是站在世界前端的，你们的研发非常先进。当然，在清洁能源制造方面，中美之间的关系跟15年前比发生了倒置，现在是美国成为低价装配平台，而不是中国。中国的太阳能企业在中国本土设计制造，再让美国工人来装配太阳能板。
当年美国是怎样度过劳资冲突这一阶段的?
安德鲁·罗斯：美国曾经发生过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劳资冲突。美国工人运动的成果是促成了著名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让美国成为一个像样的福利国家，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作为回报，工人组织承诺保证工人比较高的生产效率。1970年初，资本家破坏了与劳动者之间的协议，开始进行离岸外包，他们的意图是将工会组织甩到身后。这样，公司虽然以离开的方式避免冲突，但他们将会在所到之处—中国—遭遇新的冲突。
中国工人不再沉默，他们将会大声说出自己的利益。国家是否以公平和人性化的方式来回应，这还是未知。但是，这其中有个广泛的共识就是，不论在中国之内还是中国之外，这种境况必须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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