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时代环境，迥异的女性命运
——从修建红旗渠的“铁姑娘”们所想到的
有人说女人是胆小怯懦的，遭遇困难和不幸时只会哭泣，只会怨天尤人，只会临阵脱逃；也有人说女人是爱慕虚荣、喜欢追逐时髦的，因为总是不断有各种各样所谓新潮的发型、饰物和服装等为了女人而生产并且在她们当中流行起来；更有人说女人是低能的，她们只会操持家务，相夫教子，所以她们注定只能作男人的玩偶和附庸……不错，如果仅从当下中国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来考察的话，上述的说法似乎的确很有道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倘若女人真的胆小怯懦，那么该如何解释革命战争年代江姐那“竹签子是用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却是用钢铁铸成的”的铮铮誓言，以及和平时期无数的“铁姑娘”用青春和热血所谱写的新中国建设的华丽篇章？倘若女人真的只知追逐时尚，爱慕虚荣，那又怎么会涌现出无尽的“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式的新女性？倘若女人真的低能，又该如何解释新中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所培育出的女劳模、女英雄？
所以说要客观准确地评价女性，其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要“知其然”，更要探究其“所以然”；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脱离了具体的时代环境（包括具体的社会制度、具体的文化观念、具体的时代精神）去谈论所谓的“女人性”。正是在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有力保证下，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文化观念的浸润下，在自尊、自立、自强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在全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代大潮的助推下，才有可能出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的新旧两个世界、两重天中女性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状态。
二十世纪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波伏娃曾经在其代表作《第二性》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意思是说人类天然的性是第一性，而社会、历史和习俗等对女性的歧视则形成了第二性，这就意味着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只在生理方面，而那些所谓的“女人性”即胆小、懦弱、虚荣、低能等并不就是女人天然的属性，也就是说绝不存在一种超越时代、超越阶级、永恒不变的抽象的“女人性”。道理说起来也许有些拗口难懂，但只要看一看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女性命运的巨大变迁（从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半边天”重新沦为男人的玩偶和附庸），我们便不难体会波伏娃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前一阶段有幸接触到了当年修建红旗渠的两位特等劳模郭秋英和李改云，她们分别是当年的“刘胡兰突击队”和“铁姑娘队”队长。虽然几十年的岁月流逝和世事变迁早已销蚀掉了她们的青春容颜，取而代之的是阅尽人世坎坷、磨难后的沧桑和无奈，但依然可以清晰而强烈地感觉到贮存于她们心底的那种追寻光明、正义和理想的坚定和执着。通过她们的讲述和回忆，我也仿佛置身于当年那到处洋溢和高涨着革命热情的修建红旗渠的工地上，感受着铁姑娘们丝毫都不逊于男性社员的“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情壮志，见证着铁姑娘们用青春、热血、理想和激情所铸就的辉煌和荣耀，体会着什么才是真正的女性解放，什么才是名副其实的“妇女能顶半边天”……
在当年的修渠工地上，女性起初是与男性编在一起进行工作的。但是由于体质毕竟不同，重活总是要由男同志来完成，于是便有人抱怨女同志拖后腿，并且不愿意跟她们编在一班。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感到很惭愧，于是决定单独组队，不愿再被指责“拖男同志后腿”。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她们放弃了休息时间；为了不必总是求助于男同志，她们勤奋地摸索，刻苦地钻研，虚心地学习；她们始终坚信，只要自重、自立、自强，就能和男同志一样战胜任何困难，就能创造出无数的人间奇迹。在这里我们只要简单地梳理几位铁姑娘当年的英雄事迹，便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毛泽东时代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的新女性，在改天换地的建设浪潮中所构筑的动人图景：
铁姑娘队长李改云带领着队员们始终工作和战斗在险情比较重的地段，在一次突发的事故中，她毅然地将生存的希望留给了队友，将死亡的危险留给了自己，当其他的队友们平安脱险时，她却因此而永远地失去了一条腿；铁姑娘队长韩用的敢想敢干，大胆地破除了妇女不能下深井劳动的迷信：她和自己的队员们充分发扬了排除万难的精神，不但学会了在深井中抡锤打钎，而且还学会了装药放炮，这样就为全工地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榜样；由于井深洞窄，爆破后浓烟不能马上排出，要是等浓烟自然散去，就得等五六个小时后才能工作，这就会严重阻碍工程的进度。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在毛主席所倡导的“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当时还只有十九岁的郭秋英带领着她的铁姑娘队员们毅然决定下井赶烟出洞。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不要说起防护作用的眼罩，就是连最起码的口罩也是不具备的，浓烟呛得她们根本喘不了气，也睁不开眼，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叫屈，也没有一个人向困难低头……
正是这些艰苦的工作锻炼和培育了新中国的女性，增强了她们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勇气和毅力，进而改变了旧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女性观念。在红旗渠的建设过程中，许多女同志都用自己无畏的行动诠释着英勇，用崇高的品质刻画着忠诚，用聪明的智慧书写着奇迹，更用不灭的光辉照亮了新社会的新女性前进的征程！也正是因为红旗渠的许多工程都烙印着女同志奋斗的足迹，浸透着她们奋斗的泪泉、牺牲的血雨，才会有那么多的工程最终竟然会以女同志的名字命名。赋予女性跟男性平等的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宝贵权力并且铭记和表彰她们的贡献，试问：迄今为止的历史上还有哪个时代的女性曾经获得过如此的尊严，曾经如此地扬眉吐气！
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近三十年来中国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指导下，在“一切向钱看”的浪潮的冲击下，无论什么事物都可以成为发财致富的资本和手段，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女性的身体。于是，当越来越多的公平、正义、道德……被金钱的力量所裹挟并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女性的尊严感和耻辱感也就被荡涤得一干二净。新中国初期所取缔的妓院如今通过更名为林林种种的豪华夜总会和洗浴场所，成功而漂亮地完成了自己的华丽转身；与此同时，更有无数“用心良苦”的精英学者们不厌其烦地论证着“性工作人员”对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既然金钱才是最高的、绝对的、终极的目的，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和标准，那么“笑贫不笑娼”便又具备了重新成为社会通行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中，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断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为了追逐权势和金钱，她们或则被迫，或则自愿，一步一步地沦为男人手中的玩物和附庸。而且更加可悲的是：旧社会的妓女尚且还保留着最起码的一丝尊严感和耻辱感，沦落风尘终究是烙印在她们心底的永远都抹不去的阴影和创痛，正因如此，她们无论如何都不至于满足、自豪和炫耀自己的妓女身份，而是始终都会在心底保留着有朝一日能够“从良”的希冀和渴望；反观当下的中国女性，正有无数人争先恐后地、义无反顾地加入那“小二”“小三”“小四”的阵营中，“扬眉吐气”地被包养，心甘情愿地被玩弄！既然一切都是手段和途径，金钱才是最终的目的，那还有什么理由不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还有什么理由不将自己的“身体资源”转换成现实的利益成果呢？于是，新中国的女性在经历了前三十年的“由鬼变成人”的彻底的翻身解放、真正的当家作主之后，很快就又遭遇了接下来的“由人变成鬼”的身份、境遇和命运的极具嘲讽性的历史性的大逆转！
应该说，简单地罗列出一堆现象并由此作出武断而粗暴的判断是极为容易的，然而，当我们对时下女人的胆小怯懦、爱慕虚荣摇头叹息时，当我们对女人自甘堕落、沦为男人的玩物而“怒其不争”时，是否也该拨开现象的重重迷雾，探究隐藏其背后的本质的真实，并进而“哀其不幸”呢？事实上，倘若我们不是跳过真实性和因果性的考察而直接作出简单的好或坏的结论，而是本着一种质疑的态度来审视当下的种种现象，并能够进行事实的归纳和因果的分析，就比如我们在这里通过对比女性在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迥异的时代环境中，所形成的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和命运轨迹，我们应该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超越时代、超越阶级、永恒不变的、抽象的“女人性”，即使存在所谓的“女人性”，那么它也一定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时代环境的产物。毛泽东时代注定会成为培育和锻炼千千万万个郭秋英、李改云式的“铁姑娘”的大学校和大熔炉，注定会为女劳模、女英雄的生长提供最肥沃的土壤，最温暖的阳光，最充足的水分；而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则必将使女性变得目光短浅狭隘，只专注于眼前的物质享受和消费，深陷于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并因此而日益丧失主体性和独立性，沦为男性享乐的工具和附庸。
二十世纪初 鲁迅 先生曾经发出过“救救孩子”的悲愤的呼声和呐喊，如今面对着中国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的根本性的变迁，我们难道不该从心底去反思并叩问：到底是什么力量最终导致她们成为现在的样子？究竟有哪些因素该对她们的现状承担责任？她们未来的希望和出路究竟在哪里？我们是不是也该沉痛地喊出一句“救救当代的中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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