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和面临的挑战
郑彪
美国金融海啸引发世界经济危机，是人祸不是天灾；人类祸不旋踵，日本特大地震引发特大核灾难（超过切尔诺贝利事件），不是天灾是人祸。前者表面上是金融崩溃，实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文明崩溃；后者表明，日本百多年来追随西方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如不悬崖勒马，当机立断，改弦更张，则俄罗斯日里诺夫斯基所言“大和民族面临消失的危险”，这话不算“雷人”。近年来的这些重大国际背景使得“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愈加抢眼。“模式”基本上是改革以来输入的西方概念，基督教久有普世理念和传教传统，千百年来烧杀抢掠，狂妄傲慢，八方传教，既灭人宗祀文明和种族，又强加于人，这是明清以来中国士大夫抵制耶稣会教士，不愿“亡天下”（顾炎武语）包括义和团排外的根本原因。近几十年来美国更是将新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模式到处推销，不遗余力，殃及全球，包括中国。按照中国文化性格，和而不同，喜言道路，不喜言模式。但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却有重要意义，在于抵制美国模式和西化道路。
中国文化内敛而又博大，故中国人自古既不喜张扬，有谦德，又有大同理想，能够求同存异，因此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雪球越滚越大，中国人的道路也越走越宽广，成为引导东亚世界几千年文明进程者。虽然近代遭遇西方强权侵略，不得已牺牲奋斗，重新找路，百多年来历尽艰辛，中华复兴终于起步。一个历史如此悠久辉煌而对人类文明有过巨大贡献又存续发展至今，能够扑而复起，屡仆屡起的伟大东方民族，进入当代又开始复兴，继续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这既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也是当代全球最重大也最具深远影响的一个地缘政治事件。对此，西方的反应远比中国敏感而强烈。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成功产生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诸如“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奇迹”之类形形色色的桂冠纷至沓来。中国人心里清楚，其实没有什么“中国奇迹”：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太多，太久，现在中华复兴刚刚起步，奇迹是在过去，更在将来，不必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一般说来也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只有中国道路。对于中国道路，中国一向也很低调；按照中国文化传统，自己的经验自己总结，不必张扬。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总结为十条，对中国经验的国际意义，只字未提，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另一方面，30年来“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不仅西方国家加紧围堵、打压和妖魔化中国，中国内部也泛起一股浊流，遥相呼应，妖魔化中国历史和现实，说中国不如西方，是文化问题，甚至是人种不行。美国从20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实行“‘控制’世界人口”战略，近二十年来更公然大搞“文明冲突”，意在将非西方文明都“冲突”掉，只剩下盎格鲁-撒克逊为首的“黄金十亿”，独霸地球。在这种背景下，再片面强调“一百年还要韬光养晦”而不敢“有所作为”，就可能走向反面，便成畏葸、姑息养奸，就要招祸，中国历史上有的是这样的例子。
西方的交响乐，有主调和属调，就是有高调和低调，有和声，所以好听，又有气势。学术界也一样，光是低调，一贯低调，就沉闷，不好听，也没劲。所以需要有人唱一点高调，而且现在形势喜人又兼逼人，喜人喜不死，比人可是往死了逼，所以想不唱高调都不行。君不见这两年中国重大会议都改唱国歌而不只奏国歌了吗？由中枢领唱国歌（也叫义勇军进行曲），是一种多年来所未有的高调。同声相应，这里唱一点高调，探讨一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再唱一点低调，探讨一下“中国道路”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这样就算和声了。
一、中国道路的颠覆性和开创性意义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道路的根本意义和影响巨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颠覆性和开创性。近20年来的世界历史舞台真叫精彩纷呈，“历史终结”的喧嚣声余音在耳，福山教授就收回“成命”，说“历史没有终结”，是自己看走眼了。话音刚落，祸不旋踵，美国金融海啸宣告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实为西方文明崩溃。这次是否历史又“终结”了？福山教授无语。
当代人类社会居“大道晦盲之际”（谭嗣同语），冷战热战生物战早已打响，核灾难接踵而来，核战争箭在弦上，“文明冲突”实际上已经如火如荼。美国除外，国际社会大小国家，各色人等，对日益复兴的社会主义中国期待之殷，寄望之厚，前所未有。所以，不能回避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首先，从东西方文化上看，中国道路从理论到实践，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各方面都颠覆了两百年来引导人类文明发展的西方道路、西方模式、西方中心论、西方至上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这是因为中国道路有力地证明发展中国家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大面积地摆脱贫困、创造财富，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使国家走向富强和实现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具有革命意义，是一场对西方文明的统治地位及其主导的当代世界秩序的革命，并不算夸张。萨缪尔逊说“全世界对中国具有特殊的兴趣”，道理就在这里。西方一些人害怕中国成功，鼓噪“中国威胁”，主要不在于中国现有的发展，骨子里是害怕中国道路具有强大的软实力，是西方文明神话破灭引起的一种对未来的恐惧。正如海外学者评论说：“西方真正担心的是中国这种开放的价值。西方现在乱给中国扣帽子，什么‘集权资本主义’等等，这实际上证明他们非常看重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出现，对西方构成非常大的挑战。”
其次，中国道路代表对正义、公正、进步、道德、真理等等人类精神价值的追求，是一种人类自我拯救的巨大力量，具有难以估量的精神意义、道德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出现加速分化，政治崩解，道德衰微，恶势力猖獗，各种矛盾激化，导致人类价值体系颠覆，诸如正义、公正、进步、道德、真理和真、善、美等等的一切人类精神价值被野蛮践踏，表明世界失去方向，正在走上邪路，人类社会在向下沉沦。当下的世界，可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当美国引爆金融海啸并引发全球危机以及绑架别国的时候，是在拖累人类的世道人心向下沉沦。从长远的观点看，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等等背后长期起作用的是文化，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归根结蒂较量的，还是道德和价值观，它决定世道人心，而人心决定“文明冲突”这场“马拉松”的最终胜负。近代以来西方政治也不是只认财富和权力而对道德和价值观不屑一顾，相反，他们非常了解正义等人类价值的重要，只是由于政治-文化局限，自己做不到，所以只能欺世盗名，以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虚伪的一套东西来掩盖其丑恶的行径和目的。每临利害的关键时刻，连掩饰也不需要了，如这次利比亚战争。道德是长期起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权力资源要素。2009年春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相继爆发的大规模游行所提出的口号，诸如“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尊重劳动”、“共享发展成果”等口号和思想都符合东西方人类道德准则，又几乎全部从中国“进口”，这是对撒切尔夫人等西方政要一个时期以来嘲讽中国不能“出口”思想和价值观的极大讽刺。人类社会要避免毁灭，全靠人类“自求多福”，这是中国《易经》思想。中国不是救世主，但是中国道路具有巨大的精神道德价值观意义，无异于为这个失去方向的混沌世界，擎起一支普罗米修斯的火把。
再次，从国际政治上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选择孰优孰劣，人类社会的最终命运和出路何在，当此历史关头，对这个20世纪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的最终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美国曾经以为，消灭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就可以永恒了。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必要性和成功的可能性，西方的右翼思想家，如布热津斯基、福山等人，根本是不屑一顾的。没想到转眼一场美国金融海啸彻底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经过20世纪的反复折腾，特别是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说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多大生命力，在西方理智健全的人中间，也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制造这次金融危机的人，包括华尔街和美国的寡头们，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没有信心、政治上幻灭，才拼命搞钱，弄出这场金融危机来。发展中国家的极右势力，其实也未必是对资本主义有信心，不过是对美国“有信心”，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没信心，可惜看走了眼。现在连布热津斯基都说：“最近几年我发现，美国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文化。”社会主义制度经过改革，已然焕发出青春的活力；社会主义思想、理想、理论和实践，还在全世界存在和发展，又在欧洲复兴，而且随着经济危机深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走出谷底，出现新的形势。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的前途和选择。中国道路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当代社会主义的新版，也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杰作。保加利亚学者利洛夫指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鼓舞着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是古往今来最伟大和最珍贵的宝库之一。”中国的成就“将使我们大家——中国的朋友们感到欢欣鼓舞，并使那些对中国不怀好意的人心惊胆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旗手，它创造的经验具有无法估量的历史意义。”
第四，中国道路包括改革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和“依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由此推动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西方学者彼得·诺兰说：“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中国的成功发展本身就会引起当代世界巨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大变化，将有力地推进世界多极化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何况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非洲和拉美等国家的经济援助、合作不但不附加条件，而且有助于其经济技术独立，这一点特别受到欢迎。例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感谢中国帮助委方科技独立，并称“这在过去100年美国与拉美的合作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巴西前总统卢拉说，中国扶贫脱贫的做法为穷人树立了榜样。西班牙《全球事务》评论说：“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因为亚洲迅速发展，尤其是‘汉文化国家’已经变成世界的‘动力中心’。”对于中国道路的国际影响，西方同样有深刻的理解。萨缪尔森说：“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地在如此贫困的地区消灭贫困，世界上就会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向往寻求同样的模式，”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左翼运动的榜样。”萨缪尔森是美国右翼经济学家，精通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自有右翼的深刻理解。他说：“马克思主义价值太大，不能听任马克思主义者支配。”“不能听任马克思主义者支配”，于是就有了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际上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反扑，可惜又归于失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西方看到中国道路会“成为世界上左翼运动的榜样”，这也是西方害怕中国成功和千方百计地围堵、封杀中国的原因所在。
在这方面，西方最担心的是中国道路将打破关于西方式民主会带来财富的神话。当今世界大约200个国家中有120个左右是所谓民主政府。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移植的，但是移植的后果并不成功，其中最新的实例是伊拉克。它们移植了西方民主制度，却没有办法移植西方的富裕和发达，因此备感困惑。美国学者埃里克·维纳说，大量转型国家，如摩尔多瓦和苏联集团国家的转型实践证明，“认为民主会自动地使人幸福无异于认为磨推驴”。近年来世界上相信这种“磨推驴”神话的人已经大大减少，包括在中国。
中国道路具有颠覆性和开创性意义，根本是由于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使其在当代人类文明转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对此，笔者在别处多有论述，在此不赘。
二、中国道路面临的挑战
中国道路实为中国共产党发明创造的专利，所以中国道路今年九十岁而不是三十岁。九十岁又分为三个三十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因为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这是指前二十八年，大数三十年，是革命道路；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经验是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建设道路，是专指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为旧中国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此路不通。其所以此路在中国不通，是由于对内导致两极分化，民不聊生，动乱不止，终于革命；对外导致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无力改变。但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无古人，需要探索，大体花了六十年。严格说来，总结中国道路，要讲九十年，不能光讲六十年；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少也要讲六十年，不能割断前三十年，光讲后三十年。前三十年的基本经验很多，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包括抗美援朝胜利，是第一条。这一条限于历史条件给中国的空间太小，中国一度被迫反帝反修，两面开弓，非常吃力，但毕竟立于不败之地，并赢得“大三角”之一角的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于是抓住转机，顺势而为，“大三角”一盘麻将，中国也算和（音胡）了，于是有改革开放；坚持大多数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不谋私利，不搞腐败，是第二条。这是大跃进之后无论饿死多少人，老百姓大都也不出恶声，没有二心，更没有仇恨，这是因为老百姓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共产党是好心办错事，而且干部家也一样挨饿；“文革”再乱共产党政权也坚如磐石，（1971年以前）领导七亿人民如臂使指的根本原因（现在就不行，“三心二意”者多有，离心离德者也不是个别的，干群矛盾在个别地方和单位似有阶级斗争性质，如通钢事件）；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十六字方针，是建立期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乃至取得“两弹一星”辉煌成就的根本经验和保证，是第三条。要是没有这点家底，不要说改革开放，怕是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不在，都很难说。前三十年的根本问题与阶级斗争“为纲”有关，空间太窄，资源太少，导致极左，走火入魔，但是抓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本身，并不错。总不能任凭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斗我们，吃我们，骗我们，还反过来骂我们“又傻，又开放”，也不是办法。前三十年经验很多，这里不可能全面总结。前三十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有不小的缺陷，所以要改革，改革的本质叫做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搞什么“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后三十年其实也不能一锅煮，也分前后两段。现在国际上赞扬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者很多，其实不同背景的人们难免各具怀抱，不乏有人想让中国继续跟着西方（美国）跑，跑到底，跑到垮。国内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调子也大有区别，嘴上喊着三十年，心里想着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黄金机遇期”十几年，希望继续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子跑到底，跑到政治“休克”的，也大有其人。所以，总结中国道路，六十年固然不能割断，后三十年也要区别对待，真正出问题较大的，时间并不算长，只是病在要害部位，搞得不好也会致命。
后三十年分两段，1979-1992年的经济改革总体上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路子，城乡居民普遍受惠，无意中与帕累托改进相契合。1989年北京风波后邓小平在若干场合多次肯定了这条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路子，1992年南方讲话表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与时俱进了。199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第三次来华推动新自由主义，此后正如海外学者郑永年所说，“中国成了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最大”，就是世界之最，比美国和拉美还大。1989年陈云几次讲“帝国主义本性没有变”，邓小平说“四项基本原则我说的最多”，1996年江泽民提出“讲政治”，2000年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反对国际势力对我国‘分化’、‘西化’的政治图谋”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问题。正因为中央领导政治上清醒，党内有健康力量做中流砥柱，所以尽管中国试验场虽大，新自由主义终于不能像在苏联那样，成了气候，而且有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不平凡的五年”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特别是这次我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来走过的同样不平凡的道路。历史证明，改革开放不能一帆风顺，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不平凡的道路，包括走弯路，出风波，栽筋斗。毛泽东称大跃进是栽筋斗，改革开放就不许栽筋斗？所以，无论革命还是建设，栽筋斗是正常的，不栽筋斗，一帆风顺，反倒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栽筋斗要及时总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以避免载苏联那样的大筋斗。所以，中国道路走到今天，在国际国内都面临严峻挑战，切不可盲目乐观，既要适当宣传，科学诠释，也要相对保持低调，用科学发展观来加以科学地总结。
中国道路面临的挑战，从国际方面来说，世界形势和格局都在发生根本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和体系的崩溃，世界进步力量在积聚，寻找方向，渴望领导，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出谷底，中国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变局的核心。这次历史变局，将决定人类社会命运也包括中国命运，世界实际上已经给中国定位：要么做世界的领导者之一，如世界大多数国家和进步力量所期待的那样；要么在“文明冲突”中灭亡，像美国思想、战略和政策实践所明白无误地“亮剑”表明的那样。问题在于现在中国如何为自己定位，既是全球地缘政治定位，也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那种定位，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具有的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理想和担当。中国敢于担当，不是蛮干，而是顺势而为，乘势而起，如此则中华复兴可期，也是对人类最大的负责和最大的贡献，人类将通过斗争和整合，走向和谐世界。从国内来说，形势和道理与国际大同小异。这种抉择，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命运，谁也休想免费搭别人的车（耍小聪明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毛病：走自己的小康路，让别人去斗争吧。国际上也是一样，如普京所言：“谁软弱，谁就先死”。这是俄罗斯对当代“文明冲突”本质的切身体会），因为历史已经给了中国一百多年，西方早已将“文明冲突”即对决变成地缘政治战争，在现在大体上一代人中间就要见分晓，非西方文明已经没有时间了。回答未来中国的道路，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也非本文所能容纳。但是大而化之地说，未来中国的道路，需要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史中，特别是在后六十年历史中加以提炼。换言之，需要继承和发扬九十年的理想、担当和精气神，需要整合六十年的经验和教训，需要继续坚持和完善近三十年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11年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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