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劲松：以建国初历史为镜看重庆模式及持久性

以建国初历史为镜看重庆模式及持久性　　

叶劲松　　

5月1日，对拖欠民工工资并用20多个打手对付讨薪民工的资本家（媒体报道既称该人为黑工头，又称为工程承建方，因此该人实质是雇佣了至少200多工人来承建工程的资本家），重庆公安局予以刑事拘留。这表明重庆为民工主持正义，关心民众民生，并对用暴力阻止民工讨薪的资本家予以打击。这是全国少见的，它说明重庆的进步。因此，对重庆出动武装特警为民工讨薪，为民工作主的作法，我与其他民众一样，表示支持。　　

 对于重庆出动武装特警为民工讨薪这事，右派们（本质是主张搞资本主义的那些人）则给予指责和讥讽。指责是说讨薪不应由特警出面；讥讽则是说重庆搞了这么些年的唱红打黑，但劳动监察等监管仍然无力，要靠特警才能要回薪金。并说唱红打黑之后，民工仍被欠薪并讨薪挨打，说明重庆仍然是很黑。5月6日，南方日报的名为《重庆出动特警为民工讨薪遭质疑》的文章就说：““要是这个警察没偶遇黑打手追打农民工呢？全国那么多欠薪纠纷，都有运气碰到这样的警察吗？”部分网友认为，不靠法院，而要靠特警为民工讨薪，其实显示了法律的缺位” 。南方日报借此攻击重庆，但是，南方日报等右派们却回避造成重庆民工被欠薪和讨薪挨打的根源，恰恰是他们力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右派回避正是他们力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阻碍重庆进步。　　

正是在全国（也包括重庆）广泛存在的、造成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资本家对劳动大众的剥削：也正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造成全国各地都存在对民工工资的拖欠；而资本主义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强势和压迫，造成资产阶级以保安的名义组织私有的“武装力量” 来对付和压迫“不听话的工人”。 因此，正是右派们提倡的资本主义造成民工被欠薪和讨薪被打，并不是重庆的唱红打黑、关注民生造成民工被欠薪和讨薪被打。　　

我们支持重庆特警为民工讨薪，我们支持重唱红打黑等一切进步措施。但我们也应正视事实。而民工被欺压和讨薪被打等事实的确也表现出重庆模式的局限性。　　

重庆的唱红打黑、关心民生等有很大的进步性。唱红对以前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歌颂，同时是间接地对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但他并未明确、直接对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批判，甚至未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起的剥削现象进行批判。打黑对那些具有资本家与黑社会头子双重身份的资产阶级成员进行了打击，但是以打黑社会名义进行打击，不是以打击资本主义名义进行。因此重庆的唱红打黑、关心民生等一些进步措施实行之时，劳动大众还在受资产阶级剥削，不少民工被欠薪并讨薪难（据公布的首批被欠薪的民工名单和欠薪金额，共计61人约80余万元，并民工月均2000元算来，这批民工平均被欠薪并讨薪长达约半年。如不是重庆市刑警总队一负责人路遇资本家的保安追打几名讨薪中老年男子，中凯城市之光工程民工们的欠薪，不知几时能讨回）。而且，“重庆模式”下，私人资本主义的仍在发展，跨国资本仍在重庆投资、发展，这些都加强了重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强资产阶级的势力。　　　　

因此，民工被资本家欠薪和民工讨薪被资本家的打手殴打的事实，以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重庆现实，都可见 “重庆模式”的局限性。这局限性表现在由于大环境的制约和资产阶级势力占优势，重庆模式没有（也不可能）在现在提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无法消灭现在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重庆遍地都是，资产阶级作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迫（以保安这种 “武装力量” 来对付工人只是压迫的表现形式之一），也如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是普遍存在。　　

除了重庆工人阶级仍被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外，近期重庆查获的的色素豆瓣酱、毒花椒、潲水油等食品安全事件也说明，只要不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庆地区的资本也将如其他地方资本一样，由于资本的本性，剥削、压迫、食品安全事故和腐蚀干部等是必然发生的，也必将制约着重庆红色因素的发展和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经济、政治方面可能对重庆红色因素产生何种坏作用，从建国初的历史中也可看出。并且可以那段历史为鉴来反思重庆模式状况。包括从建国初红色上层建筑所面临的被资本侵蚀的风险，感悟出现时资本对重庆模式侵蚀的危险。　　

1950年代初的我国，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包括唱红打黑等），比现在的重庆更彻底，即当时的上层建筑更为红色。但由于当时没有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有大量私营工商业（但在1951年时它们在工商业经济中所占比重，还低于现时私有企业在工商业经济中所占比重），未能实现经济基础的全国一片红（因此重庆现在的经济基础，与建国初的中国有相似性）。所以当时的中国，剥削、腐蚀干部和食品安全事故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问题，也是普遍存在。　　

食品安全方面，不说民用食品，甚至当时资本家企业卖给国家的军用食品、医药品中，也有不少伪劣商品。在收录1950、60等年代报纸的有代表性新闻的《老新闻》一书中，也可见到这方面的一些记载。例如可看到“奸商把掺有砂子的劣质大米充当好米，卖给中国人民志愿军”，“ 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王康年因向志愿军出售伪劣医药用品被逮捕”，“ 私营三星罐头厂经理、奸商颜玉祥……竟在为志愿军制作猪、牛肉罐头中以坏肉及次肉冒充好肉，装入罐头中。并大量偷工减料，虚报成本” 等（《老新闻 1949～195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79页）。“有的奸商更是利欲熏心、胆大包天，竟把未经消毒，带有化脓菌、破伤风菌、坏疽菌的废棉，制成‘急救包’， 运到抗美援朝前线，使许多志愿军伤病员，没有倒在敌人的炮火下，却死在奸商的‘急救包’ 的病毒感染中” （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28页）。因此，资本的贪婪和肮脏本性，是不会更改的，几十年前的中国红色上层建筑也不能改变资本的这种本性，红色上层建筑的监管只能限制和制约一下资本的这种本性。　　

所以，那种说食品安全事故是因为现在监管不到位所致的说法，是很片面的。这种说法提供了一种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监管到位，食品安全就有保障。但是，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同样安全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资本的贪婪和肮脏本性是食品等生产时偷工减料的内因，这种内因不会因为监管这种外部因素而消失。监管这种外部因素只能对资本本性有所制约。但实际上，资本还可以通过腐蚀、收买，使监管松懈，甚至使其形同虚设。　　

当然，资本腐蚀、收买，不是只是使某项业务监管松懈或形同虚设的问题，它还可能使共产党的干部丧失共产立场，甚至变为资本工具。也就是说，它涉及到共产党干部的大多数，是统一在消灭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路线上，还是被资本腐蚀、收买为资本的工具和帮手的问题。即存在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红色上层建筑有可能变质的危险。　　

1951年11月，高岗所在的东北局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以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为挽救、教育干部，防止太多干部变为“蜕化分子” ，“从1951年12月起，在公营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机关、团体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马洪 刘国光等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随后在1952年1月，全国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针对资产阶级的“五反” 运动，就是基于资产阶级最严重的5种违法行为（当时称为“5毒”， 即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揭露出的‘五毒’ 行为在资本家中相当普遍地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页）。上海“全市72家较大私营企业的资本家（几乎包括了上海工商界的全部头面人物，而且大都有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72页）。　　

而“行贿，即资本家用金钱、物资为诱饵，拉拢、腐蚀革命队伍中意志薄弱者，以牟取非法利润。被拉下水的干部，往往成为资本家在国家机关中的‘内应’ 和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126页）。从1951年底的“‘三反’运动揭露的问题中发现，干部的贪污腐化大多是同资产阶级的拉拢、行贿以及各种腐蚀活动分不开。不法资本家对于拉人下水都富有经验。一般都是先从捧场拍马做起。然后是请你‘开开眼界’， 喝酒、吃饭、打牌、跳舞，各投所好，再进一步就是以贵重物品，以致大把钞票塞进你的腰包；或施美人计，设圈套，引你上钩。接着就是许愿分红，或者送股份，或者约你入伙。一些干部一旦上了贼船，对于资产阶级的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和情报等犯罪活动就熟视无睹，甚至相互勾结，合伙分赃。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从1952年2月起（原文如此，但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记载，是“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 斗争的指示》——笔者注），在全国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猖狂进攻的‘五反’运动” （《当代中国经济》，第122页）。　　

因此，资本的腐蚀拉拢的存在、发展，有使党和政权的性质蜕变的危险。“资产阶级的腐蚀侵袭，使少数干部蜕化变质，堕落成为贪污分子，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拖下水，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有从内部被瓦解的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127页）。　　

即使一些被资本腐蚀的干部没有成为资本的工具，也力图享受资本家式的腐化享乐生活，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斗志，这样发展，必然使共产党失去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战斗力。由1990年代初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陈至立主编的一本书举例讲，建国初的“沈阳市公安局公安人员范喜明，贫农出身，1947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在解放战争中立一次大功，两次小功。在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但是，他自己叙述：‘在奸商的拉拢、利诱下，我已严重沾染了资产阶级的腐化享乐思想，成天昏沉沉，满脑袋是吃喝玩乐’”（ 陈至立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页）。　　

“三反”、“五反”运动，“是对干部的大清理，大教育，帮助干部增强了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抵抗力”（《当代中国经济》，第123页）。对资产阶级也是一个警示，使他们实施犯罪“5毒”有所减缓。我这里说对资产阶级是警示，而不是打击，是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企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民族资产阶级是党的统战团结对象，五反运动如真正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既怕破坏统战关系，又怕严重影响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所以五反运动有些高高举起、轻轻打下的味道，最终带有妥协的结果。　　

前面资料讲“运动中揭露出的‘五毒’ 行为在资本家中相当普遍地存在”，上海“全市72家较大私营企业的资本家（几乎包括了上海工商界的全部头面人物，而且大都有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在对上海72家较大的工商户定案处理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如果都定为违法户，就谈不到继续同他们合作，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也有很大程度上落空的危险” ，最后对这72家“适当宽大处理” 。例如，当时上海最大资本家荣毅仁，“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陈毅提议，并经“考察和推动上海的‘五反’工作” 的薄一波同意，就定为“基本守法户” 。此事“报毛主席。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72～174页）。最终，全国各城市资本家定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共仅占5%（《当代中国经济》，第123页）。从当时情况看，讲阶级斗争的党中央，对资产阶级的“5毒” 进攻，不打也不是，重打也不是，只有轻轻打一下。　　

 “三反”、“五反”运动暂时缓解了资产阶级对干部的腐蚀等问题，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在，这种关系所必然要产生的问题并未根除。“1952年‘三反’、‘ 五反’以后，还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的制度。但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没有解决，资本家与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仍然存在，影响着工人的积极性”（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页）。　　

我们从建国初的历史，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红色上层建筑之间的斗争，看到当时残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有使红色上层建筑变质的危险。当时有较好的大环境，全党认识也较统一，面对国内资产阶级带来的危险，党中央都觉得不好对资产阶级真打，而现在大环境和党内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同，以及对群众的反资本主义的宣传、组织，都远不如建国初，要求薄熙来凭一己之力发动对重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斗争，是不可能的。而这又构成重庆模式的致命弱点（或局限）。这种弱点，以及右派对重庆的进攻（这种进攻目前主要表现在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攻击，而重庆方面对此是沉默或被动应对。也就是重庆在宣传战中较被动），全国和重庆广为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有使有些红色元素上层建筑的重庆模式消亡的危险。　　

我们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来分析一下重庆有些红色元素的上层建筑，与广为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现实都表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包括政权在内的上层建筑，要为资产阶级服务）。当然，上层建筑不是消极的，他对基础（即经济基础）也有能动作用。斯大林曾指出，上层建筑一出现，“就要成为极大的能动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去帮助新制度来摧毁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转引自康斯坦丁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这是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原因。因为革命的上层建筑中的无产阶级政权，能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公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是，如果革命的上层建筑如只想保证自己的红色而不消灭（或不能消灭）旧的经济基础，那么，经济基础最终将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消除上层建筑的革命性质。因为旧基础上的经济统治阶级，他们一定力图将其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通过经济力量、金钱力量来腐蚀拉拢红色政权工作人员，使其变质，使政权性质改变，使上层建筑性质改变。　　

建国初我们通过没收官僚资产阶级企业，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那几年里我们保留了团结对象——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企业，又保留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那几年里，中国经济基础不是较纯粹的，而是既有旧的资本主义基础的残余，又有新的社会主义基础的萌芽。而那残余的旧的资本主义基础都有使革命的上层建筑变质的危险，最终靠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用金钱等腐蚀拉拢干部的可能，才从根本上消除了革命的上层建筑变质的危险。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真正红色的上层建筑只可能建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至少也应建筑在执政党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行利用、限制和引导，并决定近期将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下（如我国建国初期那段时间一样）。而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并还鼓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为这生产关系服务的重庆上层建筑（这表现在重庆仍鼓励包括跨国资本在内的资本在重庆投资、发展，并给予优惠条件等方面上），还不能说是红色的上层建筑，只能说其上层建筑有些红色的元素。　　

如果说1952年初时担心资产阶级对干部的腐蚀“发展下去，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拖下水，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有从内部被瓦解的危险” ，当时的党中央在未进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前，被迫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来缓和这种危险 。那么，现在不能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不能对资产阶级的N毒发动进行N反运动时, 只是上层建筑有些红色的元素的重庆，又怎么能制止住资产阶级对干部的腐蚀“发展下去” ，又怎么能阻止更多干部被资产阶级拉下水呢？薄熙来同志主政重庆后打击的许多腐败官员（如文强等），这些腐败官员就是这约20多年来资本主义发展下资产阶级拉拢腐蚀的结果，并且可以说，被揪出的遭拉拢腐蚀的官员只是少数，大量被拉拢腐蚀的官员未被揪出。而可以腐蚀拉拢干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存在，又怎么能阻止资产阶级继续腐蚀拉拢重庆的干部呢？又怎么能阻止这些被拉下水的干部们目前只是应付薄书记，而一旦时机成熟从内部参与消灭重庆模式呢？　　

建国初，党的大多数干部，在最终要进行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但那时残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有使当时的干部有蜕化现象产生，有使红色政权变质的风险。那么现在重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没有使重庆的干部蜕化变质从而使现重庆模式消亡的风险？重庆的资产阶级就喜欢重庆模式的进步要素？不！他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一样，都不会喜欢重庆模式的进步要素。资产阶级和被他们腐蚀拉拢的官员们，一定会想法消灭重庆的进步之处。考虑到建国初的中国和现时的大环境差异（红色程度差异、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群众组织起来的差异、双方力量对比差异、国际环境影响差异等），现时仅凭薄熙来等人之力来使重庆模式长久维持下去，是不可能的。薄熙来在五四青年节接见重庆青年代表时说，我们已快退休了。而“重庆模式”并没有对工人阶级在内的劳动大众，进行反对现在资本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当然，这局限应认为是社会大环境不允许所致）。那么，薄熙来离开重庆后，如果没有薄熙来这样的人物继任，又没有组织起来的干部群众来捍卫重庆的进步，在资产阶级和被他们腐蚀拉拢的官员们的进攻下，重庆模式就极可能消亡。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重庆模式的局限和不持久性，就不支持重庆的进步。当年，在看清巴黎公社有不少弱点，巴黎公社的存在不可能持久时，马克思、恩格斯仍然支持和赞美巴黎公社。革命导师的这种态度值得我们学习，虽然重庆模式有很大的缺陷，但只要重庆模式还在，对他的进步之处，进步人士就应予以支持和称赞。

当然，重庆模式如果想要突破前文所述的局限性，持久进行下去，并且向全国推广，薄熙来这样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必须正视改造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全面恢复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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