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屁不通的“包容异质思维”
黎阳
2011．5．27．
一．“包容思维”的提法逻辑不通。
“思维”是人的心理活动，别人无从知道，也就无从干涉。只有对公开表达出来、能为人所知的东西才谈得上“包容”或“不包容”，如言论、意见、观点、理论、思想、主义等等。“包容思维”或“不包容思维”都是实际上行不通的无稽之谈。
二．“异质思维”这一提法是文字诡计。
什么叫“异质思维”？什么叫“同质思维”？“同质”、“异质” 怎么划分？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包容异质思维”概不说明。换句话说就是蓄意含糊其词，准备着随机应变——如此鬼鬼祟祟，比“非公经济”、“民营企业家”之类“打左灯向右转”的文字游戏更奸诈无耻。
根据逻辑常识，“异质”意味着“质的不同”、“本质上完全不同”、“性质上根本不同”，意味着矛盾的性质变了。
以下行文暂且忽略“包容思维”这种提法的逻辑错误，把“思维”解释为“思想”、“观点”、“言论”之类。这样一来，“异质思维”的意思就是“本质上不同的思想”、“性质上完全不同的观点”，简单说就是“根本对立的思想”、“根本敌对的观点”、“根本敌对的言论”——只有“根本对立的思想”、“根本敌对的观点”、“根本敌对的言论”才属于“本质上完全不同”、“性质上根本不同”。
“不同意见”可以有各种各样：根本不同的、大同小异的、敌对的、非敌对的、对抗的、非对抗的……可以是你死我活的势不两立，也可以是诸如好动还是爱静、喜酸还是嗜辣的各有所好。而“异质思维”则专指“根本对立的思想”、“根本敌对的观点”、“根本敌对的言论”。这就是说，“包容异质思维”的真正含义是“包容根本对立的思想”、“包容根本敌对的观点”、“包容根本敌对的言论”——把“不同”偷换成“异质”、把“包容不同意见”篡改为“包容异质思维”是一种文字陷阱。
矛盾的性质一旦变了，解决的方法也就必须变。毛泽东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包容异质思维”正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要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包容”一切，连敌对性质的东西也“包容”。
三．“包容”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包容异质思维”虽然叫嚷了半天“包容心”，最后还是不得不说为的是“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在‘存异’中‘求同’”、不“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不断凝聚、升华”……可见宣扬“包容”最起劲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包容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世界上没有无条件的“包容”，只有“求大同、存小异”的“包容”：“大同”——基本方向不矛盾；“小异”——具体方法有分歧。凡对实现目的起破坏作用的敌对性言论、对抗性思想都不能包容，否则就是抱薪救火，南辕北辙——要当一家人，就不能包容分家的言论；要维护婚姻，就不能包容离婚的言论；要生存，就不能包容杀掉自己的言论；要保持凝聚，就不能包容瓦解的言论；要统一，就不能包容分裂的言论；要取胜，就不能包容投降的言论；要维护国家生存，就不能包容卖国的言论……
四．言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言论的目的是影响别人。影响别人的目的是对自己有利。
任何言论都有目的，都是为了影响别人（当然，泼妇骂街、痴人说梦、醉鬼发酒疯或精神分裂之类除外）——如果言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那就是说发言纯粹是吃饱了撑的，为言论而言论。倘真如此，那言论者完全可以到没人的地方如喜马拉雅山颠或戈壁滩中畅所欲言，或者对飞禽走兽尽情表达。那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言论自由”问题，因为那样绝对不会有任何“不包容”，绝对满足“言论自由”。而叫嚷“言论自由”的人们对此显然不干。他们的“言论自由”一定要有人听，决不肯找没人的地方，也决不肯找听不懂自己话的老外。由此可见“言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言论而言论，不是为表达而表达，不是如同放屁一样只要发泄出去就完事大吉，而完全是为了用言论这一手段去实现预定目的——用言论影响别人，用影响改变别人的思维，用改变思维让别人做对自己有利的事。
人的思想除了来自亲身实践的部分之外很大程度上要受外来间接信息的影响。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尚未获得辨别真伪信息能力的人对外来的间接信息基本没有抵抗能力，其思想会不由自主、潜移默化地被最经常、最大量的信息所控制。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用外来的间接信息操纵别人的思维方式，让这些人说自己希望说的话，做自己希望做的事，获得自己希望获得的结果。
既然言论的目的是影响别人（听者），那么言论对听者不产生影响便罢，只要产生影响，就必有两种情况：损害听者利益的影响或不损害听者利益的影响。
如果有意识地、强制性地重复用言论潜移默化影响听者、使听者不由自主做出不利自己而有利于宣传者的事——那本质上就是抢劫，是把言论做为一种软暴力的作案工具、做为大规模、重复性信息灌输强行改变人的思想的隐形抢劫，或曰“笔杆子抢劫”。利用宣传机器大规模重复制造言论、大规模控制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大规模做对掌握宣传机器的人有利的事——这就是用笔杆子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隐形抢劫。用枪杆子抢劫的劫匪叫土匪。用笔杆子抢劫的劫匪叫文匪，或曰文匪“精英”。
五．“包容”只可对人，不可对错误思想和错误言论。
能产生有害于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影响的思想即“错误思想”，这样的言论即“错误言论”。 对错误思想、错误言论不能包容。包容意味着有害影响无制约。有害影响无制约意味着自由泛滥。自由泛滥意味着祸国殃民。
1．殃民的例子：
⑴．中国妇女裹小脚的陋习怎么来的？“包容错误思想”包容出来的——虽然一开始只是少数宫廷贵妇的时髦，但因为“包容”、因为无耻文人们只赞美而无谴责，结果就是“女子小脚为美”、“为美不惜一切”的风气自由泛滥，最后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恶习，成了外国人说中国人“野蛮”“不文明”的一大把柄——这可既不是古代的遗传也不是外来干涉的结果，纯粹是“包容错误思想”即“包容异质思维”的恶果。
⑵．包容“性开放思维”的结果是中国社会荒淫无耻成正常：
——“美女是用来养眼的，老婆是与我们生活的”；
——“从当街上演‘活春宫’到当众展示‘性爱艺术’，社会还有道德底线吗？”
——“最彻底最成功的是性开放，裸聊裸奔裸教裸游性文化，同居私奔越轨偷情脱衣舞，卖淫嫖娼强奸嫖幼性骚扰，艾滋梅毒性病前列腺，性福着呢！”
——“中国应当为色情文化，色情影视作品正名，这世界上有哪个人不是色情或者说淫欲的产物？？哪个生理正常的男人女人不经常想‘那事儿’？？何必虚伪做作？[金陵客2011 05 0915:00:01] ”
——“现在做小偷小姐被邻居知道照样昂首挺胸，要是过去都能羞得他们亲戚出门不敢抬头。”
——“干部谁敢承认自己带二奶？我就敢承认，你们敢吗？”
2．祸国的例子：“王小东：我实在没有想到，关于清华的争论，他们最仇恨的是两弹一星”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5/232247.html）——最新的例子
——利比亚挨炸的事实明明摆在那里，那么明显，那么有力地证明大国的“和平保证”是多么不可靠，那么雄辩地再一次从反面证明毛泽东的“两弹一星”对中国的和平何等重要，居然还会有那么多人会那么枉顾事实、那么仇恨中国的“两弹一星”，
那么白痴一般迷信“这么多没有核武的国家都过得好好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如果中国是民主国家，根本用不着核武，这个世界上有美国一个国家有核武保护大家就行了”、“如果没有核武的话天朝早就成为民主国家了”
——世界上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民族，猖狂地反对本国根本利益、公然鼓吹自己国家解除武装、自行瓦解、争当殖民地、争当亡国奴之类主张大行其道的如今除了中国还有谁？为什么？“包容错误思想”即“包容异质思维”的恶果。
恶到什么地步？连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血淋淋的教训都能忘得一干二净，居然狂热地仇恨国家强大、以国家实力虚弱为荣，以当亡国奴为荣，以当“三百年殖民地”为荣，以被屠杀为荣。如果继续“包容”下去，让中国不打自垮，那中国人不落得美洲印地安人被灭绝的同样下场就怪了。
“错误思想”如同病菌，只要没障碍就要无限制膨胀。不管一开始如何不起眼，自由发展必然“量变引起质变”。只要没有反对声，哪怕是吃人的主张也会泛滥成灾——整天“包容”“人肉香、有营养”之类鼓吹而没有任何反对，时间一久，整个民族都会潜移默化变成“食人族”——世界上的“食人族”说不定就是这么来的：君不见中国妇女裹小脚传统的来龙去脉乎？同样，只要一味“包容”，巫婆跳大神也会变成国教，到最后谁不信烧死谁。
对有“错误思想”的人有可能包容，只要不一意孤行坚持错误。对“错误思想”决不能包容，因为“错误思想”只要存在就要产生危害，包容就要泛滥，泛滥成灾就要祸国殃民。所以毛泽东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包容异质思维”不仅狗屁不通，而且是彻头彻尾的谬论。
六．“言论自由”的相对性
如果言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那么“言论自由”就是绝对的——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发泄就行了，爱怎么言论就怎么言论，决不会有任何制约。
只要把言论作为影响别人思想的工具，那么有影响就必有反影响，有作用力就必有反作用力。“绝对的言论自由”意味着只有影响而无反影响，有作用力而无反作用力。从哲学上讲这是不可能的——你用言论为工具影响别人，让别人做对你有利的事，人家只要不想把自己的利益损失光，迟早会对此有所觉悟、有所抵制。这就对你的“言论自由”构成了制约，就打破了“绝对言论自由”。
没人的地方的言论绝对自由。如果目中无人呢？周围有人也跟没人一样。对于小生产者个体户来说，周围有人也跟没人差不多——自己的生存与别人无关，没必要关心言论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与反影响。因此绝对的言论自由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即便别人被忽悠得吃了大亏上了大当也无所谓，因为在他们看来别人的死活与自己无关。
对于依靠组织的集体努力才能生存的人来说，言论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与反影响就绝不可忽视。现代化大生产是系统工程，需要严密的组织、协调、配合，需要局部服从整体，需要全局观念，需要顾全大局，需要全系统的人同心协力。任何不利于同心协力的言论都会破坏系统的正常运转，因此都不能容忍——火车要正点运行，就不能容忍“照顾司机个人自由，马虎一点没有关系”之类言论。航天飞机要害零部件加工要求绝对可靠万无一失，就不能容忍“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吹毛求疵”之类言论——如果你坐飞机，肯不肯容忍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有“用不着那么严格检查，飞机有点毛病没关系，照样上天”之类言论？
“存在决定意识”。“靠集体努力协作才能生存”这个存在决定这样的人必须具备现代化大生产意识，必须认同“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必须认同为了整体的需要可以制约局部利益的原则，必须认同个体言论不能危害总体利益的原则，必须认同“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
对在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下生存的个体户小生产来说，“绝对言论自由”没什么关系。对必须维持有组装状态的才能生存的人来说，“绝对言论自由”是决不能允许的致命威胁。一个组织要存在就必须保持凝聚。要保持凝聚就不能允许任何导致人心涣散、组织瓦解的言论——最典型的是军队：自古以来凡谣言惑众、扰乱军心、瓦解士气者按军法必斩。任何军队只要想存在，就不能允许任何导致军心涣散、组织瓦解的言论和思想。
从孤立的、零散的个体角度看，言论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不变的。从有组织、有联系的整体角度看，言论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要随着具体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只要一涉及时间，言论自由就立刻不是绝对的了：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人说话，其他人必须沉默，只听不说。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内只有发言者这一个人能有言论自由，其他人都不能有言论自由，这样才有可能使其他人也有机会等着轮到自己享有言论自由。如果不认这个帐，非要大家一起说，结果只能是吵成一锅粥，谁也听不见谁，“人人都有绝对言论自由”的实际结果是“人人都丧失一切言论自由”。在这里已经不是“包容不同意见”，而是不管相同意见还是不同意见一概都不包容。
是否制约“言论自由”、制约到什么程度不仅要看时间，而且要看具体形势，尤其是大形势——国家要生存，就不能容忍任何卖国投降的言论。国难当头，就不能容忍任何瓦解士气涣散人心挑拨离间的言论。大敌当前，就不能容忍任何恐慌怀疑妥协投降的言论。战场上你死我活，就不能容忍任何惊慌失措退缩逃跑的言论——记得听过一个老战士的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和外国军队都有专门的督战队，唯独解放军没有，因为没必要——上了战场，人人都是督战队，哪个敢动摇逃跑投降，哪怕只是说说，任何人都有权就地执行战场纪律。那个老战士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解放初期，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外出时被一伙土匪团团围住了，眼看要顶不住。有个人（还是个干事）害怕了，说：“敌人这么多，就咱们三个人怕顶不住。是不是……”还没等他说完，其他两个人立刻下了他的枪，命令他在最前面用石头守一个方向，敢退缩就立即执行战场纪律。最后他们终于等到了援兵。那个临阵畏缩的人后来受到了严厉处罚——你死我活之际，任何破坏士气的“异质思维”都决不容忍。
特殊情况下别说“异质思维”，什么言论都不允许——邱少云敌前潜伏时能出声吗？抗日战争时期有些逃难的中国母亲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硬把要啼哭的婴儿捂死了。此时别说“绝对言论自由”，连婴儿的“啼哭权”都不能包容，这是形势所迫。形势越严峻，对“言论自由”的制约越多越严厉。即便形势不严峻，“言论自由”也要受具体情况的制约——在队列里，在集会时，只允许有一个声音，不“包容”任何其他声音，哪怕是相同意见、“同质思维”——“从有组织、有联系的整体角度看，言论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要随着具体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越是形势严峻生死关头，“异质思维”的危害就越大，就越不能容忍，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就越大。一旦形势缓和，少量“异质思维”的存在不至于危害大局，制约的力度就可以不再象生死关头那么严厉，“言论自由”的尺度也相应宽松。这跟集合差不多——处于集合状态，个体必须服从整体，没有任何言论自由，更没有“绝对言论自由”，不管是“同质思维”还是“异质思维”。一旦解散恢复到零散状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就又回来了。而一旦需要再重新集合成整体，每个个体的“言论自由”立刻要随之收回。同样，一旦国家遇到危难，形势严峻，“异质思维”的危害性立刻加大，对“异质思维”的打击必然要立即重新加严，每个个体的“言论自由”都要重新受到严格制约。（如果哪个不长眼的偏挑这种时候大闹“绝对言论自由”、“包容异质思维”，那纯粹是活腻了往枪口刀尖上撞。）
气可鼓而不可泄。大敌当前不允许任何投降的言论；大难临头不允许任何退缩言论；大军行动步调一致不允许任何干扰言论，即便相同意见也不行。“绝对言论自由”绝对荒谬。
七．“绝对言论自由”是文匪“精英”的抢劫作案工具。
中国近代以来对西方国家的劣势状态决定中国靠一盘散沙状态已无法继续生存，要生存就必须使人民处于有组织状态，否则不可能摆脱落后挨打、被瓜分、被灭亡的命运——人没有“生理性优等”和“生理性劣等”，但有“状态性优等”和“状态性劣等”。处于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处于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
人的优等劣等不按人种分，而按组织状态分：谁组织严密谁优等，谁无组织谁劣等——人与野兽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能主动自动组织起来而动物不能。人一旦处于无组织状态，就等于退化到了野兽状态——当灾难危机发生时，谁能保持有组织状态统一行动集体救助，谁的生存机会就高，这就叫“优等”。谁只能凭动物本能消极应付、各自逃生，谁就对灾害毫无抵抗能力，谁的生存机会就低，这就叫“劣等”。
在如今这“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处于压倒优势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虎视眈眈威胁之下的中华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处于“状态性优等”，即必须使中国人处于有组织状态。要保持中国人的有组织状态就必须使中国人有凝聚。要使中国人有凝聚就必须使中国人有同舟共济、同生死、共命运的意识。
“存在决定意识”。要使中国人具备同舟共济、同生死、共命运的意识就必须保持中国人同舟共济、同生死、共命运的存在，就必须维持唯一能保护所有中国人的持久生存发展的社会主义体系和公有制，就必须不包容任何有害于社会主义体系和公有制的思想和言论，不包容任何破坏中国人同舟共济、同生死、共命运的存在的思想和言论，不包容破坏中国有组织状态的“异质思维”。
对于中国人来说——
如果个人的存在与整体的存在一致，就自然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自然把自己看成中国人的一员、自然承认个人的生存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密不可分，自然赞同“言论自由”有底线——不能瓦解中国、破坏中国人的有组织状态，自然不允许“绝对言论自由”，不包容“异质思维”。
如果个人的存在与整体的存在没关系（或自以为没关系），就自然只从个人眼前利害角度看问题，自然不觉得国家民族的命运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自然不在乎国家灭亡民族灭亡，自然不反对“绝对言论自由”。
如果个人的存在与整体的存在相对立，就自然巴不得把中国搞垮，惟恐其他中国人从整体角度看问题而不容忍瓦解中国的“异质思维”，自然狂热鼓吹“绝对言论自由”。
“绝对言论自由”最合乎某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口味。这些“自由知识分子”是“脑力个体户”，具有一切小生产者的特征：自由、散漫——小生产者自己就是全部生产体系，从不认为自己的生存需要别人的协作和配合，自然也难以养成超越局部考虑整体、替别人着想的习惯。
“自由知识分子”实际分为两类：一类多少有点真才实学，能够也愿意靠自己的知识创造财富或为创造财富提供服务为生。这类“自由知识分子”属于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另一类要么不学无术，要么贪得无厌，嫌老老实实靠创造财富或为创造财富提供服务太苦太累太不合算，宁愿靠用笔杆子招摇撞骗抢劫财富为生。这类“自由知识分子”属于不劳而获的文匪“精英”。
自食其力的“自由知识分子”又分两类：一类是明白人，学识渊博又有自知之明，能够跳出自身的小圈子看到整体，能够认识到个人的生存和成功必须以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和谐为前提，因此不容忍任何瓦解中国、破坏中国人处于有组织状态的“状态性优等”的言论，不认同“绝对的言论自由”，不认同“包容异质思维”。另一类是持才自傲、目空一切、自作聪明的狂人兼庸人，其一切超越不了以“我”为中心、以“私利”为半径的个人主义小圈子。这类“自由知识分子”没有自知之明，眼睛里只有自己，看不到或不肯承认个人生存与整体生存之间的关联，总以为自己的生存与别人无关：一切劳动成果（比如写出本书）都是自己一人之功；成功了，功劳全是自己的，决不会分摊给其他任何人；失败了，责任也全是自己的，没办法推卸给其他任何人。这类“自由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需要“写书卖书不受任何限制，书卖出去后不用负任何责任”——如果写了书卖不出去就赚不到钱，如果要承担责任就得承认自己有错而不是全知全能，这就砸了“有知识”的“知识分子”牌子，以后的书就卖不出去了，就没法混了。而“写书卖书不受任何限制，书卖出去后不用负任何责任”这一利益原则的具体化就是“绝对言论自由”：你要我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那就破坏了“言论自由”。
所谓“言论自由”的实际意思就是“不负责任”——负责任，就要考虑言论给别人、给全局带来的影响，就不敢信口开河。不负责任，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其他一概不管，什么影响不影响，管他死活不死活。就是闯下塌天大祸，凭一句“言论自由”就全赖帐了。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负责就不自由，自由就不负责，人的“言论自由”与“负责任程度”恰为反比：越自由越不负责任，越负责任越不自由：言论自由=不负责任；言论自由程度=不负责任程度。
“言论自由”是这类狂人兼庸人的“自由知识分子”推销产品、推卸责任的工具——他们下意识地不欢迎任何人妨碍自己用言论影响别人、制造出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本能地认同“绝对言论自由”。只要自己的言论能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影响，即便损害别人也不在乎——“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类“自由知识分子”跳不出个体户小生产的狭隘，所以他们不可能具备管理现代化社会的眼界、胸怀、知识和能力，对“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抓住重点、顾全大局”等现代社会管理基本功根本不懂，也不可能懂，也没兴趣懂。而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却最不自量力，最自以为是，最狂热浮燥，最小肚鸡肠，最鼠目寸光，最夸夸其谈，最狂妄自大，最脱离群众，最脱离实际，最自由散漫、最没有全局观念、最摇摆不定，最投机取巧，最纸上谈兵，最书生误国。这一切使这类“自由知识分子”成为文匪“精英”最天然的盟友。
世界上最酷爱“绝对自由”的人只有两类：一是土匪，二是文匪：一个用“硬暴力”即枪杆子抢劫，一个用“软暴力”即笔杆子抢劫。土匪抢劫是直接抢劫，文匪抢劫是间接抢劫——用笔杆子制造言论，用言论控制别人的思想，用控制别人的思想达到损人利己不劳而获的结果。为了能用言论控制别人的思想，当然不希望任何人对言论这一抢劫工具的运用有任何限制。而扫除一切限制最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绝对言论自由”——绝对的“言论自由”的意味着“只许我影响你，不许你抵制我”、“你必须听我的，不许你不听”。换句话说是“只许我用言论这种工具挖你的墙角，不许你不让我挖”、“只许我用言论为武器抢劫你，不许你对我的言论武器有任何招架”。
土匪与文匪尽管一明一暗、一武一文，但绝对异曲同工：土匪追求不受制约地用枪抢劫，文匪追求不受制约地用笔抢劫。土匪最恨任何形式的约束，最酷爱“绝对自由”；文匪也最恨任何形式的约束，最酷爱“绝对自由”。土匪酷爱“绝对自由”是因为“绝对自由”了，土匪就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使用硬暴力抢劫财富了。文匪最酷爱“绝对自由”是因为“绝对自由”了，文匪就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使用软暴力抢劫财富了。土匪最头疼受害者组织起来反抗抢劫，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受害者的组织瓦解掉，让受害者处于一盘散沙，这样才好下手抢。文匪也最头疼受害者组织起来反抗抢劫，也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受害者的组织瓦解掉，让受害者处于一盘散沙，这样才好下手抢。土匪力量不够就要勾结投靠更大的土匪或军阀，文匪力量不够就要勾结投靠更大的文匪或国际垄断资本。因此土匪文匪虽然表面大不相同，但匪性特征简直一模一样，实在难解难分。当然，这哥俩也有不同：文匪比土匪的抢劫层次高得多——用枪杆子抢劫是“狩猎式”抢劫，费时费力风险大，重复性差，效果差，每次情况都可能不一样，“收获”没准儿，属于“少慢差费”型抢劫。用笔杆子抢劫是“畜牧式”抢劫，重复性强，“稳产高产”，“收获”有保障，属于“多快好省”型抢劫。因此用“笔杆子抢劫”是抢劫的“高级阶段”，杀人不用刀，杀人不见血，杀人不留痕，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文匪“精英”来说，一切都是假的，只有抢劫破坏才是真的——你什么时候见过文匪“精英”干过哪怕一件货真价实利国利民的好事？
“存在决定意识”。文匪“精英”以言论为作案工具的抢劫方式和生存需要决定他们必须用“绝对言论自由”为武器摧毁中国人的有组织状态，这样才能为自己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抢劫扫清一切障碍。
八．“包容异质思维”纯属骗局。
“包容异质思维”，不包容毛泽东思想；包容“三陪二奶黑社会”，不包容“唱红打黑”——“要警惕在宣扬红色文化时，不自觉地启动潜意识中的‘极左’思维”、“红歌内在的专制毒素最需警惕：充斥着个人崇拜、对个体价值的贬斥、伪造的历史、反智反人性等，而且以极狂热形态呈现出来”……
现行中国宪法里肯定了毛泽东，更没有宣布毛泽东思想非法，那些反毛狂们对毛泽东可有半点“包容”？那些因“一支清荷”信仰毛泽东而无耻地砸掉她饭碗的人，可有半点“包容”？那些对此拍手叫好幸灾乐祸之徒，可有半点“包容”？那些拼命封锁我的文章的人，可有半点“包容”？那些拦截殴打访民、叫嚷“上访都是精神病”的人，可有半点“包容”？
那些不由分说不论青红皂白硬逼着全中国1亿儿童必须十天内注射神秘疫苗的人，可有半点“包容”？那些自己吃特供却强迫中国人吃转基因主粮的人，可有半点“包容”？
易中天悍然宣布谁对茅于轼“有所不敬”谁就“不是人”，可有半点“包容”？——连区区一点点的“有所不敬”都不能容忍，都要剥夺“人籍”，何况“大不敬”、何况“异质思维”？
——“精英”把人民群众从“主人公”变成“弱势群体”、“草民”、“屁民”还嫌不够，如今连“屁民”都不让当了，干脆来了个“不是人”，轻轻一句话就剥夺了你当人的权利，直接宣布你是“劣等动物”、“牲畜”、“奴隶”、“会说话的工具”。如此蛮横霸道穷凶极恶，还整天开口闭口“人权”长“人权”短，还大喊大叫“包容”，无耻不无耻？讽刺不讽刺？
只要联系实际就能明白，“精英”的“包容异质思维”是单向阀门——只要别人包容自己，自己决不包容别人。
2010年，袁腾飞焦头烂额时立刻来了篇《能否包容不同意见检验社会的开明与自信》。
2011年，辛子陵被审查，把“草泥马，祖国”当“艺术”的“行为艺术家”被隔离，4月25日茅于轼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4月28日立刻来了篇《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跟上述的那些“不包容”例子一对照，立刻可以明白所谓“包容异质思维”是见势不妙时的装模作样，为的是保护茅于轼、辛子陵和专门“草泥马，祖国”的“行为艺术家”。
九．丑态百出的“包容异质思维”举例
1．狗屁不通的《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不仅有“包容思维”、“异质思维”这些根本原则上的逻辑不通，而且到处有文不对题：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鲁迅这段话说的是斗争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包容”。把鲁迅关于斗争方式方法的论述搬来证明应该“包容异质思维”，简直驴唇不对马嘴。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看清楚，毛泽东这些话的大前提是“为人民服务”，是解决人民内部问题时用的。而与“为人民服务”相“异质”的“思维”是什么？“不为人民服务”、“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与人民为敌”。
对于人民的敌人，毛泽东什么时候说过要“包容”？恰恰相反，相关的论述是：“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整天骂毛泽东骂鲁迅，处境不妙了又急急慌慌搬出毛泽东和鲁迅的话来救驾，要脸不要？
——“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异质”意味着性质变了，质变意味着敌对。既然敌对，何来善意？何来包容？文章从头到尾充满了这种逻辑不通。
“精英”不英，文人无文，故宫错字连篇，社论狗屁不通——这也算“特别是”时代的特别成就。
2．“心理专家”的心理
因“弹钢琴杀人法”而名满天下的“美女教授”、“心理专家”、“二级警监”李玫瑾似乎很有包容心，专门在自己的博客上转发了号称“宪政大喇叭”的李悔之的大作——“转帖：《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785f01017y41.html）
显然李玫瑾最欣赏的并非人民日报社论本身，而是李悔之和李悔之为这篇社会的按语——否则直接转贴人民日报社论就行了，何必画蛇添足加上个李悔之的按语？
李悔之有何不凡之处，能令李玫瑾如此欣赏、如此倾心、如此包容？
——“《人民日报》，算你‘识做’！如果再披着‘人民’的外衣说焦大的话，给你忽悠了几十年、‘异质思维’十分严重的李悔之可要‘挑担鸡蛋上北京’，朝老编们身上砸臭鸡蛋了！”
——被美国媒体评为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
——“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作为中国的唯一执政党，在即将迎来九十周年生日之际，处于最高领导层的精英们真正要‘识时务’了！”“国民党浴火重生的成功经验，就是最好的效法榜样。”
“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政党易名，是第一要紧之事。只有易名、脱下那件血迹斑斑的旧衣，才能甩开沉重的历史包袱，彻底告别过去，迈出新生的坚实一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8d7f290100k338.html）
——“我在‘七一’系列文章《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文中就再也明白不误地指出：‘政党易名，是第一要紧之事’。所谓‘易名’，就是将共产党改为‘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党’。”
“纵然暂时失去执政地位，‘再过几年，又是一条好汉’。这才是真正的‘伟光正’之党。”（对马克思自由观的再认识——兼答王占阳教授）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8d7f290100kech.html）
——“毛泽东是一位极富心计的政坛枭雄、权谋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8d7f290100kcsk.html）
——“我党的历史，是一部只讲党性，不讲人性的告密史和‘出卖同志史’。而所谓的‘党性’，严格而言，是‘奴性’！”（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8d7f290100isd9.html）
——“台湾问题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严重祸根——由于毛泽东突然出兵朝鲜，导致美国急剧改变了对大陆的立场，马上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最终导致‘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因而令台湾问题成为后来中国当政者最棘手的内政外交问题之一。”“在全国人民尚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举全国之举搞这些项目（制造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是否值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8d7f290100bauw.html） ……
李玫瑾身为“二级警监”，即便不是共产党也是吃共产党饭的，对大骂共产党、大骂毛泽东、否定两弹一星、大喊大叫“将共产党改为‘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党’”、“政党易名”、“失去执政地位”、“毛泽东突然出兵朝鲜，导致美国急剧改变了对大陆的立场”之类的李悔之却如此青睐，实在是“包容异质思维”、吃着共产党反共产党的典范
李玫瑾不仅对政治上的“异质思维”很包容，对生活上的“异质思维”也很包容。以下是李大教授在某“相关博文”名下给出链接向人们推销的文章（见截屏图）：
——博客生活的最佳伴侣
——十类女人让男人欲罢不能！
——女人三个部位最吸引男人！
——女人10个动作最令男人失魂
——四大性爱游戏让你高潮不断
——处女与非处女在生理方面的区别
——让人目瞪口呆的性习俗！
——宋祖英台北演唱会彩排
——六种体型的女人床上功夫好！
——不可不知：女人性饥渴的八种表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785f01016v7n.html）
更绝的是李大博士在同一页的“推荐博文”——《色情业屡禁不止，不如因势利导》，要点：（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4861301017und.html?tj=1）
“何不让承认色情业的合法性，总比睁眼说瞎话要强吧，在中国每个角落都存在的现实，政府如果还不承认中国有色情业，恐怕只有中国政府才做得到。所以，面对普遍存在的色情业，只有承认其合法性，才能更好的治理、整顿，让其健康有序的发展，澳门色情业存在多年，没有看到给社会带来混乱？如果承认其合法性，至少可以带来以下七个方面的利益：
一是促进就业；二是减少疾病的传染；三是降低腐败，从而保证一批官员的安全；四是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五是财产再分配的一种很好方式；六是很少的解决了流动人口和光棍的性需要；七是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丁丁认为，色情业与其屡禁不止还不如因势利导服务社会，毕竟，这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撕掉这块遮羞布也许更显得社会主义实事求是，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也符合我们追求了多年的与国际接轨精神，更符合温家宝总理所提倡的说真话精神！”
看了李玫瑾“包容”转贴的这些博文，真弄不清眼前的人是李玫瑾还是李银河，弄不清这位“心理专家”自己究竟是什么心理——堂堂“二级警监”整天琢磨的是罪犯还是床上功夫？专长究竟是“犯罪心理”还是“娼妓心理”？难道这就是“美女教授”的看家本领？难道“美女教授”看见别人卖淫自己心里也痒痒？如果公安系统的高级专家都如此“包容异质思维”，认同“色情业合法化”，那公安部还搞什么扫黄、取缔卖淫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3．易中天与包容“易中国之天”
2011年5月22日的“易中天文集首发式”成了今日中国主流“精英”的大聚会，其中有些名字格外响亮：茅于轼、马立诚、江平、贺卫方、吴敬琏、韩寒、秦晓、秦晖、吴思、胡德平、叶选基、陶思亮……
这个聚会把“包容异质思维”的精髓表达得淋漓尽致：到会的“学者”全是反毛反共反华反人民的出类拔萃之辈——鼓吹“对日新思维”的，鼓吹卖国有理、主张“放弃钓鱼岛”、放弃国防、吹捧汪精卫的，叫嚷“共产党非法”、“人代会非法”、“图穷匕首现”的，
叫嚷“独裁者无内政”、“代表月亮消灭他”、“人权高于主权”的，鼓吹消灭公有制、卖光国企的，把巨额国家金融拱手奉送给外资的，决策“先污染后治理”、“有水快流”、搞乱西藏新疆的乱邦小人之后……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个鳖亲家，癞蛤蟆娶癞蛤蟆”——“牛鬼蛇神齐上台，乌龟王八冒出来”，经济、政法、文艺界汉奸买办巨头济济一堂，对不赞同这一套的“异质思维”绝对不包容——当堂宣布即便“有所不敬”都不是人，哪有半点包容？
当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反共群英会却专门邀请了若干共产党的“红二代”，不但大张旗鼓请他们当“见证人”，而且特别一一介绍家谱：“叶剑英元帅之侄叶选基先生，陶铸副总理之女陶斯亮女士，胡耀邦总书记长子胡德平先生”——反共专家大聚会偏偏把共产党高干的后代尊为上宾，为什么？难道当真“包容异质思维”、一边否定老子一边推崇儿子？
其实仔细看看易中天对见证人的介绍词就可以明白其中大有玄机：介绍其他人的用语都是“XX家”XXX，唯独对这些人的介绍用语是“XXX官衔的儿子（女儿）”XXX，根本不提本人有什么专长，可见看中的不是本人的能耐成就而仅仅是其家长的名气
——换句话说，请别人是因人家是“精英”，请你仅仅是因为你老子的名气和官衔眼前还有点利用价值，需要用来当保护伞，让全社会都见识见识：
你有“红二代”支持，我有“红二代”捧场，可见老子反共有后台，别跟我过不去。
贺卫方早就宣布共产党非法、要图穷匕首现。其他反共“专家”“精英”们更进一步，早把中共说成了“纳粹党”、把中共领导说成了“反人类罪犯”，永远不可饶恕——“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一旦发生，这些罪犯就成了人类公敌。这些罪犯即使能够逃脱当局的审判，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反人类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有谁说过犹太人‘冤冤相报’吗？没有。有谁奉劝过以色列当局要‘以德报怨’吗？没有。德国总理都已经给死难犹太人纪念墓下跪了，可以色列政府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杀纳粹余孽”
……这些反共“专家”“精英”成气候之日，就是“红二代”变“黑二代”之时，社会地位就跟希特勒、戈林、希姆莱之类的后代一样。那时他们父母的官衔名气还值几文？——会有人专门邀请希特勒、戈林、希姆莱之类的后代当“仪式见证人”充门面装声势吗？
而根据易中天介绍的弦外之音，这些“红二代”除了父母的官衔名气之外一无所有，本人不值一提。那时易中天们还会把他们捧为上宾吗？做梦，早就归于“不是人”一类了，而且还要“抄没家产”。
由此可见，易中天们的反共大会特邀“红二代”并非“包容异质思维”，而是借力打力、借刀杀人——用一部分“红二代”对付另一部分“红二代”，为把全部“红二代”都变成“黑二代”的“易中国之天”的反共大业出力。
而那些被易中天们特邀出席的“红二代”们除非是被骗去的，或者当真当“红二代”当腻了想当“黑二代”，铁了心要跟自己的老子为之奋斗一生的共产党过不去，心甘情愿与易中天、茅于轼、马立诚、贺卫方们同流合污投身反共大业，否则只能说被“包容异质思维”的把戏当猴耍了还手舞足蹈乐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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