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正在加速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图为5月24日，广西凤山县乔音乡同乐村农民在高山田园用小型农机耙田。本报记者 周恩革/摄

　　虽然如今很多农民子弟都摘下了“文盲”的帽子，很多人却又戴上了“农盲”的标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九江江西九江，干渴的大地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在德安县丰林镇大畈村，当地农民们正忙着灌溉和补种棉苗。由于持续的干旱天气，不少栽种的棉苗已经枯萎，新一轮的补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这让一些村民感到力不从心。60多岁的村民张金说，两个在外打工的孩子在农忙时不能提供他任何帮助，之前他请人栽棉花每天需要60元，再请人的话成本又增高，更何况他担心今年棉花的价钱不及往年。

　　“本来还想种点水稻，但是干不动，种棉花又遇旱灾，能干多少干多少。”张金无奈地说。已是满头白发的张金只是村上衰迈老农中的一员，因为缺少青年人，村庄显得冷冷清清，与绿意盎然的田野形成鲜明的反差。

　　种田少了接班人

　　这个丰林镇第一大村，人口1500多人，绝大部分青年像张金家的孩子那样在外打工，剩下一支“386199”部队——38代指妇女，61代指儿童，99代指老人，这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后，在中国农村自然形成的最庞大的队伍。

　　城市化像个黑洞，吸走农村的年轻人。随着青年弃乡投城，留在村里的农民日渐衰老，种田面临没人接班的境况。

　　“儿女们不愿意回来种田，说不定我们成了‘末代农民’。”前不久，在农业部组织开展的“百乡万户调查”活动中，就有农民发出这样的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将来谁来种田？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巡视员张辉坦言，这个问题确实越来越突出。

　　“好在现在种田不需要长时间守在田边，七八十岁农民也可种田。”湖南衡阳三农问题研究者、前水利水电局局长刘放生认为，农业已成为产前产后“两头在外”的产业，种子、肥料、农药、农田翻耕、收割、灌溉(小型以上灌区)等环节依靠花钱购买，产品大部分外销。“除了育苗、移栽、日常管护等由农户自理外，其余的产前、产后环节，一手拿电话、一手拿钱，就有人上门服务。”

　　但是，用资本替代劳力，机械替代人力畜力，却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农资上涨，尤其是粮价长时间停滞不前进一步削弱农民种田的意愿。尽管国家早已取消农业税、并且每年给农田实现一定的粮食补贴政策，但是农资价格上涨的速度和幅度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导致抛荒成为不少农民的选择。

　　“现在种田属于没什么事的人才去做”，大畈村村民金林一句话很平实地道出了农民的心态：由于种粮收入低、种田风险高，一些过去视土地如命根的老农，如今视土地为鸡肋。

　　“能进城的都进了城”

　　张金有一门木匠手艺，如果在县城建筑工地找份工作，最高一天可赚到150元。他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就算是在一个县城的工厂里打工，一个月也能拿到一千来块钱，一年随便也能赚万把多块钱。但是，像我们种棉花这类的经济作物，夫妻两个人种10亩田才能赚到一万七八千块钱，吃的苦完全不一样，而且还要赶上好年景。”

　　在大畈张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大多都是50岁以上的农民，“40多岁的农民即使呆在家里种田的也少，大多还是在外有些副业的。”老村长张友笔介绍。

　　“能进城的都进了城里。”刘放生感慨到，从2004年开始，他对衡阳县石市乡53个村进行调查，当时全乡52784人，其中 15－45岁年龄段的青壮劳力26000余人，身体正常的(不包括在校、当兵和在本乡的公职人员)、仍在农村居住和间隙进行农业生产的，不足2000人，其中从事全职种养的劳力几乎没有，多是在附近集镇经商、运输、技艺为主，农忙季节兼营农业。

　　“目前，全乡青壮劳力还有所减少，该乡双河村560多人，已进城就业和居住的人口达430余人，从事农业田间劳作的仅50人左右，全是50岁以上的，平均年龄64岁，年龄大的80多岁，其中平均65岁以上的占50%以上。”

　　刘放生介绍，这些50岁以上的种田人，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在本地城乡就业者，农忙时回乡兼营耕作，占20%。二是留在乡下带有孙子女的“蹒跚老人”，占60%。三是少数外出无门的准老年人，约占10%。四是一些回乡建房或短期照顾病痛的在村老年人，顺便耕种，占5%。五是一些在城镇公共部门就业的“半边户”，退休后回到生养之地，经营田园，养老归山，占5%。“近年回流的农民工中，45岁以下的，在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几乎没有。”

　　一种内在精神的脱离

　　“年轻人极少搞农业了，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不仅会影响粮食安全，会加速农村社会的凋敝。”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不无担忧地说。

　　最近，大畈村里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准备选村长，大礼堂满座的村民，不见几张年轻的面孔，村长一职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现在村里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了。”当一个个青年奔向打工的城市时，村民在聊天时发出这样的慨叹。

　　江西大畈村只是当下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前不久回了一趟山东平邑老家，类似的“空心村”现象让他感到心寒。“许多家的大门都是‘铁将军’把门，偌大的一个村子，大白天的，冷冷清清，除了偶尔见到几个老人，听不到孩子的游戏的笑声，听不到妇女的歌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鸿在其描绘村庄萧条景象的著作《中国在梁庄》中写道，处于颓败状态的乡村，其内在精神和伦理道德一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梁鸿看来，这一代农村青年与乡村、土地是隔离的，这是一种内在精神的脱离。“他们对土地对乡村对自身的文化都没有兴趣，没有完整感知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存在，即使出生在农村，这些孩子长大后还是不愿意当农民。”梁鸿说。

　　城市的理念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农村的每个角落。每逢春节，返乡的人们都在谈论着在哪打工、赚多少钱，这会给滞留在村里的年轻人以心理压力，“呆在家里是没有出息的，出去打工吧”，邻里乡亲的议论给年轻人外出提供着心理支持。过完年，新增和已经外出打工青年一起离开家乡，随波逐流。从一个城市漂流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工厂转移到另一个工厂。即使是不外出打工，他们也会就近选择县城，“县城是否有房也成了农村女孩找对象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青年逃离农村，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逃离。

　　梁鸿认为，新一代的农村青年包括80后、90后农民可能真正是农民的终结，他们更像是末代农民。“这是几千年来农村不曾有的景象，不仅是社会生活逼他们，而是内在成长或情感与农村都没有联系。”

　　文化学者摩罗对自己的家乡江西都昌万家湾作了长期的跟踪调查，他有同样的看法：“青年人完全拒绝当农民。”摩罗认为，年轻人已经不再认可农民这个身份，即使不出去打工，他们也不愿作农活，他们认为自己还是有机会出去打工，“青年认为自己与农民这个职业无关，不再认可这个职业和身份。”究其原因，摩罗认为，自古以来，农民地位就低，而打工是一个逃避农民身份的出路，“只要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不逆转，年轻人是不会回来当农民的。”

　　尽管未来农村的经营方式和模式会改变，中国未来也许会涌现更多年轻的职业型农民，但摩罗认为，那时农民的概念已经变了，至少不会再像上世纪80年代的农民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代农民可能真是末代农民了。”

　　挽救农民断层

　　现在在北京某房地产公司做中介的曹兴，自从中专毕业后就到大城市里谋职，发过小广告、在餐厅做过杂工，即便生活境遇再怎么窘迫，他也不愿回到乡下帮父母种地，“种粮食既辛苦收入又不高，谁愿意回去？当然，如果年收入有两万的话，倒是可以考虑。”

　　“这些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农业比较效益太低，”李昌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在曹兴这一代新生代农民来说，他们既不熟悉传统农业技术、不会使用传统农具，又不熟悉现代农业技术。虽然如今很多农民子弟都摘下了“文盲”的帽子，很多人却又戴上了“农盲”的标识。《中国县域经济报》内部参考曾刊文分析衡阳市农田抛荒的原因时提到，上世纪80年代农村出生的人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有人戏称之为“末代农民”。

　　不过，李昌平认为，中国土地上耕作的劳动力现在至少还有1.5亿人，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人是80年代之前出生的。但“末代农民”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第一，中国现在不是农民少了，依然还是农民多了；第二，80后不做农民了，不是绝对的，只要农业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不仅80后会返回农业，90后也会搞农业。

　　“中国只要提高农业比较效益，是不会缺人种田的。”李昌平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提高粮食价格。日本政府要以11至12元人民币/斤的价格收购，否则，日本农民就不愿生产稻谷。而中国水稻价格从1990年至今，只涨了大约5倍；同期生产资料涨价超20倍。农民工工资二十年来涨了5倍，同期公务员工资涨了40至60倍不等。

　　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巡视员张辉指出，解决“将来谁来种田”的问题，关键是在加强农业生产力建设的同时，开发和利用好农村的人力资源，培养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一是要培养种养大户，二是大力推进人才强农战略，培养农村的实用人才，尤其是农业技术人才，三是多种途径、多种渠道开展农民培训，培养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