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及草案说明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社会各界人士可以将意见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1号，邮编：100805，信封上请注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征集意见)，也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提出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2011年9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一、删去第十四条第二款。
二、将第二十条修改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三）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
三、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司法机关。”
四、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五、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
七、将第三十六条改为二条，作为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修改为：
“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对于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本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第三十八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九条：“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有关证据。”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条：“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十、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六条：“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向司法机关通报。”
十二、将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七条，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包括：
“（一）物证、书证；
“（二）证人证言；
“（三）被害人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五）鉴定意见；
“（六）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
“（七）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八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四、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九条，修改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十五、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五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经过司法机关核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十六、将第四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二条，修改为：“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更换办案人。对于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五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六条：“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由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经依法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
二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七条：“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属于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或者存在重大疑点，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可能性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二十二、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五十八条，修改为：“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二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一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证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予以保护的申请。”
二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二条：“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及误工损失，应当给予补助。对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二十五、将第五十一条改为第六十四条，修改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
“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
二十六、将第五十二条改为第六十五条，修改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二十七、将第五十五条改为第六十八条，修改为：“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
“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八、将第五十六条改为三条，作为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修改为：
“第六十九条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前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旅行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予以逮捕。
“对于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第七十条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应当综合考虑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被取保候审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情节、性质，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被取保候审人的经济状况等情况，确定保证金的数额。
“取保候审保证金的数额确定后，提供保证金的人应当将保证金存入执行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
“第七十一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凭解除取保候审的通知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
二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三）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也可以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三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三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四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犯罪分子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三十二、将第五十七条改为第七十五条，修改为：“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六）将身份证件、旅行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三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六条：“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
三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七条：“公安机关对于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决定，应当立即执行。执法人员对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决定，不严格执行，贻误案件办理的，依法追究责任。”
三十五、将第六十条改为第八十条，修改为：“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三十六、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八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三十七、将第六十五条改为第八十五条，修改为：“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三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三十九、将第七十一条改为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四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四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四十一、将第七十四条改为第九十六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四十二、将第七十五条改为第九十七条，修改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四十三、将第七十九条改为第一百零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期间的最后一日为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满日期。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在押期间，应当至期满之日为止，不得因节假日而延长。”
四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一十三条：“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故意杀人等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侦查取证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认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向该司法机关申诉或者控告：
“（一）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依法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
“（二）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依法退还的；
“（三）违法采取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的；
“（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依法解除的；
“（五）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履行职责的。
“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对于情况属实的，依法予以纠正。”
四十六、将第九十一条改为第一百一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
四十七、将第九十二条改为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必要的饮食、休息时间。”
四十八、将第九十三条改为第一百一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
四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二十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五十、删去第九十六条。
五十一、将第一百零五条改为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采集指纹、血液等生物样本。”
五十二、将第二编第二章第六节的节名、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八条中的“扣押”修改为“查封、扣押”，“物品”修改为“财物”。
五十三、将第一百一十四条改为第一百三十八条，修改为：“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和文件，应当查封、扣押；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
“对于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调换或者损毁。”
五十四、将第一百二十条改为第一百四十四条，修改为：“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意见，并且签名。
“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意见，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
“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从事第二款规定的鉴定工作，应当依照国家关于司法鉴定管理的规定执行。
“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五十五、将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的“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
五十六、在第二编第二章第七节后增加一节，作为第八节：
“第八节技术侦查
“第一百四十七条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一百四十八条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一百四十九条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对象和期限执行。
“侦查人员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信息和事实材料，应当及时销毁。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对有关情况予以保密。
“第一百五十条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
“实施秘密侦查，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第一百五十一条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对于通过实施秘密侦查收集的证据，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特定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特定人员真实身份等保护措施，必要时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五十七、将第一百二十八条改为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经上一级侦查机关批准，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五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五十八条：“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前，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在案卷中注明。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五十九、将第一百三十三条改为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六十、将第一百三十四条改为第一百六十四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四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对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六十一、将第一百三十九条改为第一百六十九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在案卷中注明。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六十二、将第一百四十一条改为第一百七十一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
六十三、将第一百五十条改为第一百八十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六十四、将第一百五十一条改为第一百八十一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对于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的，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或者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对于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上述活动情形应当写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
六十五、将第一百五十二条改为第一百八十二条，删去第二款。
六十六、将第一百五十三条改为第一百八十三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判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六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八十六条：“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六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八十七条：“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鉴定人出庭作证，适用前两款的规定。”
六十九、将第一百五十九条改为第一百九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作为证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七十、将第一百六十条改为第一百九十二条，修改为：“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案件情况和定罪、量刑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七十一、将第一百六十二条改为第一百九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的处理作出决定。”
七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九十九条：“在审判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可以中止审理：
“（一）被告人、自诉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的；
“（二）被告人脱逃的；
“（三）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
“中止审理的原因消失后，应当恢复审理。中止审理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七十三、将第一百六十八条改为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因案件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
七十四、将第一百七十四条改为第二百零七条，修改为：“对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
“（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七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
“（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
“（四）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七十六、将第一百七十五条改为第二百零九条，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七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一十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宣读起诉书后，审判人员应当询问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向被告人告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七十八、将第一百七十六条改为第二百一十一条，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被告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和辩护。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互相辩论。”
七十九、将第一百七十七条改为第二百一十二条，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章第一节关于送达期限、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八十、将第一百七十八条改为第二百一十三条，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延长至一个月。”
八十一、将第一百八十七条改为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
“（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
“（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
“（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
“（四）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开庭审理的其他案件。
“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八十二、将第一百八十八条改为第二百二十三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公诉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庭。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决定开庭审理后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二十日内查阅完毕。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的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八十三、将第一百八十九条改为第二百二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第二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仍然认为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八十四、将第一百九十六条改为第二百三十一条，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抗诉案件的，至迟不得超过二个月。有本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因案件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
八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通过提审予以改判。”
八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
“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
八十七、将第二百一十三条改为第二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罪犯被交付执行刑罚的时候，应当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将有关的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
“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依法将该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刑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对于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
八十八、将第二百一十四条改为第二百五十一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三）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有前款第二项规定情形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对于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或者自伤自残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
“对于罪犯确有严重疾病，必须保外就医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诊断并开具证明文件。
“在交付执行前，暂予监外执行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决定；在交付执行后，暂予监外执行由监狱或者看守所提出书面意见，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
八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二条：“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
九十、将第二百一十六条改为第二百五十四条，修改为：“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收监：
“（一）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有关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管理规定的；
“（三）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
“对于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应当予以收监的，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将有关的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
“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死亡的，应当及时通知监狱或者看守所。”
九十一、将第二百一十七条改为第二百五十五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
九十二、将第二百一十八条改为第二百五十六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执行期满，应当由执行机关通知本人，并向有关群众公开宣布恢复政治权利。”
九十三、将第二百二十一条改为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九十四、增加一编，作为第五编：“特别程序”。
九十五、增加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一章：
“第一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百六十三条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进行。
“第二百六十四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二百六十五条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
“第二百六十六条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所在学校、单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在讯问笔录中注明。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
“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
“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其法定代理人可以进行补充陈述。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适用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
“第二百六十七条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
“第二百六十八条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人民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
“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计算。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四）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教育矫治。
“第二百六十九条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提起公诉：
“（一）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发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罪需要追诉的；
“（二）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者考察机关有关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上述情形，考验期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第二百七十条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第二百七十一条在法庭调查中，人民法院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教育改造条件进行了解。
“第二百七十二条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第二百七十三条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除本章已有规定的以外，按照本法的其他规定进行。”
九十六、增加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二章：
“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百七十四条对于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达成和解协议：
“（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第二百七十五条对于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第二百七十六条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
九十七、增加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三章：
“第三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二百七十七条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应当列明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及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并附有相关证据材料。
“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
“第二百七十八条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申请，由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人民法院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后，应当发出公告。公告期间为六个月。
“人民法院在公告期满后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进行审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利害关系人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第二百七十九条人民法院经审理，对于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的财产，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对于不能认定是违法所得的，应当裁定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对于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裁定，可以提出上诉、抗诉。
“第二百八十条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终止审理。
“对于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
九十八、增加一章，作为第五编第四章：
“第四章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二百八十一条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死亡、重伤，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强制医疗。
“第二百八十二条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于被申请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直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
“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可以对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
“第二百八十三条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第二百八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机构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九十九、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三条中引用的条文序号根据本修正案作相应调整。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章节及条文序号根据本修正案作相应调整。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修正的。实践证明，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设计和职权配置总体上是科学的、合理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刑事诉讼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近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有关方面陆续提出修改完善刑事诉讼法的意见和建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也就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十届全国人大以来，法制工作委员会按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要求，一直在对该法执行情况和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跟踪了解、调查研究，从2009年初开始，着手刑事诉讼法修改方案的研究起草工作。起草工作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完善刑事诉讼中各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更好地适应诉讼活动的需要；坚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既注意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维护公民、社会和国家利益，又注意对刑事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经反复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部门进行研究，多次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基层办案部门、律师和专家学者意见，并专门征求部分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在充分论证并取得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现就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完善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是贯穿全部诉讼活动始终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公正审判、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针对各方面提出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比较原则，难以满足实践需要的问题，建议作以下补充修改：
1. 完善证据种类和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七种证据。根据刑事诉讼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实践需要，建议在证据种类中增加规定电子数据等。（修正案草案第十二条）
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均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为准确适用这一标准，建议进一步明确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修正案草案第十六条）
此外，为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提高诉讼效率，建议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经过司法机关核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修正案草案第十五条）
2.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对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作了规定。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建议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并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修正案草案第十四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
另外，针对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多发生于将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之前的情况，建议明确规定，在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并规定对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修正案草案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九条）
3. 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查明案情、核实证据、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不出庭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审判的公正性，需要进一步予以规范。建议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于鉴定意见，只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鉴定人就应当出庭作证。同时，规定强制出庭制度，证人、鉴定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对于情节严重的，可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修正案草案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4. 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在实践中，对证人的保护，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打击报复行为追究责任来实现，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的保护力度。建议增加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的证人、被害人，还可以根据案件需要，采取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对其人身和住宅进行专门保护等措施。（修正案草案第二十三条）
二、完善强制措施
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逮捕、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传五种强制措施。但由于犯罪情况日趋复杂，执法环境有所变化，现行关于强制措施的有些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建议作以下补充修改：
1. 完善逮捕条件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理解不一致的问题，建议将“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原则规定，细化规定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可能自杀或者逃跑。并明确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逮捕。（修正案草案第三十五条）
2. 完善审查逮捕程序
为进一步完善审查逮捕程序，以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全面地了解案件情况，准确适用逮捕措施，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犯罪嫌疑人要求当面陈述的，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还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同时，为强化人民检察院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建议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逮捕后，人民检察院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程序。（修正案草案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
3. 完善监视居住措施
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都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限制自由的程度不同。刑事诉讼法对这两种强制措施规定了相同的适用条件。考虑到监视居住的实际执行情况，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并规定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比较妥当。建议对监视居住规定单独的适用条件，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但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以及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情形。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也可以监视居住。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视居住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司法机关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视居住执行的监督，规定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并规定通知家属、律师会见等救济措施。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修正案草案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一条）
4. 适当延长拘传时间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增加规定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拘传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并规定拘传期间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必要的饮食、休息时间。（修正案草案第四十七条）
三、完善辩护制度
为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强化法律援助，建议作以下补充修改：
1. 规定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建议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修正案草案第三条、第六条）
2. 完善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经侦查机关批准。修订后的律师法作了不同的规定，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各方面一致认为，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吸收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但对于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事先经侦查机关同意也是必要的。据此，建议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并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修正案草案第七条）
3. 完善律师阅卷的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修订后的律师法扩大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的范围。建议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修正案草案第七条）
4.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建议扩大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和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将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修改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并增加规定对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也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修正案草案第四条、第九十五条）
四、完善侦查措施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一方面，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建议作以下补充修改：
1. 明确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
根据实践需要，建议增加规定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二是，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三是，明确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修正案草案第五十六条）
2. 完善侦查监督规定
为进一步强化对侦查措施的监督，建议增加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解除、变更强制措施，不依法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违法采取搜查、查封、扣押、冻结，不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冻结，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履行职责，侵害其合法权益时的申诉、控告及处理程序。（修正案草案第四十五条）
五、完善审判程序
为更好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有必要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区别案件的不同情况，进一步完善审判程序，建议作以下补充修改：
1. 调整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公诉案件和对自诉案件的简易程序。根据司法实践需要，建议将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认罪”案件，即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的案件。其中，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仍维持现行规定的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同时，为强化制约和检察职能，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判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席法庭。（修正案草案第七十四条至第七十六条）
2. 完善第一审、第二审程序
对于第一审程序，根据司法实践和实际需要，建议完善起诉案卷移送制度，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应当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完善开庭前的准备程序，增加规定审判人员在开庭以前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在法庭审理程序中增加规定量刑的内容；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的处理作出决定。（修正案草案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
对于第二审程序，为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应当明确二审开庭的案件范围。建议增加规定，当事人对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等，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为避免反复发回重审，建议完善发回重审制度，增加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判决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仍然认为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修正案草案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
此外，针对实践中一些重大复杂案件审限不足，影响办案质量的问题，适当延长了第一审、第二审的审理期限。（修正案草案第七十三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四条）
3. 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根据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为进一步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建议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通过提审予以改判。同时，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修正案草案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
六、完善执行规定
为进一步完善刑罚执行程序，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作以下补充修改：
1. 完善暂予监外执行规定
暂予监外执行，是对有严重疾病、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以及生活不能自理的罪犯在监狱外执行刑罚的制度。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根据实际需要，将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扩大到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中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二是，进一步明确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批准程序。三是，增加规定，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修正案草案第八十八条、第九十条）
2. 加强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为完善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机制，建议增加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减刑、假释的建议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修正案草案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三条）
3. 增加社区矫正规定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增加规定，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也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修正案草案第九十一条）
七、规定特别程序
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有关方面多次提出，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等特定案件和一些特殊情况，应当规定特别的程序。建议增加一编“特别程序”，对有关程序作出补充规定：
1. 设置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点，建议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方针、原则、各个诉讼环节的特别程序作出规定。设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同时，为有利于未成年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设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法律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修正案草案第九十五条）
2. 规定特定范围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刑事诉讼法对自诉案件的和解作了规定。根据各方面意见，为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需要适当扩大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同时考虑到公诉案件的国家追诉性质和刑罚的严肃性，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宜将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限定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修正案草案第九十六条）
3. 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对犯罪所得及时采取冻结追缴措施，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建议增加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并设置具体的审理程序。（修正案草案第九十七条）
4. 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为保障公众安全、维护社会和谐有序，建议在此基础上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死亡、重伤，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并对人民法院的决定程序、强制医疗的解除程序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等作出规定。（修正案草案第九十八条）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汇报。考虑到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面较大，修改补充的条文比较多，并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建议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进一步修改完善后，由常委会提请大会审议通过。
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对法律修改的意见：
国家立法不能突破社会伦理底线
——简评目前全国再次掀起的法律修改浪潮
张宏良
如同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大变革和利益大调整，最终都会形成新的法律成果，以法律形式加以强制保护一样，目前，中国精英集团为了保护其腐败性收入和腐朽性生活，再次掀起了修改法律的社会浪潮。只是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目前中国修改法律的重点，不是放在巩固现有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秩序上，而是放在保护腐败集团的特殊利益要求上，这就决定了本次立法的根本特点，就是突破了数千年人类文明形成的基本伦理底线，其中有些条款，甚至达到了丧尽天良、没有人性的极端程度。
最能反映上述这个特点的，就是第二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新婚姻法。这两部法律之所以会成为典型代表，主要是由这两部法律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因为欺负穷人和玩弄女人，是与剥削制度相结合的男权社会腐朽生活的永恒内容，必然会立法保护这个永恒内容。所以，刑事诉讼法和婚姻法便具有了其它任何法律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这也是毛泽东时代只有刑法和婚姻法的主要原因。这两部法律是主干，是基础，其它所有方面都是陪衬，是从属，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基础上，只要这两部法律搞好了，宏观上有刑法制约，微观上有婚姻法制约，其它方面就不会出大问题，甚至有没有都无所谓。目前中国数千部法律，基本上都是留给法学精英混饭吃、寻租用的，真正能够派上用场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这一次中国精英集团的特殊利益诉求，才集中体现在修改刑事诉讼法和新婚姻法上，所谓特殊利益诉求，是指本次对这两部法律的修改，并非如同历史上一般法律那样（除去毛泽东时代），所反映的是精英阶级的阶级利益诉求，而反映的是精英阶级内部腐败集团的特殊利益诉求，其突破社会伦理底线的丧尽天良条款，就是由此决定的。
目前中国新修刑事诉讼法和新婚姻法对社会伦理底线的突破，概括起来就是“护贪纵色”，新修刑事诉讼法重在“护贪”，新婚姻法重在“纵色”。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观察，就会发现其“护贪纵色”功能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绝妙地步，新修刑事诉讼法可以保护其获取腐败性收入的人身安全，新婚姻法则可以保护其享受腐朽性生活的财产安全。前者是通过新修刑事诉讼法中“不能自证其罪”和“亲亲相隐”等原则实现的，后者是通过新婚姻法中“穷人离婚必须净身出户”的原则实现的。虽然此前我们曾经多次指出，中国法律完全是“西门庆立法”——从最初七十年代末设立刑法的“立法强奸”，到后来《物权法》的“立法抢劫”，再到如今的“立法护贪”，中国在背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上愈走愈远——但是，新像婚姻法这样如此没有底线地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却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空前恶法，包括被认为是最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奴隶社会，都没有达到如此丧尽天良的程度。
新婚姻法最丧尽天良没有人性的地方，就是其“穷人净身出户”原则，尽管没有白纸黑字公开申明这个原则，但是几乎所有相关的白纸黑字无一字不贯穿着这一原则，最典型的就是它不仅规定了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包括这些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仍然归富有一方所有，法律条款是这样写的：“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中国讼棍最无耻的文字游戏在此展示得淋漓尽致，表面看上去，仿佛这个条款是在保护夫妻共同财产，可是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几乎是完全等于零。因为其中的“孳息”，几乎无所不包，“天然孳息”几乎涵盖了所有劳动果实，如动物下崽、果树结果、土地生产粮食等，“法定孳息”几乎包括了所有投资，再考虑到新婚姻法还规定了包括父母赠送等各种财产，离婚时也不可分割等条款，可以说是对富人做出了几乎天衣无缝的全面保护，而对穷人同样做出了几乎天衣无缝的全面剥夺。按照新婚姻法的规定，除了婚后老天爷下雨能够掉下来的财产之外，所有财产几乎全部归富人一方所有，穷人妇女只能“净身出户”。说白了，就是法律规定富人对穷人可以“睡了白睡”，若是用老百姓的土话来概括，则更加直白也更加准确。
如果仅仅是让穷人妇女净身出户也就罢了，还算不上丧尽天良、没有人性，最为丧尽天良的地方在于，新婚姻法在逼迫穷人妇女净身出户之前，还要成为富人的多重女奴——性奴、家奴和农奴。道理很简单，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没有劳动，孳息就不会产生，家畜不会自己下小崽，果树不会自己结果实，土地不会自己长庄稼，房屋不会自己生租金，所有的“孳息”，都需要通过劳动才能产生。而新婚姻法最悖逆天理人伦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不承认劳动创造财富，而坚持认为财富自己创造财富。这种法律莫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封建主义国家，都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伤天害理的程度！按照新婚姻法的规定，一个妇女嫁给一个富人，为他生了一堆孩子，什么都不算；通过割草锄圈把一只牛变成了一群牛，算是富人的孳息；通过剪枝喷药出售果实，把一棵果树变成了一片果园，仍是富人的孳息；累死累活地种地打粮装满了粮仓，还是富人的孳息；开山修路引来了游客，土地房屋大幅升值，更是属于富人的“自然增值”……结果就是最后离婚时，穷人妇女为富人做牛做马劳累数十年，辛勤劳作所创造的全部财富，都属于富人的“孳息和自然增值”，只有一副枯瘦的骨架和浑身疾病不属于“孳息”，而属于她自己——
他奶奶的，真的写不下去了！这他娘的还是人类社会吗？如果还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人味儿，就绝对出不了这种法律！
本来，婚前财产不可分割就已经是为玩弄妇女设立的流氓法律，事情明摆着，由于猫论这个市场经济的核心法则，把婚姻由爱情的产物变成了金钱的产物，金钱成为了婚姻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婚前财产已经构成了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这些婚前财产能够成为夫妻双方生活的共同财产时，女人才能够嫁给男人，婚姻形式才能够成立，也就是说，在金钱社会中，金钱本身就是婚姻的一个正常部分，并且还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富人的婚姻不是凭借品德、才学、外貌等主观条件确立的，而是凭借金钱等客观条件确立的。既然结婚时婚前财产是婚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离婚时同样应该成为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天理良心还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衡量，婚前财产都应该由离婚双方共同分配。
在此，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物欲泛滥的金钱社会中，作为男权社会牺牲品的弱势妇女，往往只能选择两种方式出卖自己——或者批发或者零售，批发就是嫁给富人，零售就是上街卖淫。虽然这两种出售方式的本质完全相同，但是，由于批发是富人的经营方式，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赞赏，所以绝大多数妇女都希望能够把自己体面风光地批发出去，社会舆论也会按照妇女批发价格的高低给予不同地位和荣誉；而小额零售则是穷人的谋生手段，自然要遭到社会歧视，风风雨雨，尝尽艰辛，街头小贩命运如此，街头妓女命运更是如此。只是相比之下，当今中国贫困妇女的命运比街头妓女更加悲惨，街头妓女的命运再悲惨，至少还没有悲惨到让男人白干的地步，而新婚姻法则强制规定中国妇女必须接受有钱人白干不给钱的悲惨命运，否则将依法惩处。真是太无耻太下流太野蛮了！古今中外恐怕连最邪恶最无赖最下流的嫖客，都不会以“婚前财产”为名拒绝向卖淫女付钱，而按照新婚姻法的规定，所有嫖客都有充分理由拒绝向卖淫女付钱，因为嫖客的钱财百分之百都是“婚前财产”。
虽然我们早就知道中国精英是最无耻的，中国法学家是最下流的，但是我们仍然想象不到他们会无耻下流到这个地步！中国江湖上有一句流传千古的粗话——“世上什么钱都有人敢不付，还就是没有人敢不付×钱”，现在有了，就是中国的法学教授，中国的讼棍集团，不仅敢不付，还专门立法保护中国男人集体拒付!不仅无耻地拒付，还更加无耻地说什么“男女之间性关系平等”，妓女就是不应该占有嫖客的“婚前财产”。或许还会有人更加无耻地说，夫妻之间与嫖客妓女之间不一样，不能把两者放在一起作对比。既然如此，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应该高于嫖客妓女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比嫖客妓女之间的关系更低，丈夫对待分手的妻子，就应该比嫖客对待分手的妓女更加好一些，嫖客与妓女分手时尚且要支付一部分“婚前财产”，作为丈夫为什么就不能向妻子付出一部分婚前财产？显然，婚姻法的这个规定，是在以法律形式宣告出身贫寒的妻子甚至不如妓女。此前，我们总是批判当今中国是“西门庆立法”，现在看来是有些冤枉西门庆，即便真的是西门庆时代，即便真的是西门庆立法，也很少有可能会丧尽天良到这个程度！先用金钱取代爱情成为婚姻基础，等到金钱基础巩固以后，再让女人净身出户，如此缺德的恶劣手段，已经不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不再是革命反动的问题，不再是一般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是还有没有人性的天理人伦问题！
如果说新婚姻法是“立法纵色”，突破了人类道德伦理的底线，那么目前正在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则是“立法护贪”，突破了人类政治伦理的底线。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世界各国，无论法律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功能，其共同特点无一不是反腐肃贪，哪怕是最腐败最堕落朝代的衰亡阶段，国家已经完全丧失了反腐肃贪能力，但是其立法的政治意向，仍然是反腐肃贪，而像目前中国这样“立法护贪”的现象从未有过。正在进行的第二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虽然多达上百处修改，但是其核心内容就只有增加的3条：一是“不能强迫嫌犯自证其罪”；二是实行孔老二的“亲亲相隐”原则，“不让亲属出庭作证”；三是落实辩护权，律师权力相当于公检法三家总和。结合当今中国的腐败状况来看，刑事诉讼法这三个新增条款，拿出其中任何一个都足以石破天惊，把三个结合在一起同时出台，等于是把当今中国的贪官污吏送上了天堂，足以让所有贪官富豪黑老大，都会情不自禁地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们的确应该欢呼万岁，因为这些新增条款完全是按照中国腐败官员的特殊需要量身打造的法律保护伞。当今中国腐败案有三个特点：
一是具有高度私密性，往往都是一对一的权钱交换，并且财产往来没有任何痕迹，这是虚拟经济时代的一个典型副产品。伴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腐败性收入可以在境外任何一个地方悄然形成，除了当事人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知晓，特别是把衍生金融工具用于获取腐败性收入后，连当事人自己都不能断定腐败收入未来变现的把握和规模。所以，对腐败案件的外部监督和彻查越来越困难，只能依靠嫌犯自己坦白交代，现在法律规定“不能强迫嫌犯自证其罪”，等于是为腐败官员披上了一件无比坚硬的法律盔甲，只要嫌犯自己不交代，绝大多数情况下，监察人员和司法人员根本就无能为力。特别是目前腐败官员的资产大多数都在国外，只要嫌犯本人不交代银行账号，司法人员永远都不可能拿到物证，腐败官员也就永远是安全的。
谈到这里，经常阅读我们文章的人或许已经看到了美国的影子，不错，目前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这个新增规定，完全是在为美国控制中国官员提供法律工具。道理很简单，中国腐败官员的资产都在国外，而全世界银行的客户资料库都必须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开放，如此一来，虽然中国司法机关拿不到腐败官员的财产证据，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却拥有这些证据，并且随时可以把这些证据提供给中国司法机关，如同当初出卖陈水扁一样。陈水扁任台湾总统八年，天天贪污，可是由于财产在国外，证据只有美国掌握，美国让他搞台独反华，他就只能搞台独反华，后来陈水扁下台了，剩下的唯一利用价值，就是以来杀鸡吓猴，威慑大陆官员，于是美国便把陈水扁在海外的腐败证据，一件又一件地全部提供给了台湾当局。现在美国操纵中国法学精英搞这么个条款，就是尽量杜绝中国司法机关掌握腐败证据，把中国官员的腐败证据全部控制在美国手中，以此来控制中国官员。大家看一下美国为首的北约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情况，就会知道这种控制具有多么神奇的效果。从当初伊拉克和现在利比亚的电视画面中，大家都会发现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就是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队居然从地球上不声不响地突然蒸发了，连一兵一卒都未见，一枪一弹都没放，甚至连一个溃散的消息都没有，数量庞大的政府军就消失了，并且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目前利比亚的情况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伊拉克军队是如何蒸发掉的，情况已经基本明确，就是被美国采用腐败手段蒸发掉的。
现在，中国所有腐败官员的证据全都掌握在美国手中，又通过修改法律阻挡中国政府掌握这些证据，这就意味着中国官员的命运完全控制在美国手中，美国想让谁升迁谁就会升迁，想让谁倒霉谁就会倒霉，关键要看是否对美国言听计从。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资源就是这样流向美国的，中国老百姓生产的三分之二商品也是这样流向美国的，相当于中国总产值一半的外汇储备同样是这样流向美国的……接下来还将意味着什么，只要看一下烽烟四起的当今世界，结果自然是不言自明。
二是家庭型犯罪，直系亲属之间互相配合。中国腐败案的典型特征，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丈夫做官，妻子弄钱，老子权力无限，儿子资本无限，家庭成员无一不是同谋和罪犯。正是针对这种裙带关系，中国封建社会才有了株连政策，实行一人犯法，鸡犬不留。可以说，无论中国封建社会其它方面如何腐朽反动，但是其株连政策却是正确的公正的，真正体现了权利和责任之间相平衡的法律原则，既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应该一人犯法鸡犬不留。可见，株连政策是与裙带关系相联系的，是裙带关系的产物，在没有消除裙带关系的情况下，单方面废除株连政策，反倒是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原则。文革结束后，中国精英集团一方面全面恢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一方面大肆批判“文革”的株连政策，通过制订和修改刑法，把原本是同谋的直系亲属从腐败案中剥离出去，有效保证了亲属和财产的安全，所以才有了后来那句“豁出我一个，幸福三代人”的著名格言。现在，通过第二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则更进一步连让亲属作证都禁止了，如此一来，亲属就不仅不再会成为同谋犯，甚至不再会成为证人，这就在充分保护亲属和财产的基础上，对嫌犯本人也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保护。道理很简单，家庭型犯罪的特点，就是证据全都掌握在亲属手中，只要亲属不出面作证，自己就会十分安全。把这个条款与第一个条款结合起来，就会看出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功能和作用，便是尽可能对腐败官员提供最大限度地法律保护，既“不能强迫嫌犯自证其罪”，又“不能让亲属出庭作证”，对于家庭型腐败案来说，其法律保护程度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绝妙地步，剩下来唯一还没有做的，就是向腐败官员发枪派军队了。
三是经常与黑社会相联系，形成“权钱学黑相结合的利益方塔”。中国腐败现象由以往的“权钱学腐败铁三角”发展到今天的“权钱学黑利益方塔”，标志着中国社会的腐败，已经进入了血腥堕落的癌症晚期。为了保证权、钱、学、黑各方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便利用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机会，提出了“落实辩护权”的条款。所谓“落实辩护权”，主要是落实两条核心内容：一条是允许律师在案件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案件；另一条是律师会见被告无需经过办案机构批准。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落实律师辩护权，而是要把律师变成中国司法领域的全能上帝，为“权、钱、学、黑”提供无所不能的法律保护。
首先，对于权、钱、学、黑相勾结的涉黑案件，侦查阶段的保密作用至关重要。如果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就介入案件，等于是让包括腐败分子在内的“权钱学黑”各方共同参加侦查工作，如此一来，相关官员会利用权力干涉案件，相关富豪会利用金钱干涉案件，相关学者会利用舆论干涉案件，相关黑老大会利用暴力干涉案件，共同组成一张反侦查大网，在这张用权力、金钱、舆论和暴力织成的具有无边法力的大网笼罩之下，任何办案人员莫说是无力抗拒，甚至连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稍有不慎就会轻则丢掉饭碗，重则身首异处，又有何人敢于真正反腐肃贪！可见，这个条款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为当今中国“权钱学黑利益方塔”奠定了强大的法律基石。
其次，这个条款与其说是“落实辩护权”，不如说是要把律师变成司法领域的全能上帝更加准确。新增条款允许律师从案件侦查阶段就有权介入，意味着律师有权介入案件的全部过程，律师单独一方的权利甚至已经超过了公检法的总和，因为公检法任何一方都只能参与案件的其中一个阶段，而律师则可以参加全部阶段。而在此之前，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有权监督公检法的整个过程，并且共产党对整个司法过程的监督也不是由某一个党组织完成的，现在，则要有一个律师单独参与公检法全部过程，并且律师会见被告还无需经过办案机关批准，在此，律师的权力不仅超过了公检法任何一方，甚至超过了作为国家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虽然出台这个条款的直接目的和作用，是要实现法学家和律师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尽可能使“学”在“权钱学黑利益方塔”中具有实际支配作用，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拥有美国背景并得到美国支持的法学精英集团，意识到在还没有能力打倒中国共产党之前，先在功能上取代中国共产党，即便是将来打倒了共产党，也以此来制约其它执政党。
这是中国法学精英集团从重庆的文强案和李庄案中得到的一个基本经验。可以说，目前增加的这个律师条款，就是中国法学精英集团从文强案中接受的一个重大教训和从李庄案中总结的一个基本经验。李庄案告诉了中国的极端右翼势力，中国“权钱学黑利益方塔”中的关键环节，不是权，不是钱，更不是黑，而是学。对付权，共产党有办法；对付钱，共产党也有办法；对付黑，共产党更有办法；唯独对付学，共产党没有办法，至少现在的共产党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舆论具有决定作用，而能够操纵舆论的只有学，所以文化精英开始成为当今社会不带枪的新型将军。薄熙来有办法打掉文强，有办法打掉黑社会，但是面对李庄律师团几个法学教授却没有任何办法，几个法学教授仅仅一番商量一个演说一个公开信，就在舆论上把重庆搞了个人仰马翻，司法界更是纷纷反水，随后一个“封建遗风”再加一个“文革余毒”，这两顶政治大帽子一扣，便在全国网络媒体掀起了妖魔化重庆模式的运动，薄熙来也成为了当今中国政治阴谋新的绞杀对象。
其实，不仅薄熙来没有能力对付由美国幕后操纵的媒体舆论，无论换上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对付，即便是调动起来整个国家政权也无能为力，这就是信息社会媒体时代的巨大魔力。唯独能够对付这种媒体舆论的，就只有社会舆论的主体——人民大众。所以，站在精英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只要能够在精神上控制住人民大众，能够给人民大众套上一副精神枷锁，胜利就会永远属于掌控媒体舆论的精英阶级。而目前精英阶级恰恰就有这样一副精神枷锁，这就是妖魔化文革，妖魔化大民主，通过妖魔化文革妖魔化大民主，让中国老百姓自我妖魔化，自我矮化，自我否定，自我虐待，天天生活在自我犯罪感中，让老百姓认为自己生来就应该男为奴、女为娼，除此之外的任何要求，都属于极左，属于文革，属于罪恶，属于浩劫。当今中国，正是在这个精神枷锁的束缚下，人民群众这头大象才会被几个蚂蚁牵着走向深渊。由此，也可以反证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对中国老百姓命运的影响是何等至关重大。这也是我们认为复兴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步骤，就是要夺回已经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的网络媒体的根本原因。
谈到这里，或许会有人问，如此丧尽天良的法律条款，为什么还能够讨论，还能够通过？这一方面是由目前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决定的，文革结束后，全国人大代表便由以工农兵学商等普通民众为主体，迅速转变为以官员、富豪和各界名流为主体，当时胡耀邦借口要提高人大代表的决策素质，彻底清除了人大代表中的工人农民等普通民众，人大代表几乎变成了清一色的精英阶级，这就决定了人大立法时，根本听不到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所代表的基本上是官员富豪和学界精英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是由官僚集团中腐败层面扩大决定的，本来，腐败分子的利益和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是对立的，一般情况下，立法机关从阶级利益出发，也都会选择立法肃贪，所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立法护贪的现象。现在中国之所以会出现立法护贪，主要是因为腐败层面已经扩大到整个官场，腐败官员已经占据了主体地位，一提立法，立刻想到护贪，于是便有了立法护贪的荒谬现象。立法护贪，反映了当今中国腐败势力，不仅把腐败利益置于党和国家之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甚至还置于本阶级的利益之上。如果不是把腐败集团的利益放在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之上，根本不可能在当今中国矛盾大爆发已经接近临界点的情况下，出台这样一个“保腐护贪”的法律去刺激百姓，出台这样一个把穷人逼上绝路的新婚姻法去激怒百姓！
由此可见，以买办汉奸为主体的中国腐败集团已经疯了，彻底疯了！它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己疯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被美国逼疯的，我们难以做出准确判断，但是，在美国共同诉讼制度占据当代政治文明制高点的情况下，中国法学精英却反其道而行之，弄来一套丧尽天良的法律，把创造了共同诉讼制度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的中华民族，变成全世界眼里最没有人性的丑恶民族，把13亿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变成世界人民眼里没有天理人伦的垃圾人口，以此来帮助美国资本集团妖魔化中华民族，为最终灭绝中国人口制造舆论准备。或许这个腐败群体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增加这些条款的目的仅仅是要“护贪纵色”，并不知晓美国灭绝中国人口的庞大计划，但是，这个腐败群体的核心成员很清楚。仅此一点，当今中国汉奸的罪行就已经超过了历史上所有汉奸罪行的总和，即便把他们枪毙一百次一千次，也难以抵销其罪行的万分之一。
可以说，目前由美国操纵的中国精英集团，已经疯狂了连魔鬼都要发抖的地步，他们一方面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主张要废除死刑，另一方面又助纣为虐地用尽各种手段要把13亿中国人推入灭绝深渊。先是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企图祸乱中国；阴谋失败后又试图通过通货膨胀祸乱中国，用通货膨胀把老百姓逼反；通货膨胀至今未见实际效果，便又通过出台丧尽天良的法律祸乱中国，企图用疯狂的法律把老百姓也逼疯，逼迫老百姓跳墙。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许多人往往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明白美国为什么要祸乱中国，虽然他们能够明白买办汉奸要毁灭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海外亲属和财产的安全，但是却不明白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以至于错误地认为目前中国对美国很好，美国没有必要毁灭中国。虽然此前我们一直在反复阐述其中的道理，但是一些人仍然不明白不接受，现在好了，中东北非一乱，残酷的现实一下子就把许多人教育明白了。
突尼斯总统阿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开始都是作为亲美领导人遭到国内反对的，最初国内反对派控诉他们的主要罪行之一，就是帮助美国等西方国家占有本国资源和财富，这个罪名可以说是阿明、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等人共同的罪名。这些亲美领导人之所以会被美国策划的革命赶下台，是因为美国资本集团需要中东北非混乱，需要欧亚运输线紧张，需要世界通货膨胀，需要各国金融动荡，需要全世界渴望有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需要建立一个世界一体化领导核心……所以他们需要用中东北非这个导火索，点燃整个世界的混乱大火。这就是美国把上述那些亲美领导人推入火坑的真正原因。美国之所以是美国，就在于美国从来不为眼前的小恩小惠所左右，从来不会“任人唯亲”，从来都是以美国利益，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利益为准则；只要是美国利益需要的人，无论多么厌恶，都会握手言欢，全力支持；相反，对于美国利益不需要的人，无论多么亲美，无论对美国曾经做出过多大贡献，也照样格杀勿论，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菲等，无一不是如此命运。
目前美国执意要肢解中国，也是处于同样原因——利益需要，而绝不会考虑中国政府是亲美还是反美，如同农民杀猪只会考虑利益和时机，而绝不会考虑这头猪对农民是赞成还是反对。
随着利比亚枪声的结束，中东北非的阴云将会向东方漂移，记得四年前我们在痛斥那些法学精英（主要是李庄律师团的带头大哥）支持重庆暴力拆迁时，曾经指出：美国资本集团和国内买办集团养了两条走狗，一条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另一条是伪自由主义法学家。现在这两条狗都已经得势成精，掌握了巨大权势资源，前者正在用通货膨胀来点燃中国这个火药桶，后者正在用丧尽天良的法律条文来点燃中国这个火药桶，无论中国这个火药桶最终是被哪个点燃，都将会把中国炸成分崩离析的几个板块，中国将会再次陷入二千多年来统一和分裂的原地循环。
现在要阻止他们已经来不及了。毛派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能够选择的，只能是争取在中国这个火药桶爆炸时，尽可能把买办汉奸炸个粉碎，而不要炸碎我们的民族，不要炸碎我们的国家，不要炸碎我们的人民。而要做到这一点，目前最需要的，是体制内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是党内外毛派共产党人之间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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