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惊心动魄的两篇文章
【转载者按】: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叫做《为何不少国人向着美国》的文章。文中罗列了“异质化思维”的种种表现。文章中所谓的“异质化思维”无疑就是“汉奸”的代名词,其中写道:在古代,隔江犹唱后庭花,是秦淮营生歌女的异质化思维;直把杭州作汴州,是南宋苟安官僚的异质化思维;宁给友邦,不与家奴,是慈禧老佛爷的异质化思维;曲线救国,则是汪精卫的异质化思维。中国这些传统的异质化思维,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发生了演变。现在,一些人在喊,越开放就越安全;救美国就等于救中国;对美国、美债的信心比黄金还足;凡是外国在华注册的企业都是中资企业,他们的创新就是中国的创新,他们的成就就是中国的成就……诸如此类,都是我们新时代的“大放光彩”的“异质化思维”。
文章发表在2011年9月1日的《环球时报》上。
请注意我画了黑线的部分。这几句话让人惊心动魄。
之所以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是这几句话让我联想到去年一位领导人的讲话。上网搜了一下,找到了那篇叫做《国民待遇里的中国制造》的文章。《国民待遇里的中国制造》发表于2010年9月15日的《中国经济时报》。
现在把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看,是不是也能让你惊心动魄呢?
江涌:为何不少国人向着美国
2011年09月01日 《环球时报》
《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曾考究,日本有招女婿“倒插门”的传统,称“婿养子”。“婿养子”处处捍卫岳父家的利益,为岳父竭力而战,拼死卖命。必要时,为了证明自己的“情义”,即使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在所不惜。这种竭尽全力效忠“新主子”的思维方式似乎存在于整个儒家文化圈,即对自己人比对外人还凶狠,或把外人的地方当自己的地方,或在国际残酷斗争中对外人毫不设防等,笔者称之为“异质化思维”。
比如,在日美太平洋战争中,一些美国精英一度认为,日本人无药可医,必须全部毁灭。但是,美国军队中的日本裔表现神勇,抓获第一个日本俘虏酒卷直男的美国大兵,就是一个名叫阿比留的日本第二代。而在中国,类似的所谓“异质化思维”,从古到今,还真是源源不绝,得到很好的“传承”。
在古代,隔江犹唱后庭花,是秦淮营生歌女的异质化思维;直把杭州作汴州,是南宋苟安官僚的异质化思维;宁给友邦,不与家奴,是慈禧老佛爷的异质化思维;曲线救国,则是汪精卫的异质化思维。中国这些传统的异质化思维,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发生了演变。现在,一些人在喊,越开放就越安全;救美国就等于救中国;对美国、美债的信心比黄金还足;凡是外国在华注册的企业都是中资企业,他们的创新就是中国的创新,他们的成就就是中国的成就……诸如此类,都是我们新时代的“大放光彩”的“异质化思维”。
不过,在我们感叹一些中国人思维异质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美国思维“同质化力量”的强大。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政府想联合美国黑手党,干掉眼中钉罗斯福总统。纳粹的特派员密会黑手党,“我们一起干掉这个狗娘养的,如何?”黑手党冷静地回答,“不错,罗斯福是个狗娘养的,不过他可是我们的狗娘——养的,知道不?”黑手党在关键时刻尚且不会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反观今天中国,“卖国言行”在网络上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一些人甚至公开称,一旦外敌入侵愿意当“带路人”,这些话真是让人汗颜。
更关键的是,同质化思维是美国强大的重要体现。美国人搞强权、霸权,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历史上,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别无长物,无所谓比较优势,但新移民竟能把花岗岩卖到欧洲,把冰块卖到中国广州和印度孟买,把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的糖浆加工成朗姆酒再卖给印第安人,实现了资本积累,凭借的就是让别人把自己当自家人的“创新”。今天,美国华尔街金融家们则发扬光大了这种同质化思维,“找到一个比你更傻的”,然后把标有3A评级实际形同垃圾的金融产品卖出去。于是,在华尔街的吆喝下,来自世界的投资者,尤其是东方的投资者如获至宝。
不得不承认,美国人很高明,当初把近乎一文不值的石头和冰块卖出好价钱,今天把垃圾债券卖出好价钱。其实,美国人的功夫主要不是在这些商品的直接兜售上,而是通过改造买者的思维,让买者相信一文不值的东西有巨大价值。美国人的基本做法是,必须把自己的不好掩饰起来,用放大镜和显微镜来彰显美国的各种美好,如以此编织“美国梦”施展迷幻术,旧梦破了再编新的。甚至用哈佛、芝加哥、斯坦福等大学的干部培训班直接实施“人脑刷新”工程,对朝圣者进行“洗礼”。如此,昔日“伯克利黑帮”,今日“芝加哥男孩”,层出不穷,走向世界,成为美国宣传组、工作队、播种机,把美国“很行”的神话撒播到世界。
当我们在关注美国强大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同时,不要忽视美国善于利用他国异质化思维而实现同质化的强大“软实力”。这种实力的神力在于,它能够让一部分中国人,津津为中国说话,实实为美国办事。(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江 涌)
国民待遇里的中国制造
2010年9月15 日 陈宁远 中国经济时报
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企业和在中国制造、在中国的企业,统一成为一体,而不强调其出身来历,不强调区分其投资人是谁,都涵盖到中国制造而进入世界经济格局,这在民族自豪感之外,更意味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9月13日在天津召开的第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温家宝总理以答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问的方式,再度回答了最近国外投资者十分关心的中国经商环境的问题。这是一周之内中国最高当局两次正面的回答。虽然言辞各异,但表达同一个意思——即中国将一如既往保持公平和开放的姿态,欢迎各国企业家前来投资。
相比较而言,这次温家宝总理的回答更有新意,也更加意味深长。他说道:“所有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它们制造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它们研发的创新产品也都是中国创造。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企业都享受国民待遇。”
这似乎是首次从中央的高度,公开面向世界回答:只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在中国注册,就是中国企业,其生产的产品就是中国制造。这样的解释,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首先它扩大了中国制造的范围,凡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是真正地把国民待遇落实到经济运行之中的新提法。在这个提法里,不乏民族自豪感,因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世界瞩目,此刻扩大中国制造的范围,将中国品牌和世界品牌的产品生产属地化,从而以更加明确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制造的魅力、强大和未来空间。若无中国制造在中国能够制造出全球流行的好产品,这样的底气,岂能说服那些眼角高高的跨国公司,把自己的产品也当做中国的制造?
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企业和在中国制造、在中国的企业,统一成为一体,而不强调其出身来历,不强调区分其投资人是谁,都涵盖到中国制造而进入世界经济格局,这在民族自豪感之外,更意味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它很形象地诠释了温总理在开幕式的致辞——“中国经济增长为跨国公司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为主要经济体和周边国家创造了大量需求,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当然,要使得企业的国民待遇和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并行不悖,对中国而言依然任重道远。首先完善企业的国民待遇,就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它涉及面既广且深,不仅需要提高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品牌效应等微观经济,还需要改造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法律环境。比如税收问题,嚷嚷经商环境不佳的外企,在所得税方面一直以来往往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一旦调整有无影响?要它们和中国的民企承受一样的税负,它们还能不能做到传统意义上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
再如垄断行业准入的问题(石油、军工、电力和金融)。假如外企可以进入,民企有无资格?假如外企和民企同时进入,过去在这些行业国有控股的企业,将如何应对?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甚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会面临诸多十分纠结的难题,比如在这些涉及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准入上,是先对民企放开,还是先对外企放开?对外企放开后,相当于我们的放开,属地中国话的外企,其来源国要对等开放怎么办?简单举例,中国开放军工给美国投资人,美国禁止出口给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能否接受中国投资这些呢?
企业国民待遇,一旦涉及到了这些重大问题,常常不是经济问题,而成了政治问题。成了政治问题,又该如何共赢?往往比单纯的经济合同难谈多了,而需要各国最高当局拿出更多的智慧。但无论道路有多长,无论解决这些问题有多麻烦。属地化后的中国制造,都是中国经济未来最佳的结构性配置,值得我们努力把这当作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方向。即使在这个目标里,我们还做不到唐长安时代的大拿来主义,也不妨看到中国经济不再讨论所有制不同的企业,从国家的角度,按照三六九等来管理。
庶几果然成真,中国制造就是不搞成中国创造(第一来源都是中国的),也无妨中国经济真正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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