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内政外交不是玄学，“国家智库”必须大换班
网络很好，它能够让一部分有思考能力的人获得支撑自己的信息资料，也可以帮助志同道合者实现实时交流沟通。目前，真正善于利用信息并加工信息形成自身思想的人并不很多，很多人仍然漂浮在初次信息的认知上，即便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党政高官，很大一部分人在吃透信息方面也有文盲的特性。
中国的大多数百姓并没有从唯上、唯官、唯书的旧思想中走出来，对国家内政外交的高层决策更是看得神不可测，国家级决策在某些人眼中就是“玄学”，一般人是不配参与的，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群众，谈点国事，会被某些人叽讽：你懂什么？上面那么多高人，他们不知道决策吗？你哪里能够知道高层的内幕啊？实事果真如此吗？不然。我想对所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说：没那么多神秘的大事，也没有那么多神秘的高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政府把决策看成是“玄学”，相反，民意才是决策的基础。只有无知者才会天天在“神秘”的世界里做梦，天一亮，其实什么都显得那么自然。
国家决策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大体都只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战略层面，二是战术层面。战略层面的决策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战术层面的决策则着眼于中短期。内政的长期战略是国家对于自身发展的定位，外交的长期战略是国家对于自身国际地位的定位和规划。国家内政外交的战术问题则主要取于对形势的判断和微观的信息对比。不管是战略决策还是战术方案，都不是某一个人的思想成果，任何领导人在作出任何新的决策之前都有一个多层次信息摄取的过程，而信息的来源多为国家智库的高级智囊和研究机构。当代社会，并不会有哪位领导人敢于靠一个人拍脑袋决定国家大事，大国领导人更是如此。
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中期实际上就已经进入“民意政治”的时代，内政和外交的神秘性早已经被政府主动抛弃，唯一保留有些许神秘性的是政策微观形式的新奇与独特，这是个性领导人体现自身独特个性的必然需要，但大的方向肯定是不会与战略战术相矛盾，因为，严重违背民意的决策会失去民意基础，下台是必然的事。外交其实也不神秘，所谓的神秘性只是体现在国家层面才能得到的“外交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多半只能影响政策调整的依据，国际关系的宏观特性没有可躲藏的大空间，大国之间都了然于心，应对是否正确才是根本。一个和平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具有天然的稳定性，只要不发生动乱和政治体制的巨变，国家宏观政策具有内在的推动力，丝毫都不会表现出“玄学”特征。把决策看成是“玄学”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阻止人民参政。
中国的最高决策为什么长期会给人某种不可触摸的神秘感呢？恐怕更多的原因还是中国人摆脱不了“皇帝深宫”的封建意识，宫里的事岂是草民可以弄懂的？愚民意识几千年来一直笼罩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很多人不是被某某统治阶级愚弄，而是自己有意无意地愚弄自己，面对上层建筑，心甘情愿作贱自己的人非常之多，民不开智，则官必愚之。实际上，中国政府早已经非常开放了，并没有过度压缩人民议政的网络空间，老百姓应大胆挑战主流专家和智囊，因为他们经常做出逆人民、逆时代的弱智事情。近几年，决策过程的外泄事例也有很多，有些人在有了参与部级决策过程的经历后便感叹：原来一个国家级政策就是这样随意出台的啊，不可想象！有些人在参与到国家最高外交决策的过程以后也会感叹：难怪今天的中国是如此国际环境？！中国人过去都认为国家级政策不是“人”制定的，而是“神”制定的，普通百姓哪有“神”的能力啊！人只能是听神的指使。然而，神是不存在的，我就从不相信装神弄鬼者。
老百姓要想真正做一个能主导国家进程的人，就决不要忽视自己的能力，一个人做不了什么，但亿万人民都参与到国家决策的过程中，每一个人的影子将都会或多或少体现在最终的政策中，如果每个人都漠视自己的权力和能力，“神”定下来的规则将都不适合于自己，只会有“神”自己能得到好处和利益，凡人就只有牢骚和哀怨的宿命。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被动局面责任并非全在决策者身上，决策者背后的智囊们也是罪孽深重，领导只能负拍板的责任，而智囊则要负大部分责任。领导为什么要给那么多高级智囊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待遇？不就是寄望他们能奉献出利国利民的智慧吗？无论是哪个领导人，日常事务众多，不可能有精力专注做全方位研究工作，他们决策的对错取决于他们身后智囊们的努力程度和认识能力，领导的错误往往是智囊们不学无术或者馋言令色的结果。
目前的国家智库组成成员具有多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不具有制衡性，全是以右倾思想为主的清一色人士，改革开放以后，人才是“非右不用”，缺少左、中、右的全面性；二是留美人士和亲美人士过多，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采取留苏人员一边倒的做法，现在又采取留美人员一边倒的做法；三是智囊们的独立性不够，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官方机构或政府内部的官员，思维方式没有独立性；四是智囊们的私利心过强，一部分人的观点取决于其资金的来源和自己所代表集团的利益走向；五是智囊们的生活与社会脱节，智囊们的生活条件大多比较优越，官僚味和资本味很重，不太走入真正的中底层社会进行调查研究，闭门造车是普遍现象，给国家提出的国内政策最后脱离了社会现实，政策的无效性严重消蚀了政府的公信力；六是智囊们缺乏适应时代变化的国际视野，多数智囊年纪较大，思维方式还停留在传统时代，有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书本之上，对世界的新型变化表现出天然的抵制性，不能预测到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就无法制定出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战略，国家外交被动挨打也实属正常。
中国的“国家智库”必须进行全方位大换班，以适应国内国际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变化，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会产生中国历史上最为丰富的思想和最为庞大的思想家队伍，原因就在于“思想者”总能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 暴 君也好， 明 君也好，“尊贤用贤”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求贤若渴的君王和权贵很多很多，最最值得推崇的用人思想是“智无贵贱”。实事上，中国不但只有人口众多，而且是智者众多，智者的存在与其身份地位毫不相关，“民间”是智者最大的贮存器。中国智库的“缺智”已经是不争的实事，因为他们蔑视“民间”，大换班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怎么换是一个问题，继续到所谓的主流精英中去寻找，结果仍然好不到哪里去，到人民中间去寻找才是明智之举。信息社会给了政府广泛选才的条件，网络是其中的一个很好中介，网络不代表民意的全部，网络人才也不是最全面的人才集散地，但是，绝对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
智库人员，从道理上讲，不应当是依靠政府吃饭的人，但因历史和社会模式的特殊性，用一部分带饷的智囊也未尝不可，更多的智囊应当来源于与政府无关的人员，智囊不但不能拥有官衔，而且必须要求是纯中国籍公民，任何依赖国外资金和拥有外国国籍的人员都不应纳入智囊团。智囊团的人选应当具有全国普遍性和能力代表性，更应当具有实事上的思想独到性。智囊团的献智献策也应当打破过去“人对人”的方式，某些智囊可以永远不接触高层，网络问政是相对更好的问政方式，高层领导的智囊班子可以组成一个专门的网上沟通平台，具有相应较高的保密性，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决策，智囊之间应该可以交换信息。越是以“见大领导为荣”的智囊越是当不了智囊，趋炎附势之辈多以小人居多，岂能献出治国安邦大计？
中国过去几十年，无论从路线、制度还是决策上都走了不少弯路，不同时代的智囊团均应负重责，现在，对各级智囊团进行清理调整正当其时，让一些吃干饭的退出来是必须之举，让一些卖国奸臣退团是利国利民利政府的好事，不调整“国家智库”，中国还要走更多弯路。
——孙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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