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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之:由忽悠大众转向凝聚精英—— 从广东“政协新思维”看中国当前阶级斗争新态势

宪之 · 2011-09-06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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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精英在政治斗争中调整策略,他们由忽悠大众转变为直接呼唤自己的阶级,越来越鲜明地突出本阶级及其主子跨国资本的政治诉求。

由忽悠大众转向凝聚精英    

—— 从广东“政协新思维”看中国当前阶级斗争新态势    

     

《第一财经日报 》2011年08月31日介绍广东政改新动态:  

     

从“献”策到“谋”策  广东闪耀政协新思维    

 8月30日 ,被称为广东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广东省政协工作会议以工作规程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会议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建议将“建言献策”改换成“建言谋策”,一字之差所体现出的新思维也广受关注。    

会议上,《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下称《规程》)试行了一年之后正式颁发,这是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它的颁布为政治协商构筑了坚强的制度后盾,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的转变。    

早在去年,《规程(试行)》甫一颁发就引起了极大关注,政协委员们对此解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大跨越……    

     

是的,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 ,一词之易实现了“民主政治建设一大跨越”,的确是大手笔。    

广东的“政治蛋糕”做得也越来越大了。    

不禁想起章伯钧当年的“政治设计”:人大“下院”,政协“上院”。  

“被准确地打成××”—— 茅老 先生至理名言哪。  

中国时下愈演愈烈的腐败吏治,权之所在,利之所存,国民把愤怒的目光刺向权力最集中的部门,较之无恶不作的陈良宇、许宗衡们,人们对“二线”的人大政协干部自然要另眼相看,何况政协中还多知识精英呢。人们容易认为,加强人大政协权力以制约党政权力遏制腐败,不失为一项有效措施。右翼就因势利导打造宪政迷信:只有“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才能救中国。  

这一“新思维”,不仅有资格政协的阶层会双手赞成,即便 “市民社会”如果“一人一票”,得票率估计也不会低。  

如果超越霸权话语所打造的思维定势呢?  

     

一    

     

“民主宪政”、“多党政治”、“法治”等等,是改开精英给国人开出的根除腐败、矫正时弊的灵丹妙方。  

多年来,中外霸权媒体一直把这作为鼓吹的母题。连美国政要都公开宣称,美国不能容许中国停止改革的脚步——人家可比中国老百姓自己更关心我们的改革哪。  

 “建设法治社会” 30余年,超过毛泽东“专制”年代了, “从来没有起过好的作用”的群众运动和“四大”废止了, “端正党风三年大见成效”了, “法制反腐”力度一直不断的加强着—— 结果呢,还要“举证”吗?  

不如换个说法:“只有深化腐败才能解决腐败”——普世“民主”的路子,与当初“完善社会主义”的忽悠一样。  

富士康与第一财经打官司、富士康十三跳、金龙鱼郭成林案、屁民风波、每年四万断指、“非法上访”、以工人维权为对象的防暴演习、大运会驱赶8万疑似非良民和赛场周边“良民”……广东的“法制建设”,对中外资本“保驾护航”的成果辉煌得很。  

这还是司法,立法呢?  

刑法修改有两个耀眼的亮点:一个是“不能强迫嫌犯自证其罪”,一个是“不能让亲属出庭作证”。婚姻法的修改着眼于“产权明晰”:“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    

这都是为贪官和富豪保驾护航量身定做的。    

官场的腐败早已像肿瘤扩散,上有“改开贡献”、赦免原罪与废除死刑的舆论金光罩护,中有盘根错节的官官相卫关系网,不得不办的案子监察和纪委部门“依法”调查举步维艰,就像当年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偶尔“撞上枪口”的倒霉蛋不过挂一漏万、漏十万百万。如此这般下去,上游废除了群众的监督权,“群体上访”法制掐断了受害者的手足,下游还有以李庄为代表的“法律人”打捞队,中国贪官的生存环境的美中不足,只差一个立法上的进一步保驾护航了。“不能强迫嫌犯自证其罪”,折断了仅剩的一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攻心利剑,“不能让亲属出庭作证”将无一例外的贪贿合伙者与知情人剥离出来予以保护,从今以后,“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吧, “甩开膀子”“不争论大胆的干”吧,有“民主”和“法制”无微不至的保驾护航,永别了“心有余悸”,滚蛋吧“民粹”“暴民”和“屁民”们!  

     

天安门广场“孔子复出”时我曾写过如下的一段话:    

     

儒学观念在当代,也不是一概苍白无力,无所作为。    

比如“李刚儿子飙车”事件,虽然用“法制”摆平了,但总感难于服众。如果用孔子之道“重新审视”,那效果就让你刮目相看了。    

 “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夫子谓之“直道”,而且“尊尊亲亲”乃是“纲常”的基本原则,儿子飙车出了事,父亲利用一切可能为之“隐”,以便“法制”容易“摆平”,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还能要毛泽东“大公无私”“党性”“伪崇高”那一套吗?    

无论是“李刚儿子”的爸爸,还是“李刚儿子”的岳父,包括更高层的亲属,为李刚所做的一切,“亲亲”也,都是合乎孔子的圣道的。    

河北大学集体失语,中央台为李刚提供作秀舞台,“尊尊”也,“为尊者讳”也,亦无可非议。    

司法当局从轻发落李刚儿子,亦“刑不上大夫”也——不过,这“只能做,不能说”。    

所以,圣道作为“法制”的“必要补充”,可以使之臻于完善和谐,故夫子圣道万世不移也。    

     

“圣道作为‘法制’的必要补充”,写这句话时还是大着胆子。现在看来这话保守了:“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直道”,想不到这么快就会成为中国新权势者立法的原则。鲁迅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权势阶级的鹰犬和帮闲们,会这般无所顾忌。    

除了自愧保守,夫复何言!  

     

“法制建设”之初,先锋们就有过“杨白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格言。随着改开的深化,这格言就变成“杨白劳致富要靠黄世仁扶贫”“喜儿嫁黄世仁才是最佳选择”。高论犹余音渺渺,就被精英深化的法制建设推翻了:与时俱进的婚姻法修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是“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就是说,喜儿即使嫁到黄家,成为“二奶”“三奶”,被黄世仁玩够了,也会像《金瓶梅》中西门家打发潘金莲一样,可以“依法”让其“罄身”滚蛋的。  

市场化下的普通离婚案,如此修改也许有其现实可操作性的一面,但那不是本质——罄身岀妾,才是根本。  

即使是美国富豪与明星离婚也要分割财产,往往要花大钱清明律师倒腾好几年官司的。我们中国的法制,不光接轨,而且青出于蓝,大大优于美国了——可惜,仅仅是对贪官和富豪!  

二    

强化“法制”,增大“政协人大”权力,能给百姓带来民主么?    

以普世论取代阶级论,30年来一直是“思想解放”的核心。如果稍微“拨乱反正”一下,这本来是十分明白的常识性问题。  

有阶级才有国家和法制,天地良心,什么时候有过超越阶级的“普世法制”!  

法律表现的是统治阶级也即时下所说的“强势阶层”的意志,用 鲁迅 先生的话说,是权势者给屁民制定的“奴隶规则”。遵纪守法,“良民大大的”;不安分守己,则是“暴民”“民粹主义”,是“恐怖主义”、“邪恶国家”、“反人类罪”!  

当然,对统治者也必须有“游戏规则”。比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得的不得”,“副职”与“一把手”的权益就有严格的界限。再如,“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吧,既是特权也是限制,“二奶”的小舅子的侄子,就不能与“子”同等享受;再如“李刚儿子”与“陈良宇的儿子”也得有所差异,否则就会乱套。而且对奴隶的剥削压榨也得有个度,像珠三角每年4万断肢、“富士康13跳”与“跳楼索薪”等就影响“维稳”,长此以往也会逼得“暴民”铤而走险。闹到屁民们“欲作奴隶而不得”时就麻烦了。立法对统治阶级自己的约束,相当于庄子说的“盗亦有道”。不过,统治阶级作为阶级整体时会强调“规则”,但他们作为一个个个体出现时,就趋向于突破规则,变成严嵩、和珅,黄世仁、南霸天与刘文彩。当严嵩和刘文彩们趋于“普世”时,他们的末世也就到来了。  

邓玉娇案、李刚儿子案、西安张东民案,深圳郭成林案,临时性强奸论、嫖宿幼女论、以李庄“捞人”为代表的辩护制度,体现的是司法为强势阶层保驾护航的实质。    

“刑法”和“婚姻法”的修改,持续不断的“赦免原罪”和“废除死刑”舆论,体现的是司法无所顾忌地为“先富”权势阶层、为贪官阶层服务。  

     

这就涉及人大政协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了。  

在政改新思维熠熠闪光中,也有其“遗忘的角落”,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投下了一个的浓重阴影。    

     

他在30日的广东省政协工作会议上指出:“广东的个别地方和部门对政协委员人选的推荐存在重视不够、把关不严的现象,甚至却只认钱多、名声大,不看品德。以往一些市县推荐的政协委员口碑差,社会形象不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人还没到政协报到就已经先带来了案件,纪检监察部门、检察院、公安部门查案人员随后就上门找人了。”    

(《个别地方推荐政协委员认钱不看品德》)  

     

     

朱书记这里说的虽是实话,但未及本质。  

社会主义中国的合法性,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革命斗争、用千百万人的头颅鲜血“投票”取得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的领导核心力量,靠着自己坚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为人民服务”路线,持续其合法性,不在于“注册不注册”。离开这一条,“革命党”就蜕化成了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毛泽东时代,人大的立法,政协的监督,都是靠共产党的正确执政路线来保证的,彼时人大代表中的干部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条件:他必须“姓共”和“为人民”,绝对不会有汉奸买办的一席之地,而且代表的构成还强调工农的比例——这是使权力机关不致背离为人民的保证。    

当然这还不够,保证执政权力不背离人民,是毛泽东终生探讨的主题,也是他许多战友分道扬镳的原因。    

看不到这一点,就会被西方吵吵嚷嚷的议会制民主迷惑。俄罗斯转型后几百个政党,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垄断资产阶级称心如意统治着,老百姓的民主又在哪里!  

“橡皮图章”、“党政不分”“司法独立”之类貌似有理,实际上掩盖了问题的本质。  

改开后人大政协的代表性和成分发生了根本变化:精英和“成功人士”风云际会高速换血,一直是各级落实政策与体现改革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步的是劳动群众的代表快速淡出,仅剩下的也是微不足道的摆设;而官代表们也已经“不换思想就换人”,不要说坚守“姓社”了,就连何新式的爱国知识分子也难于立足。那是茅于轼、张贤亮们,是成克杰、文强、刘涌们的政治舞台。  

如果不改弦更张,人大将蜕化为富豪权贵的俱乐部,政协不过是精英们的政治沙龙。    

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所谓“宪政民主”,不过是改旗易帜共产党下台,由他们直接掌握政权——如张贤亮多年前说的,实现“由被人代表到自己代表自己”。只有这样他们30年通过剥夺人民与出卖祖国所获取的一切才能“合法化”,才能消除“心有余悸”。  

广东的政协“改革新思维”,向这一目标跨进了一步。实施之后,无非增加了“南方”系和袁伟时们的政治分量,加快 “民主宪政”步伐——它不会增强而只会削弱人民大众的民主。  

     

三    

     

北非西亚的动荡,鼓舞国际资本加快了“颜色”中国的步伐,即使马上达不到目的,他们也千方百计在18大中尽量加大“为美国发展做贡献”的分量。18大后中国向何处去,举国密切关注,也是斗争的焦点。    

这焦点,以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较量为核心展开。    

两个模式的前景,标志着中国的前景。    

重庆模式的核心不过是济贫扶弱,约束“先富”减缓贫富的急剧分化,用重庆市委的话讲,就是“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科学发展观提出多年来举步维艰,有点限于说说,重庆就要试着探讨施行。然而一旦“动真格的”,中国买办精英立马群起鸣鼓而攻之,又是“群众运动”啦,“文革模式”啦,“走回头路”了,这还了得——把中国卖光不不过是“融入世界”,就是不许“走回头路”!  

 鲁迅 先生说,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代:“做稳奴隶时代”与“欲奴隶而不得时代”。倚恃跨国霸权疯狂掠夺出卖中国的买办精英,他们宁要“欲奴隶而不得时代”的草,而不容忍“做稳奴隶时代”的苗,更可况“共同富裕”!    

重庆模式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的弱势大众。也因此,它受到举国右翼的以致反对。  

     

左翼与右翼、草民与精英、劳动大众与官僚买办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阵线呈渐趋分明之势。    

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特点:右翼买办在政治斗争中调整策略,他们由忽悠大众为主,转变为以直接呼唤自己的阶级为主——买办精英的言论和举措,越来越鲜明地突出官僚买办阶级及其主子跨国资本的政治诉求。他们很清楚,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在各个方面都处于支配地位,他们有恃无恐无所顾忌,不大在乎屁民们的反应,旗帜鲜明可以更好地组织凝聚本阶级力量,冲刺一下取得关键胜利才是根本。    

法界精英的表现最为典型。  

重庆“打黑除恶”举国称快,广东治安之乱全国称首,他们却善恶颠倒、党同伐异,一点也不含糊。除了舆论,他们还整合全国同道在李庄问题上奋力一搏,以张霸道之势,这种较量形式为以往所未见。  

药家鑫案,李昌奎案,贺卫方们霸道嚣张,“西山会议”以来公开向共产党叫板,一呼百应势在必得,旗帜鲜明且十分自觉。如果说广东不断标新立异竭力在为地方割据创造条件,那么,贺卫方们则倚恃买办阶级背靠资本国际、凭借自己在法界的优势尝试着搞政治割据,建立“白色根据地”。     

原先为颠覆毛泽东时代放手引进的资本法制利器,如今,毛泽东已颠覆得差不多了,这“法制”的矛头,开始指向“体制”自己了。    

开始时“体制”居高临下扶持呵护的时代要终结了,兄弟哥们彼此彼此也不会维持太久,羽翼已丰振翅高翔逼宫时代有点呼之欲出了。君不见西亚北非乎,“鲜花”一旦走上街头,制裁、禁飞、承认等等跟踪而至,3万亿外汇和600吨黄金转眼间归属易人,到时候“大国否决权”和航母之类还有用吗?    

 “7。 23” 动车案,他们一直把矛头对准国企,以之为契机掀起国企私有化的狂潮。毒箭射在国企身上,却乐在马明哲刘志军们心上——谢天谢地,攻关改制MBO经营者持大股终于为期不远了。  

渤海漏油案,开始时集群向国企呲牙咧嘴狺狺狂吠,后来听说是美国康菲,立刻轻描淡写、万马齐喑,央视还出面宣示:按“法制”只能罚20万。  

利比亚战争,媒体齐声为北约“捉卡扎菲”喝彩,就像啊Q张大嘴巴看杀人,用“嚓”来吓唬王胡和小D一样。  

骆家辉背包亮相,中国媒体蛙声一片。拜登尝尝小吃,右翼媒体称颂不已。  

近期胡德平举旗右派和汉奸麇集所谓“纪念‘决议’30年”的会议,不过是“西山会议”降调的继续。  

……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不是么?  

     

赤膊上阵为外国主子“颜色”中国,是最高目标。    

不得已求其次,把戈叶式普世代表塞紧18大,是现实目标。    

竞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有对立阶级间的,有阶级内部的。前者如法国大革命前国民公会上三个等级之战,恩格斯生前欧洲无产阶级利用议会斗争也曾战果辉煌;后者如今天欧洲资产阶级政党的左右博弈,当年国民党“行宪”也曾上演过过李宗仁与孙科争当“副总统”的闹剧,李宗仁利用选票居然战胜了蒋介石。俱往矣,一人一票也罢,间接选举也罢,无非是实现阶级统治的手段,代表哪个阶级才是根本。劳动大众从来都是多数,但除了“专制”年代又从来处于被统治弱势,无论是共和制的罗马,还是宪政的美利坚或菲律宾,他们从来也未能靠选票解放自己。改开30年后的民主机制,对于早已“失语”“弱势”的劳动大众,竞选民主于他们同样是水月镜花。那是“先富”“成功人士”风云际会的平台,是茅于轼、贺卫方们施展手脚的天地!有资格进入投票圈的,多半是 “成功人士”。“中华邦联”虽有点远,但利用选票优势助粤压渝,改变权力中枢的结构,还是不难实现的。    

倒行逆施,不再把屁民放在眼里,右翼已把凝聚强势阶级力量放到第一位。18大前,他们会放手一搏的。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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