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话题说事，党内民主文章
——胡德平的“纪念热”与政治斗争新态势
2011年10月7日 ，由胡德平牵头，北京国贸三期群贤厅举行 “粉碎四人帮”35周年活动。“据独立媒体报”，因为“与会者无论背景还是身分都异乎寻常”，所以十分引人注目。背景是指“官方一直对 10月6日 刻意低调”，身份指与会者多系“中共元老后代”，包括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张爱萍、纪登奎、汪东兴等人的子女。自然，还有政治、经济、理论、法学、新闻界著名的右翼精英，也包括“日籍华人”马立诚等人士100余人。
这次活动是纪念决议的继续，除此之外，吸引眼球的还有两点：一是呼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突出拔高华国锋；三是高调张扬党内民主。
活动引起广泛主义。会前会后南方系紧密配合自不待言。网络上左右两翼都有文论及，不乏切中肯綮之论。这里拟就两点略作强调：
一是对“元老子女”的阵容无需过高估计。
二是胡德平的两次纪念活动揭开了政治博弈的新一页。
（一）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
胡德平拼凑这阵容可谓用心良苦。不光 “元老子女”，而且色彩驳杂不限于右，似乎代表性广泛。
还是鲁迅说的，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耳。
告别革命，兴灭继绝，傍名傍老，成为效应。章女生“往事并不如烟”，周海婴“鲁迅打右派”，是自拉自唱。斯大林子女如何如何，是美国中情局导演。亦时尚耳，太看重就有点抬举他们了。
记得哪年毛刘两家子女有一次会晤，一些热心的年轻同志也一厢情愿地曾想入非非。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是根本。还是相信自己。
稍作辨析。
“粉碎四人帮35年”， 三十年河东河西，世事早已今非昔比。胡德平们这一“民间”纪念方式，本身就告诉人们，中国和世界的大局已经今非昔比，与他们独领风骚所向披靡的1980年代不能同日而语了。
35年前，文革十年攻守反复，人们精疲力竭，质疑失落主导社会心理。故“粉碎四人帮”普天同庆。文化革命、反修防修、就在共产党内等等，似乎都是毛泽东异想天开的呓语。
35年后，有了苏联与东欧的沦落，有了美国与西方世界并未“终结”的金融危机，有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的并未“和平与发展”，有了席卷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特别是，有了中国转型出的严峻现实的“实践检验”，这时候，除了别有用心，谁也不会不对35年前反思反思。右翼精英们不是最爱“与时俱进”吗，面对这么个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你们怎么就那么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呢？
35年，他们与他们所代表的阶层打着“改革”“完善”“产权明晰”的旗号，捞了个盆满钵溢，党政财文方方面面，都取得不容挑战的支配地位。与此同步，被剥夺的亿万草民也逐渐从被“启蒙”的蒙昧中清醒，看清这“完善”到底是怎么回事。精英阶层也改变了倒向权贵的清一色状态，分化出新左。党内坚守力量与爱国力量也在扩大。过去，是他们高歌猛进所向披靡，如今，无产阶级已经不再任其宰割了——“回潮”云云，就是他们对左翼大众抗争与回击的感应。因此，除了裸官移民之外，他们还要搞“民主宪政”，中国彻底俄罗斯化了，他们才能消除“心有余悸”。
踞有一切现实优势，但在民心与正义方面，他们几乎输得精光。所以，在政治上，他们是处于守势，“彻底否定”，是进攻，也是防守。
惊心动魄的现实矛盾，他们“无言以对”，除了妖魔化过去，他们无法掩盖现实矛盾。
“否定文革”，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最有效的也是最苍白的政治资源。色彩驳杂的“元老子女”阵容，就是利用这一资源聚拢起来的。霸权话语和现实利益熏陶，打造出的这些色彩驳杂的官二代，在这面旗子下，自觉的、颟顸的、不太情愿地，坐在一起，有同仇敌忾，也有莫名其妙和同床异梦——不必太予看重。
右翼的报道也透露出点滴信息：
“一位与中共元老关系良好的知情者称，会上有人提出通过“文革”解决当前的问题，该人士又说，多数人认为“文革”绝不是办法。”
马文瑞同志是党内令人尊敬的著名左派，想不到其令媛也应邀与会，就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周期律”谈“现在的官民矛盾突出恰恰是缺乏党内民主，党内监督机制”，结论是“建国62年，粉碎四人帮35年，我们仍然没有跳出这个圆周率”。话虽不得要领，但也不是如一些贝勒格格们右气腾腾。
不要忘了，他们这一“民间纪念”形式，本身就是针对“官方”的。就是说，“体制”与他们，或者说他们与“体制”，并非完全“保持一致”。
（二）对于草民适得其反
文革十年，蒙难牛棚，天翻地覆，这个账自然要数倍偿还。我们这些人的子女都要弄个部军级当当，是耀邦书记执政的功德之一。“给波拿巴家族还债”（马克思语），变成中国版，造就了德平公子的辉煌。
“四月青年”《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 胡德平等在京举办纪念活动》主贴后边有如下跟帖：
三大碗：必须承认是一场政变。尽管这场政变对党和国家是有利的，但是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实事求是，是政变就是政变。
瓜尔佳：确实难忘啊AC的青年朋友们举起杯吧，共同回忆崭新时代的开端！！！
东风笑：一个是我们反对文革式的暴民民主，所以麻烦别在鼓动孩子们上街要春天；第二是胡德平最近跳的太凶了，你自己得小心；第三是最近华尔街的无产阶级走路大革命是什么情况？
准格尔：不走文革回头路没错，但也不要把中国指向前苏联。
注册真理：靠一帮既得利益的太子党来推宪政民主？天大的讽刺！
诸葛天龙：让他们去跳，跳的越高，他们的真面目，老百姓看的越清楚。那些****，目的就是麻痹。
于世接鬼：其实，判别文革正不正确－点都不难！首要看这些人官复原职，做了些什么。。。。是否符合党章的宗旨和宪法的规章制度？是否符合其当年入党的宣誓？有没有腐败的问题？再看否定文革后中国有没有发生苏联未期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资本主义没有复辟那说明文革错了，如果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那么文革就恐怕无法否定的。问题就是如此简单！
实际上，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队伍变好了，就说明文革错了；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队伍变坏了，就说明文革对了。”人民判断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惟其简单才最为可靠。看看当今的社会现实----
Gevy:我只想说，全是官二代啊，怎么那么多官二代都那么喜欢西式民主，西式自由啊？是因为捞了很多钱没地方花么？
倾向虽左右杂陈，草根态度十分显豁。
（三）拔高华××是虚弱的表现。
“英明领袖”，“一举粉碎”，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可惜红火时间不长，到另一个“历史性”，顶着“两个凡是”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就成了众矢之的。在鸣鼓共诛共讨的会上，只有徐帅温和委婉一些。之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与改开的深化，“英明”每况愈下，几乎朝不保夕。今夕是何夕，居然高调卷土重来，成为纪念主题之一？
历史太诡吊。
用唯物史观审视则清清爽爽。
历史人物无不是阶级阶层的代表，其褒贬消长，透露出的是阶级斗争情势与相关政治力量对比消长的信息。
孔夫子生前身后，争论两千余年终结不了。
毛泽东自不待言。从蒋介石和胡适，到张爱玲、胡兰成、 “曾文正公” “李中堂” 和“袁大总统”，时移世易，不也个个“重新审视”、“史学创新”吗？
华××是个微妙历史人物。有过短暂辉煌，时过境迁就日益暗淡。可以断言，右翼彻底得势之日，必定是其“历史终结”之时。同样，当社会主义真正回归的时候，历史也难免给其盖棺定论，无论是政治，还是人品。
拔高，折射出的是政治情势的变化。
拔高，自己降低，是政治需要，不得已耳。
华，邓，胡，赵，蒋，汪，是一个从东到西的系列。什么时候举谁的旗、打哪张牌，根据的不是理念而是政治情势。自“普世”“民主宪政”视之，赵某自然远比胡更理想，更切合。一直未树，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时候未到耳。此时此地，他们偏爱耀邦书记，偏偏选中德平，个人因素不是主要的。因为胡作为政治代表，不仅与他们时下的目标切近，而且个中还埋伏着LS平反的玄机。这是一颗战略性的政治地雷，一颗关系着中国大局的核地雷，引爆中国全局爆炸的引信。这文章做足了，下面的都会水到渠成。德平公子遥望前程沾沾自喜，他对自己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未必十分清醒。
他们称颂周恩来也是政治需要。30年来，他们一直以颂周作为反衬来妖魔化毛泽东，不过是个骗局——毛周共同战斗几十年，如何分得开来！有朝一日毛泽东“跌得粉身碎骨”，周恩来绝对保全不了。否定周恩来，不过是时候不到罢了。从海外民运们的言论可知。刘少奇的审查，这笔账他们能放过吗？其实，彻底转型之后，当刘文彩们堂而皇之地“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之际，即使刘和邓，他们多半生的赤化罪，也不能保证不会被人家清算。
对于他们来说，重新评价华是不得已的倒退；能把“重新评价”赵ZY提上日程，才是“进”。
并不高明的闹剧，谈不上什么“胡华合流”。
（四）谈“民主”，先正本清源
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不过是阶级整合内部与开展斗争的手段。
“民主”是个随近代资产阶级问世的政治范畴，它以普世形式出现时就掩盖了阶级实质。其实 “民主”并非自近代始，古罗马共和国就有过就有过奴隶主阶级的典范民主，皇权专制的本质是封建地主阶级专制，“民贵君轻社稷次之”才是本质。采风、廷议、部议、三省制、监察谏议制度等，都是地主阶级的民主。风靡一时的《万历15年》，反映的就是地主阶级内部以“民主”形式开展的斗争。阶级内部整合，保证本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的实现，哪个阶级都需要“民主”。立宪议会，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总董事会。
明白透彻的马克思主义常识被“思想解放”颠覆了，才有霸权话语的民主迷信。
纪念辛亥百年，右翼精英着力打造的依然是民主迷信，他们远远落后于百年前的孙中山。国民党的宋教仁是中国近代最有代表性的议会咪，它的结局最具警示意义。黄兴，包括孙中山都曾一度对议会制和政党内阁着迷，他们亲自出马极力动员立宪派、共和党包括赵秉钧甚至袁世凯本人参加国民党，一度还得到过袁世凯的参加承诺，事后都成笑柄。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毕竟是孙中山，他长于吸取教训，该“动摇”时就“动摇”，在否定扬弃自己中不断前进。
1946年“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进入高潮，国民党“行宪”，开始用“民主”旗号实行统治，对广大人民包括民盟，那是高悬屠刀的血淋淋的“民主”。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那才是官僚买办阶级“民主”剧的正版。无论谁当选，并无二致。
对立阶级利用民主的空间有限。封建时代也有击鼓鸣冤、跪香、请愿，这也是一种“民主”。现代形式的普选是无产阶级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的结果，法国大革命胜利根据《人权宣言》制订1791年宪法，有选举权的限于有产者纳税人，只占全民的百分之十几。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200年，有选举权只占总人口的3.1%。19世纪中叶，英国工人阶级经过十余年的大宪章运动，才将这个比例提高到15%。
“民主” 就像美联储发行的钞票，那不过是剥削世界掠夺穷人的工具，穷人有钱自然也可流通，但如果你以为这是也能“先富”的“平等权利”，那就幼稚了。
第二国际前期社会民主党人利用选举进行议会斗争，扩大共产主义影响增强无产阶级力量，曾取得可观成就。但也仅限于此，后来产生议会迷信，结果就葬送了革命和自己。
二战后，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放弃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武装走“议会道路”，结果鸡飞蛋打。印度的喀拉拉邦共产党通过选举执政，几十年也未能“和平过渡”。
二战后只有中共保持清醒，没有坠入“和平民主新阶段”陷阱，这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精英已经回过头来倒算这笔账了，茅于轼就是代表。
迷信民主选举，智利的阿连德与印尼共教训最为惨痛。以艾地为首的印尼共产党曾经是第三世界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迷信民主合法的“纳沙贡”思想，缺乏足够的统一阵线中的独立自主意识，对资产阶级的反动缺乏警惕，遂使苏哈托军事政变得逞，几十万共产党员惨遭屠杀。
（五）选票与屠刀并用的美国牌普世“民主”
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美国到处支持扶植反动独裁势力，颠覆民族国家民选政权，劣迹斑斑血债累累罄竹难书，在绝对的贬义上彼时也被称为世界警察。
比如：
1948年，策划哥斯达黎加军事政变，推翻民选的民族共和党政府，扶植何塞-菲格雷斯上台。
1952 年，支持古巴军阀巴蒂斯塔发动军事政变。
1953年策划伊朗军事政变，扶植巴列维王朝复辟，因为民选穆萨迪格政府实行石油国有化。
1954年用利比亚式的轰炸，扶植反动军阀发动政变，推翻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危地马拉民选总统阿本斯。
1960年策划刚果政变，杀害民选总统、民主共和之父、非洲英雄卢蒙巴，扶植反动独裁蒙博托政权统治37年之久。
印尼独立后曾经是典型的民主宪政国家，总统苏加诺与西哈努克、尼赫鲁是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61年美国扶植苏哈托发动政变推翻苏加诺实行独裁统治，杀人盈野，数以百万。
1973年策划智利政变杀害左翼民选总统阿连德，建立皮诺切特独裁统治……
凡是捍卫民族利益、主张国有化触犯跨国资本的利益的，即使你再“民主共和”，在中情局的黑名单上，给你准备的都是屠刀，是军事政变。凡是美国人得手的地方，无不是解散议会、取缔政党、禁止结社，屠杀左翼，血流成河。
“历史终结”之后，背叛与买办意识成为时髦，“当年要当美国兵”“做一夜美国人”甚嚣尘上，霸权话语颠倒了最基本的是非，遂使美国牌的普世民主成为改开图腾。今天，从美国对沙特、巴林与埃及、利比亚的双重标准，依然是选票与屠刀两手。
（六） “党内民主” 是戈尔巴乔夫将苏共打入地狱的政治工具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创始人过世后转型，都是以反对“个人崇拜”发轫的。然而，“集体领导”的结果又怎样呢？
高张“集体领导“的结果，不过是先把共产党败坏干净，最终送进坟墓，几乎无一例外，
如果是个案好说，怎么所有的共产党都“个人崇拜”，“拨乱反正”的结果又都是葬送呢？
缔造创立者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所谓“批判个人崇拜”云云，正如当年小平也参与撰写的《一论》《再论》所说，实质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找准了这个破立点，就不会犯糊涂了。
没有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观念，执政领导阶层特权化，慢慢形成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现象，斯大林时代是不自觉，斯大林身后变成自觉。这个特权阶级，出于扩张和确保自己利益永久化的需要，利用自己强势地位，通过“党内民主”形式，将自己的代表人物推上台，改变党的路线和性质，最终改旗易帜。这是国际共运的一个普遍现象。
“民主”运用，取决于阶级基础，是不是“好东西”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是利用“党内民主”，一步步成功地搞垮共产党并分裂国家的。
1956年苏共以20大为标志，特权阶层通过“党内民主”改变了党的路线，开始阔步“转型”。
经过三十年的量变积累，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作为出类拔萃的“二十大的产儿”，被“党内民主”推上了最高政治舞台。
这不是偶然，带有必然性。阶级基础变了，党迟早要变。
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戈尔巴与时俱进地正式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口号，作为“打开改革阻碍机制的突破口”。
1988年通过镇压一位女教师对“新思维”的质疑，启用“激进派”雅科夫列夫取代“保守派”利加乔夫主管意识形态。雅科夫列夫公开宣称：十月革命“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在苏联搞改革就是要“退回去”。 两年后，这位苏共书记与叶利钦先后公开退出共产党。
1989年5月，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奏鸣声中，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一大批党内外政治反对派人士高调走上政治舞台。
1989年12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萨哈罗夫等再次呼吁将修改宪法第六条列入日程。苏共中央1990年二月全会，叶利钦提出“从坚持一党制的党，过渡到允许多党制并准备在政党和社会组织法的基础上同其他政党共同行动的党”。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要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6条中关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
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民主”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删改宪法第6条，将肯定共产党核心领导地位的明确表述，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修改后的宪法还增设了“苏联总统”一章，以示“党政分开”。从此，戈尔巴乔夫由“总书记”转型为总统。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报告中提出苏共将通过选举来“争取保持执政党的地位”。
1990年苏联解体前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以党内民主的最高形式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给苏共提前谱写了送葬歌。
叶利钦，原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以“合法程序”将叶利钦调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打着民主与反腐的旗号捞取政治资本，迅速蹿红。
1990年5月，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以多4票的结果“民主选举”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叶利钦“与时俱进”地公开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时候到了，退党可以进一步捞取政治资本。
1991年6月，俄罗斯联邦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当选为总统。
1991年3月17日 ，就苏联生死问题举行了全民公决，戈尔巴解散联盟阴谋受挫。 4月23日 ，戈尔巴乔夫绕过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与俄、乌等九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了《“9＋ 1” 声明》，提出要尽快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取消“社会主义”标志。
8月19日 ，为维护国体，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8。 19” 事件，旋即被镇压。三天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书记职务，并逼迫苏共解散。俄罗斯当局查封和没收了苏共的办公大楼，俄罗斯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迅被解散或被禁止活动。
1991年12月，叶利钦策划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的明斯克秘密会晤，签署了《明斯克协定》，宣布三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事实上将苏联终结。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依法”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正式改旗易帜。
1991年12月26日 上午，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民主”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从赫鲁晓夫二十大算起，历35年，是“渐进”和量变。从戈尔巴上台算，仅用6年，是质变和飞跃。虽然最其后是平稳转型，人们早“处变不惊”，但回视苏共和苏联沦落的历史，每一回合都有严峻的斗争。然斗争的结果，胜利总是属于“改革”派势力，通过“党内民主”，“程序正义”无可置疑的——就因为，他们在党内处于强势。
民主是属于居支配地位的强势阶级的。
戈尔巴和叶利钦成功地运用“党内民主”完满地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彻底搞垮了共产党，颠覆了共产主义！
与美国老板一样，当“民主”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用大炮和坦克车作为民主的必要补充。1993年10月，叶利钦就是用炮轰议会的方式解决了行政与立法的权力之争的。那场炮击，187人死亡，437人受伤，西方民主世界一片沉默，连一个屁都不放，更不要说什么制裁了。
中国，胡德平们要邯郸学步了。
（七）在中国“党内民主”博弈已提上日程
1，“党内民主”与“大差额”的针对性
纪念会上如是说：
“吴稼祥：官方里面的某些人正在淡化文革，他怎么可能报道，否则怎么可能有今天这样子呢？你想如果官方是否定文革的，怎么会对文革否定这么困难呢？
“三十五周年，近年，官方一直对10月6日刻意低调，当天各大官媒均未提及当年家喻户晓的盛事。”（东野长峥）
社会民主，是针对左翼和草民；党内民主，只能是针对“体制”。代表强势阶层，向中央施压。
文革只是个由头，借此生发的，是18大以后的阵容与路线。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双峰并峙，胜负尚未尘埃落定。
未来的阵容，想“广东模式”主导中国，恐难稳操胜算。海内外都能看出来。
“重庆模式”进一步打压下去，亦难心想事成。
不甘心哪！
借重美国老板，配合某花革命，民主宪政忽悠，“政协改革新思维”，反腐再升高8度，蛋糕做得再大一些……给力还是不够。
为18大做舆论动员，利用自己的选票优势，将自己的最佳代表推上台，给个叶利钦上台式的意外惊喜，不是没有可能。
2，中国发生意外动荡，只能是导致国家分裂社会沦落的极右派上台。
你反对党内民主？
草民不敢，更不愿。
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言人所未见所不敢言，给出“就在党内”石破天惊之论，探讨“跳出周期律”的民主形式，“四大”、“炮轰火烧”权利，不是史无前例的“党内民主”吗？ 限制特权的紧箍咒，被你们说成牛棚和地狱，清算30年没完没了，百姓变成屁民，腐败得没治了，你们还嫌不“彻底”——你们到底要“民主”到哪里去？
你们所谓的“民主”，是金主、权主、“外”主，是不受限制的超国民待遇，并传之子孙万世不移。
强势阶级，“民主”也强势。
苏东崩塌后举国反思，中央拟让贺敬之出任文化部长，然而人大常委会通不过，只好到中宣部代部长。贺敬之同志恪守“三全”立场，一点不“极左”，人品顾全大局尤其可敬，就是因为不像周扬与时俱进，面对“民主”就败下阵来。
邓力群在十三大的差额选举中的遭遇也是一样。
文艺界一路急转直右的大势下，历届作协代表大会，都是右翼展示“民主”力量的机会。当年河北一篇《“歌德”与 “缺德”》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几乎被唾沫星子淹死。如今，孔大侠可以到处演讲，在彼时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相反，在无产阶级正气高扬之际，七大八大，王稼祥和王明得靠毛泽东做工作才不致落选。
所谓时移世易，此一时彼一时也， 哪来的普世民主！
党政财文，他们都处于支配地位，霸权地位。“民主”“法制”，是他们维护统治的上层建筑。尽管如此，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一方面是草民的抗争，他们消除不了原罪恐惧，而“体制”对和谐与大局的考虑，也不能令他们满意。所以，他们要想尽办法尽快彻底改变中国颜色。
新的政治斗争形势要提上日程了。
弱势大众，“民主”也处于弱势。
一位网友曾就历届人大代表做过如下统计：
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农兵代表占67.95%；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共3497人，工农兵比例为61.68％；1983年六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工农兵比例35.57%；1988年的七届人大，代表共2970人，工农兵比例32%；1993年八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工农兵比例29.6%；1998年九届人大代表共2979人，工农兵比例27.8%；2003年十届人大代表共2985人，工农兵比例27.4%。现在的比例，只会比2003年更低。
这还没考虑名义代表与实际代表是否一致的问题。
大众的弱势，不光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的卑弱，更在于他们的觉悟成长还处于前经济斗争阶段，处于跳楼索薪个别抗争阶段，通钢式的斗争还是凤毛麟角。左翼力量还很弱小，只有网络一个阵地。因此，中国如因社会动荡出现权力更替，上台的只能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极右代表，他只会把中国引向混战和分裂，结局只会比俄罗斯跟悲惨。
3，袅袅余韵弦外音
“彻底否定”云云，有一点一般人未曾想到，且看右派的夫子自道：
官方之所以对粉碎四人帮纪念日低调以对，除了不肯彻底否定文革这个因素外，一个更大的原因还在于，所谓的“粉碎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个在法治框架之外的一次军事政变，是一部分中央委员抓捕另外一部分中央委员的“非法行动”，本质上，这不是一次光彩的行为……我当然和全国人民一样，举双手赞成“粉碎四人帮”，但却对这种“粉碎”的方式一万个不赞成。……但坚决认为，我们应该以更文明代价更小的方式把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不得人心的坏领导人请下台去……可是，又有人会问，你说的轻松，如果不用法治之外的暴力手段，能让四人帮下台吗？东野长峥的回答是，不能，不但三十五年前不能，到今天，我们也还是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这我们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不能在法治框架内以和平的体制让不合格的领导人下台，始终是我们这个国度内没有解决的“东方之难”。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怎样的“盛世中国”，也都是一列向着毁灭之路上狂奔的“高铁”，出问题是早晚的事。这就是“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所想到的问题。
余音渺渺，不绝如缕，弦外之音，真真假假，倒值得玩味。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