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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毛主席去世后，随着“英明一举”，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宣传变成了铺天盖地的“反封建”：“‘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可参见《南方周末》的《胡德平：倡导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主义》http://www.infzm.com/content/18042）
近日来，胡德平在两个座谈会上又大谈特谈“反封建”。此公宣称：“粉碎‘四人帮’开启的反封建斗争，还远远没有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党在肃清封建主义遗毒，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四人帮’式的封建法西斯分子在群众中还有一定市场，我们必须特别警惕‘四人帮’式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复活。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何产生许多惊人的权贵资本？根子还在封建主义遗毒。在这方面，我党既有补课任务，又有开拓前进的历史责任。商品是天生的民主派，只有充分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才能消灭封建主义遗毒及其衍生的权贵资本，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与之类似，某些人也高喊“反对封建残余和文革余孽”。
毛主席的观点和胡德平的观点哪个是正确的呢？当然是前者。事实上，官僚特权不仅在封建社会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看看克林顿嫁女、查尔斯结婚的排场就应该清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确存在官僚特权，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这种官僚特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特权而不是封建特权，如果不加以限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封建社会的复辟。因为在当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已经在世界市场冲击下崩溃。残存的封建王朝如沙特、卡塔尔完全是依靠输出石油苟延残喘，典型的传统封建国家已经不可能存在。苏联东欧的事实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胡德平们之所以拼命鼓吹“反封建”，是因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复辟就成了进步的了，其实质就是喧嚣一时的“补课论”。这也是在毛主席去世后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宣传变成了铺天盖地的“反封建”的根源所在。
另外，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还经常说让中国走上苏联解体的老路是“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打击官僚资产阶级”。其实，毛主席划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主要标准恰恰是和帝国主义联系密切的程度。和帝国主义联系密切的、买办性强的叫官僚资产阶级，又叫买办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联系少的、买办性弱的叫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在帝国主义极力鼓动中国走苏联解体老路的情况下，支持中国走苏联解体老路才是官僚资产阶级，反对中国走苏联解体老路才是民族资产阶级。因此，配合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改革攻坚”，让中国走上苏联解体的老路绝不是什么“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打击官僚资产阶级”，恰恰是“联合官僚资产阶级打击民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要反对官僚特权，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官僚特权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为了争取什么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所谓联合自由资产阶级反官僚特权的主张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恰恰是修正主义者复辟资本主义的核心理论。正如 1958年5月5日 《人民日报》社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中说的：“像各国反动派和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的口吻一样，南共领导集团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专政，说它‘造成官僚主义、国家极权主义思想、政治领导力量脱离劳动群众、停滞、社会主义发展畸形化以及内部矛盾和对立的尖锐化’。”“他们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求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 “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所集中起来的一系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必须进行公开的毫不调和的批判。”跟胡德平一样，今天的茅于轼、吴敬琏不也拼命高喊“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吗？他们为什么高喊“反对权贵资本主义”，难道是为了恢复社会主义吗？还不是为了完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步——“改革攻坚”?
附文:必须反对“四人帮”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
：胡德平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3998587.html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关系，和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乃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否定个性就否定了我党领导的社会制度的阶段性，妄图毕其功于一役，其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用一句当代人的话就是“原教旨主义”。否定共性，就是否定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用毛泽东同志20世纪40年代的话来说就是民粹主义。对“四人帮”一伙的本质和对国内外的影响还需深入认识，在大好形势下，不能麻痹大意。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来的东方落后大国来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何时进入社会主义？怎样成为合格、优秀的社会主义？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面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的人民、民族内心深处所真正关心与祈求彻底弄清的问题。人民群众的这一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不容任何怀疑。
怎样看待“四人帮”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胡耀邦同志从“文革”的浩劫、灾难出发，并不认为“四人帮”一伙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也不认为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相反，他们一伙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发展，发生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一窍不通。他认为“四人帮”一伙是打着“防修反修”幌子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是一群破坏性极强的流氓无产者。党内一切野心家、阴谋家要想得逞，必具流氓性才得以售其奸诈。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以后，胡耀邦同志十分重视对“四人帮”所代表的反动势力的批判，他于当年12月8日给青年朋友——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罗炤回信：
现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是批判“四人帮”。这是一场关系我国革命前途的伟大斗争。要知道，把这一小撮丧尽人心的坏蛋拉下马来，打翻在地，这是一举成功的事情，但要从各方面把这帮蛀虫们多年来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行揭深揭透，批深批透，从而把我国革命引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还须作极其艰苦的努力。你的这个作品（注：即罗炤写的评谭嗣同文章），同这个任务联系得不密切。这是否合乎“时宜”？
在胡耀邦同志心目中，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康、梁、孙、黄，都是他极其尊敬的历史伟人（包括毛泽东同志和孙中山先生共同的老师郑观应老先生，他的儿子在延安和胡耀邦同志还一起工作过），尤其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对谭嗣同也不例外，如他在回罗炤信中写道：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即使充满着唯心主义的糟粕，但这个人毕竟是我国十九世纪末思想界的一个先驱，他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那种一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后来革命者的斗志。
“四人帮”一伙的反动势力一直大批党内所谓的民主派，在“四人帮”嘴里，民主派一变而又为党内的“走资派”，其实“四人帮”这伙人，连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够格。
1974年，在“批林批孔”的闹剧中，胡耀邦同志就说过：批孔批儒尊崇法家的运动，是“文革”思想路线的破产。在打倒“四人帮”后，他的这一思想继续深化，1977年3月，他和吴江同志谈话时说道：
我一直是你的读者，关于法家学说那篇文章写得好（注：指《现代复辟派和古代变革史——“四人帮”是怎样利用批儒评法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一文）。揭露“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做得对，封建主义在我们这里还很有市场呢！理论就是要联系实际才有人爱看。
同年5月，对中央党校的同志谈到如何认识“四人帮”这一历史现象时，他先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影响谈起：
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主席从抗大讲《实践论》，进行延安整风，到1956年《论十大关系》，锋芒主要对准教条主义、对准斯大林。虽然没有公开地点斯大林的名，但党内高级干部都知道，批王明、批教条主义，背后就是批斯大林。那时方向对，革命和建设就顺利，党和国家就兴旺发达。1957年主席的锋芒转了，从反“左”，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下转到“反右”，对准了资本主义，对准了铁托、赫鲁晓夫。到写《九评》时他就转不回来了。
从国内问题来看“四人帮”，他认为：
国内根源我看也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和“正在走的走资派”。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搞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什么宫廷政变，什么吕后、武则天，什么法家，那还不是封建的？王洪文是流氓无产阶级。分析“四人帮”的基础，要找一点马克思论封建主义、论流氓无产阶级的东西出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讲了这些。
这一年，陕西咸阳地委党校校长王伯惠同志，在中央党校找到胡耀邦同志，要求把某部队占据的地委党校校址归还党校。王伯惠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说：
他（胡耀邦）飞速地看了一下，就用红铅笔写上“请小平同志阅处”，下面写上他的名字，就交给秘书处理去了。然后他把椅子倒过来，两腿骑在椅座上，两手托在椅背的上面，把下巴放在两个手背上，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话。……他说，你们是搞理论工作的，请研究一下产生“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上海这个地方，过去地痞流氓、瘪三很多，帮会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很大，这些势力的残余和影响是不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请你们注意研究一下。我对他说起1940年延安时期给我平反冤案的事，刚想对他说感谢的话，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可见冤假错案任何时候都有啊！就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使人再也说不出感谢他的话来。（王伯惠《挽救我政治生命的领导人——深切怀念胡耀邦同志》，《理论导刊》2007年第8期）
我认为对“四人帮”一伙的批判清算，和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试想“两个凡是”的思想、理论、政策的概括，是否也反映了封建文化、思想、理论、法制、体制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呢？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作用，这已是全党全民的共识。遗憾的是，这一讨论本应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深入下去，本应唤起中国人民时时刻刻用解放思想的思想方法关注我国的一切重大事件，可惜这一效果还不太明显。如果事实如此，那就应该承认，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有很大的不足，中国人民求真务实继续前进，还需进一步打破思想禁锢，解放思想；对起到破坏、消极作用的封建糟粕的传统文化，还需进行深刻认识；这样，才有助于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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