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竞争机会的公平，收入分配的公平，决策参与的公平。公平对少数精英也许是一种最差的体系，但是对其他90%的人则是最好的体制。只要对内公正,中国就能复兴
如火如荼、席卷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背后，是大多数民众对美国的“金钱政治”、“富人政府”感到失望，对造成金融危机后果的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感到愤懑。向忽视99%民众诉求的1%权贵们抗议的过程中，“重塑美国”成为人们的普遍诉求。美国GDP总量占世界的1/4，人均GDP高达4万多美元，可以说是富甲天下。然而2010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1/8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原因就在于不公平的分配体制。收入分配不公，劳动者相对贫困，贫富悬殊加大，以及用政治权力将这种贫富悬殊固化，使得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造成目前许多问题的根源。由于财富过度向少数人集中，美国富有阶层拥有大量的闲散资本，却无法投资于实体经济（大多数人穷而没有购买力），不得不转战于虚拟资本，导致金融行业恶性膨胀，造成更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更多人陷入贫困而无法消费，导致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是美国走入危机的内在逻辑过程。
中国的情况更加严重。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如此长期持续地扩大，暴露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经济机制里扩大差距的机制太强大，而分享财富的机制太弱小。一位华尔街顶级投行的高层预言，2034年的中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另一种是机会和利益大量流失并处于漫长的社会动荡中。中国如果把握好未来20年的发展机遇，在2034年将真正实现复兴和崛起；如果选错了路径，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并采取正确的对策，那么中国不仅不可能崛起，而且将落入陷阱和动荡之中。中国的发展路径究竟在哪里，如何摆脱现在的发展困境？
中国，眼睛向内才是出路
同中国消费占GDP比例只有36%相反，消费占美国GDP的71%-75%。过去，中国一直靠把产品出口国外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然而美国消费者却已面临三座大山：高债务、高失业、低房市，中国的出口必然面临困境。危机以前的10年中，美国家庭总债务增加了约10.6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美国政府债务15万亿美元，美国“人均负债接近10万美元”；若再加上政府的许多隐形债务，折合成人民币，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是“百万负翁”。已将未来送到典当铺里去的美国经济，还有什么能力来继续增加消费，还能成为中国的拉动引擎吗?
实际上，西方已面临漫长的衰退。美国过去30年间，平均5年就有一次衰退或危机。美国下一次危机可能就在2013－2014年。想要依靠西方重新恢复过去以虚拟货币支撑的购买力，已不再可能。中国经济内部不平衡和外部不平衡交织在一起，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最大问题还是在自己内部。当危机再一次来临时，中国要做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化解自己的矛盾。中国必须眼睛向内依靠自己的市场，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为基础，激活自己的内需和市场活力。而能否妥善处理外部不平衡，根本解决中国的经济乱象，关键是要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入手，抑制绑架中国经济的那只不公正的手。事实上，我们面临的机会窗口时间已经不长，每天都在缩短。
中国的发展改革有两个基本的底线：第一，在国际博弈中不能牺牲中国的利益，不能削弱这个国家和民族参与分配世界蛋糕的能力；第二，不能在国内分配中牺牲中下层的利益，政策制定不能被中外强势利益集团所绑架。一些专家和官员“眼睛向外”解决问题在某个时段上是对的，但中国守着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长远看有哪一个市场能够同其相比？中国必须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外部不平衡，千万不要守着金碗银碗不要，而去向外寻找泥饭碗。否则外部不平衡的解决过程就可能变成加剧内部不平衡的契机,将中国引入长期的经济动荡,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房产泡沫恶性扩张、贫富悬殊难以缩小、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经济空心化、经济增长骤然滑坡等问题。与此同时，当一个社会的中下层缺乏表述渠道，话语权被少数利益集团控制时，损害中下层和大多数人利益的东西，便会被包装成“市场原则”堂而皇之地推行。中国要警惕有人在市场经济的口号下，先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再在“普世价值”的口号下，引入合法的钱权交易体制，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假如中国走上这种极端贫富悬殊下合法的权钱交易的“普世”模式，中国的弱势群体将彻底被排除在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决策程序之外，中国将倒退到一个非常落后和黑暗的时期。如何把“科学决策”和中下层利益结合起来?关键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一套机制，让中下层的利益能在决策程序中表现出来。
历史通过经济危机和危机后的各种挑战告诉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风靡人类的道路选择和理念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是一个死胡同！我们需要重新出发，寻找新的方向。
“按能力征税”治理悬河
“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为贫困的人们提供充足的支付手段，而不是让富有的人们垄断更多的资源。这是我的原则‘税收将根据支付能力抽取’，这也是唯一的美国原则。”带领美国走出大衰退的罗斯福总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以社会价值来约束利润动机”，可概括为“均贫富、抑豪强、软独裁、结民心”，解决矛盾的切入点就是调整税负结构，解决贫富悬殊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提高富人的收入累进税率”。据悉，1936年罗斯福将富人的“最高收入累进税率”提高到79%，这个税率其后在20世纪50、60年代甚至达到91%以上。
再看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如同一条悬在中国各阶层头上的河，治理这条悬河是各阶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中国的现状是富有阶层的税负较低，中下阶层税负太重。降低中下层的税负是藏富于民的最好办法，惠及的是大多数。税改的目的不是为减少国家的总体税收，而是调整税负结构。由此，中国迫切需要开征一些专门针对富人的税种，比如在降低中下层税负的前提下提高“最高累进税率”，同时开征财产赠与税、投资收益税、奢侈品消费税、遗产税、高档物业销售税、房地产税等。此外，需适当提高企业所得税——现在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结果大多数富人可以通过企业所得实现避税。
这一治世之策符合社会的多重需要，符合“按能力征税”的原则，解决了贫富悬殊，使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拥有了购买力，是拉动总有效需求、做大经济蛋糕、摆脱出口依赖、“停止物质财富大量向西方流动”、唯一能让中国赢的最好方法！在做这个加减法的时候，中国的步子需要迈得大一点，多一点紧迫感，要坚决果断地改变中下层是个税纳税主体的现象。
诚然，许多人都会感叹向利益集团动手有多难。历史上也有不少人选择了避重就轻，牺牲弱势的中下层，结果最后牺牲掉的是他们自己。黎民安，则天下安。欲安天下者必先安民。以公平安天下则天下安，以公平安民心则民心归。以公权力实现社会公正而不是为少数特权服务，则中国必能重新凝聚人心、突破外国的围堵而日益强大。而做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要构建以公平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和分配机制。
公平：通往“中国世纪”的阶梯
有些经济学家专家认为，提高富人税负将不利于经济增长，提倡公平真会导致效益降低，真的会是这样吗？
加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应该加以区别。对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者降低税收，是可以增加经济活力，而对富豪阶层增加税收不仅不抑制经济增长，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的几次经济危机，都发生在富人低税的时期，也是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的时期。反而是对富人征收最高累进税的时期GDP年增长率最高。从1932－1979年的高税率时期，真实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3%；而从1980－2007年的富人低税率时期，真实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仅有2.97%。
这是因为，当富裕阶层占有过多财富而又很少交税时，中下层不断恶化的贫困状况导致了社会总需求不足。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必然导致产能过剩，经济萧条，甚至出现经济危机。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偏好低于中下层，通过政府的税收调节，将富人无法消费的财富匀一部分给特别需要的人，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可以导致社会总体消费和总体效益的提高。最终，社会总需求增加，社会总体效益提高，从长远看也导致富人效益的增高。
国内一些主张极端私有化和极端市场化的经济学人认为，公平会导致低效益，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真是这样吗？事实正好相反，公平带来效益。公平不等于平均主义，公平是竞争机会的公平，收入分配的公平，决策参与的公平。公平对少数精英也许是一种最差的体系，但是对其他90%的人则是最好的体制。将公平同效益对立起来，实质上就是将经济发展同中下阶层对立；牺牲公平其实就是牺牲中下层，牺牲社会的大多数。
不少人认同“两部曲”蛋糕理论——先把蛋糕做大,再讨论如何切蛋糕。不过这个蛋糕理论至少存在四个问题：1.它忘了吃蛋糕的人就是做蛋糕的人，分配不公降低了做蛋糕的人的积极性，蛋糕难以持续做大；2.蛋糕分配不公，能吃蛋糕的没有足够的蛋糕，少数人又有吃不完的蛋糕，结果导致对蛋糕的总需求不足，同样导致蛋糕不能可持续地做大；3.那些掌握了吃不完的蛋糕的人，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会利用手中吃不完的蛋糕带来的(经济社会)资源优势，阻止蛋糕的公平分配，所谓的两部曲最后只能是一部曲；4.吃不到蛋糕的人忍无可忍时，还可能铤而走险，一举把桌子推翻甚至把桌子给砸了，导致经济体系的崩溃和社会动荡，如果做蛋糕的桌子都被打碎了，还有什么效益可言?
因此，公正是一切的基点，只要对内公正，中国就能复兴。如果一个社会能形成一套规则，使每个个体都能着眼于通过为别人服务的方式、而不是以损害别人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利益，那么社会价值和谋利动机就有可能结合起来，这个社会就会整体走上正效益。公平是通往“中国世纪”的阶梯。只要按此出牌，这将是历史发给中国的一手赢面颇大的牌局。
未来几十年，只要美国不能成功地从中国身上转嫁危机，只要中国不犯战略性的错误，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眼睛向内调整经济不平衡，实现有包容的经济增长，提振公平正义，扩大内需，对外捍卫好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将迎来另外20－30年的高速增长，在大约201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大约2034年实现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届时，中国很有希望实现真正的崛起，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一种别样的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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