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叩天之问：中国，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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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每一代青年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代青年身上的问题，其实都是这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反应。要认识今日之中国青年，我们不能把眼睛紧紧盯着今日青年，我们不能仅仅从青年身上找原因。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只有在认识了社会和国家之后，我们才能明白青年问题的真正原因。国家和青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万事万物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认识了社会和国家之后，我们才能提出青年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
摸着石头过海
每一代青年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代青年身上的问题，其实都是这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一系列问题的反应。一般而言，国家追求什么，青年就追求什么；国家和社会有什么病，青年就有什么病。
今日之中国青年，内心有着绝大的疑问和困惑。空虚、麻木、纠结、痛苦、亚健康的状态比比皆是。很少有人能够清晰的告诉自己，我到底要成为怎样一个人，这一生到底要怎样度过，如何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如何才能无怨无悔、问心无愧？在这个喧哗与骚动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欲望在心中膨胀，道德和良心被催逼着、压迫着、折磨着。
与此相对，则是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有谁能明确的告诉我们，今日之中国，到底要成为怎样一个国家？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怎样一个国家？
我们高喊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我们究竟要建设怎样一个国家？我们要建设怎样一个政治文明，怎样一个经济文明，怎样一个思想道德文化，怎样一个社会关系，怎样一个人际关系？
这个问题真是近乎天问！举国上下，似乎没有什么人能够说的清楚。摸着石头过河30年后，我们总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了吧，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似乎还要摸着石头过海。河是可以摸着过的，但是海呢？
一个国家必须有清晰的战略目标，一个国家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规划计划、步骤方法。路线是纲，纲举目张。有了正确的路线，遵照着正确的路线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计划、方法，然后遵照其执行，最终才可以达到目标。国家不可以像个人那样迷茫。
人类文明的整个历史无不表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崛起，无不是建立在一整套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政治文明、先进的经济文明基础之上的。没有先进的文明作为基础，没有道义的制高点作为基础，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崛起，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物质建设成就，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格外深重。内政外交、各行各业、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经济领域，贫富两极分化，区域发展不均衡，三农问题迟迟无法解决，转变发展模式乏力，人民币升值与外汇储备损失不断，通货膨胀节节升高，就业问题，共同富裕缺乏有效措施；
政治领域，严重腐败，共产党的道义、信誉遭到从未有过的质疑，意识形态和文化主导权开始丧失，颜色革命问题开始凸显，社会主义民主缺失，民众缺乏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途径。
思想文化领域，理想滑坡，信念动摇，道德退步，世风日下；
外交领域，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一个霸权主宰的国际社会，在一个冲突和战争频繁的国际社会，中国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
还有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等等。真是千头万绪，难以收拾。
在这样的现实目前，无怪乎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中指出：
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问题是巨大的，危机是严峻的。我们的政府天天发文件，希望可以治理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却近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效果还很不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务院下发了170余道文件[1]，却就是治不了通货膨胀这头犟驴。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治理能力愈来愈低下，很多政策甚至走向反面。
1980年代我们开始农村改革，农民获得了一些实惠，但是进入1990年代，农村却被彻底遗忘，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农村凋敝的状况触目惊心，全国5800万留守儿童，4000万留守老人，留在农村的全成了老弱病残。
教育市场化改革，大学扩招，学费节节升高，学校几乎变成名利场。本应追求真理、知识、高尚的大学迅速堕落成赚钱公司，教学质量直线下滑，学风节节败退，教授成为老板、叫兽。
医疗市场化改革，病人看不起病。医生曾经被称为白衣天使，现在却见死不救。矛盾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重新捡起毛泽东时期合作医疗的经验。
住房市场化改革，凭空冒出来一个周扒皮房地产商。房地产被列为支柱产业。自从2003年，很多城市房价上涨幅度超过十几倍！房地产商不仅抢劫了我们，还抢劫了我们父母一生的积蓄。无数的80后不得不把一生抵押给房地产商，无数的90后、00后将为此付出代价。还有很多人连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只得蜗居、蚁族。
国企改制，根据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粱的统计数据，1995—2005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总共六千万下岗职工，大量国有资产被鲸吞。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迅猛扩大，国企容纳不了我们这些青年就业，我们不能为国家服务，只能去一些低端的加工厂打工，为外资和私人资本家服务。
还有腐败问题，中央将腐败问题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反腐败的力度在加大，但是腐败的金额和腐败的人数却在不断扩大。不仅官场腐败，民间的各行各业也开始出现腐败，以至于被人称之为全民腐败。
贫富两极分化，世界银行2009年统计数据，联合国约有190多个国家，在有完整的统计数据150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10个，排名前10的除了中国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2]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很多曾对改革曾经充满信心的人，也开始怀疑起来。著名三农学者李昌平大声疾呼：“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项改革都背离了改革初衷”。在严峻的现实目前，党内党外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警醒起来。
虽然很多青年、很多国民还在沉睡，做着他们的发财梦、享乐梦、小资梦、幸福梦，虽然全国上下很多人做着和谐盛世梦，虽然主流和舆论界的氛围都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放纵奢侈，腐化堕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是已经有一些人开始觉醒。
空军上校“仗剑直言、血溅文章”、振聋发聩，《2030：中国面临被肢解的命运》；著名左派学者张宏良教授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连鼎鼎大名的何新也慨叹：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翻盘的时间不多了。不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惊醒，甚至连一些没什么文化的边远地区的底层老百姓也开始有了危机感。
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未来十年、二十年对于中国将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2008年国际性的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局势变得愈来愈波云诡谲，危机四伏。中国的周边地区愈来愈不安稳。若是我们不能早点解决内政问题，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中国的内政外交问题很可能会一起发作，造成国家和人民的灾难。
如果中国能够挺过这个关口，顺利实现内政的和谐，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一个独立、自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打破目前为霸权国家所把持的国际秩序，必将为世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
于此关键时机，到底是像毛主席所说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到底是抓住主要问题、主要矛盾，力挽狂澜，还是任其逐步恶化，陷中国于内忧外患，就成为一个历史的疑问。
中华民族靠什么实现伟大复兴
一波三折的国家现代化
1840年帝国主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差一点走上亡国灭种的悲惨命运。正是因为有了一大批仁人志士的上下求索、不懈奋斗、不怕牺牲，中华民族才出现了希望。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中华民族才从亡国灭种的危险中走出来，中国人民才从此站立起来。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和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胜利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原因。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回顾历史、审视今天的中国，我们才可认清现实中的问题，才可展望未来。
不过，有些人会说，这太虚了。中国当前的价值观堕落，在很多人看来，理想、信念都太虚，还是来点实际的。如此一来，我们就先退一万步，先讲点实际的。我们先务实，然后再务虚。先讲经济，然后讲思想道德文化，再讲政治体制。
中华民族靠什么实现伟大复兴？
毫无疑问，靠“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发展方式是不行的；靠“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是不行的；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行的；靠出口导向型经济、世界加工厂的模式是不行的；靠卖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模式是不行的；靠房地产泡沫经济是不行的……
那么中华民族靠什么实现伟大复兴？
我想还是要靠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1964年12月，在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提出四个现代化“两步走”的设想。
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步，力争在二十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补充一点，毛泽东主席是把文化和科技并列，列在四个现代化中。“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他非常强调文化的作用。
第一步目标在197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但是第二步目标却没有能够实现。当然，第二步目标是有些过高了。后来邓小平又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到2050年左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这个目标很明确，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发展方向却受到多次重大干扰。
1980年代之前，我们国家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下建设社会主义。
1980年代整个知识界舆论都是西化、美国化，贬低自我、贬低中华民族，贬低社会主义。上层一定程度上夜受此影响，盛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逻辑，因此导致很多重大产业和高科技项目流产，“运十”大飞机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例子。还有“有水快流”的发展逻辑，导致很多矿藏被毁坏、贱卖。
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国企私有化，很多大中型国企被私有化卖掉，因此导致很多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失去了财政和税收来源，工人也失去工作岗位。地方政府缺钱花，在GDP至上的逻辑下，在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只好招商引资，只好搞土地财政。今天很多地方政府一半的财政收入都要依靠卖地，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
1992年南巡之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由沿海发展到内地，而且范围不断扩大，发展不断深入。对外开放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由一般加工工业到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总体开放格局。”[4]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模式即是在此一时期形成。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加工厂的模式进一步扩大。在此过程中，高污染、高能耗、低端的企业快速增长。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招商引资，竞相搞起割肉竞争，又是送土地，又是减免税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中央第一次提出启动内需，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到“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变。”但是至今内需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
2003年，胡锦涛主席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2006年中央提出要从7个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从技术引进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从外需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从投资拉动型向居民消费拉动型转变；从资本引进型向资本输出型转变；从倾斜型发展战略向均衡型发展战略转变。2008年，胡锦涛提出建设“五有社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可是很快，次贷危机爆发，世界经济经济危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语调开始流行，出口退税、出口导向刺激的声音又大起来。转变发展模式又一次遭遇瓶颈。
可以看出，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模式一直在变，但是离开现代化的目标却似乎越来越远。我们似乎愈来愈不明白现代化的目标和途径。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国民经济体系愈来愈失去独立自主，殖民化的倾向愈来愈强。
夺回我们的产业主导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资在23个行业中占优势地位。
我们眼睛所见，从奶粉到食用油，从洗剂用品到化妆品，从玻璃到电梯，从手机到电脑，从汽车到飞机，从大型机械到润滑油，从咨询业到互联网，外资都占据着统治地位。
而在流通领域，外资的商场、物流、超市更是在我们国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个渠道为王的世界，控制了渠道就控制了市场。
外商直接投资最近几年平均只有800亿美元，仅占我国总投资的5%左右，但外资存量却已我国工业总资产的26%和增加值的28%。只投入了5%左右，却控制了我们30%的工业。[5]这简直是天上掉馅儿饼的事情！
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税收、出口分别占全国的28%、22.7%和55.9%，直接吸纳的就业达到4500万人。[6]今天这个比例已经更高了。2004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新近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量达到GDP的比重超过40%。
装备制造业是国家工业的核心，但是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却支撑不起我们的工业。2006年的统计数据，进口装备占据了我们国内市场的70%以上，每年进口装备大约占了国内总需求的10%，相当于东三省GDP的总和。[7]这么大的蛋糕，我们却不能自己享用。
我们的高科技产业，也支撑不起产业升级。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内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0%、出口的90%由外资企业完成。科技创新徒有其名。
改革开放至今，我们的重大科技成就远逊于毛泽东时代。由改革开放排头兵广东地区的机构， 广东省发明协会评选的“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这些成就全都出自毛泽东时代。除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其它三个还都出在文革期间。而火箭、卫星、原子弹、氢弹、洲际弹道导弹，这些也都是毛泽东时代的成就。
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唯一取得重大成就的是航天领域，是神七，是天宫一号。而航天则是中国唯一未开放的领域。其它开放的领域，原有的科技创新能力都丧失了。航天之所以未开放，还是因为美国对我们封锁。美国人的封锁反倒成了好事。否则，我们航天领域的成就也很可能取得不了。另外，航天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也是因为钱学森、任新民等老一辈航天人顶住了私有化的压力。
我们的外贸依存度长期在60%—70%之间，出口值的一半多都是由外资企业完成（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占据了中国60%的进口份额），利润也是由外资赚取。国民经济深受外贸、外资限制，缺乏独立自主性。像日本、美国这样的外向型经济，外贸依存度常年维持在10%—20%左右。发达国家如此封闭，如此保护国内产业，而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却如此开放？如果世界局势发生动荡，中国沿海出口企业立马停工，失业率大增，中国经济将崩溃。
我们的GDP不是我们的GDP，因为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都是外资创造的。2006年博鰲亚洲论坛，UPS亚太区总裁肯·托罗先生甚至说，中国外资对GDP的贡献率是53％。我们的综合国力也不是我们的综合国力，因为我们不掌握核心技术和产业。这简直太可怕了，可是很多人却根本不当一回事。
而从国际上看，更是匪夷所思。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更是创造出一个新词，“中美国”（Chimerica）。这个词的含义真是太丰富了。
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出口，美国负责进口；中国负责储蓄，美国负责花钱；中国做牛做马，美国花天酒地；中国借钱给美国，美国购买中国的战略产业；中国借钱给美国，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世界上竟然有这样奇异的景象？可这却是现实。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想转变发展模式，我们该怎么转？
我们的目标是在2050年左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该做什么？在最近十年二十年内，我们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什么？
毫无疑问，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重新夺回我们的国内产业主导权、技术主导权，夺回我们的国内市场主导权。这应该成为我们转变发展模式的最重要的任务。具体标准[8]：
国内每个产业中，占据前几位的企业都应该由本国资本控制；
国内每个产业，都拥有强大的、自主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机构；
国内每个产业的核心设备、核心技术都能够由本国企业提供；
国内的金融市场和金融部门，能够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强大、稳定的资金支持，而不是投机炒作、泡沫化运作；
国内的流通领域的企业，由本国资本控制，控制原材料和产品的定价权。
争取掌握国内企业所需要的国际原材料的定价权，争取掌握国内企业所生产的出口产品的定价权，由各个行业的企业成立联合会，统一与外部公司进行谈判，避免国内公司被跨国公司所分化瓦解；
国家有充分的调控手段，淘汰落后的、低端的产能，迈向先进的、高端的产能；
国内各个产业之间，国家资本、私人资本之间，可以经由国家调控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可以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从容应对，而不是像现在的分散状态，极容易为各个跨国公司所分化瓦解；
国内生产、流通所创造的财富，能够为本国人民所共享，缩小当前极为激化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多数利润都被外资所攫取；
明确了转变发展模式的内容，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研究我们的国情。我们必须要问一下，在当前的国情下，哪些大政方针、哪些政策与转变发展模式相矛盾，哪些原因导致了转变发展模式乏力，哪些现状必须改变？
国家现代化与进一步扩大开放
从十七大报告胡锦涛主席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今天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2010年2月3日，中央又组织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央党校举行。胡主席又一次提出：
“必须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实现这次新的转型。用好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第二个10年，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为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打好基础，都要求我们切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这短短的几段话来，我们隐约看出，胡主席判断“和平与发展”的时期很可能就要完结了，也许2020年之后，世界局势将被迅猛改变。所以我们必须用好这个1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面临这个重大的调整。但是因为长期以来的惯性，因为长期以来养成的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习惯，一些人还是宣称，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这样的说法与胡锦涛主席所说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相矛盾。
中国不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经济出口占GDP比例达30%—4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30%—40%都是为美国人、欧洲人服务，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但是中国还有1亿多的贫困人口（联合国数据），我们应该为自己的人民服务。
在我们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产业主导权都已经丧失。我们对外开放却获得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必须反思了，我们必须改变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也不是靠着大规模的对外开放，而是靠保护主义，保护民族经济、民族产业，保护自主科技创新能力。英国、美国、苏联、德国、日本的崛起，无一不是如此。
中国利用外资的钱数为负数
截至2009年底我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为9454亿美元。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辛辛苦苦赚了2.6万亿的美元外汇（2010年9月数据），但是这些外汇却屁都没有用。大幅增长的外汇储备并没有给国人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大量投资到美国国债、垃圾债券、垃圾股票，购买一堆虚拟的电子账户上的金额，给外国人白白使用。也就是说，外资投资给我们的钱，比我们借给美国的钱还要多。我们利用外资的数量为负数。
但是事实还不仅如此，我们借给美国的钱，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已经损失殆尽，伴随着美元的贬值已经大幅缩水。
那些垃圾债券、垃圾股票究竟垃圾到什么程度，普通人简直难以想象。中国购买了4800亿美元房利美、房地美债券。购买时大多数都是在房利美、房地美股票价格很高时。2007年9月，房利美最高位每股99美元，房地美是48美元。但是到2010年6月16日，房利美、房地美在从纽约证交所被摘牌退市时，房利美股价不足40美分，房地美股价仅为50美分左右。3年间“两房”股价缩水到不足1%。
而对于垃圾股票、垃圾债券之外的美国国债。有一点则是很清楚的，美国不打算还我们的国债，他们的精英已经在多个场合公开承认这一点。
借中国的力量掏空中国
我们借给他们1.5万亿的外汇储备，他们却拿出一部分购买了我们的战略产业，购买了中国28个重大产业中的21个，还有7个目前处在合资状态，接下来他们还要控制中国的粮食和农业，控制中国的国计民生。我们对外开放的结果竟然是落得这个结果。究竟是我们在利用外资，还是外资在利用我们？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境况。
中国不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对外开放的出口导向撕裂了中国，将中国割裂为内地和沿海、国内发展和出口，牺牲了国内发展。中国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以优惠条件补贴出口，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却对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课以重税。这本身就是把国内发展放到了不平等的地位。同时，外资投资和出口创汇还造成了内地的投资的相对萎缩。
截至2011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到3.1975万亿美元。按照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人民银行必须为此发行至少22.3825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底广义货币量M2为72.5852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在其中占据了至少30.8%的份额。
今天我们国内通货膨胀的高速度，和迅速增长的外汇储备有直接关系。“煤超疯，蒜你狠，豆你玩，苹什么，姜你军，糖高宗”，这些都和外汇储备有直接关系。
新增的人民币造成货币的贬值、通货膨胀。如此一来，虽然内地投资的货币总量没有变，但是实际购买能力下降了，投资总量因此也就相对降低了。
出口创汇的效果与此类似，因为企业出口创汇之后必须在央行把美元换成人民币，这同样会导致其他地区的投资萎缩。中国今日沿海地区的繁荣，不是全球化创造的，不是对外开放创造的，而是其他地区投资的相对萎缩带来的。中国因此失去了对公共事业的大量投资，失去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外汇储备投资国外，对国内没有任何意义），失去了对内地的投资，失去了对教育和科研、创新的投资。[9]
中国不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对外开放掏空了中国的核心产业和技术，抑制了科技创新、产业更新换代升级，抑制了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抑制了我们80、90后的成长，使得“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技术教育成就。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我们实现了原子弹、氢弹、火箭、卫星、杂交水稻，我们的运十大飞机上了天……而现在却连一个汽车的自动变速箱也造不了，大型轮船、战斗机的发动机都是外国造、万国牌。
大规模对外开放使得中国沦落为一个低端产业加工厂的陷阱，“市场换技术”实行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换来什么核心技术、先进技术。大规模涌进的产品和外企，反而使得我们国家自己的很多技术创新能力失去了。
曾经，我们的运十大飞机是全部自主创新，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运十下马了。今天，当我们要重新上马大飞机项目时，虽然力主自己造，但是因为曾经的团队解散了，创新能力也就失去了。今天的大飞机项目，包括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等系统设备在内的、占据总造价50%左右的设备，却都是依赖进口，国产化率只是争取达到30%。[10]
借中国的力量围剿中国
中国的对外开放支持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中国的廉价商品充斥了美国市场，避免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中国外汇储备中大约有15000亿美元国债、股票，这些钱为美国的赤字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为美国军费提供了强大支持，为美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从2000年开始，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入超国，到2007年，美国对华赤字高达2562美元，占美国当年的外汇赤字的37%，相当于当年军费开支的40%。若是没有中国的对外开放，美国市场不会有那么多的廉价商品，美国政府不可能大规模搞赤字政策。若是美国大规模的搞赤字政策，必然引发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崩溃。[11]
但事实却是中国搞了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美国在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大规模打仗。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权威数据：冷战之前，美国平均2.4年打一仗；冷战后至今，平均1.4年打一仗。” [12]
美国因此展开了对中国的大包围。在中国的咽喉黄海演习，支持日本在钓鱼岛闹事，向台湾售出武器，支持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在南海向中国叫板，支持印度在中印边界制造紧张空气，在中国腹背巴基斯坦驻军，在阿富汗发动战争，在外蒙古制造敌对中国的势力，在中国国内的新疆、西藏制造暴乱。中国的对外开放支持了美国的全球扩张，美国在中国周边布置了一圈军事基地。空军上校戴旭大声疾呼，中国周边已经出现一个C型包围圈，这个包围圈快成为O型包围圈了。
中国的对外开放支持了美国对中国的绞杀。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
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霸权体系下，中国的的对外开放出口战略，只是在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恶性竞争。1970年代之前，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旗帜，是世界受压迫人民的旗帜，中国倡导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现在，美国却以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分化瓦解，让他们在低端产品加工领域进行恶性竞争。第三世界国家为了竞争美国市场，只好补贴出口，压低国内工资，对国内人民进行残酷剥削。此举不仅恶化了第三世界国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加深了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矛盾。中国应该旗帜鲜明的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化。
中国不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进一步扩大开放”会使得中国更依赖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在低端产业的的恶性竞争导致了国内的低工资，导致了国内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贫穷，导致了国内内需长期不足，抑制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得国内经济不能独立自主，必须依赖美国来消费中国生产的产品，因此产生恶性循环，更加严重依赖美国，国内经济更不能独立自主。这很不利于“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如果中美之间爆发重大冲突，美国对中国进行封锁，切断中国的出口，那么中国沿海出口企业马上会停工，占GDP总量40%以上的企业停工，失业率达到或超过40%，此时中国经济会崩溃。当然，这时候美国也会受损，它会失去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但是他却可以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口作为替代，美国的损失会比中国小很多。
中国不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现在急需的是转变发展模式，以便更好的为国内人民服务。中国缺的是对全球化的反击，缺的是对WTO的不平等条约的反击，缺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科技创新，缺的是保护国内产业、投资中西部地区、投资改造老企业。中国缺的是对帝国主义重新认识，缺的是与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抗争。中国需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魄。中国要在世界上主持正义和公道！
唯GDP主义
GDP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数据，是我们衡量自己国力的指标，也是衡量地方政府、选拔地方官员的指标。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被很多人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成绩面前，一些人开始自高自傲，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强国了。他们计算着时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在2020年左右，中国GDP将超过美国，坐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宝座。
与之相反，中国民间对此事非常漠然。中国GDP超过日本，老百姓似乎没有任何反应，连评论都懒得评论。许多学者甚至讥笑GDP是狗的屁，鸡的屁。GDP的增长没有为老百姓带来幸福生活，GDP的增长也没有带来真正的世界强国。拿GDP来衡量中国的发展，拿GDP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绩，拿GDP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最后很可能落得一场空。
戴旭、张宏良等学者都指出，1840年大清朝的GDP是世界的三分之一，整个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的GDP是世界的二十分之一，整个欧洲的GDP加起来也比中国差很多。但是结果却是欧洲瓜分了中国，而不是中国瓜分了欧洲。为什么呢？因为大清朝的GDP构成是茶叶、蚕丝、陶瓷，因为大清朝的GDP是房地产，大清朝用举国资源修了个圆明园。而同时期欧洲的GDP构成却是工业革命。
大清朝富的流油，大清朝在与西方贸易过程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贸易顺差。从16世纪开始，殖民主义者在美洲大陆开采的一半白银都流入大清朝。英国人、西方殖民主义者一直处于贸易逆差，为了改变贸易逆差，英国人开始贩卖鸦片，后来又发动了鸦片战争，后来八国联军又打入北京城，洗劫北京城，一把火烧了圆明园。
这就是以GDP来衡量一切的结果。反观我们今天的GDP，我们的GDP构成又是什么呢？
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衣服、玩具、鞋子、外袜子，还有一大批没有核心技术、核心产业的组装厂。我们只是人家世界产业链的一个环节，一个可以缺失、可以更换的环节，人家尽可以把工厂建在东南亚，建在拉美。这样的GDP能支撑起来强国梦？
我们的GDP不是我们的GDP，因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都是外资创造的；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是我们的综合国力，因为我们不掌握核心技术和产业。不把外资和内资区分开来的GDP数据，是个假数据。拿这样的GDP来衡量国力，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政府里的一些人还说，外资创造是中国创造，要给予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其实已经是超国民待遇，又送土地、送厂房，又减免税收。这简直是奇谈怪论。
还有我们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投资占到GDP的大约10%，是毫无疑问的支柱产业。但是房地产的意义又如何呢？
房地产能强国吗？回答是不能，因为房地产的钢筋、水泥、土石、装修工程，只是基础工程、低端过程，不是强国工程。
那么房地产总应该富民吧，让老百姓有个地方住，有个基本保障，实现胡锦涛所说的“五有社会”中“住有所居”吧。住建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中国城市人均住宅面积约30平方米。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建筑能力和生产力，我们有充足的条件实现人人有房住。可是回答却是我们做不到。从2003年以来全国很多城市的房地产涨了十几倍，老百姓买不起房子。
房地产不仅没有富民强国，甚至走到了其反面。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搞成了一个投机赌博泡沫市场。根据牛刀的数据，全国6540万套住宅连续六个月以上电表读数为零，基本上都空着。6540万套住房，可以提供给大约2.5亿人口居住，但是其中绝大部分却都是投机。
高昂的房价吸干了老百姓的一生的储蓄，搞得内需不足；高昂的投机回报，吸干了本可以投入实体经济的血，搞得发展产业、发展高科技缺乏资金。房地产搞得投资不足，消费也不足，这就是房地产的伟大功绩。
在GDP至上的标准下，地方政府一味的引进外资，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又是送土地、送厂房，又是减免税收。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相互攀比谁的地价低、谁的优惠条件多。 长三角一度搞出“零地价、送厂房、银行1：1配套贷款、五免十减” 等优惠条件。
在GDP至上的标准下，地方政府一味的引进外资，一味的搞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我们的产业已经因此空心化了。产业越是空心化，地方政府越是没有地方产业、地方国企（三线、四线城市的国企已经基本被卖掉了），就越是没有税收来源，没有资金来源，就越是需要引进外资、土地财政，这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在GDP至上的标准下，地方政府肯定是倾向于资本，倾向于房地产商，倾向于大富豪，倾向于利益集团，倾向于境外资本、跨国公司，而不是普通民众。因为普通民众不能带给他GDP和财政收入。
日本经济财政相在“2010年日本名义GDP被中国赶超”时回应：“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看看人家日本人的回应，多么有底气，让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日本的名义GDP被中国赶超，但其实日本的真正GDP要比我们高很多。这些年日本大规模对外投资，国内一些产业向国外转移，在世界各地建起来一大批的工厂，控制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矿藏和资源。那么小的日本，却养活那么多的人口，而且大部分的人口还过得很不错，原因就在此。看看我们的电子产业、汽车产业，看看我们的核电产业、钢铁产业，日本在其中占据了多大的份额！
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为32046亿美元。日本的海外资产都是真金白银，是产业[13]。现在已经过去11年，这个数字不知道又增加了多少。
日本的这些外部产业，都是不计入其GDP数据的。日本不在意名义的GDP，人家要的是真正的实惠，要的是真正的高科技和真正的产业。
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还能唯GDP至上吗？我们是否需要新的评价国民经济的衡量标准？我们的评价标准是否能更全面的照顾民生，反应民众的生活是不是幸福，来一个幸福指数？我们的评价标准是否能更全面的反应国家产业的健康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在评判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中，有了环评的一票否决，有了关于耕地的一些指标，但是在关于社会稳定、贫富分化、反腐败、产业规划、内资与外资等方面，却没有有效的标准。有些方面甚至连正确的指导思想都没有，比如产业规划方面、内资与外资。
这样的评价标准做起来是有难度的，但却是值得做的。不改变现在的唯GDP主义，强国梦无法实现。
三农问题出路在哪里
千方百计，无计可施
上世纪90年代末，三农问题的讨论愈来愈激烈。2000年，37岁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写了封信。直陈“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自此之后，中央开始重视三农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2003年又免除了农业税。
2005年10月，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11年，农村的面貌究竟如何？表面上看，农民的税负是减少了。但是从根本上说，三农问题并没有什么改变。城乡差距正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全国5800万留守儿童，4000万留守老人，留在农村的全成了老弱病残。
前一段时间新闻报道，一个两岁的孩子，一个人呆在家里，在死去的奶奶的臂弯里呆了1周多。孩子的身上都是蛆，因为奶奶身上生蛆了。农村凋敝成如此状况，让人不敢想象其未来。
农村地区的矛盾正在越来越激化，以前是农民相信不相信乡政府、县政府，相信省政府、中央政府，而现在呢，却连省政府、中央政府都开始怀疑起来。
新一代农村青年的命运越来越尴尬，他们在沿海地区、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打工，但是却无法在城市安家，同时他们又不能回到农村，因为农村实在是没有任何前途。在那一亩二分地上再怎么折腾，也无法实现小康。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针看起来非常好，“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仅仅二十字，涉及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管理。但是却缺少主体，由谁来搞，怎么搞？
集体经济解散之后，农村地区已经沦为一盘散沙。一户一户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早已经成为一片片飘零的树叶。
毛泽东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有了正确的路线，遵照着路线制定出正确的计划、方法，遵照其执行，最终就可以达到目标。
而在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中，却只有美好的目标和图景，却没有方法。很多单位在提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时候，都会讲“要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千方百计，千方百计，一次次强调千方百计，恰好表明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式提高农民的收入，无计可施。
靠着那一亩二分地，农民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很明白的道理。或许北京地区、上海地区的周边农村可以发展旅游业发财致富，另一个农村区域可以发展中药材发财致富，再一个农村区域可以发展果园发财致富，再一个区域可以搞牧业、渔业致富，但是全国最大多数的农村区域还是得种粮食和蔬菜。如果不种粮食，中国人吃什么？但是仅仅靠种粮食，全国最大多数的农村又肯定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利润很低，照着这样的方法，农村地区永远也无法赶上城市的收入，城乡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因此农民还是得出外打工，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打工。
大规模拆迁推动农民进城是祸国殃民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很多地区出了损招。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拆迁，让农民进城。这一方面可以发展房地产，增加地方政府的短期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在统计数字和文件上解决三农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的政策。
大规模的拆迁，土地变相私有化，农村将出现大地主。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在城市又没有稳定的工作，若是发生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失去工作岗位，此时既不能回到农村，又不能在城市生活。如此一来他们很可能成为流民，这将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另外，随着社会发展。新生的80后、90后农村青年，大多数已经不会种地，而且也不想种地。他们既不能在城市扎根，又不能回去乡村。沿海发达地区、东部发达地区容不下他们，内地的三线、四线城市又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农村更是愈来愈凋敝衰败。他们根本不敢想象未来，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全国近一半人口都是如此生存状态，国家如何保持稳定。一个国家的弦总是绷得紧紧的，保稳定，保稳定，“稳定压倒一切”，防民如防虎，这样一来国家如何发展？
两条出路
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无非是两种出路。
第一种出路，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企业和工厂。创建稳定的工作岗位，让农民能够在城市稳定工作和生活。需要特别注意一点，今天中国的许多产能已经生产过剩，新的投资建设应避免低端的、高耗能、高污染、生产过剩的产业。
单纯依赖东部沿海9个省份解决中国青年和农民的就业问题，绝对是靠不住的。把所有产业都放在东部沿海地区，连基本的国防安全都置之不顾，这是危险的。一旦台海出现危机，南海出现危机，一旦美国插手，我们连基本的国防纵深都没有。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将瞬间停滞，全国经济将立刻崩溃。
一个结构失衡的国家绝对不能长久。人才、劳动力大量东移，西部地区人口进一步亏空，贫富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将进一步恶化。我们必须主动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产业和企业。
这个任务是不可能靠市场自动完成的。要破除对自由市场的迷信。市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逐利的。市场从来都是加剧贫富分化，而不是像那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所说，“可以使得资源配置最大化”。老百姓早就看的很清楚了，“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没钱人越来越没钱”。
社会主义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必须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均衡社会发展，削肥补瘦。这本是天经地义之事，却被我们主流经济学界所排斥。这简直不可思议！
第二种出路，就是让农民呆在农村，把一盘散沙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农村创建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发展出一整套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农副产品供销社，囊括从农药、化肥的销售到食品的加工，创建集体企业和工厂，在农村兴修水利、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地区的环境。这方面的典范就是中国第一村华西村。
2004年，华西村人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华西人的收入是全国农民的41.76倍、城镇居民的13.01倍。2006年全村实现销售超300亿，2010年超5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600万元万元。
华西村已经基本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知识化”。华西村能够实现这一切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以吴仁宝为代表的好干部，一个就是集体化经济。1970年代末，我国在农村很多地区强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坚持集体经济。
电视剧《永远的忠诚》算是华西村的一个注脚，小岗村是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但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小岗村却还是贫困不堪。后来安徽省财政厅去了个好干部沈浩，帮助小岗拉钱、拉资源、拉企业，小岗才有了起色。但是沈浩在参观华西村之后，却还是感叹，华西村和小岗村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沈浩在私下还承认，小岗要有出路，还是得走集体化的道路。当然电视剧并没用播放这一段，这是私下的话。沈浩是个好干部，这样的好干部若是放在一个集体化的村子，一定会大有作为。但是在憋屈的小岗村，沈浩最终却累死了、憋屈死了，把命都搭进去了。
在上世纪80年代，小岗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在今天，小岗却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方向。
1958年毛泽东主席说，“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毛泽东将城市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并提的，中国的工业化是两条腿走路。农村的现代化是建立在集体公社的基础上的。对比今天的农村，毛泽东主席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在集体经济时期的农村，国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办大事，前三十年，我们修起86258座水库，农田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最近30年我们修建了827座水库，农田灌溉面积从从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前三十年，中央政府几乎没有投入钱，地方政府花费了很少的钱，我们却修起举世闻名的红旗渠，但是现在我们花了很多钱维修红旗渠，却维修出了豆腐渣工程。
回过头来看，这两种出路，从根本上讲，都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幅倾斜。现有的以工补农的方式是不够的，现有的西部大开发的方式也是不够的，
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进度缓慢，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和进度应该扩展起来，主动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产业和企业。
另外，也可以考虑建立类似汶川大地震的应对机制。汶川大地震之后，全国其它省市援建对应的受灾城市，可以参照这个模式，让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援建西部省份，发挥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优势，发挥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两个地区进行优势互补，可以考虑将此将此计入官员的考评机制。
对于集体经济，国家政策应大力扶持。在经济上要给予税收、贷款等优惠；在政治上要大力提倡合作社，破除近些年的只能搞私营经济、不能搞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思想禁区，破除“搞集体经济就是倒退”的思想。在在各个地区主动树立起一批典型，以稳健的方式推动农民积极主动搞集体经济。
但是目前看来，我们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没有看到什么大动作，我们的三农问题没有方向。
中国农业决不能再开放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在美国，农业被视为与军工并驾齐驱的产业。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五角大楼的国防大学发布了一份报告：“商业化农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就像石油对于中东一样。”美国政府给予了农业以一倍多的高额补贴，因此美国的粮食出口价格才那么低廉。美国以此建立起来美国农业、粮食的全球主导权。
根据《粮食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农业生产又一次从家庭模式转变为农业综合企业模式。粮食、牛肉、猪肉、家禽、食品加工、食品销售，农业及食品的各个领域，开始向少数几个垄断公司集中。21世纪初，商业化农业作为一个工业产业成为美国国内第二大盈利产业，每年国内销售额4000亿美元。
国际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粮食原料市场及全球运输和仓储系统。而这四大粮商中，ADM、邦吉、嘉吉三家都属于美国。它们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高度一致。
中国大豆在加入WTO后开放，很快国内大豆产业面临灭顶之灾。如今四大粮商已经控制了中国66%的大型油脂企业，控制产能达85%。中国近80%的大豆都是依赖进口。“跨国粮商不仅从加工环节加以控制，而且还深入到种植、贸易、流通等各个环节。”
今天，这四大粮商和其他企业正在国内攻城略地。前一段时间，我们国内竟然出现怪事，禁止国有粮商收购粮食，但却不禁止外资收购粮食。ADM控股的益海嘉里等企业趁机在国内大肆收购。
另外，杜邦公司旗下的先锋良种、陶氏益农、先正达四个私人垄断公司主宰了世界上转基因种子市场。而这四大公司中，孟山都、先锋良种、陶氏益农都属于美国。美国一直试图通过转基因种子，垄断世界的农业。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巴拉圭，早已经成为孟山都公司的试验场，其农业已经为跨国公司所控制。而在伊拉克，天然种子库毁于战火，美军颁布法律，保障转基因种子公司大行其道，伊拉克已经成为转基因的试验场。
从2010年初，中国掀起了关于转基因主粮商业化问题的大讨论。争议的焦点便是转基因主粮的粮食主权问题、转基因主粮的食品安全问题。
美国政府主导了《WTO农业协定》的制订，要求一个自由的、一体化的全球农产品市场。这样的市场对于美国农业综合企业、转基因跨国公司尤为有利。
面对如此庞大的跨国粮商，我们的农业决不能再开放。我们必须尽快将中国的农村组织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将农业产业链组织起来。对于外资在种子、粮食、养猪业、食品加工业、土地等领域的攻城略地，我们必须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法律和应对措施。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我们正在丧失控制权。
吸血鬼横行股票市场，产业岂能不空心
一个国家的经济分为实体经济和金融两部分，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主要分为股市和银行两部分。
设立股票市场的本意是为实体经济募集资本，让社会中的闲钱、老百姓手中的闲钱进入实体经济，让富有成长潜力、但却缺乏资金的企业能够从社会上募集到资金，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今天的中国股票市场，却已经成为纯粹的投机市场，不仅不能为实体经济融资，反而吸干了实体经济的血液，完全背离了其初衷。股票市场泡沫化现象严重，国内外金融大鳄操纵股市，兴风作浪，搅得天昏地暗。
2007年10月，股票突破6000点。许多专家学者继续忽悠，甚至说可以涨到10000点。自此之后股市一路狂跌，跌到1600点，跌入万丈深渊。许多老百姓一辈子的积蓄被吸干。此一轮暴跌，国内A股市值瞬间蒸发20多万亿元人民币。境内外的吵架赚的盆满钵满。2007年中国的GDP才是24.66万亿人民币，蒸发的市值大约是GDP的80%。
2010年11月12日，国内外金融大鳄于一个操作日卷走5000亿人民币。最近股票市场又是连续几轮暴跌。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许多人不进行深刻反思，反而鼓吹要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从而更方便国际金融大鳄自由进出中国金融市场，鲸吞中国国民财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对于国家来说，真正的硬实力不是纸票子，不是虚拟数字，而是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科技创造能力。纸票子没有了可以再印出来，但是产业没有了，科技创造能力没有了，国家根本不可能翻盘。国家绝对不能玩以钱生钱的游戏，更不能让国际金融大鳄鲸吞国民财富。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兴风作浪，之所以敢于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和垃圾股票，之所以能玩以钱生钱的游戏，之所以能够要挟其它国家开放金融市场，那是因为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而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是建立在美国的军事霸权基础之上，建立在美国对世界粮食市场、矿产资源市场、石油市场的控制基础上的。有了这些基础性的霸权，美国就可以在各个国家进行金融掠夺。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美国的掠夺，中国只能选择防守型的做法。国内金融市场绝不能全面开放，必须严格管制，必须限制股票的交易。如果选择投资于股票市场，那就必须长期投资，而不能让国内外金融大鳄随意进出，兴风作浪。
另外，还应该对股票市场的所得利润进行征税。在目前的经济危机背景下，实体经济产业举步维艰，还必须缴纳高额的税收。但是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却仅仅缴纳1‰的印花税，对其利润部分并不征税。因此，本来可以投资于实体经济的资金，却进入股票市场，实体经济的缺血状况进一步恶化。这完全背离了设立股票市场的初衷。
如果我们不对实体经济、股票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那么产业空心化的局面将不可能改变。科技强国，产业强国将只能是空话。
2010年1月，国务院批注股指期货。股指期货本来是作为一种稳定股市的措施而诞生的，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股指期货却完全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今日国际大宗商品，石油、黄金、粮食、矿石等等，都被国际金融大鳄通过期货市场操纵暴涨暴跌。股指期货也与此类似。做高股市可以赚钱，做空股市同样可以赚钱。股指期货的出现，为中国股市和实体经济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人民银行姓什么
货币发行权岂能拱手让外人
中国今天有一个荒谬的现象，一方面中央政府坐拥3. 197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011年6月数据），这大笔的钱没处花，不造福于国内老百姓，却投资于美国国债、垃圾股票等领域，任其贬值。另一方面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却没有钱，必须招商引资，让外资来主导中国国内建设，从而取得我们的产业控制权。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后果？政府为什么会没有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这是一个完全荒谬的规定。随着经济规模的发展和扩大，需要向经济体系内注入货币，否则会导致通货紧缩——货币少，生产的物品多，导致通货紧缩，经济生产停滞。自己的国家和政府不印发货币，却依赖外资来印货币。一些学者指出，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贷款一直是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但在1994年之后，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外汇占款开始逐渐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流。
只有进来美元外汇、美元投资，才可以印发相应数量的（与外汇等值）人民币，这是把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主权交给外国人。这是和平时期的丧权辱国。
截至2011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到3.1975万亿美元。按照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人民银行必须为此发行至少22.3825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底广义货币量M2为72.5852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在其中占据了至少30.8%的份额。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不能为政府直接融资，但是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外汇管理局却可以数万亿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垃圾债券、欧盟债券，为美国和欧盟融资。这是什么道理？
中国共产党早在根据地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一套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他们在解放区实际经济规模、实际商品数量的基础上发行边币，以共产党的信誉和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保障边币币值稳定，边币的信誉大大高于国民党的法币。这一套体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极为重要经济基础。
建国之初，共产党励精图治，解决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上亿倍的通货膨胀速度（100 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1949年5月只能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然后发行新的人民币，为中国创立了主权货币体制。人民币的发行，不是建立在黄金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白银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某个外汇（美元）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基础上。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以其强大的信用和切实可行的货币政策来保障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因为主权不够独立自主，所以货币发行常常需要和美元、英镑、黄金进行挂钩，而中国不是如此。
但是为什么到了今天，人民币的发行，要和美元挂钩？
外汇管理局姓什么？
另外，央行对外汇储备投资的态度更是被公众质疑。
今年7月26日，外汇管理局网站又以《外汇储备热点问答》方式，在头版显要处，坚决否认了“我国外汇储备是国内千千万万企业或个人用实实在在的商品、能源、资源以及隐性的环境代价换来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的说法。
外汇管理局宣称，“我国外汇储备是由人民银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在外汇市场购汇形成的。购汇所使用的本币资金直接来源于中央银行的负债”。也就是说，外汇储备的钱是向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借的，但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钱从哪里来的？外管局却没有回答。
外管局似乎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不知道中国人民银行姓什么？中国人民银行姓“中国人民”，外汇储备的钱毫无疑问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但是外管局却宣称这些钱和老百姓没有关系。一旦外管局的外汇储备投资出现了重大亏损，谁来负责？外管局的领导、人民银行的负责人负的起这个责任吗？毫无疑问，他们承担不起！这个重大损失最终还是得由中国老百姓来消化、承担！
何新认为，近年来我们国内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过于迅猛，很不正常。他推测其中热钱占据的份额非常巨大。
2005—2010中国外储增长数字
2005年0.8189
2006年1.0660
2007年1.3340
2008年1.9460
2009年2.3392
2010年2.8473
（单位：万亿美元）
短短五年，外储由8000多亿美元迅速跃升到近3万亿美元，直翻了三倍多。这种增长速度是异常的。
我们看到，2010年全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4481亿美元，其中第四季度，新增外汇储备1990亿美元，创单季外汇储备增加最高纪录。2011年前6个月，又增加3500亿美元。
在目前人民币持续高速度升值的情况下，如果国际形势出现变化，外资突然从中国套现出逃，做空中国，我们将面临可怕的局面。一方面我们的外汇储备将因为外资套现而损失殆尽，另一方面人民币币值在国际上狂贬，中国国内将从目前的通货膨胀逆转为通货紧缩。
今天我们的银行系统、金融系统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这让人民非常担心。如果我们的银行系统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国家将走向何方？
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与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理论
中国前三十多年实行的都是主权货币体制，从未爆发通货膨胀。80年代后期，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听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弗里德曼的话，发起两次价格闯关，爆发严重通货膨胀。九十年代中期后，我们又放弃了主权货币体制。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要求中央银行独立的声音愈来愈大，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变得愈来愈独立，但是央行的职能履行却愈来愈受到质疑。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现在，央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愈来愈弱，通货膨胀问题愈来愈严重。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根本未能实现。央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远远比不上建国初期中财委治理国民党遗留通货膨胀问题的手段行之有效。
在食品日用品等领域，人民币币值大约比1980年代贬值几十倍、上百倍。通货膨胀问题，已经严重威胁政府的合法性。
按照西方流行经济学理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通货膨胀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这是西方历史早已证明了的。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行动、结果。
中央银行缺乏协调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的能力，为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难免过度运用货币政策杠杆。中央银行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笼统的无区别的加息、减息，宏观经济常常不是过热就是过冷。或者过度投放天量信贷威胁物价稳定和民众储蓄，或者过度紧缩信贷造成企业运转和社会就业困难。而且在现阶段，笼统的紧缩货币政策难以有效抑制投机过热，增加几个百分点利息根本比不上投机炒作的高收益率，反而会打击盈利微薄、对借贷利息非常敏感的实体经济部门。
而且央行的外汇政策本就是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原因。在目前的大政策背景下，缺钱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吸引外资。央行的外汇储备占款占到广义货币量M2的31%的份额。今天我们国内通货膨胀的高速度，和迅速增长的外汇储备有直接关系。“煤超疯，蒜你狠，豆你玩，苹什么，姜你军，糖高宗”，这些都和外汇储备有直接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指导中央银行工作的理论，有必要重新捡起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秀理论和经验。
建国初期，中国设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财委，运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控办法，统一调动、协调各部门的力量，成功治理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与严重失业并存的困难。一些人认为建国初期的经验适合计划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其实建国初的中国正是市场经济的烂摊子，尚未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私有经济占相当大比重。而且当时失业严重、物资短缺、物价失控等困难远远超过今天。但是，当时的领导人却能够运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控办法，在努力保持物资、信贷、财政、外贸综合平衡（四平理论）的情况下，克服经济危机，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成功支持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14]
他们没有实行天量信贷和财政赤字政策，但却实现了扩大生产、就业；他们没有采取严厉的一刀切货币紧缩政策，但却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他们成功治理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顾问都束手无策的经济顽症，创造了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都无法实现的奇迹。
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弗里德曼说：“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可是共产党的财政专家根本不屑于所谓的诺贝尔奖。那么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马克思。苏联、中国当年以世界最快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和国家建设，却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偏见可见一斑。诺贝奖其它奖项也或多或少掺杂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一味的自卑中国没有诺贝尔奖，我看大可不必。
在现阶段，中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理论，继承陈云同志运用“四平”理论治理经济的经验，探索一条新的解决经济危机的路子。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应只提政府宏观调控而不敢提计划调节；不应只提宏观财政货币政策，而不敢提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科学理论。适当的政府计划调节非但不会限制市场经济，不会降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还可以防止周期性经济危机，启动市场闲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
新自由主义是祸国殃民理论
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的理论，开始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客观的讲，此一阶段，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思想和理论，处于一种空白、真空的阶段。虽然也有关于市场和计划的理论争论，但是在怎么改的具体措施方面，其实还是一片空白。邓小平所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言论，就是对此空白的鲜明写照。没有鲜明的理论和方法，就只好先摸索。不过空白和真空是不可能持久的，空白和真空必然为某种思想所占据。
回看1980年代，当时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就是价格闯关，取消价格补贴，“长痛不如短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快速转轨。价格闯关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抢购风潮，并直接促成了1989年的那次风波事件。价格闯关的指导思想，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张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赵紫阳推销这一激进改革的主要外部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张五常都是美国公民。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义的鼻祖。
1980年代中期，信奉新自由主义、刚刚完成《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制度吗？》的张五常，获准进入中国进行研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把他当做好朋友，仔细阅读了他写作的150篇文章。张五常说：“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也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我知道，都如实的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1988年9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会见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弗里德曼。张五常安排了此次会面。他们谈的非常投机。临走时，赵紫阳甚至亲自过来为他们打开车门。何新的《反主流经济学》，介绍了很多1980年代、1990年代经济改革的事情。
由此可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多么的单纯善良。赵紫阳晚年谈话中多次提到，中国农村要实现土地私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并且100年不动摇。土地私有化的主张，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到了晚年，他还是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土地私有化的主张必然会把中国带入灾难的境地。从短期看土地私有化似乎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可以卖地赚钱，但是从长期看，必然是灾难。土地私有化之后，必然是资本大规模下乡，土地兼并，大地主、大庄园主出现，农村重新出现无地农民。大量无地农民的出现，再加上城市不能容纳这么多就业人口，中国必然爆发动荡。
赵紫阳的政治智慧竟然如此，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中国差一点就走上和苏联同样的道路。
1989年事件之后，我们的改革停顿了一段时间。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被拒绝了。但是大约从1993年开始，新一轮的变相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又开始实行了。 “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融入全球化” 的迷信开始流行起来。
1993年到1997年，县级以下中小企业、乡镇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被私有化卖掉。1998年到2002年，县级以上的，包括中央大中型企业改制，开始“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改制转轨”，被股份化卖掉破产。2003年之后国内又掀起一阵国有企业MBO，管理者收购企业股权，侵吞国有企业财产。因为郎顾之争的爆发，此轮MBO后来被叫停。2005年国企改制攻坚战。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粱的统计，1995—2005年，国企职工人数从1.1亿锐减至4288万。10年中国企业下岗至少4500万人，加上集体企业，总数约为6000万人[15]。此举导致数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造就了大规模的腐败。社会矛盾瞬间激化，党内外的反对声音非常大，致使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迫延缓。
也是在此一时期，住房市场化、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相继展开。
另外，四大银行也进行了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外资控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股权接近25%上限。至2006年9月，国内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67家，包括16家银行、4家信托公司、19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和4家汽车金融公司。外资金融投资者的兴趣涵盖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所有领域[16]。
像中国平安保险这样的巨头已经被外资控制。人民网专题：《谁的“中国”平安，1600亿融资计划要干什么》，揭示了一个数据，英国汇丰持有中国平安48.18%的流通股份，稳居中国平安流通股东之首[17]。而汇丰银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成立的，设立汇丰银行的目的便是负责中国对英国的赔款事务。今天，英国汇丰又来了。外资控制的中国平安破天荒的爆出1600亿的圈钱计划，一下子砸碎了中国股市的神话！
国内银行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国外上市时，股价一般都很低，但是在国内上市时，股价都很高。这样的政策引起很多学者的质问，他们认为这是送钱给外资。我们引进战略投资者，让他们帮助我们进行银行改革，最初的意图是学习西方银行的优秀管理模式。但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银行管理模式要远远优于西方银行。今天，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和华尔街银行的破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当今中国民间，倡导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是臭不可闻。只要是还有点良知的国人，只要是听说过几句主流经济学家惊世之语，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国家经济学界的话语权竟然会被这帮人长期把持，误导中国的经济政策？
当然，在我们的改革实践过程中，也多次拒绝了西方学者的一些主张。我们并没有像苏联那样照单全吃，因此也就没有像苏联那样崩溃。新自由主义在某些方面还激活了我们的市场，使得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物质建设成就。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中国面临的局面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必须反击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理论。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他对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在给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约瑟夫 E斯蒂格利茨的《自由市场的坠落》序言中写道：
过去由于对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的失望，我们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奉者……中国是幸运的，在我们把美英资本主义市场作为榜样，正准备全面照搬之前，美国次贷危机突然爆发，我们没有落入陷阱……
西方的经济危机帮了我们一把，让我们认清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面目。不过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倒的还不够快。他们在民间虽然已经臭了，但是在主流舆论界却还在大行其道。只要看看我们的电视、报刊、网络媒体，就可以看出全面私有化、极端市场化、无限全球化的主张还在大行其道。
完全信奉市场，以市场为上帝的新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像住房、医疗、教育这些涉及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东西，绝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迷信“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融入全球化”，会造出国家的破产，国家主权将丧失。
新自由主义是狼吃羊的理论
今天我们回看世界历史，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世界各地的灾难性后果。
1970年代以来，美国借助拉美各国军政府寡头之手，首先在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中断了拉美各国独立富强之路。1980、1990年代，在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期间，美国又在拉美各国强推新自由主义疗法，席卷了大笔财富。
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美国借助IMF等机构，在危机中迫使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东欧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彻底搞垮了这些国家。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结束，美国一超独大。
何新对此说，“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威力超过美国的1万枚核弹”。美国的核军备竞赛没有搞垮苏联，但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小伙子们，由美国人萨克斯领导“哈佛500天计划”却彻底搞垮了苏联的经济。苏联瓦解了，再也无力和美国抗衡。戈尔巴乔夫竟然能够将自己的国家交给美国人管理，简直不可思议。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还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他都是弱智。
1997年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又通过IMF等机构，迫使东南亚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掠夺了东南亚各国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日本曾想在东南亚国家建立日元区，从而实现日元区、美元区、欧元区三分天下。经历此一役之后，美国将日本压倒，日本再也不提建立日元区的事情。
21世纪初，美国更是军事占领伊拉克，用枪直接下命令，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政策却能在世界各地流行，真是让老百姓感到费解。
2000年前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运动。他们反对新的全球官僚机构，WTO（世界贸易组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orld Bank（世界贸易组织）、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全球官僚机构垄断了世界的话语权，对世界各国拥有空前的权力，它们只为跨国公司服务，为欧美的统治阶级服务。
拉美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运动，使得拉美各国的左派政府开始上台。而在今日的俄罗斯，美国派和新自由主义也早已臭掉了。在东南亚，虽然日本、韩国、印尼这些国家不敢对美国大声嚷嚷，但是也已经非常警惕。
2008年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更是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强烈抵抗。奥巴马政府迫于形势，采取了一些国有化的措施。
2011年9月17日，美国更是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目前该运动已经席卷全球。他们高喊“我们代表社会的99%，我们再也不能忍受那1%的贪婪与腐败”。
私有化、国有化之争的实质，是国家主权之争
虽然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臭了，但是在我们的媒体上，还充斥着新自由主义的言论。他们要求瓜分国有财产，推动像中国移动、中国石油这样的企业私有化，推动土地私有化。
2011年7月动车事故后，许多媒体攻击铁道部，要求对铁路私有化，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对于动车事故问题，我们要不遗余力的推动查处背后的原因，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国有资产分到少数人的腰包。国企私有化是最大的腐败。将数万亿，数百万亿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是最大的腐败。
不光媒体上很多人，很多体制内的人也积极推崇新自由主义。比如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吴市场（吴敬琏），最近就发文《不改革国有经济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其目的就很明确，就是国企私有化。
他们反对国企垄断，但是却不反对外资垄断，不反对世界范围内的那些跨国公司垄断。国有资产私有化、国有化之争的实质，其实是国家主权之争。几十万亿、几百万亿的国有资产被私有化后，中国的民间资本肯定无法接盘，最后接盘的一定是跨国公司，一定是那些妄想控制中国的国家。“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融入全球化”的道理就在于此。综观我们改革这么多年的实践，综观最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清这一点。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而是国有、私有混合经济
美国为了掠夺他国，在世界各地积极宣传新自由主义理论，欺骗其它国家的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政策，以便玩“狼吃羊”的游戏，让狼和羊自由竞争。其实它自己并不是极端放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不是“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
今日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各个行业中，都是少数几家垄断企业（有私人垄断，也有国有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少数几家垄断公司就可以控制市场，何来极端放任的自由市场之说。
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每一个都是富可敌国。它们在其内部实行计划经济，充分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实现大型科技项目的创新，实现产业更新换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可以实行计划手段，为什么现在很多学者批评中国的计划手段？
更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额的比重也都很大。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资料，在西欧诸国，7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产值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占工业总产值的30%；80年代，多数西欧国家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仍达20%以上。1982年，工业发达国家国有工业产值平均占工业总产值的22.5%，投资占14.5%，就业人数占18.2%。在1984—1993年的10年中，美国、日、德、英、法和意大利的政府投资在国内固定资本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分别平均为15.6%、23.8%、11.6%、17.2%、16.2%和16.7%。
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钢铁、能源、石油、电力、机械等基础工业，铁路、公路、航空、邮电、通讯等公用事业，汽车、造船等机器制造业，原子能、宇航、海洋、轻工等高科技产业和研究部门，军事工业。在财政金融部门也占控制地位。
1983年，法国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投资额比重为35%，国营企业职工占总就业人口11%，出口额占1/3，进口额占1/4。
二战之后，意大利政府将铁路、航空、邮政、电讯和煤气全部国有化，在其它部门主要通过参与制扩大国有成分。1995年，意大利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7%、工业总产值的23%、投资的47.1%、信贷业务的75%和就业人数的25.4%。
意大利两家最大国有企业——伊利集团和埃尼集团有企业1300多家，涉及矿山、机械、石油、化肥、电子、通讯、纺织、宇航等领域；伊利集团的生铁产量占全国的89%，热轧钢占89%，特种钢占55%，发电占62%，造船占70%，电话、空运、电视播送、无线电广播占100%，海运占21%；在金融领域吸收的存款占全国的11%，贷款占14%。
1995年，德国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工业总值的22%、投资的22.7%和信贷金融的10.5%。
1995年，奥地利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工业总产值的29%、投资的14%、信贷业务的82%和就业人数的10%。
美国的国有经济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较小。目前美国国有经济主要由四部分构成：一是包括土地和各种建筑物在内的政府不动产；二是由各级政府投资兴建的交通、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三是政府投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和合营企业；四是国家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资。这四类国有财产占美国国家财富的近1/4。
1980年代后，英国和美国都曾经在国内推行过一阵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政策，掠夺普通老百姓。但是这也都是局部调整，不是根本变革。
英国撒切尔政府期间，实行了铁路、钢铁、煤矿等私有化。私有化的政策导致工人大罢工。仅仅煤矿工人大罢工就使得英国国民总产值下降1%，迫使英国中止了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18]
重新认识计划经济
建国初，我们国家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础上，我们实行起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充分调动人力、财力、物力，实现了伟大的成就。
1949年，中国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在197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原子弹、氢弹、洲际弹道导弹、火箭、卫星、汽车、飞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杂交水稻，这一个个的成就都可称为辉煌。中国成为世界上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人口上亿、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第三世界国家。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去掉1949—1952年恢复时期超高水平的增长速度，1952—198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6.25%，1979—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为9.69%。统计局的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并没有减去通货膨胀速度。众所周知，从1950年代初治理了国民党时期遗留的崩溃般的通货膨胀问题后，直到1979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基本为零。而1980年之后，中国的通货膨胀速度一直较高，如今很多商品的价格已经比1980年高出几十倍、百倍。
毛泽东时期时期的成就，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没有这样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基础，中国的改革就只能落入拉美化、非洲化的陷阱，只能像拉美、非洲那样靠出卖土地和资源来换取美元，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地。
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后期，其弊端也逐渐显示出来。毛泽东多次强调计划经济不排斥商品经济，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各级政府还是存在管的过死的情况。所以在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国家逐渐开始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在转型过程中，因为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走入了误区。知识界迷信美国，以美为师，迷信“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因此导致改革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在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舆论压力下，在西化派的知识界舆论压力下，国家不再提计划手段，不再强调大规模投资建设，而只是提宏观调控。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愈来愈弱，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愈来愈弱，调整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的能力愈来愈弱。
市场天然的倾向于两极分化，这是历史的真理。为了实现社会公正，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为了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计划经济手段。
既然跨国公司可以在其内部实行计划手段，调配人力、物力、财力，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可以实行计划手段，调配人力、物力、财力，那么为何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重视计划手段？计划和市场两个手段必须都用起来。我们的目标不是市场，而是人民富裕，国家富强。
要实现基本的资源保护、产业保护必须重视计划经济手段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定价权。作为最大的生产商、出口商，我们没有定价权。作为最大的消费者、进口商，我们同样没有定价权。我们买什么，什么就贵。我们卖什么，什么就便宜。这几乎已经成了国际惯例。这是为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各行各业都是一团散沙，我们不是一个整体。我们的生产商、出口商是一团散沙，外资巨头很容易的就将我们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使得我们的生产商、出口商陷入内部恶性竞争，竞相压价。不是比赛谁比谁的产品更好、技术更先进，不是比赛谁比谁精益求精，而是比赛谁比谁更贱。同样，我们的消费者、进口商也是如此，一团散沙，根本不具备实力与强悍的外资谈判，压价。
我们的每个行业都是一团散沙，如此以来，就更不用提跨行业的整合。一个国家的经济，应该是跨行业的整合，有机的统一体。在面对外部力量的时候，不仅每个行业内部是有机的整体（当然内部也有竞争），各个行业之间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行业都不能单独存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其上游、下游产业，任何一个行业都有销售渠道。若是上游产业、下游产业、销售渠道被外资控制，该行业的命运好不到哪里。
为此国家必须建立通盘考虑、通盘调动、通盘运作的能力，把国资和民资整合在一起，把各行各业整合起来。我们应该重建国家计委，把市场和计划两个管理方式都用起来。
现实中，我们没有这么做，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稀土和钢铁是两个很有名的例子。
稀土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含有17中稀有元素。稀土在国防科技尖端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航天、卫星、导弹、超导、激光、光纤、电视、电脑、各种电子产品、新能源都需要它。稀土在各个领域拥有广泛的用途。
中国稀土储量世界第一，2009年占36%。产量世界第一，出口世界第一，长期占据世界市场的90%以上，2009年更是达到97%。
1980初，中国采取“有水快流”矿产资源政策，开放生产，开放供应。从1980年代初到2006年，中国稀土产量从20吨增长到8万吨，增长4000倍。但是价格却从1990年的11700美元/吨下降到2005年的7430美元/吨。下降了近40%。要知道，最近几十年，美元还在一直大幅贬值。稀土甚至一度比猪肉价还低，纯度99.99%的氧化铈一度卖到9元/市斤。
全国冒出上千家私营矿点、近两百家初级分离加工企业，产能和产量远超全球需求量，各地无序开采加工，“非法开采、超标开采、越界开采、挑肥拣瘦开采”，甚至和外资私下合作形成走私产业链，竞相压价。地方企业、地方政府甚至与国家作对，有关部门几次试图整合稀土行业，成效甚微。
因为中国敞开式廉价供应稀土，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法国这些曾经的稀土生产大国，早在20年前就战略性的关闭了国内矿山。
日本不产稀土，但是进口稀土份额非常大，2010年1月—9月，进口了中国产量的49.8%。日本将这些战略资源沉入海底。日本进口了中国很多战略资源，全都沉入海底。
因为这种无序开采、破坏性开采，中国的稀土储量急剧下降。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候，中国稀土产量占据世界85%，但是2009年下降到36%。要知道，最近二十年世界上并没有发现大型稀土矿。无论是北方的白云鄂博稀土矿，还是南方的稀土矿，储量都下降了一半。[19]
新闻报道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探明稀土资源总量为8731万吨。但今年美国地质资源局的勘探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稀土储量仅为5500万吨。短短5年时间，稀土储量降幅达37%。
目前国家正在对稀土行业进行整顿。但是如果国家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业管控，提高门槛，缩编现有的企业数量，形成少数几家大企业，各个企业在国家管控下统一目标、统一思想、统一步骤、统一行动，那么现状还是很难改变。与其如此，还不如暂停出口稀土。
铁矿石的例子与此类似，中国进口了世界65%的铁矿石，但是却不具有定价权。自2002年以来，铁矿石价格一路狂飙，从30美元/吨涨到2010年4月的190美元/吨。直到2009年7月力拓间谍案爆发，中方累计为此多支付7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在铁矿石上之所以没有主导权，也是因为我们国内钢铁企业、钢铁行业内部混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内有206个会员单位，虽有联盟，但是却成瓦解之势。企业信息、行业信息很容易就被人窃取。在利益驱动下，很多人竞相投入外部阵营。
铁矿石的例子已经是国人皆知。但是国人不知道的一点却是，即使像宝钢那样的大型国企，其实也已经被整合进外资的产业链中，更多的服务于外资，而不是服务于国资。宝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日本的三井财团的产业链的一个环节。
世界铁矿石三大巨头为巴西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力拓。宝钢的铁矿石基本来源于此。而三井是巴西淡水河谷第三大股东，控股18%。三井旗下的其它企业在矿山机械、交通、物流、人才、财力等方面与淡水河谷有紧密合作关系。三井并且和必和必拓、力拓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发一些矿山。三井物产在全世界控股的铁矿石产量跃居世界第四，每年超过4000万吨。
三井和三大巨头有着共同的铁矿石利益。2005年2月22日，三井旗下的新日铁首先与巴西淡水河谷敲定铁矿石价格上涨71.5%，2008年2月18日，新日铁又与巴西淡水河谷敲定铁矿石价格上涨65%。中国虽然占据全球65%的铁矿石市场，但是因为对矿山没有控股，不得不接受涨价。铁矿石的涨价，虽然让新日铁有了一些损失，但是三井却获取了更大的利益。钱从左手转移到右手，而且还变多了。三井在这里赚取了一大笔。
在海运方面，宝钢与商船三井签订了多项15年、20年、22年的长期运输合同，由商船三井为宝钢每年运输1000万吨铁矿石给宝钢。在铁矿石涨价的同时，铁矿石的海运费大幅上涨。2007年9月，巴西至宝山港的运费比2006年平均价格上涨148.15%，澳大利亚至宝山港运费上涨120.01%。三井在这里又赚取一大笔。
三井物产及三井旗下的新日铁等企业与宝钢成立了多个合资企业。比如，宝钢新日铁车板有限公司，垄断了中国汽车钢板市场的半壁江山。主要生产设备和核心技术均来自新日铁。三井在这里又赚取了一大笔。
三井旗下还有庞大的物流销售渠道。三井物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田中光雄在谈到与宝钢合作时说：“我们与宝钢的合作关系，就建立在我们长期稳定地为宝钢提供铁矿石原料上；而宝钢则把它们产品的销售，委托给三井公司。” 三井在这里又赚取了一大笔。
铁矿石由三井提供，一部分核心技术和设备由三井本提供，很大的销售渠道由三井控制。宝钢很庞大，但是却已经被整合进三井的产业链。我们的宝钢，只是人家产业链的一个环节。人家没有了我们，可以生存，我们没有了人家，却难以生存。
三井不仅把宝钢整合进自己的产业链，还和一汽、鞍钢、马钢、武钢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三井不仅在钢铁领域实现了整合，在中国的网络产业、电视产业、汽车产业、燃油产业、核电产业、3G手机产业等等领域都开疆拓土，取得重大成绩！
我们很吃惊，这个三井财团到底有多大？
根据资料，三井财团，目前有25家大企业组成，并有上千家中小配套企业。其中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公司是财团的三大支柱企业。核心企业有樱花银行、三井物产、丰田、索尼、东芝、NEC、新王子制纸、三洋、三越、东丽、三井不动产等。这些企业全都是世界上响当当的企业。仅仅一个丰田，旗下就有丰田汽车、丰田自动防织机、丰田通商、爱信精机、日本电装，五家全都是世界500强。
财团内的企业之间也有竞争，但是从世界眼光看，财团内的企业被三井财团内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统和成一个整体，在世界上开疆拓土，获得资源和市场。
像三井财团这样的大集团，在日本有6个，分别是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各个财团之间也有竞争的地方，但是也都有各自的长处。6个财团基本就控制了日本的国民经济。
每个财团都是陆海空军团，包括产业、商业、金融。每个财团都是跨行业的巨大的联合体，包括粮食、机械、能源、电子、核能、新能源、金融等几乎全部领域。从投资、生产、到物流、贸易、终端市场，从农作物、矿藏等原材料到产品，从零部件到终端产品，几乎全部包括。
财团内部以综合商社进行组织，共享情报信息。综合商社的情报搜集能力远超日本政府，堪比中情局。综合商社全球性的调动财团内部的信息、人力、财力等资源，在世界上开疆拓土，创建新的业务、新的公司，进入新的产业。
三井物产中国副总代表这样介绍三井：“问我们做什么，不如问我们不做什么。我们不做毒品、不做武器弹药这些违反法律的事，但是其他的只要我们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做。”三井在中国不做武器弹药，但是相信三井、三菱这样的财团在日本国内肯定是会做军工的。[20]
与此相对，我们国内的很多大企业，却都是孤零零的大企业，其上下游都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其上下游都被外资所控制。
日本的财团可以组织起跨行业的有机的整体，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以计划手段实现跨行业的有机的整体呢？
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需要计划手段
建国初30年，我国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方针，实行计划经济，打破部门利益界限，打破技术壁垒，统一协调、合理分配人才、人力、财力、物力，举全国之力进行科技创新和建设，因此在许多科技领域和产业领域取得重大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产品的技术含量大为提高。但是科研自主能力却大为下降。国内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0%、出口的近90%由外企完成。在已经开放的领域内，科技创新能力基本都丧失了。我们天上飞的飞机（包括军队的飞机），地上跑的汽车，海里的轮船，基本都是外国芯，核心技术都是外国的。只有像航天工业这样的未开放的领域，还保持着科技自主能力。
在改革的最初阶段，我们的科研体制改革实行一刀切的政策，原工业部门的开发类院所全部企业化。徒然增加了许多利益界限和壁垒。行业和行业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一下子出现了许多利益界限和壁垒。人人都想着技术保密、专利权收益，都不愿意分享。以前我们是打破壁垒，调动全国资源搞科研和创新，现在却后退了。大量的企业、科研院所停留在低端领域进行重复的、低水平的研究，因此削弱了具有行业共性的研究和开发。
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每一个都是富可敌国。它们在其内部实行计划经济，充分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实现大型科技项目的创新，实现产业更新换代。
资本主义的国家，不仅在其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计划，而且也在国家内部进行计划。转基因研究就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例子。据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的观点，表面上，美国是一个相信分权、市场、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在转基因的基础研究上，却采用国家集中体制。1997年5月，美国成立了植物基因跨部门工作组（IWG），由总统直接挂名领导，国家科技委员会所属的科技政策办公室牵头，实施国家植物基因组（NPGI）计划，该计划协调了国家科学基金（NSF）、农业部（USDA）、能源部（DOE）、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际发展署（AID）、森林服务部门（USFS）、预算管理办（OMB）和科技政策办（OSTP）等几乎所有相关部门，利用国家集中体制，做出了许多基础性的、重大的研究成果。
与此相对，我们国内的科研，每个企业和研究院所都是孤军奋战，人力、财力、物力都有限，科研能力很低，没有统一的组织协调管理，好像是散兵游勇，很容易为跨国公司所分化、瓦解、收买。
另外，在改革过程中，我们一度信赖“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逻辑，主观上放弃了科技自主能力。还有私有化的政策，引进战略投资者，导致许多大型国企被外资兼并，由此导致科研能力大为下降。在GDP主义的逻辑下，许多企业、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进行研发，也无心进行研发，他们追求短期利益，单纯引进外资和技术，却无法对其进行消化。最终导致恶性循环，引进，引进，再引进，自主技术全部丧失。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教授，口头上喊着“尊重科学”，实际却钻进钱眼里。一心想着金钱名誉利益，有奶便是娘。抄袭论文、大肆造假。列宁说：几何公理一旦违背了资本家的利益，也会被资本家当做敌人而打倒。现在的精英专家学者违背科学，公然说谎，为资本代言的例子真是越来越多。这种态度与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全社会学科学爱科学、求真务实、畅所欲言、鼓励争论、民主的态度相去甚远。“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就曾有文章《今天科技界民主远不如毛泽东时代》。
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开始了一项重大科技项目动车。铁道部定义：动车指时速在200公里级别的铁路线路，高铁指时速在300公里级别的铁路线路。动车和高铁的线路、列车都有所不同。动车技术是在消化吸收了德国、日本等技术后发展出来的。但是也正是因为没有能够充分消化，便造成了今年7月23日血淋淋的动车事故。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卡斯柯公司的信号系统。而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则是一家合资企业，由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与法国阿尔斯通共同出资组建，1986年3月14日成立。它是中国铁路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9月27日，上海地铁又发生追尾事故，270多人受伤。信号提供商还是这家公司。我们“以市场换技术”，结果如何？
要搞科技创新，要搞产业升级，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国家计划，国家投资。事实已经表明，靠“市场换技术”，换不来高新科技，换不来产业升级；事实已经证明，靠中国的私人企业，搞不起来大型的科技创新，搞不起来产业升级。所有这些都需要国家计划和大规模的投资。
全世界各国每年大概1万亿美元的研发投入，其中美国占43%，日本占20%，中国却只有1.7%。投入上的巨大差距，意味着我们在科技竞争上处于绝对下风。在世界专利授权总量中，中国大约只有1%。[21]这方面的投资，只有国家才能担负起来。
没有国家计划，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无从谈起。
没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要去向何方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理想和信念
胡锦涛说：“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开宗明义，《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习近平指出，“由于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艰苦复杂环境的考验，一些干部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理想信念不坚定，是非观念模糊；思想上追求个人利益至上，违背党的宗旨和纪律；组织上拉关系、找靠山、搞小圈子，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工作上为了个人所谓政绩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不惜劳民伤财；作风上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图享受、摆阔气，严重脱离群众；廉洁上对自己要求不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等等。”
一个人可以平庸，可以没有理想和信念，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但是一个领导人却不可以没有理想和信念，没有理想和信念的领导人会将集体带入歧途。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理想和信念，理想和信念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是一个民族之所以前进的动力。一个民族必须有一大批“天下为公”的青年。
没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没有思想的民族，没有方向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伟大的民族和国家，从来都是诞生在伟大的思想基础之上。苏联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玩物丧志，这是千古名言。一个人玩物丧志必定误入歧途，一个民族玩物丧志必定毁灭。迷信金钱、迷信权势、贪婪腐化，必定导致毁灭，这是历史早已千百次证明的事实。
今天，我们的物质建设取得的巨大的成就，我们做大了蛋糕，但是客观的讲，我们的蛋糕分的不好。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出现了全面的大倒退，青年们的内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混乱。
助人为乐、扶起路边老人却被法院判决赔偿；纯净善良却被讥笑为蠢货；理想主义被讥笑为白痴；正直清廉不受待见，同流合污才能升官发财；全民腐败，各行各业都在收回扣。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完全颠倒。
有的教授骂上访的，99%都有精神病；有的教授告诉学生，四十岁之前没有四千万不要回来见他；有的学者鼓励嫖娼合法化，鼓励换妻；有的艺术家当街表演性行为；有的官员互相攀比、赠送情妇；色情业占据了东莞GDP的1/7。网络上充满着物质刺激、色情、堕落、金钱、权势；一家大电视台内部晚会上本想恶心现实，不想却恶心了自己，“春，不是叫出来的，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主流媒体恶心堕落至此，真是让人惊叹。他们哪里有人民的立场，哪里有点廉耻？
封建主义的腐化堕落思想沉渣泛起，资本主义的腐化堕落文化更是在开放之中长驱直入。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斗兽场，信奉的是丛林社会的法则。有钱有权有势的就做狼，没钱没权没势的就趋炎附势，如娼妓般的开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礼失求诸野，礼失求诸野。老百姓们痛骂道德堕落，痛骂腐败，但是苦于没有话语权。很多大众媒体都被利益集团和资本所掌握。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青年们不迷茫、不痛苦才奇怪。
曾几何时，中国人民昂首挺胸、意气风发；曾几何时中国人民神清气爽、扬眉吐气；曾几何时，中国人民引领着世界上道义的制高点，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旗帜。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的这段话就是那一代青年和人民的写照。
那是个纯净年代。青年们的心是如此纯净、如此火热，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热爱，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民族，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他们有勇气、有信心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他们真诚的相信毛主席的那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自信正在建设起一个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一个美好的国家。
虽然那个时代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虽然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客观的讲，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清明的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那时候，中国占据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运动、欧美1968年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深受中国的影响。没有中国和毛泽东，就没有世界民族解放浪潮，就没有欧美资本家的妥协——福利资本主义的出现。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中华民族历经千辛万苦，历经无数的艰难曲折，历经无数的痛苦牺牲，才重新找回民族的尊严，找回民族的魂魄。但是现在，我们似乎又要将这一切挥霍掉。
用了100多年的不懈奋斗，无数先烈的牺牲，我们才找回民族的自尊。现在我们的小康社会还没有实现，仅仅只是一小部分人富裕了起来，而且只是富裕了短短的十几年，我们就要将自己的民族精神挥霍掉。血和泪还没有擦干，我们就开始玩物丧志。我们遗忘的速度真是超乎想象。
太平天国运动坚持斗争14年，被满清联合帝国主义势力剿灭。接着洋务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清政府试图依靠外部势力，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仿造西方的武器，创设近代企业，试图富国强兵，好不容易养肥了，又被帝国主义瓜分一次。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形成了买办汉奸集团，李鸿章等人就是代表，洋务派在外交中奉行妥协投降，在镇压老百姓方面则不遗余力。接着义和团运动，抗击八国联军，又被满清联合帝国主义剿灭。然后戊戌变法，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然后又是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又被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攫取，国内军阀混战，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1842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中国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709个。割让土地173.9万平方公里，赔款总额超过19.5亿两白银，合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6倍。民国初年，又是外蒙古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自治。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中华，何曾受过这样的百年耻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打倒北洋军阀。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很快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国家又一次陷入黑暗之中。
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一次次卖国，压迫人民大众。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国民党政府“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为了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次努力。一次次努力却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
但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艰苦卓绝、最波澜壮阔、最雄伟壮丽的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
伟大毛泽东，伟大共产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党内只有几十个人，而且还都是书生，但是等到1949年，短短28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自力更生，发展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大的党，组建起一支拥有几百万人、装备简陋但却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横扫一切国内外敌人，把一个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旧中国，缔造成一个虽然贫穷但却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类似的成就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
很多人都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共产党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久，中国革命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毛泽东的伟大，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多次运用他非凡的智慧，在危机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国家、挽救了民族。他既要和国内外敌人做斗争，还要说服那些党内的反对派。
在很长的革命时期，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总是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留学苏联的书呆子、苏联顾问掌控着革命队伍。他们照搬教科书，一会采取保守主义的极右做法，一会又采取军事冒险主义的极左做法。
四一二反革命之前，党内一度犯陈独秀的右倾保守主义错误。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当时的党中央和领导人却都反对。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其提到原则高度，热情赞扬。当时的党内领导人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势力抱有幻想，错误命令工农武装向蒋介石缴械，由此导致四一二反革命爆发时，共产党、工人、农民一无准备，革命力量遭到巨大损失。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又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攻打大城市，包括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200多次起义其实都失败了。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果断率领无处可去的起义军落草井冈山，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践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战略。在一片悲观消极中，他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至1934年国民党发动五次反围剿，以铜墙铁壁之势试图消灭中央苏区。前三次围剿在毛泽东的带领下都成功了。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经被排挤的靠边站，但是因为朱德、周恩来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第四次反围剿也成功了。但是第五次反围剿却因为错误路线而招致惨重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中央苏区红军本有30万人，第五次反围剿后只剩下8万多人，长征之初很快又损失至只剩3万多人。遵义会议之后，逐步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权。此后红军一路屡出奇兵，变被动为主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国民党的百万追兵被远远抛在身后。毛泽东领导着红军北上抗日，在延安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毛泽东审时度势，说服党内顾全民族大义、忍辱负重，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国民党节节败退，全国舆论一片悲观绝望，亡国论盛行。毛泽东做《论持久战》，一下子拨云见日。在层层分析了国内外诸多因素之后，他指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以空间和时间消耗日本，在敌后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运动战，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战争之初他就预见到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此后抗日战争的发展也恰如他的论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坦荡无畏的英雄气概飞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会谈，签订《双十协定》，和平建国。但是蒋介石又一次撕毁协定，解放战争爆发了。他在千里之外指挥百万雄兵，连续发起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短短3年时间，以席卷残云之势打败六百多万国民党部队，将蒋介石赶到台湾。他创造了以弱胜强的神话。
何新说，二十一年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所指挥的游击战、反围剿、运动战以及最后的大规模歼灭战，以对垒双方投入兵力之数量，战争之规模，覆盖地域之广阔论，均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战争和经典战役，包括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历次战役。毛泽东生平取得的战绩足以压倒凯撒、亚历山大、萨拉丁、菲特烈大帝以及拿破仑、库图佐夫、威灵顿等全部西方战史上的一切统帅和名将。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明澈清晰，他的指挥艺术出神入化。他紧紧抓住世界运行的本质和规律。敌人完全明白他的战略思想，但却就是毫无办法。蒋介石明白他的战略，“土地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日本侵略者也明白他的战略，“论持久战”，但是他们都毫无办法。
毛泽东仿佛一个巨人，世界就在他的手边，他了解世界的一切，他信手调动起世界上所有的资源为他所用。他从未害怕过任何强敌，他是人民的伟大代表。
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合国军侵略朝鲜。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一穷二白，人民穷困不堪，国内匪患不绝。很多人心中害怕，不敢与美国对阵。毛泽东在几个月的耐心说服之后，力排众议，出兵朝鲜，与武装到牙齿的百万联合国军直接较量。此战美国派出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近二分之一。但是志愿军凭借着极其弱势的装备将不可一世的敌人打败了。
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一个赤贫的第三世界国家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此战之后，世界各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抗美援朝成为中国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打出了新的世界格局。中国民族从此一雪百年耻辱，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从此迸发出来。中华民族曾经空前危机，但现在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
1965年美国军队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周恩来总理警告美国勿越过北纬十七度线，否则中国将直接派军参战。美国军队谨记朝鲜战争教训，未敢越雷池一步。
在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未曾惧怕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也未曾惧怕过美苏争霸、美苏夹击的世界。他在国际主义阵营发起中苏论战，以大无畏的精神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倾向；他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他赢的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尊敬，赢的了全世界正义的人们的尊敬。1971年，第三世界国家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1972年，傲慢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低下他高贵的头颅，主动来到一个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看似落后的中国迫使强大的敌人低下头颅。
1949年，中国可谓是一贫如洗，国人平均寿命才35岁，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多达500万。而在他去世之时，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原子弹、氢弹、洲际弹道导弹、火箭、卫星、汽车、飞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杂交水稻都出现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达到了65岁。中国的崛起完全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再也不能主宰世界历史的进程。
他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诗人。他的影响早已遍及全世界。在他去世时， 世界各国的政要都对他作出高度评价。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的速度，在他逝世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盛赞他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
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他曾经批评的政敌，南斯拉夫政府主席铁托说：“毛泽东是巨人中的超级巨人。”
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评价他：“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份！”
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都对他作出高度评价。参议院、民主党、共和党领袖一拨一拨前往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毛泽东传》的美国人特里尔说：“事情总是这么奇怪，五十、六十年代诋毁他最多的政府，1976年却对他的赞辞最多。有些领导人说他是人类历史上一千年才会出现一个的天才。美国《新闻周刊》当天发表的社论标题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
他的影响早已穿透时空。今天，拉美左派的杰出代表，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评价他，“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我们能留给后世什么精神遗产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无钱无权无势的小党，一个成立之初只有几十人的小党发展壮大到几千万人的政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战胜无数国内外敌人，之所以能够挽救一个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靠的正是那一股无与伦比的信念和理想，靠的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智慧。
那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那是顶天立地、自强不息、无所畏惧的精神；那是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那是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豁达精神；那是反抗一切压迫和剥削的精神；那是蔑视一切敌人的气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精神；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那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精神；那是他无与伦比的智慧——他创造性的把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他创造性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他是历史上举世无双的人物！
虽然伟人也有一些错误。虽然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党内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路线的力量，因此错误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虽然《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但是邓小平依旧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也许再过三十年，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会更高。再过五百年、一千年，当我们的子孙回顾历史时，当世界人民重新书写历史时，毫无疑问毛泽东依旧会是“巨人中的巨人”。他的精神将会穿透历史的时空，更光芒四射，更为伟大。
中华民族能留给历史和世界的精神遗产，毫无疑问，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精神。一个空虚时代，是留不下精神遗产的。除非我们能绝地反击。
舆论主导权在谁手中
胡锦涛主席在2012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上刊文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
他说：“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他说：“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 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
很清楚，高层已经意识到了思想文化、舆论媒体主导权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基层、管理部门、媒体部门、媒体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客观的讲，今日中国的舆论和媒体主导权，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在政府手中，也不在民间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手中，不在社会主义轨道上，而是在一些鼓吹自由化、西化、资本主义的媒体和利益集团手中，在美国人手中。今天中国的媒体和舆论，和苏联解体之前的状况已经非常相像。
今天的青年和老百姓，几乎不看《人民日报》，也不看《新闻联播》，中央党报、党刊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微弱。对大众能够产生影响力的媒体，其实就是那些门户网站、路边上的都市报、娱乐杂志，以及各大电视台的节目。它们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流媒体。
而这些主流媒体宣扬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呢？一方面鼓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腐化堕落，鼓励资本主义的个人生活价值观，另一方面则是或明或暗、以各种方式贬低社会主义，污蔑毛泽东，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特别是推崇美国体制。
在我们的大众媒体上，尤其是网络媒体上，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几乎是以铺天盖地、排山倒海之势而来。铺天盖地的假丑恶，铺天盖地的声、色、犬、马、吃、喝、玩、乐，铺天盖地的腐化堕落。这是所有老百姓都能感受得到的，主流媒体已经腐化堕落。青年们的勇气和志向还没有建立起来，就被腐化的社会舆论所压倒。这样的社会舆论不是在促进社会进步，而是压迫、引导、诱惑青年堕落。
正确的舆论是怎样的？不是展示假丑恶，而是批判假丑恶，在批判假丑恶的同时建立真善美的东西，树立起朝气、勇气和斗志，给青年人以希望和榜样。我相信社会中是有一大批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的社会舆论却从来不重视它们。
相反，我们的社会舆论先是将80后塑造成为“垮掉的一代”，然后又将90后塑造成为“比垮更垮的一代”、“彻底垮掉的一代”。他们要将80后、90后的志气全部压倒。80后、90后绝不是这样的人。历史已经证明80后不是垮掉的一代。80后已经肩负起许多社会责任，80后所面对的社会压力远超过他们的父辈。历史也会证明90后绝不是媒体塑造的一代。
而在政治体制、政治思想方面，只要是关心社会问题的人都知道，今天的党报反党，党报不讲马列毛，党报污蔑毛泽东，党报给美国唱赞歌几乎是司空见惯。在国内问题上编造谎言，在国际问题上也给美国大唱赞歌，支持美国的朝鲜政策、利比亚政策、古巴政策、伊朗政策。很多媒体几乎成了美国的传声筒。
它们鼓吹美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认为那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但是事实已经证明了普世价值的失败，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不是普世价值。今天美国人民“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美国那么富裕的国家，却造就了 “99%”的底层民众和“1%”精英的对立，足见他们的自由民主的虚伪性。
资产阶级从未提出过“共同富裕”的口号。但是“共同富裕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然今天的中国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确实很严重，党内已经有严重的危机感。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讲话：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在重庆，薄熙来也在进行扎实的探索。我们应该尽力推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沿着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极分化。
同样，我们的民主建设应该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要让人民能够真正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管理和建设当中，参与到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民主管理当中。而不是四年一次票选总统，然后回家继续忍受资本家的剥削。从本质上说，票选总经理、民主管理企业，要比选总统更为实在。
不过，今天的中国媒体的问题，已经不是局限于理论辩论，不是辩论到底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好，还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好。许多媒体似乎已经站错了立场。
媒体站在谁的立场？
前一段时间中国动车事故，许多媒体以铺天盖地之势报道，骂铁道部，其中很多文章都是要求对铁路进行私有化，对国家财富进行私有化。在前面我已经讲过，国家财富私有化，最终获益的是外资。
与此几乎同一时期，美国康菲公司漏油，污染渤海湾的三分之一多，但是媒体对两件事情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媒体几乎对康菲漏油事件不闻不问。
渤海湾平均深度只有18米，开采条件非常好，但是中国公司却不去开采，反而交给美国公司。6月份，康菲公司污染渤海湾的事实被中海油员工披露出来。但是康菲公司却爱理不理。持续漏油3个月，中国国家海洋局发出“两个彻查”的最后期限，却都没有用。康菲公司一次次表态，先是没有漏油，接着是有一定面积漏油，然后是漏油已堵住，再然后是漏油井已停产。一次次欺骗，根本不把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当回事。今天的外资，在中国简直是超国民待遇。
墨西哥湾被污染后，美国宣布把漏油危机列为国家级灾害，美军参与救灾。英国石油公司BP被要求赔偿200亿美元。如今，我们的渤海湾被污染，但是根据中国法律，康菲公司却只需要赔偿20万人民币。这是哪门子的法律？谁制定的法律？
渤海湾是中国唯一内海，平均深度只18米，而且渤海湾与外海的连接处宽度很窄，被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裹着，外面一层又是朝鲜半岛。因此渤海与外海的海水置换速度非常慢，被污染之后，渤海就成为一片死海，根本就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治理。
我们的很多主流媒体对此事保持沉默，仿佛是收到了统一指令。中央电视台播放此新闻时，竟然被中途掐断，气的主持人文静竖中指抗议。我们的媒体为何如此袒护外资、袒护美国公司。
还有更离谱的事情，最近中国发射第一个太空站天宫一号，这本是国人自豪之事。但是央视在播放节目时，背景音乐却是美国第二国歌《美丽的亚美利加》。这简直匪夷所思。如果这些精英讨厌毛泽东，反感文革，尽可以不用《东方红》，不用《我的祖国》，但是你可以用《春天的故事》，可以用《走进新时代》，可以用任何一首歌颂改革开放的歌曲。即使不用歌颂改革开放的歌，你还可以用其他中国歌曲啊。但是这些他们都不喜欢，他们偏偏要用美国歌曲，而且还是美国第二国歌。
还有《建党伟业》，为庆祝建党90周年拍摄的电影，片尾曲竟然和以色列国歌几乎一样。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美国其实也是犹太人控制的国家。犹太人控制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媒体。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富豪榜上，前40位中有16人是犹太人，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中一半是犹太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股神”巴菲特、“金融大鳄”索罗斯都是犹太人，高盛、雷曼兄弟、GOOGLE、英特尔等公司的创建人都是犹太人。而媒体、好莱坞等等也处在犹太人控制下，迪斯尼、华纳兄弟、米高梅、派拉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它们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
所以我们看到在国际问题上，以色列总理经常可以和美国叫板，美国总统常常要看以色列的脸色行事。在美国，任何反犹言论，立刻就会给本人带来灾难。在欧洲也是如此。以犹太人为核心的共济会控制着世界上的权利核心。
前些天，法国迪奥首席时装设计师加利亚诺，喝醉酒后，在巴黎一家酒吧骂了一对犹太人几句，结果被指控“反犹”“种族主义”言论，惹上官司，被公司解雇。
我们不禁要问一下，为什么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电影《建党伟业》片尾曲和以色列国歌几乎一样？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文化界到底怎么了？
网友还介绍，南方某个自称独立、客观、公正、理性的大报纸，201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纪念当天，该报77个版面，竟然无一字提及九一八纪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911十周年纪念日，该报竟然用了包括首页整版在内的六个整版，并且加社论的形式进行了“隆重报道”。更让网友、公众瞠目结舌的事情还有，该报旗下的某周刊执行主编，新浪微博注册ID“@西门不暗”，“九一八”当天在自己的微博发出了这样的内容：
“918这天，中国女青年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国耻日，对于老公男友的求欢，一概拒绝，坚决抗日……”
一家知名媒体的执行主编，敢用如此下贱的语言调侃“九一八”，侮辱中国人民，这反映了什么？他的后台是什么？
若是换做任何一个美国媒体、德国媒体、日本媒体，如此嘲笑本国人民的言行，肯定会立刻从主编位置上滚蛋。如果不道歉，很可能还会立刻被痛扁一顿。但是在我们国内，这家伙却一点事情没有。
媒体失控的背后原因
最近这些年，我们的媒体和舆论越来越失控。客观的讲，是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的。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启用了一批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西方学者和海龟，这些人信奉的就是美国的价值观。在广东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们办起了一大批媒体。
我们引进外国资金、外国技术、外国价值观，让他们帮着我们改革。不过天下从来没有免费帮忙的，更何况这些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国家。他们不仅要赚钱，还要在中国内部培植亲美力量，借此搞垮中国，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或者让中国作为其附庸，或者将中国四分五裂。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崛起，永远不可能挑战帝国主义。
如此我们又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一定要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同外资站在一起，首先以私有化、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步骤，侵吞了巨大的国家财富、社会财富。我们国家的产业主导权也逐渐被外资控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下，这些财富始终是不合法的，有原罪，很有可能被追究。因此他们需要抛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抛弃社会主义。
他们的私有化步骤造成了巨大的腐败，极大损害了共产党的信誉。因此他们又借用人民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逐步削弱政府公权力，削弱共产党，然后打倒共产党，实现资本主义的普选。这样一来，他们的财产、地位就合法化了。当然，要实现这个过程，他们必须得有美国的支持，美国也乐意支持他们。美国总是用各种方式，不遗余力搞乱中国。
南方的某报业集团，就是该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前一段时间，该报业集团的一个员工高兴过了头，在博客上披露：“我告诉朋友，在四大门户中，QQ的总编辑是前南方周末的陈菊红，搜狐主管博客的赵牧是前南方周末的、刘同学新征是新京报来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报的旧人，而网易就不用说了，从副总裁、总编辑、副总编辑、总监甚至到各个频道的主编，大部分都是南方报业出来的。”
这批人不但在许多媒体任重要职位，操纵着社会舆论。他们的背后主子更是厉害，直接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了中国的网络媒体。今天我们排名前几位的大型门户网站，全都是在美国上市。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外资控制调查报告》称：从门户、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到博客、论坛，境外资本几乎已控制整个中国互联网产业。中国网络媒体的控制权已经落入他人之手。网络媒体早已超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成为对青年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媒体。而我们对此却失去控制！
美国从来也没有让中国公司染指他们的任何一家媒体，而我们自己的门户网站和媒体却都在境外上市！
危机四伏，国人还在沉睡
今日中国之局面，从内部看可谓是危机重重，从外部看同样是危机重重。内忧与外患交相辉映。美国一方面从内部掏空中国的经济和产业，操控中国的社会舆论，在中国国内培植代理人，同时又培植藏独、疆独、蒙独等分裂势力，制造民族矛盾，另一方面则大挖墙脚，在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制造分裂。
毛泽东时代，中国奋力拼搏，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战略围堵。那时候美国对中国是半月形包围圈。因为美国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遭遇惨重失败，此半月型包围圈处于战略防御态势。而现在，美国对中国却已经形成铁桶般的包围，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空军上校戴旭将此包围圈称为C型包围，现在这个包围圈已经快成为O型。
这么多年来，中国周边地区从来就没有平静过。
1993年美国制造银河号事件，1999年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2001年侵犯我领空，制造南海撞机事件；2008年，又支持达赖喇嘛，制造暴力事件，并且在欧美国内媒体上公然造假；2009年，又支持热比娅，制造暴力事件，并且在欧美国内的媒体上公然造假；2010年，美韩在黄海军演，威胁中国；2010年，美国扶持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这个美国狗公然宣称“中国应该被殖民三百年”；还有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一次次抗议，却从未进行实质性的反制措施。
进入2011年，中国周边变得更为热闹，南海问题骤然升级。外交部一次次抗议，还是没有办法。南海地区有1000多口油井，但是其中没有一口是中国的。一些人认为，最近5年内南海问题很可能会变得不可收拾。中国周边地区的外交状况正处于全线被动的局面。
这么多年来，整个世界的形势从来就没有平静过。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很多人以为世界将变得太平，但是历史却完全不是如此。1990年的海湾战争；1992年武力干涉索马里；1994年入侵海地；1998年打击苏丹和阿富汗；1994年轰炸南联盟的波黑塞族地区；1999年轰炸、解体南联盟；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至今还在进行；2003年开始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至今还在进行；2011年，又轰炸利比亚……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帝国主义的本性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殖民主义从来也没有改变过。在世界人民的力量强大时，他们会改头换面，不那么赤裸裸。他们会建立起一整套的经济新秩序、全球化秩序，以此剥夺其它国家。但是当世界人民的力量落入低谷时，当这样的剥夺不够用时，他们就会捡起战争手段。
胡锦涛主席在最近的多次讲话中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我们要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可见我们的高层对国际局势判断是准确的，和平与发展的时期也许到了最后的关键阶段，我们必须用好这关键的时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我们国内的氛围，一片歌舞升平，好像是和谐盛世，太平盛世。和平麻痹思想极其普遍，极其缺乏危机意识。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正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还不和谐，还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危机。但是我们很多人却把自己给和谐了，忽悠了。
国内普遍有一种万世太平的感觉。幼儿园里面是星星班、月亮班、白云班、彩虹班、太阳花班、牡丹班，中小学的老师普遍都是女老师，阴盛阳衰。青年中普遍缺乏勇气、缺乏斗志。青年们呆在学校的安乐窝，万事不关心、不操心，不了解中国社会，也不了解现在的世界，没有一点危机感。等到他们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又变得非常物质，目光短浅。
一个优秀的青年是“智勇双全”，但是我们的青年却既没有智慧，也没有勇。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武化。
从表面看，最近三十年我们的国内环境的确是安全的，比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安全。但是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安全态势一点也不乐观，刀已经快要架在脖子上了。经济和产业被掏空，社会舆论被控制，汉奸力量横行，又是藏独、疆独，还有蒙独，十大军事基地又布置在中国周边。这些不都是刀子吗？
美国人一会在黄海军演，一会又联合南海周边的国家军演，一会又卖给台湾武器。美国每一次动作，都是在敲打中国，不是要挟中国人民币升值，就是要挟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垃圾股票。如果中国不答应，他们就在中国周边闹个风波不停。事实上，每一次我们国家都答应了美国的要求。不停的人民币升值，不停的购买美国国债。人家天天向我们收保护费，我们却没有什么反制措施。
很多人说，中美两国不可能交战，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若是打起来，会毁灭世界。因此我们无需操心那么多，青年们尽可以蒙头睡大觉。这样说话的人一定是昏头了。但是现在这样说话的人却很多。
现实的例子就摆在我们面前。苏联曾经那么强大，与美国对峙长达半个世纪，一度还处于战略进攻姿态。但是为什么强大的苏联却在一夜之间解体了、土崩瓦解了？
美国并没有发动真刀真枪的战争，但是美国却借助各种战争方式，文化战争，经济战争，地缘政治战略，瓦解了苏联。苏联先是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投降，抛弃马列主义，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投降；在经济战略、军事战略上又被美国误导，将自己推入困境；然后又自断手脚，分裂成十几个国家，自掘死路；接着又接受美国的一整套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导致国民经济彻底崩溃。苏联解体成为二十世纪国际上最大的悲剧，带给苏联人民无穷的灾难，俄罗斯一度沦为世界上的三流国家。
类似的战争，文化战争、经济战争、地缘政治战略，还有军事敲打，每天都在中国身上上演。我们的主导权正在丧失。美国一刻不停在掠夺中国的财富，中国一刻不停在为美国服务。我们没有什么反制措施。
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上等的兵法是用谋略挫败敌方的战略意图、战争行为，不战而胜，其次是用外交手段战胜敌人，再次则是用武力击败敌军，最下之策则是攻城。
美国并没有用战争方式，却已经达到它的目的。这不是“上兵伐谋”吗？
国内和国际的局势正在逐步恶化，可谓是危机四伏，但是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国人却还在沉睡。我们什么时候能醒来？
地球不可承受之重与新旧文明的冲突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明确对世界宣布：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同样的生活方式，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
奥巴马的话可谓是强盗逻辑。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6%，但是却消耗了世界资源的35%。美国的精英统治阶层不反躬自身反省自己的问题，却要求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始终保持贫穷状态，始终处于世界的最底层。
中国很明白，整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的人口正在膨胀。正因为如此，中国才需要转变发展模式，寻求一种清洁的发展模式。正因为如此，中国才需要一种新的文明，在中国国内公正分配资源，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们很清楚这个贪婪的、弱肉强食的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才需要强大起来，在世界上主持公道，为第三世界人民争取权益。
中国人向来有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理念，不会走竭泽而渔的发展道路，也不会像那些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曾经干的和正在干的，屠杀无数的黑人、印第安人，剥削压迫第三世界的人民。中国不会过美国的那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不需要美国来教训。
由美国精英统治阶层所创建的这个弱肉强食、贪婪腐化的世界秩序，其实并没有给欧美人民带来幸福。美国人民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欧洲人民、世界人民要求改变的运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今天，在最富裕的美国，七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广义失业率达到近五分之一。
事实表明，仅仅依靠物质，人不可能幸福。人的幸福，既需要物质文明，更需要精神文明。要让世界人民和平发展，要让世界人民幸福，要解决世界人口和世界资源的矛盾，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新的文明、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但是，那些西方的幕后精英是很难接受这一套说法的，他们有自己的一整套想法。
1995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费尔蒙特会议。参会的是权势世界中500名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包括乔治·布什、布莱尔、撒切尔夫人、布热津斯基、比尔·盖茨、索罗斯等人物。此次会议认为，世界上80%的人口都是垃圾人口，只有20%的人口才是有价值、有创造性的人，有权参与生活、挣钱和消费。如果这80%的人口对此国际秩序采取异议，则可以采取疫苗、人工病毒、基因工程、战争等方式控制、消灭其人口。
这个思想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1975年美国政府通过《国际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此备忘录的目的就是控制世界人口，防止“劣等人口”过快增长，阻碍精英获取廉价的世界资源。
1980年代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国际开发署的支持和指导下，各种机构在巴西进行所谓的优生学试验。1991年，巴西政府开始调查，他们震惊的发现，全国大约44%、年龄在14~55岁之间的育龄妇女已经做了永久绝育手术，多达90%的非洲裔妇女做了绝育手术。巴西是美洲第二大国。美国担心巴西人口的过快增长，会削弱美国在美洲的影响力。
在更早的1950—1960年代，大垄断集团洛克菲勒家族的约翰三世更是在波多黎各岛上进行试验，截止1965年，35%的波多黎各育龄妇女做了绝育手术。约翰三世后来成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主席”，后来的《国际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即是在约翰三世授意、尼克松布置下，由基辛格起草的。
不过，这些早期的人口控制计划都是采取手术等方式绝育，太明目张胆，容易被人发觉。但是新技术的发展，为控制世界人口提供了更为隐蔽的方式。
2010年2月18日，比尔·盖茨在美国加州长滩市演进时说：“目前的世界人口有68亿，并且正在上涨到90亿。现在，如果我们能在新型疫苗、卫生保健、生殖健康服务方面做一些真正超级棒的工作的话，我们也许能降低10%~15%的人口。”请注意，盖茨公开提到了，采用新型疫苗降低世界人口。
2001年9月， Epicyte公司研发出避孕玉米，生物科学家宣称这种杀精玉米是对世界人口问题的一大贡献。后来美国Biolex公司收购Epicyte公司。此后，杀精玉米的话题从媒体上消失，变得讳莫如深。需要补充一点，世界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我们国内那些转基因科学家，也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留学美国的。
美国通过转基因技术，通过转基因种子的垄断，既可以控制其它国家的粮食和农业，也可以控制其它国家人民的身体健康。
从2010年开始，我们国内展开了两大问题的讨论，一个是转基因主粮（大米和玉米）商业化，一个是麻疹疫苗事件。卫生部采用外国提纯的麻疹疫苗，抛弃常规接种程序，强制全国1亿儿童再次接种麻疹疫苗，2011年，全国多个省市又开始部署对大中专学校学生进行麻疹疫苗注射。还有地方称，在2011年到2012年期间，将按照自愿免费原则，为所有20-35岁育龄妇女接种一剂次麻疹风疹疫苗。这个计划隶属于世卫组织，该麻疹疫苗只针对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儿童进行注射。世卫组织的资金支持者中，就有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
这两个项目备受民众质疑。我们应该对类似的项目严格评估论证，以避免国人恐慌。历史上类似的惨剧曾经发生过。当年的殖民主义者进入美洲，曾经屠杀了大约1亿人数的印第安人。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一小部分是通过刀枪来实现的，绝大部分则是通过天花病毒来实现的。印第安人因为长期与外界隔绝，对天花病毒根本没有免疫能力。
列举这样的事情，并不是要挑动民族矛盾，并不是要挑动什么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不是挑动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矛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之间并没有矛盾，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美国人民一定会认为这样的人口控制计划、屠杀是邪恶的，是十恶不赦。这样的计划是那些西方共济会的统治精英做出来的，而不是美国人民做出来的。
按照西方统治精英的那套弱肉强食的世界观、价值观，按照他们的世界秩序，世界性的大屠杀一定不可避免。如果中国不想做美国的附庸，如果中国要按照类似欧美资本主义的模式发展下去，中美之间一定会爆发重大冲突。不仅中国政府和美国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会不可避免的爆发，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也将被迫卷入冲突。
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开创一种新的文明、新的发展模式，如果中国能够建设真正的人民社会，人民真正当家作主，那么美国人民、、欧洲人民、世界人民一定会由衷的赞叹中国。世界人民将因此团结起来，世界大战、大屠杀也将因此避免，和谐新世界也将不再是梦想。这不是什么痴心梦想，这是避免人类自相残杀的唯一道路。国际国内的矛盾都决定了，我们必须这么做。不建立人民社会，我们没有出路。
重建人民社会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和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胜利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原因。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的“党指挥枪” 、“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持续了几千年的官兵等级制度被毛泽东打破，参与式的民主、人人平等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1929年，毛泽东提出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后来他又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逐渐成为党的工作的根本路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修改。最新版本的宪法规定：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十六条 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
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第十七条 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仅有类似于西方的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还有民主管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权利，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公民在选举了国家领导人之后，就与国家事务基本无缘。老百姓在选举之后，就回去继续忍受资本家的剥削。老百姓可以看似民主的选举总统，却不可以民主选举公司经理。西方的媒体，是金权操纵的过程。西方的选举，同样是金权操纵的过程。民主的原则应该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应该贯彻到每一天，而不是四年一次的选主。这样的民主是假民主。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公有制。那时候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有职工代表大会，工人的声音很大，工人是强势群体。而在农村公社，也是集体所有制，农民开会、选举都是算工分的，农民很乐于参加集体事务，农民的声音也很大，是强势群体。那时候的干部受群众监督，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因为群众的眼睛太雪亮了，干部少有贪污腐化的机会。
在文革期间，我们国家对社会主义民主又进行了一次探索。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人民公开的、自由的结社，成立各种组织，无需注册。因为有公有制的基础，因为个人经济生活、工作有国家保障，没有后顾之忧，很多人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甚至举行全国性大串联，表达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甚至直接对抗地方政府、对抗一些领导人。这次探索失败了。一些社团组织在活动时，犯了错误，造成了国家的混乱。不过这次实践还是有意义的，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度上进行了改革，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开始壮大起来。农村也发生了巨变，全国99%的农村地区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组织逐渐瓦解。不仅农村的组织开始瓦解，城市的社会关系也开始瓦解，人与人之间开始出现原子化的倾向。
作为原子化的个体的人，逐渐缺失了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意识和能力，逐渐缺失了参与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的社区、工作环境的意识和能力。
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使得我们革命时代的所有制结构、社会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给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在已经瓦解的农村如何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如何重建已经瓦解的社会组织？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方向却是明确的，我们必须重建人民社会。不如此，我们治理不了腐败；不如此，我们解决不了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不如此，国家没有前途；不如此，世界没有前途。
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利益集团力量庞大的今天，在经济基础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即使中央作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规划，也很难实行下来。很多农村地区的选举，已经逐步黑社会化，丧失了应有的意义。
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新的血液，需要一大批青年觉悟起来，需要一大批富有建设性的力量。没有上层和下层的互动，没有一大批的青年和人民积极参与管理社会事务，以新的血液逐渐改良、替换旧的血液，人民社会是不可能重建的。
青年们应该抛弃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努力站在人民的总体利益上，以公正、客观、理性、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青年们应该为着这样的人民社会而努力奋斗，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不懈奋斗。中国青年应该高喊一声，我们要扛起世界的责任！
[1]《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曾发170余道文件调控物价》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15289982.html
[2] 黄树东《中国，你要警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3]《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16页
[4]《站在十一级台阶上的中国》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9月
[5]《高粱：关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几点思考》 2008年10月
[6]中国网《截至09年底我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达9454亿美元》 http://www.china.com.cn/news/2010-04/14/content_19815243.htm
[7]《高粱：反思民族产业发展之路，探讨新改革开放观》 2006年
[8] 具体标准参考了《余云辉：如何处理好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兼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思路》
[9]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339-343、346-34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10] 《中国C919大飞机发动机这一核心技术仍受制于西方》2009-9-20 中国机械资讯网
[11]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32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12] 转引自戴旭《C型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P25，文汇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13] 白益民著《瞄准日本财团——发现中国的对手和榜样》P9，2010年9月第1版
[14] 《牧川：警惕严重通货膨胀的乌云正在天边聚集——通货膨胀问题研讨会纪要》 2010年11月
[15] 《高粱：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的变迁》，文章刊载自《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P113，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16] 《高粱：外资对我国企业兼并控制情况的资料》2007年6月
[17] 人民网专题：《谁的“中国”平安，1600亿融资计划要干什么》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6806386.html
[18] 数据综合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上卷，时事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罗卫东《西方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分析与比较》，《浙江经济》1996年第9期；《宗寒：西方国家发展国有经济说明了什么》，《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
[19] 王珺之编著《中国稀土保卫战》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一版
[20] 白益民著《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瞄准日本财团——发现中国的对手和榜样》2010年9月第1版
[21] 《高粱——“大国兴衰与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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