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与此同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人民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很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社会各方对未来的改革方向展开了大讨论。改革虽是共识但怎么改却莫衷一是。
曾经追求的农业现代化未曾实现，三农问题却成为社会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改革也面临新的选择和挑战。
一，三农问题是结构性危机
1980年代中国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使农村获得了飞跃性发展。随着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广大农村在中国经济体系中逐渐边缘化，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2000年后中央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三农问题，2003年免除农业税，2005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针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方针仅20字，涉及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管理，却缺乏操作主体。新农村建设由谁来搞?怎么搞?以家庭联产为单位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无力建设新农村。不得不承认，农村发展见效慢，产出少，许多地方宁愿卖土地搞房地产，也不愿意对农村长期投资。很多地方政府在提到社会主义新农村都会讲“要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多次强调千方百计，恰恰表明仍未找到有效手段。
时至今日，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但三农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善的趋势。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农业问题愈来愈严重。粮食产量出现9年连增，但粮食问题、粮食危机却愈加凸显，农村和农业均已结构性失衡。新一代农村青年的道路选择变得越来越尴尬，当农民看不到前景，当工人也前途堪虞。农民仅靠一亩三分地，很难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经济中低技术、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但我国企业低利润的现实导致无法给工人更高的报酬。3亿农民在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打工，却无法在城市安家。
农业后继无人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素质不断下降，种粮收益更是愈来愈低，农业后继无人。最新资料显示，全国农村有5800万留守儿童，4000万留守老人。农业劳动力从1991年3.91亿人，下降到2009年1.5亿人。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的调研，农村常驻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30%，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达到57岁。笔者调查发现，农村很多“80后”青年不会种地，“90后”更是如此。农业生产资料涨价，人工成本上升，农副业效益下降，种粮收益更低，多地农田撂荒现象比较严重。这样严峻的现实，令人不禁担忧，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干不动了，谁来继续种地?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化肥农药滥用，土地质量严重下降，水资源短缺，抗灾能力不足。由于家庭联产承包的小农户土地少、资金不足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导致农业新技术难以推广应用，生态农业难以发展。
我国耕地占全球7%，却消耗全球35%的氮肥和30%以上磷肥、钾肥。单位面积化肥用量从1978年的58.9公斤/公顷增加到2009年的466.67公斤/公顷，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2527.4公斤/公顷增加到4872公斤/公顷。2009年单位面积施肥量是1978年的8倍，粮食单产仅为2倍。
虽然我国磷矿储量较多，但按目前消耗测算，品位在30%以上富矿仅够开采20年，中低品位的磷矿破坏情况比较严重。我国每年消费钾肥实物量1000万吨左右，是全球最大的钾肥消费国之一，但钾肥自给率不足40%，钾盐资源探明储量只占全球的1%，现有储量只够开采20多年。一旦国际局势变化，进口化肥受阻，粮食生产必将面临极大危机。
我国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达12亿亩，相当于耕地面积的67%。2010年2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污染源已经超过工业，成为全国水污染的最主要因素。
目前，我国水资源短缺矛盾愈来愈凸显，多地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近年西南地区特大干旱、冬麦区冬春连旱等，显示出农业抗灾能力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亟需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却很滞后。
粮食产量9年连增，粮油自给率不到80%
我国2010年粮食总产量54641万吨，2011年粮食产量57121万吨，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58957万吨。但如果计入大豆和食用油、肉类的进口，仅以重量计算，我国粮食自给率不到90%。再考虑到大豆、油菜籽、植物油为高蛋白高热量低产量的农产品，那么中国的粮食和油料自给率估算还不到80%。目前，我国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较低，随着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量的提高，未来我国粮食缺口还会增加。
尽管我国粮食产量9年连增，但仍然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大米、小麦、玉米的自给率都在99%以上，油料作物的自给率非常低。我国2010年进口大豆5480万吨、食用油670万吨;2011年进口大豆5240万吨、植物油627万吨;2012年进口大豆、油菜籽等食用油籽6228万吨，进口植物油近1000万吨，进口谷物达1398万吨。如此庞大的粮食进口总量，一旦国际环境发生巨变，我国可能会面临十分严重的粮食问题。
跨国公司大规模渗透，国有资本少有作为
国际跨国巨头正在中国大规模渗透，试图控制中国农业。大豆产业是第一个大型案例，如今来自美国孟山都的大豆占据着中国80%的市场，国际巨头控制着中国80%的榨油企业。从2010年初开始的转基因和粮食问题大讨论，更是暴露了我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农业安全、环境安全、生物安全、经济安全、科研体制安全、国家安全等诸方面的问题。
当国际跨国公司正在对我国脆弱的农业进行布局时，国有资本却在农村、农业、农民等问题上少有作为，似乎忘了农业也是我国的命脉产业。
二，三农问题的关键
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这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超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补贴，从而维持小农户高收入、高价格的做法。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这一点已经是体制内外许多人的共识。
土地集中趋势明显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将会脱离土地和农业。未来10年，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退役之后，土地的经营制度将面临重大转变的现实需求，土地集中是必然趋势。
土地的集中形式多种，在现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可以承包给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也可以组建农民合作社;如果取消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实行土地集体经营使用，按照各个集体中农民的人数来分配收益，则类似于原来的人民公社。这几种方式都符合我国宪法规定。
在这几种合法的方式中，我们需对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承包土地予以特别说明。《2013年一号文件》规定：“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文件并未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工商企业、龙头企业流转。
在国务院举办的关于《2013年一号文件》的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工商企业、龙头企业进入农业进行了特别说明：“我们不主张在有限的耕地上，工商企业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去和弱小的农户争夺耕地的经营权。耕地应该更多的让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户经营，尤其是大田生产，主要适合于农户经营。当然，一家一户不具备资金、技术上等条件、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如投资比较大的设施农业、规模化的养殖业，公司去做可能更好，但明确具体的范围。”他认为公司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土地，对于农业发展、农产品供给是不利的。这些企业租赁土地，醉翁之意不在酒，租了地未必认真搞农业，而是在等待着有一天转变土地的性质搞非农产业。
陈锡文指出工商企业、龙头企业会不会与农民争利，关键是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龙头企业大部分从事农产品的加工业或者流通，使农业有更长的产业链条，使农产品有更多的增值。如此一来可以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要处理好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分享加工销售收益”。
土地私有化问题
在前述几种合法方式之外，很多媒体、学者、官员鼓吹土地的私有化，即土地通过买卖集中到少数人或者外资手中。自由派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非常典型，“土地应该私有化，土地的交易应该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去做，这样才可以真正保证农民的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当中，充满了强盗的逻辑。”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一方面提出中国应对现有的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商业化，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理应该更像私人金融机构(即为美国人民痛恨的的华尔街金融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应大幅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潜在含义就是国企私有化，由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接管国家经济命脉。世行报告对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也提出改革意见，要求农民享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的做法为我国宪法所不容。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中国或将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和大地主。这将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稳定，颠覆国家的社会主义法理基础。
目前，一些地方非法将集体土地高价流转给私人资本。这种现象在一些地区已经很普遍，如果任由其继续发展，资本就会渗透地方权力机构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将裹挟足够的体制内外、国内外资源，强行实现土地私有化。
我国还需要警惕“城镇化大跃进”。须知工业化、现代化是因，城镇化是果。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农民进城后将无立锥之地。一些官员和学者却说鼓吹只要城镇化了，就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根本不是解决三农问题，而是加重三农问题。
科学种田和农业基本设施建设
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由农村合作社、集体公社或者种田大户、家庭农场采取先进的节水、节肥、高产、生态、环保的科学技术来经营土地和农业，是趋势之一。从农民的收益角度来讲，在确保技术支撑的条件下，农村合作社、集体公社的组织方式更符合农民的利益，私营资本为主导的种田大户、公司农场还是会与农民争利。
中国要解决粮食和农业问题，农业基本设施建设和新技术的作用将愈来愈显著。将沙漠改为绿洲，将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为高产田，将高产田改成超高产田，或者改造为高质量的有机农田、生态农田，重点用于种植粮食、油料作物。中国的粮油自给率仅有80%，粮油作物种多了可以出口，可以储存，更可以用于粮食外交。粮食外交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武器，中国不必担心粮食过剩。蔬菜瓜果作物的种植则不能太多，过剩了，菜贱伤农。
目前，农民没有资金、没有技术，难以获得先进的技术，也难以进行农田基本设施建设。《2013年一号文件》指出，“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文件要推动科技下乡。笔者以为，不管是公益性服务机构,还是经营性服务机构，都难以与一家一户的小农作业形式相对接。科研机构难以与9亿分散的农民打交道。小农也缺乏意愿应用先进的技术，既缺乏知识储备、人才储备，也缺乏经济动力。土地集中之后，农民可以与一些科研机构、农业大学进行合作，国家也可以给予政策扶持，在税收、贷款、补贴等方面给予扶持。为实现真正的科学种田，我们应该大力推动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国内的科研机构和院所也应该予以整合，根据中国国情、各个区域的自然条件情况来进行研究，关注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并将其研究成果有效应用于实践。目前国内农业科研机构太过分散、实力太小，很难与跨国公司竞争，反而容易被跨国公司利用。
农民的出路
在土地问题之外，还需要关注离开土地和农业的农民的出路问题。城市能否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收农民进城就业?可否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吸引农民就业?或者通过“资本下乡”，将城镇工商业积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吸引到农村去?亦或其他正在现实中运作的方式?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超过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如何稳定农村，如何避免继续扩大的两极分化，如何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战略，如何提高农民的地位、增强农民的话语权，如何让农民分享改革的好处，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关键所在。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路径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拆迁，让农民进城。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简单地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提高城镇化率，在统计数字上解决三农问题。这些方法既不能治标，更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有两个方案可以参考，两条方案需要一齐实施。
在中西部城市创建新的工业区
第一个方案，在中西部城市创建一批企业和工厂，提供工作岗位，让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新的投资建设应避免低端的、高耗能、高污染、生产过剩的产业。
仅靠东部沿海解决全国农民进城就业问题不太可能。所有产业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将失去国防纵深。一个结构失衡的社会无法长治久安。人才、劳动力大量东移，西部地区人口进一步亏空，贫富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将进一步恶化。
我们应主动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产业和企业。这个任务不可能靠市场自动完成，必须由政府大力扶持。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进度缓慢，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鲜明对比。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救灾重建模式值得借鉴，东部发达省市援建西部落后地区，将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优势，和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进行互补。
发展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建立城乡供销流通体系
第二个方案，是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农村创建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调动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整合资源，发展出一整套的农资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供销流通体系，将合作社、企业和市民对接起来。通过该流通体系，将化肥、农药、农机等农资企业与农业合作社对接，提供给农民价廉物美的日用品，将农村高质量的食品与城市居民直接对接，让农业可以获取较大利润。
通过该流通体系，可以将高毒、低效的农药化肥产品排除在外，进行食品分级。农产品的质量追溯制度也可以建立，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可通过供货专业合作社直接追溯到田间地头。这既能鼓励农民采取安全的、健康的、生态的、有机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还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该体系的建立，将把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组织起来，把城乡统筹组织起来。这将有效避免外资超市、物流体系对中国的威胁。
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建设，将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农民的话语权将逐步增强，民主法制权力意识也会逐步提高。在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之后，则可以因地制宜创办集体企业，这方面可以借鉴中国第一村华西村的经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华西村仍然坚持实行大队核算，坚持集体经济。华西村全村实现销售超5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600万元，已经基本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知识化”。
1958年毛泽东主席说，“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毛泽东是将城市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并提的，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两条腿走路。农村的现代化要建立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
邓小平也有类似观点。邓小平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1980年5月31日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已经预见到，包产到户只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过渡阶段，集体化、合作化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必由之路。
《2013年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对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国家政策应大力扶持。各级政府在经济上要给予税收、贷款等优惠，在政治上要大力提倡。在各个地区主动树立起一批典型，以稳健的方式推动农民积极主动搞集体经济。
四，多管齐下，统筹城乡发展
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调动全国各个方面的力量。各个地方情况有所不同，适合的针对性措施也未必一样，笔者参考余云辉先生的观点，提出以下思路。
1，需要发展壮大国企，国企是社会主义的基石，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国企的发展壮大，将改变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窘境。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才有能力投资到中西部地区、三线四线城市，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
2，主动调整经济区域布局，在中西部地区、三线四线城市创建新的工业区。吸引人才、技术、资本、资源从东部地区回流中西部。
3，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提高中国制造的附加值，进而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工资提高了，内需就扩大了，可以将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到内需导向。由国内市场来消费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这样的经济模式将更均衡、更健康。
4，在国有企业大发展同时，以国企的产业链、技术链体系带动私营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信贷优惠，促使国进民进。国有企业若是不能大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只有被外资吞并整合的命运。
5，统筹全局，在某些区域引进外资和技术，建立新的产业集群基地。引进外资产业时需要注意保护国内产业，尽量避免低端的、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
6、在自身实力强大的基础上，国企可以与民企联合走出国门，整合国外的资源。投资农业、矿产资源等领域，收购国际领先的技术。可以给过剩的民间资本、热钱找到出路。
7，在城镇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吸引农民进城。农民进城过程中，不要断然收回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应给农民留以后路。如果出现经济危机，农民还可以回农村休息。
8，通过各方面政策扶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合作社。在合作社里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农民的话语权，使得合作社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利益。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其建立起类似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在农村地区创立起工业区。
9，调动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发展出一整套的农资产品、农副产品加工、供销流通体系。
10，在农村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新修水利、道路、电力等设施，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和居住环境。可以考虑让农民合作社直接参与工程施工建设，将利润留给农民。
11，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提高城乡社会保障的标准。对农民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给予特别优待。特别要重视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在城市建设大面积的公租房、廉租房，为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城镇住房困难户提供住房保障。
12，根据形势的发展，重新平整土地。可以因地制宜，将一些人数特别少的村庄合并，建立农民新村，增加耕地面积，节约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不过《2013年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农村居民点迁建和村庄撤并，必须尊重农民意愿，经村民会议同意。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对于城镇周边人口稠密地区，拆并村子的做法可能将导致更多社会矛盾，所以不建议在人口稠密地区拆并村庄。
13，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击黑恶势力和违法犯罪。不打击黑恶势力，打掉一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新的政策无法顺利实施。
14，积极扶持一些农业科技企业和农业科研机构、院校，使得节水、节肥、高产的农业技术下乡，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农业产出。
本文参考了余云辉先生《如何处理好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兼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思路》，并参考温铁军、贺雪峰、李昌平等人观点。一并致谢。
(系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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