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如何突破我国粮食生产中的瓶颈问题

蒋高明

 

        文本以《农民为什么不种地》发表于环保部主办的理论杂志《绿叶》2012年第2期(总第164期):25-30.

 

        不久前，农业部宣布粮食“八连增”，即2011年我国生产5.7亿吨粮食，人均852斤。从全球营养水平看，即使扣除家畜、酿酒等消耗的粮食，中国产出5.7亿吨粮食肯定是吃不完的，为什么还要大量进口呢？显然，我国粮食生产的形势并没有像有关部门宣称的那样乐观，而是粮食生产存在很多难隐之忧。中国农业科学专家错误地估计出，中国粮食生产能力下降是我们的种子不争气，建议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充满风险的转基因研究，这与解决中国粮食短缺的初衷是“南辕北辙”的。限制我国粮食生产的因素不是种子不争气，而是农民不愿意种地(种粮不挣钱)，没有力气种地(妇女与老人从事农业)，地力出现严重下降(用地不养地)。这是城市掠夺乡村，大力发展工业化农业的必然后果。

 

 

        影响中国粮食生产的真正因素，据我们长期观察和一线亲自实践，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谷贱伤农。农民种地成本高，而价格低廉。以山东农村种植小麦玉米为例，化肥、农药、除草剂、机耕、浇水、收获、种子等种地成本每亩580元，山东中产田小麦玉米大约都是800-900斤/亩，价格1.1-1.2元/斤，按照最理想的价格计算，每亩全年净收入只有1580元(两季，不计人工)。如遇天旱、化肥、农药、地膜涨价，收入只有500-600元。种两季只收一季，远不如出去打工一个月挣得多。上世纪70年代，山东一带小麦玉米周年产量即突破1000斤/亩，可收入人民币200元。那时候的200元人民币值，若以黄金购买力计算，值今

天的2.7万元！

        二是地力下降。由于种地不挣钱，农民就不好好伺候土地。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被无情抛弃，转而依赖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造成地力严重下降。由于有机肥不能还田，山东一带土壤有机质已由2%左右下降到不足0.8%。农田、果园、菜园大量使用农药，农田里到处充满杀机，害虫越杀越多，益虫益鸟越来越少。在这个过程中，农药商、农膜商、化肥商、种子商赚足了钱，将农业利润进一步瓜分。由于地力下降，我国粮食单产最近8年几乎没有显著增长，但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40%，每公斤化肥生产的粮食不足19公斤，每公斤化肥生产效率正以少产1公斤粮食的速度下降。这一趋势正说明，中国耕地不是缺化肥，而是缺有机肥和土壤生物多样性。

        三是耕地撂荒，种植面积无法保证。由于粮食便宜，即使产量提高，也不能给农民带来实惠。聪明的江南农民已经让土地撂荒，够自己吃就行，没有心思为城里人生产粮食。笔者在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四川等地调查发现，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另外，全国各地大搞房地产开发和工业开发，屡屡冲击18亿亩耕地红线。地方政府以“占补平衡”名义占用良田，但换回来的几乎都是劣质农田，这使有效的粮食播种面积大打折扣。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年龄大一点的尝过挨饿的滋味，会种一些粮食满足自用，这多少缓解了国家的粮食短缺。

        四是粮食进口对中国农业生产冲击很大。一方面农民种地积极性下降，粮食生产能力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大量进口粮食与油料作物。2011年，我国从美国、巴西等国家进口了5250万吨转基因大豆、500万吨转基因玉米、120万吨小麦、151万吨大豆油、660万吨棕榈油。进口的粮食，加上进口油料作物和油料折合粮食，共高达1.39亿吨，占当年中国消耗量的19.2%，大大超越了10%的安全警戒线。粮食大量进口，且以充满风险的转基因为主，进一步造成了粮价便宜，农民种地更没有利可图，抛荒现象就更突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中国用全球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25%的人口，但代价是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和70%左右的淡水资源。“粮食连续八年丰收”背后的数据是，2-3倍于欧美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数倍于传统种子的工业种子费用。如何解决粮食产量与耕地退化之间的矛盾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才是正确出路，这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总结人类几十年来农业发展道路得出的经验。搞生态农业不仅不会饿死人，相反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其道理如下：

        一是秸秆变成了可食热量。中国18亿农田里除了产出5亿吨粮食外，还产生约7亿吨秸秆。中国7亿吨秸秆，其实就是巨大的“粮食仓”、“肥料厂”和“能源库”，我们称之为FFE, 即食物(food)、fertilizer(肥料)、energy(能源)。根据我们的实测数据估算，每7斤秸秆饲料配合一定的精饲料，可以转化为1斤活牛重。国务院要求力争到2015年，中国秸秆实现80%的综合利用。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就相当于增加了8000万吨牛肉，或相当于粮食增产40%。有机质还田还能够养地并固碳，可杜绝秸秆焚烧，保护农田生态环境。因此，秸秆综合利用才是生态循环农业的重要突破口。

        二是将中(低)产田变成高产田。“用地养地”就需要有机肥，在现有的光照、雨热、水利、机械、电力条件下，我国许多地方的中(低)产田可变高产田，前提是需要大量的有机肥(含重金属和抗生素的工厂化禽猪粪除外)。牛是名副其实的“造粪机器”。每生产1吨牛肉约生产16.7吨牛粪，我国18亿农田可产近17亿吨的有机肥。在山东平邑县弘毅生态农场，我们经过4年有机肥还田，在坚持“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前提下，该农场已成功将低产田(600公斤/亩, 玉米小麦周年产量)改造成吨粮田(1028公斤/亩)，充分显示了生态循环农业的强大威力。

        我国有18亿亩农田，高产、中产和低产田面积各约占三成，如果将低产田改造成中产田，中产田改造成高产田，则中国耕地产出的粮食很轻易突破6亿吨粮(有6亿亩高产田即可完成)，从而实现“藏粮于地”。生态循环农业粮食生产潜力巨大，转基因生物技术难以与之比肩。

        那么，既然生态农业有那么多的好处，为什么“叫好不叫座呢”？这是因为，农民不会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也不会管城市里人的健康；国家在生态农业的扶持经费少，而将农业补贴多数给了农药、种子、化肥商；国家用于转基因种子研究的经费接近300亿元人民币，而用于生态农业只有其中的三十分之一；粮食优质无优价，市场以次冒真，造假的成本远远低于造真的成本；城市消费者不明白“在健康的环境下，用健康的手段，生产健康的食品”需要有合理的价位，农民才会生产；再加上主流声音偏见地宣传“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决策者对生态农业采取观望态度，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操控公益性非常强的生态农业或有机农业产业，由此造成了生态农业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

 

 

        首先，将各项农业补贴改为直接高价收购粮食。将被农业管理部门、化肥商、农药商、农膜商、种子商、配方施肥、生物技术专家拿走的不利于粮食可持续生产的国家经费直接还给种粮农民。适度恢复“公粮制”，让真正的种地农民直接从高价售粮中受益。作为粮食高价收购的兑现条件，农民必须承担恢复地力、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的基本责任。待粮库中的粮食充实后，逐步停止粮食进口。以保护国民健康为由，停止转基因玉米、小麦和大豆进口，转而提升中国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

        其次，提供低息、贴息或无息小额贷款，帮助农民寻找致富出路，带动新农村建设。山东平邑县蒋家庄的农民在没有政府补贴的前提下，在专家指导下，利用秸秆养牛，产品依然走向市场，增加了收入，恢复了地力，但农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10%的利润给了银行。大量农药进入生态系统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采取物理加生物的办法，在无农药前提下控制虫害，一可节省药钱，二可保护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农村妇女，挽救了母亲(近距离喷洒农药多为妇女从事)。农田里没有农药和除草剂，诱捕的昆虫和人工除的

草，可作为生物质资源，发展柴鸡、鹅、蝗虫、淡水鱼等，增加农民收入。在健康环境下养殖的动物健康、抗病、肉质安全。但所有这些公益性的农业事业，必须得到政府扶持或健康市场的认可才能推广。

         第三，解决农民后顾之忧，解决他们面临的教育与医疗，生老病死等现实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让更多的人口留在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可减少粮食压力。这是因为，农民满足了自身的粮食安全就是满足了国家粮食安全。几年前中国的农民还占总人口的70%，现在这个数字已低于50%，如果继续推进美国式的城市化，让少数人养活多数人，中国耕地压力将越来越大。实际上，稳定农民在家乡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是合理的粮价。目前粮价低廉，远远低于三四十年前的相对价格，农民对种粮兴趣不大。如果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同时解决了他们面临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农民就会主动以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生产粮食，即发展生态农业。大量农民在家乡从事与涉农产业，城乡经济社会格局将是另外的局面。

        第四，建立一支稳定的以青壮年为主力的粮食生产大军。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军事安全高度予以重视，要研究西方控我石油、拒绝出售给我粮食后的粮食生产紧急预案，从技术、土地、仓储、运输等方面提前做好应急准备。要认真普查我国到底还有多少亩耕地用来种植粮食？我国到底储存多少吨粮食，才能抵御未来重大自然灾害和局部战争。对那些无视国家粮食安全，非法强占倒卖耕地、虚报当地粮食种植面积、大肆非法骗取和贪污国家粮补贴款、非法盗卖国家粮食储备库存粮的各级官员，加大依法打击力度，确保国家粮食战略

安全。保障粮食安全必须有一支特殊的以青壮年为生力军的种粮大军，老人和妇女只能起辅助作用。稳定这只队伍，需从国家粮食战略安全高度出发，从稳定粮食产量和保护耕地质量的实际出发，给予政策的特殊倾斜，不能放任市场垄断粮食供应。用土地流转的办法生产粮食必须作为国家行为，否则将是对农民利益的进一步掠夺。

 

        农业部门强调，农业生产遵循“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十字方针，但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往往仅强调了“高产”，对于其它几方面则重视不够。农业是第一性生产，其特点是产品数量多，农民处于利益链的末端。任何发达国家对于农业都不敢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而是采取高额补贴鼓励农民种地。如何既保证粮食生产的“高产、高效”，又要保证“生态、安全”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才是正确出路。

        根据我们的前期研究，完全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六大害”，一亩地照样能够产出2000斤粮。如果发展生态循环型有机农业，将国家粮食收购提高到3元/斤(国家可采取高价收购、低价出售政策，同时可补贴有机农业，利用市场作用减轻国家补贴压力)，80%农民将回乡安居乐业，带来城乡和谐、社会稳定、农民就业、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农村儿童教育等方方面面的重大变化。

        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就是要建立生态循环粮食生产实验示范区，用生态学的办法，一揽子解决粮食安全、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农民就业、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等问题。在粮食生产大省的河南、山东等地，先进行村级实验，再进行镇级实验，逐步扩大到县这一级，然后在全国粮食生产区域推广。实验成功与否的考核指标是非常明确的，即1）不能使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等六项不可持续技术；2）年周年每亩生产粮食2000斤；3）土壤地力和土壤微生物得到大幅度提升；4）秸秆得到100%循环利用；5青壮年农民从城市返乡并安居乐业。作为国家可持续粮食生产实验示范区的保障条件，国家对科学家指导、农民生产出来的有机粮食以3元/斤保价收购。待实验成功后，逐步走向成熟的有机食品市场，实现种地盈利(目前市场有机粮食10元/斤)。

        将国拨科研经费由目前的单一转基因育种向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传统育种转移。自1986年以来，转基因技术得到了累计约210亿元的国家财政拨款，而同期生态农业只得到约7亿元的投入，两者相差30多倍。转基因重大专项让一大批农学家受益，但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发表中看不中用的SCI文章。中国并不掌控转基因核心技术，试图用转基因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最大的赢家是国外转基因生物技术垄断寡头，还会加重农民种地负担，造成中国耕地质量持续下降。转基因技术作为防御性武器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但绝不能一窝蜂地搞转基因。目前，涉农科研只要与转基因沾边就给钱，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了。

         中国目前的农业专家，受西方影响很大，言必称美国，看不到自己在粮食生产方面的优势。实际上，中国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几千年来我们就是采取这样的做法；在育种方面，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是国际最先进的，连美国人也要学习中国的经验。从粮食生产的实际能力来看，美国用29亿亩耕地，才生产了3亿多吨粮食，中国用18亿亩耕地生产了5.7亿吨粮食。美国人口3.1亿人，只有中国的零头。如果美国的人口与中国一样多，耕地一样少，他们还能吹嘘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吗？如果换位思考，不是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而是谁来养活美国人的问题。可见，中国人在粮食生产上是具备优势的，这个优势就是精耕细作，用地养地，可惜这样的大好局面被哪些生物技术专家、国外粮食供应商、不合理的市场经济、不合理的农业政策，无情地打破了。

        要扭转我国粮食生产的被动局面，必须调整现有的粮食生产政策，鼓励发展生态农业或有机农业，在保障粮食总量提高的前提下，对生态有机产品给予一定的现金补贴；对有机粮食生产国家给予免费认证和标识，从而斩断其中的利益链，让城乡居民消费放心的有机食品；在逐步提高国内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停止转基因粮食进口，对化肥、农药、农膜生产和销售，停止农业补贴，并加收环境和健康危害费，将补贴费用向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倾斜。鼓励资本下乡从事粮食生产，但必须在生态学家指导下有序进行，必须在保障“农民受益、地力恢复、环境保护、粮食增收”等前提下，得到国家对农药的补偿经费，严厉打击那种以套取国家农业补贴为出发点，不认真从事粮食生态的土地流转企业行为。

        总之，我们粮食生产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不愿意种地、地力下降、播种面积和季节都出现了问题。目前流行的工业化农业，并没有将环境污染和人体健康因素考虑在内，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工业化农业就不具备什么优势。中国正在探索的或许是人类农业明天必走的路子，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扶持中国原始创新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建立大型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生态农业示范区，在全球率先发起生态学唱主角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