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邢台地震后,国家当时确立了专业人员和群测群防相结合的地震预防政策,并提出要“土洋结合”。一批民间地震预测研究者便从中应运而生。直到今天,他们中仍有一些人在坚持着工作,在不为公众所知的角落里默默研究,期望他们的成果有朝一日能得到“正统”专家们的重视。
群测群防培养出民间预测家
“据我所知,这批民间地震研究者就有二三十人。”今年66岁的陈一文,身份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这个学会的创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翁文波,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时,曾受周恩来总理之命,与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分头研究探索地震预测科学。
1966年3月8日和22日的河北邢台6.8级地震,导致8064人丧生、近3.8万人受伤,那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震级较大、破坏严重、伤亡惨重的大地震。“当时,地震预测在全世界都是还未解决的难题。中国当时也没有预防地震的机构,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预测地震。”
在此背景下,国家确立了一套带有自力更生意味的中国地震工作方针。方针原文内容:“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群测群防”于是在全国大地上铺开。据陈一文回忆,当时各个单位都出经费搞群测群防点,全国这样的群测群防点有上万个之多。摸索从最初级的开始。科学工们去各个村镇,向老百姓收集地震前的异常情况:冬眠的蛇在冬天出洞,老鼠不怕人,在大白天成群搬迁。井水水位突然上涨或下落,以及翻花、冒泡、变色、变味等等。之后,慢慢有人开始从地质学上找原因;有人去查阅我国历史上的地震记载,研究古文献;有人从声、光、电、磁、潮汐、水文、地质、地壳变动、气候乃至天体运行等等来研究和地震的关系;还有人开始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地震发生几率。这中间,一批民间地震科学研究者被培养了起来。有的甚至一直坚持到现在。
几十年坚守
“孙威、张铁铮他们就是那时候开始工作的。”陈一文说。直到今天,已逾耄耋之年的他们也没有放弃。
孙威当时在内蒙古包头钢铁设计院的群测点工作。虽然只有中专毕业,但是爱动脑筋爱思考。在阅读了大量地震研究的书籍后,孙威便萌发了自己设计制作监测仪器的想法。他自己制作了五套仪器,分别测试地倾斜、地重力、地应力、土地电、磁偏角等5种地震信息。最初,这些仪器的反应时间并不一致,看不出什么规律。但是孙威坚持记录这些仪器测试的数据。唐山大地震后,孙威采取了一个以地震当天为坐标轴向前推算的办法,一天一天往前,查看一个月内各个指标的动向。然后再观测每一次地震前,这些指标的规律是否一致。不一致的原因是什么。
陈一文1990年通过《经济日报》的编辑寻访到孙威时,50多岁的孙威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工作笔记。和哪些专家接触、参加了哪些会议、做了哪些预报、寄出的挂号信单据,一天一天都很完整。他还向陈一文展示了自己的图纸,发表的文章。令当时的陈一文非常震撼。
张铁铮是“磁暴二倍法”预测地震的提出者。一直从事石油勘探工作的张铁铮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被调去搞地震研究以“避难”,从此开始了地震预测研究。由于石油勘探中要测试地磁,因此张铁铮在工作中发现地磁和地震有着非常微妙的联系。经过长期的研究,他发现两次地磁异常间隔时间延长一倍与地震发生的时间相似,便于1969年底提出了一个预测公式:MT=T1+2(T2-T1),T1和T2分别是两次地磁异常的日期。
由他推出使用的地磁“幅度法”后改名为“红绿灯法”,国家地震局一直沿用,再后来又改为“幅相法”。今年已85岁高龄的他在回忆录中撰写了其一生研究地震预测的经历,其中多次写到当年周恩来总理接见他,并对地震预测做出相关的指示。陈一文认为,张铁铮是世界上第一个能总结出预测地震三要素(时间、地点、震级)方法的人,非常了不起。
“其他包括陶守正、沈宗丕、李均之、郑联达、吕大炯(旅美华人)、寿仲浩(旅美华人)、韩延本、任振球、孙威、王文祥、杨武洋、徐秀登、宋松、刘承昌、李阶法、高发金、郭宝昌,王斌、马未宇等等。”陈一文说。
“你知道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出版了一本李·约瑟撰写的《中国自然科学史》,介绍了大量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明,不单单是四大发明那么简单。”陈一文说,“我一直相信,以中国这样辽阔的幅员,有比其他民族更多的接触自然的机会。同时我们民族又注重教育,注重信息的积累,不同地域的人民又能相互交流与自然斗争的经验。所以,民间一定有很多发明研究,只是没有人去发现他们而已。”陈一文幼年在英国生活,并加入英籍。在开展民间科学工寻访前,他在当时还很少见的一家名叫嘉利华的美国私人咨询公司担任首席代表。
多年来,他一直希望,国家能够建立一个交流平台,让那些他所接触到的民间科学家能够被官方知晓,他们的研究能被纳入官方研究的参考,双方能够站在探询真理的立场上,共同探讨。这种多元和包容性的道路无疑是有利于科学技术进步的。
“民间科学家非常需要国家的支持,无论是资金上,还是精神上。”陈一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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