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毛泽东时代（五）----汶川大地震后的反思
四川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令世人震惊。如果本次地震不是发生在中午二点多而是像唐山大地震年那样发生在午夜，人员伤亡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在日本本土发生了一次7.2地震，它所造成的损失就微乎其微。作为一个现已退休的老地震工，有责任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
减轻地震灾害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震前较准确的预测预报、地震发生后有效快速的应急反应和提高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抗震能力。我们就从这三方面进行一一反思。
大幅度减轻人员伤亡最有效途径是比较准确预报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强度，哪怕能够提前打个招呼也有可能大大降低死亡人数。非常遗憾，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在本次大震前，地震工非但没有做出任何预报，甚至没有任何将要发生大地震的预感。这是十分不正常的；因为如此巨大的一次地震孕育着巨大能量，孕震区域比较大，因孕震引起地球介质物理化学性质变化的区域也比较大、变化的幅度也应该比较大，地震前应该出现比较明显的、和范围较广泛多种类的前兆异常。四川省是我国地震和前兆台网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地震科技力量也很强，四川地震大队（今四川地震局的前身）曾经是全国的超级大队；该地区中强地震频发，实践检验的机会多，应该说对于地震预报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那么为何在最有可能作出一定程度的震预报的地区没有能够这样做呢？这就需要对我国地震预报研究的历程作一简要回顾。
一九六六年在我国邢台发生了二次七级大地震，造成了较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敬爱的周总理亲赴现场视察。当他目睹地震现场的惨状时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在现场听取汇报后满怀希望地对年轻的地震工说：“地震是有前兆的“，“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等重要指示。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专门成立直属国务院的地震机构——国家地震局，周总理亲自为它确立了工作方针，在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财力建设地震台站，从相关单位调集一批技术人员。与此同时还在厂矿、学校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地震群测群防活动。
广大地震工热烈响应敬爱的周总理和党的号召，自告奋勇自觉自愿的深入基层，扎根地震台站和群众测报点，清心寡欲专心致志投身于地震预报的探索。与此同时专家和群众相结合，土办法和洋办法并用，“海、地、天”多学科联合攻关。那时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呢？那时是大家围着地震预报转，专家围着台站群测点转，领导围着基层转。有付出，就有回报，有多大付出就有多大回报。1974年我国地震工对辽宁海城七级地震做出了成功的短临预报并取得了明显的减灾效果。这是人类首次对大地震作出临震预报并取得减灾实效，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敬。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接着，我国地震工又于1976年成功预报了四川松潘——平武（距汶川地震不远）七级大震；1966年以来成功预报过多次中强地震。即便是唐山大地震，也曽有过一定的中期预测，临震前也是有所觉察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国地震台站的数量和装备的技术水平今非昔比；过去少有教授、高工，更别说博导院士了；而现在呢？有人笑言，地震部门院士一个班，博导一个营，硕导一个团，成功的地震预报不见了影。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首先地震工作部门自我解压没有大目标的压力。周总理和华国锋总理时期都把力争在24小时前对五级以上地震作出预报作为地震工作方针的核心，改革开放后的地震工作方针把这去掉了。就是说地震部门及地震工没有了既定目标的压力，相应地也就缺乏了动力。
其次，三十多年前成立的国家地震局是一个纯科研机构，其主要任务就是攻克地震预报难关，没有任何政府的行政职能，如前所说上上下下都是围绕地震预报。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国民经济向全面市场化过渡，机构和部门的管理职能显得特别重要。管理职能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和话语权，决定其生存状况。因此，各个机构和部门都在寻找、扩大和强化这种管理职能。国家地震局（后改名中国震局）也不得在不市场经济中寻找、尽量扩大和强化自己的管理职能并努力获得中央政府的承认，这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地震部门各级领导在行使这种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也感到美妙绝伦，比较而言，地震预报攻关事业就显得太枯燥无味默默无闻的了。而且，人的精力有限，顾此可能失彼。
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涌现了一股排山倒海的下海经商潮。地震系统也有大批志士仁人扑向金钱的“海洋”。更有甚者在国家号召下从上到下单位经商，到处找项目搞钱，名曰搞开发。当然有发的，但多数是空手而归；有的单位还赔了本。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做好学问吗？更不用说攻克属于世界科学难题的地震预报了。而且整个社会的浮躁就是从此时开始的，金钱崇拜的影响范围之大时间之久前所未有，像学校、医院这类自古以来比较纯洁的地方也未能幸免。
再者，由于我国后来告别了把吃“皇粮”的人员一概称为国家干部的做法，建立了公务员制度，把原来的国家干部中的一部分人定性为公务员，另一部分人定位事业编制，名曰“管做分开“。而公务员能保持永远吃“皇粮”且将逐渐和国际接轨，待遇会越来越高，同时当时正实行事业单位改革，很多事业单位走向市场，前景难料。因此，在原来的国家干部队伍中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首先全力以赴争取当长（官），如果当不了长（官），无论如何也得想法进入公务员编制队伍。中国地震局情况也一样，有一线希望的争着去当官；有的“曲线救己”，在业务方面努力，写几篇论文，最好出版一点著作，同行中出了名，最终目的还是想捞个一官半职。在中国地震局，这是当官的一条有效途径。结果是，很多教授、研究员和博导当了局长，司长，处长，大家都拼命往此方向努力。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既当不成官又进不了公务员队伍的，只好留下干业务。我认识一位省地震局的业务人员，地震科班毕业，搞了十几年的地震预报业务。他三番五次报名竞争局长、处长主任等职务，屡战屡败，仍不气馁。以前，搞行政都是没有什么学历或者业务不行的一部分人，改革开放了，这部分人倒成了公务员了，管那些搞业务的。这就使那部分从事业务工作的人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我的一位尚在工作岗位的同事公开说过：我现在只把地震工作作为我的职业，不是把它作为我的事业!。他的这种思想状况大抵反映了当前地震部门业务人员的一般状态。作为自己的事业和作为自己的职业，就是以前干地震的人和现在干地震的业务人员的差别。我想，如果当年搞导弹原子弹和氢弹核潜艇时，也来个公务员制度，也搞管做分开，这些东西可能到现在也搞不出来。当今，我国的北斗系统，还有大飞机等项目，为什么进展这么慢？可能与这有一定关系。
地震台站和群众测报点是监视地震活动和地球物理场变化的前哨。科研人员根据地震台站和群众测报点观测到的资料进行分析，确定所发生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并判断地球物理场的一些参数是否发生变化。因此地震台站和群众测报点对于地震科学研究和地震预报探索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地震科研人员来说没有了它们就如人没有了五官一样。自我国推行改革以来多数群众测报点逐渐消失了，剩下的也是生存艰难，曾经轰轰烈烈的群众测报活动销声匿迹。专业地震台站生存也是前所未有的艰难。地震系统是条条管理，经费由国家财政部门拨给中国地震局，由中国地震局再拨给各省市地震局，省市地震局下拨经费给各个地震台。在计划经济时代，地震部门的人头经费据说仅次七机部，充裕锝很，地震台站根本不必担心经费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热，公款吃喝假借会议、考察公款周游全国甚至世界的热度持续不减，还有公款购车用车并不断更新，办公楼豪华装修，总之，与改革开放前完全不同，花钱的路子是越来越多了。上级拨的钱就那么些，所以克扣下属的经费是连傻瓜都会想得到的。处于最底层的地震台站，还能剩下几个银子？我本人曾经工作过的地震台，十几年来，十几个工作人员的地震台，每年行政经费只有二万元，包括水电、通讯、旅差办公费和维持十多台套仪器的费用。工作人员除国务院认定的工资外，其它的钱一分不给。台站破破烂烂，有的台站来个客人连张像样凳子都没有。上级给的出路是：不等不靠不向上要，自己去搞。为了台站生存和提高待遇以适应高房价高医疗及物价不断攀升，什么方法都想过，什么养鸡，养鸽子，种树苗出租房子，办厂子，经商倒卖，有的地震台甚至去承包医院。我所在的地震台，一半以上的人长期在外搞钱补贴经费不足。从台长到每一个业务人员的注意力都已经不在如何搞好监测预报上了；至于学习业务更新知识，那更是想都不会想了。地震事业是全民的公益事业，从古到今都是国家保障它的必要开支。如果国家没有能力，就不开展或者削减这方面的工作规模。没有那个国家要求地震台站的工作人员自己去挣钱来保障地震台的正常运转。唯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现这种奇观。2001年，宋瑞祥同志任中国地震局局长，情况有所好转。他深入到全国一百多个地震台调研，了解第一手情况。每到一地，就直接到地震台；每当看到地震台这样一种状况时，可以用“怒不可遏”形容他，毫不留情地批评随行的省市地震局各级领导，有时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他要求中国地震局财务部门和省市地震局精确预算地震台的各项经费，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障。他要求各省市地震局领导保证台站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不能低于省市地震局机关人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在他在任期间召开了地震部门首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规模空前的地震台站台长会议，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地震台的目标。为此，他指示有关部门分期举办培训班，轮流培训全国所有地震台长。在他在任期间，各省市地震局开始重视地震台建设，对原先破破烂烂的地震台进行改造。在当今中国，实实在在干事不做表面文章的领导，敢于批评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领导，得罪的人多，下场也不会好的。这位宋瑞祥先生干了不到三年就被免职下岗了。
地震台站位置偏僻，人少业务单调，日复一日，工作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它和外界很少接触。有人把地震台站比作和尚庙，十分恰当。改革开放以前，那里的人们依靠一种为人民站岗放哨的精神力量坚守着，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乃至整个生命。那时有很多大学毕业生在地震台站工作。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强调的是实现自我价值，很少有大学毕业生愿意到地震台这样的地方工作了。因此，在老一代大学毕业生逐渐退休以后，地震台站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大不如前了。地震台站整体素质（包括业务政治和管理等各个方面）逐渐下降。
地震台站对周边环境要求很高，越安静越好，比较理想的地方是緲无人烟的深山老林．我国的地震台站多数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都建在远离城镇人口密集地区及交通要道。改革开放以来到处都在搞发展，搞开发区，村村镇镇建工厂，到处都在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这对地震台的日常工作造成了严重干扰；很多前兆观测资料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很不可靠。有一个地震台，仅仅在五年内就搬了三次，这样的台站能为地震预测提供可靠的观测资料吗？地震台站周边环境的恶化给地震预报工作也造成了困难。
曾经轰轰烈烈的群众测报点消失了，地震台站又处于这样一种糟糕的状态，地震预报的基础也就不牢靠了，地震预报嘛不就成了空谈吗？
据我观察，现在工作在各级地震部门的业务人员，无论省市一级或国家一级，多数心情浮躁，急功近利。很多人完全处于一种无奈状态：自谋职业风险太大，找个更好的单位也非易事；当“长”不成，公务队伍员进不了。留下来工作唯一的希望就是职称晋升尽量快一点。拿项目评奖，写论文，为获得职称而拼搏。
地震系统从上到下处于这么一种不正常但又已被人们作为常态而安然处之，面对大震怎么能够从容应对作出预测呢？
以上所说的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地震系统，我们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大学、科研机构的学术腐败前所未有；科研人员的道德素养降落到这样一个水平，包二奶养情妇（很多是自己的学生）屡见不鲜----网友说教授等于教兽。不敢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是在为钱活着，什么祖国的前途啊，人类的命运啊，统统都事不关己。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官员贪腐前所未有世界之最，黄赌毒泛滥抢劫杀人案件频发还不都是金钱的诱惑？医院和学校历来被认为是二个最神圣的地方，医生和老师历来被认为是最神圣职业，现在还有多少人还认为它（他）们依然神圣？因此，北斗系统搞了快二十年还不能投入使用，大飞机项目立项以来过去了这么多年，只见了个影子，如此等等。相比之下，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核潜艇这么多尖端项目一共用了多少年？而且，那个年代是处在帝国主义列强严密封锁和层层包围之下。所以。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人有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就能无往不胜。
汶川大地震夺去了近十万人的性命，其中有很多活泼可爱的儿童和充满活力的年青人。假如地震部门在震前能够做出一定程度的预报，哪怕是打一个招呼，就可以使多少鲜活的生命避免死亡！地震后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的调查表明，震前确实是有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异常前兆变化，不同程度减轻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非天方夜谭。然而，我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地震科研人员难道不应该感到有愧吗？
推而广之，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应该深刻地反省反省，人活着难道就是追逐金钱，使自己和家庭过得舒适吗？民族的前途不应该被放在第一位的吗？
减轻大震灾害的第二个环节是快速的震后应急反应，预防次生灾害。地震后的前三天十分关键，这期间被埋人员救活的比例最高。所以，一旦发生大震速度就是生命。唐山大震发生当天十个师的部队进入灾区。汶川地震震后应急的一个重大失误是在初始太依赖通往堵江堰公路的打通上，耽搁了不少时间。如果开始就调善于山地作战的部队急行军迅速进入灾区，被救活的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大地震发生后的应急反应最能反映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协调和综合指挥能力。应该定期组织有一定规模的这类演习以提高政府的震后应急反映的组织指挥能力。
减轻地震灾害的最后一条措施是提高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抗震设防标准，把它们搞得将坚固一些，日本就是这样做的。然而，这需要很多钱，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不能照搬日本的。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例如，在建筑物和构筑物的选址方面谨慎一点，在施工的每个环节保质保量，就可以提高它们的抗震性能的。震后，据报道，有一私人企业家捐建的几所希望小学，由于他派员工亲赴现场监督施工，严把质量关，震后几所学校完好无损。建筑质量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与人的道德（良心），官员的廉洁都有关系。
本文完成于2008年6月，现在略作修改。文中所反映的都是个人经历和感受，不一定正确。实事求是写出来，是一个已退休的老地震工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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