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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中的地震局
王英辉
“地震不是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发生的，据此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地震发生的规律。”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站在讲台上的投影幕布前对着台下数十位地震学界的专家学者说。投影幕布上显示着一张中国地形图，地图上布满了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圆点，在投影幕布的正上方悬挂着一个红底白字的条幅，上面写着“全国灾害预测方法研讨会”十一个大字，此时发言的老者正是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
许院士发完言后，主持人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徐道一研究员对许院士的发言做了“可以作为群测群防的理论依据”的总结。然后，徐研究员按照会议的流程安排各位专家学者自由发言或者提问。
如上的场景是 2010年4月27日上午 ，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组织，在北京北郊凤山静悄悄的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灾害预测方法研讨会》现场的一个掠影。
据了解，被组委会邀请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主要嘉宾有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部863项目“地震预报智能决策系统”课题负责人汪成民研究员，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中国地球物理协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行政管理与减灾全球计划项目科学顾问耿庆国等5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地震学专家学者。
这次会议主要研讨了中国气象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灾害预测方法集成》中介绍的地震综合预测方法、征兆预测方法、天地耦合预测方法以及信息预测方法等地震预测的方法，同时特别总结了 4月14日 的青海玉树7.1地震前的长期预测、中期预测与短临预测情况。尽管有如此多的专家学者，态度却几乎一致，“如果获得中国地震局哪怕有限的支持的话，青海玉树7.1地震完全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出来。”
全国灾害预测方法研讨会上关于地震预测的讨论平静、理性，而此时的地震局却正遭受着一场来自网络民意的“地震”。
不预测地震的地震局留着何用?
地震局此次遭遇质疑始于 4月14日 玉树发生的7.1级大地震。
始于汶川地震，对地震局曾经一度声势浩大于玉树地震前几近销声匿迹的质疑，玉树地震后，在网络上又一次发酵，网民们对地震局的质疑开始升级，从其基本的职能向其财政预算如何使用的纵深发展，“既然地震不能预测，留着你们干嘛用，打酱油吗?”“没本事预测什么时候地震，有本事预测什么时候不地震?”“花那么多钱，不预测地震的地震局留着何用?”
一时间，网络民意的“地震”将地震局推上了风口浪尖，有关地震局更多的负面消息也被网友“人肉搜索”了出来。
玉树地震后，一条消息在网络上流传甚广，消息称，玉树第一次地震发生后，青海省地震局预报部门成立应急预案，对地震的下一步趋势进行研判和会商，正在会商期间便发生了7.1级强震。网友震怒，“地震后，再去判断、监测那要地震局干吗?不是事后诸葛亮吗?研究出个结果来，能预测出个大概来，也还说的过去，搞来搞去搞不出名堂，还不如不搞。”
更有细心的网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上找到了中国地震局公布的2010年部门预算达240,739.51万元的数据。从这份预算表中可以看到，用于地震预报预测的为270万元，专项基础科研66.36万元，重大科学工程65万元;而用于开会的支出有三项，国际组织会费70万元，对外合作与交流80万元，在华国际会议80万元;地震局内部人员福利安排方面，住房改革支出16,362.28万元，购房补贴8,678.25万元，提租补贴518万元，住房公积金7,166.03万元，医疗保障83万元;行政运行费用17,943.75万元，机关服务1,392.36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480万元;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091.08万元。 网友戏言，“吃喝住房汽车出国成了地震局预算的主角。”
与此同时，中国地震局地震台网中心原首席预报员孙士鋐的采访发言也被网友搜索了出来。
2月25日，孙士鋐人在民网科技频道说，从《1900年以来的全国七级以上地震的分布图》来看，地震活动水平提高主要发生在1960年后，但近40年来世界上八级地震明显减少。近年来2004年和2005年印尼发生了8.7级、8.5级地震，从MT图上来看似乎确实有强度上升的态势。“但是现在要说它是不是比以往的百年活动水平高，这个说法现在还不成立，还要再继续做工作。”
而2月27日，智利发生了8.8级地震。2月28日，孙士鋐称，“从强度上，8.5级以上地震频发，我个人认为，全球地震活动出现一个明显增强的态势，也就是说有可能要进入地震活动活跃时代。”
这两篇报道，说法截然不同，但却出自同一人之口，而且时间前后相差仅仅3天，这不禁让网友们嘲讽孙士鋐“变脸比变天还快”，更指出智利地震是对孙士鋐“巨大的讽刺”。
孙士鋐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对此进行了解释，“关于全球是否进入地震活跃期的说法，是媒体在提炼上不够准确，但是这种歪曲我不太在意。有媒体报道孙士鋐说，‘强震前的预警没引起重视。’我没说过这样的话。这件事发生之后，确实很恼火，说实话，跟媒体打交道，是为公众服务。当然，他也不是有意识的污蔑。”
这不是地震局第一次遭遇质疑。
早在08年汶川地震后，网上曾出现了众多质疑、指责、嘲笑地震局的声音，众网友在震惊之余不无疑惑：“地震局为何没有发出预报?这么大的地震会一点征兆也没有吗?”网友或者批评地震局玩忽职守忽视地震预兆，甚至怀疑地震局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有意不发出预报。
对此，四川省地震局负责人说，此次7.8级地震前较长时间震中及周围地区地震活动水平不高，没有前震。没有发现典型的短期和临震异常。因此，震前未能做出临震预报。
在08年5月13日，孙士鋐研究员接受中新社采访时也曾辩解，针对本次汶川大地震，震前没有短临(十天)预报、短期(三个月)预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也从未收到关于该次地震的预报卡。同时称，由于汶川大地震处于中国南北地震带上，这个地震带地壳活跃，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对其给予长期关注，并一直认为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预警还是维稳?
与现如今地震局饱受质疑不同的是，曾经的地震局被寄予过厚望，时至今日，老一代地震预报专家还清晰地记得周总理的嘱托，“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源自周恩来总理。
1953年11月，中国科学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综合组、地质组和历史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计委审核重大项目提供咨询。
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两次到邢台视察，面对地震灾害，周总理明确提出开展地震预报工作，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成地震办公室。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群测群防的地震方针。
1967年国务院决定在国家科委内设立“京津地区地震办公室”，主管京津地区的地震预报工作;在国家建委内设立“京津地区抗震办公室”主管京津地区的地震预报工作。同年12月国家科委京津地震办公室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局合并，成立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地震办公室。
1969年7月18日，渤海湾发生7.4级大地震，当天下午周总理接见地震工，作了“团结起来，共同对地震之敌”的指示，为了加强地震工作的统一领导，第二天组建了中央地震工作小组。
1970年，周恩来力排众议委托致力于地震预报工作的李四光担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从事地震预测预报研究工作。
1971年8月2日国务院国发56号文，决定撤销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成立国家地震局作为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统一管理全国的地震工作，国家地震局由中国科学院代管。首任局长是刘英勇，1998年，更名为中国地震局。
1983年机构改革时，经国务院国办发[1983]63号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地震局关于省、市、自治区地震工作机构和管理体制调整改革报告的通知》，批准各省、市、自治区地震局(办)由以地方政府领导改为由国家地震局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以国家地震局为主的管理体机。其后，国家地震局开了一系列会议，对地震预测方法进行验证，因为个体化的地震预测方法的不精准性，几乎所有的地震预测方法都被否定了。
1997年，《防震减灾法》发布。地震预报制度正式被纳入法律，其中明确规定，地震预报信息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群测群防的政策基本停止。
2006年7月15日，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中原减灾》报上发表《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扎实推进我国的防震减灾事业》的署名文章，文章中称，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难题，攻克难关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正如陈一文所说，“正是这篇文章的发表，为地震不可测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了地震局工作日后的指导思想。”然而，在2005年12月18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中，陈建民局长还曾认为，地震是能够预测的。
2008年12月27日，《防震减灾法》通过修订，在地震预报方面新增了四项制度：地震预测制度、震情会商制度、统一发布制度和震后趋势判定制度。
其实地震“不可测”的观点起源并不在中国，早在1996年，在伦敦召开的“地震预测框架评估”的国际会议上，与会者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地震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不仅现在没法预测，将来也没法预测。所以，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在每次地震之前，地震局将不会发出任何预报。
从周总理提出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群测群防预测方针，到现如今“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难题，攻克难关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的地震预报思路的转变，有老专家们认为：我国的地震预测思路偏了。从曾经预报过海城地震并做过20多次成功的预报的地震局到如今地震发生前总是出来辟谣的地震局，让当下的地震局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更使那些对中国地震预报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老专家们痛心不已。
“地震是可测的。那么多次地震都测出来了，怎么叫‘不可测’?比如，1975年海城地震，测出来了，也报出来了，它(地震局)不敢不承认;唐山地震时汪成民创造的‘青龙奇迹’，联合国授的奖，能否认吗?还有汶川地震前，耿庆国也提前报给了地震局;汶川地震，钱复业对时间、震级都做了准确的预报，只是定不了地点，但也汇报给地震局了。”对于地震前是不是应该发出预警，中国科学院工程质量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李世辉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情绪很是激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简单系统是这样的，将经验发展成理论性的东西。可是作为复杂性系统，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不确定，不完全，不一致’，地震预测所要面临的对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是自然界的复杂性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的一个交织，它的复杂性甚至于超过战争，人类在战争上可以转弱为强，可是人类在面对地震时，人类永远是弱者，只能够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周总理说，地震是有先兆的，是可以预测预报的，按照周总理的观点方法出发，就是毛泽东思想，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上，地震一定是可测的，所以应该发出预警。”
面对地震局的“不作为”，在网络中还也出现了一种戏谑的声音，“地震局不对地震进行预测是出于维稳的需要。”对此，为了研究地震预测抛家舍业自称预测地震准确度达60%的民间地震预测爱好者杨智敏回忆了他小时候预测地震来临前的情况，我记得66年，小时候我在贵州，在晚上把我们叫出来，就说有地震，当时大家都出来，也没见什么乱，但是四小时后真的就地震了，非常准确。那时候宣传很到位，大家没有什么恐慌，很从容的面对。
只会辟谣，不能预报?
如今的地震局已经沦落为“只会辟谣，不能预报”的“鸡肋”，这不仅和地震是个复杂系统、地震三要素(时间、地点、震级)不能准确预测有关系，也和现如今地震局的指导思想、预报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青海玉树地震后，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地出现了当地将发生地震的谣言。据中国新闻网报道，15日，受青海玉树地震影响，多地市民收到如下内容短信：“国家地震局今日7时27分发布了紧急防震九级通告：北京时间4月15日13时19分将出现以包头为震中的6.5到7.2级地震。据初步预测，地震覆盖包头，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临河，北京西部，河北中西部以及山西，宁夏等10多个城市，覆盖面及广。”中国地震局对此进行了辟谣。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晓东就如何应对地震谣传表示，虽然地震预报是目前全球都面临的世界难题，但是根据我国的《防震减灾法》和地震预报条例，如果有正式的预报意见，是由政府发布的，如果不是从这个渠道出来的预报意见，应该说都不是正式的预报意见。
地震没有发生，是庆幸的。然而，在近年的地震活动中，地震局没有进行一次地震预警提示，但是在“要发生地震”的谣言流传时，地震局却采取了辟谣的方式。于是网友质疑，“地震局出来辟谣，说明他们可以判定地震不会发生，那么即使不能准确预报地震，也总应该提前预警吧。是不是地震局的指导思路有什么问题?”
“地震局的彻底西化，思维方法发生了改变，是地震不可测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地震局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委员任振球揭开了地震不能预测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科技领域，从科学基本观念、地震局管理体制和制度，到地震局主要领导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已经全部西化，这非常严重，包括一些中央领导都没意识到这些问题。”
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也认为，我国的地震预测成绩是辉煌的，曾经是高于世界水平的，现在反过来，要跟国外学，这很不正常。
在全盘西化的地震局体系中，西化的论调自然占了上风。如此，在地震局体系内就形成了这样的的一种状态，“无论出现多大的地震灾害，死了多少人，跟地震局都没有关系，因为地震不可预测。他们冠冕堂皇的开个国际会议，回来以后，即使出了问题，他们也没有责任的。只要继续说地震不能预报，在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他们都会这样去做。”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对地震局“地震不可测”的指导思想表达了不满，这样的指导思想指导中国地震局承担“地震预报”工作，那么与“地震预报”直接有关的所有工作，包括“地震预测”研究项目、经费支持、现有地震前兆监测仪器的维护、更新与支持，全部被认为以后某世纪应当给以认真考虑，而不是当代应当给与认真考虑的工作。而且在地震局系统内所有坚持搞地震预测的人，也就等于被边缘化了，这些人都是地震局在职的搞地震预测的人，不像汪成民一样，已经是退休的人。
地震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了地震局系统现在的预测流程，设在全国各地的地震监测台站，将监测的数据统一报到省一级地震局，省一级地震局研究后，根据情况，确定不同级别，然后送国家地震局，在国家地震局台网中心会商后，再送到地震预报预测中心，地震预测预报中心组织会商后，然后上报中央。
对逐级汇报的地震预报制度，一位网友对此评价道，地震局的预测流程显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所谓法规程序的完善与否。自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关这样数十万人生命的天灾，还要一级一级的汇报。乡级到县级，县到市级，市到省，省到中央，中央再开个会，地震都震完了，指示还没能下来。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我们难道不能理智的做一些行动吗?比如疏散民众，转移百姓。每次出现问题，官员从低层往高层递增，无一不是在推责任。
中国地震局地震台网中心原首席预报员孙士鋐也向时代周报介绍了地震台网会商的过程，“根据《防震减灾法》，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规定了会商会怎么开。这个会商会是跟踪性质的，一般由台网中心预报员参加，台网中心里面有30个人左右，主要是预测的。通常是台网中心主任主持会商会的，最后形成一个会商意见，如果形成预报意见，要上报给评审委员会。但是作为短临预报，评审委员会还没有启动过。”
中国地震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震学会地震预报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晓东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专访中表示，我们地震预测是在有力条件下对一定类型的地震可以做出一定程度的，或者成功的地震预报。而前面谈到的地震不可预测，主要是依据地震科学家所说的地震发生的三要素，也就是地震发生的时间、震级和地点都比较精确的预报。目前全球的地震科学家都难以做到这一精确预报。
对台网中心的会商会制度，杨智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参加地震台网中心会商会的这些人有没有资格，它本身并没有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她也无法判定我们的预测。他们不懂这些预测方法，怎么判断?地震局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单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监测、预报的，它不是政府机构，不是出事以后出来辟谣的。”
根据《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地震预测后向地震局上报需要填写《地震短临预测卡片》，而且必须写清地震三要素(时间、地点和震级)，一位叫傀儡谣的地震预测爱好者网友阐述了他向辽宁省地震局要求填写地震短临预报卡时遭遇到困境，一位预报员对他搪塞说，“现在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要想准确预测是不可能的，即便是让你填，你能保证一定会有地震吗?没地震的话损失谁来陪?况且预报卡的准确率很低，填了，政府也不一定发出预警，你还何必费这事呢?况且，如果把预报卡给你，让你填，预测中心的主任也要承担责任，你去找，也不会给你填。”
对于如何做好地震预测工作，李世辉认为，对于地震局来说，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或者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用这一套思路方法，像对待战争一样，千方百计的搜集资料，而不是像现在地震局一样，人家已经把资料信息都送到他的手里，都不闻不问。事实上，在汶川和玉树地震上，这些人(地震研究者)在不掌握全面材料情况下，已经有很好的预报了，如果能把这些组织起来，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把各种侦查的来的材料加以周密思索，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入分析研究，是可以预报的。周总理要求给群众打个招呼，地震局不打招呼，他们要么像钟表一样准确预测，要么不预报，这是对人民负责吗?
“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真防御’和‘假防御’两个特点，积极防御是真防御;退缩、死守是假防御，实际上它只能误国误民。所以不用毛泽东思想解决问题，盲目跟着西方思想去跑，就是以人民生命财产作代价。由于地震局的指导思想错了，他们的指导流程也就不用说了，都是错的，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问题，要掌握这十二个字：‘自由探索，民主讨论，集中决策。’要是按照民主讨论打仗，一万个仗，要一万个失败，每一个环节都错了，所以必须要有人集中决策，一个人拍板。而且集中决策要经得住别人的反驳，经不住反驳，那就回去再来。”李世辉给出了他的解决办法。
任重道远的地震局
玉树地震后，面对公众的质疑，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先表示，玉树7.1级地震前的5点39分曾发生4.7级前震。此次地震属前震主震余震型地震。消息显示，发生4.7级前震后，青海地震局进行过会商，会商材料称当时很多民众已经从房屋中跑出来。
中国地震局地震台网中心原首席预报员孙士鋐也表示，4.7级前震持续的时间较短、强度较弱，发生时间又正值凌晨，大多数居民还在睡梦中，所以并没有被重视。
中国地震局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指出，在发生4.7级前震的基础上预测预报7.1级地震“很难”。我国大陆5级以上地震年平均20次，4级以上地震年平均达到400次。
面对质疑，时代周报记者也联系到了中国地震局新闻处处长马明，记者提出就广大网民的质疑希望安排采访中国地震局相关部门的要求时，马处长表示，他们不接受涉及到质疑或综合内容的采访，只接受单独的采访，并要求记者发去采访函。记者按要求给中国地震局发去了采访函，但直到发稿前，记者并没有接到任何回复。
网络上对地震局质疑的声音，依然喧嚣，广大网民期待的是地震局能够正面回答网民的疑问，而不是保持沉默。
现在，广大百姓关心的不仅是地震局在以往的地震来临前没有提前预警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解释清楚地震局高额的年度预算是怎么使用的，而是在未来，地震局如何能够更好的预测地震或者提出预警，从而来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汪成民给出了答案，“这需要恢复周总理时代的群测群防制度。”
“地震预测处于盲人摸象阶段，就是没有一个好的领导出来，把这‘八个盲人摸的象’汇总集中。地震局只是处于一个单一的手段，他有不确切的一部分，民间也是处于一个单一的手段，我们把这些单一的手段都集中起来，这样地震还是可以预测。如果地震局和我合作，利用地震局的监测数据，我就可以做科学实验出来，有地震局的支持，我敢于向任何专家挑战。”为了实现与地震局的合作，杨智敏通过时代周报发出了这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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