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对峙
例行上访的“大衣哥”
在中国基层，征地拆迁和信访这两项工作都被称为“头号难题”。这两个“头号难题”又往往交织在一起。2011年11月24日，我们抵达作为全国经济百强县之一的浙江省嘉善县，试图在这里观察基层面临的“头号难题”。在与县信访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们接触到了这样一个案例，并开始用镜头记录。
2012年1月，嘉善县县政府大门。到县里上访的人总会出现在这里。我们经过连续几天的观察，发现一位穿绿色大衣的老人每天都出现在县政府门口，他也像县政府大楼里的上班族一样，每天清晨八点准时来到这里。
记者：“您是每天都来吗?”
熊海峰：“每天都来，我昨天前天都来了。”
记者：“一般你在门口做些什么?”
熊海峰：“做些什么，我找他们，找县长、县委书记出来。我们评理啊，讲法律，讲宪法。给他们看看，我就是每天到。”
老人名叫熊海峰，今年73岁，是嘉善县罗星街道魏南社区居民。县里征地拆迁，征了他家的四亩多承包地，拆了他和老伴的房子，几年来他每天都要到县政府大楼门口报到，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的是，他的上班时间就这一个多小时，等到政府工作人员都从他眼前进门上班后，他就骑着他的三轮车回家了。县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提到他都无可奈何。
嘉善县信访局副局长周宏：“冬天穿了一个黄大衣来上访，我说网上不是有一个‘大衣哥’，你实际上也是‘大衣哥’，对不对啊?”
我家住在拆迁办
经过打听，我们找到了熊海峰住的地方。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然住在魏南社区的办公楼里，而且住在拆迁办惟一的一间办公室。
这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床上躺着的这个老人是熊海峰的老伴，名叫肖彩英，她比熊海峰还大一岁，已经74岁了。由于身体受过伤，肖彩英常年卧病在床。
记者：“这个棍子是干什么的?”
肖彩英：“打老头子。”
记者：“你打大爷啊。”
肖彩英：“嗯。”
记者：“为什么呀?”
肖彩英：“我心里难过，拜托他们快点给我弄好。”
记者：“你难过，你想赶快把这个事情解决是吗?”
肖彩英：“嗯。”
我们开始接触这两位老人是在2012年春节刚刚过后的几天，但在这间屋子里丝毫感觉不到过年的气氛。两位老人为什么会把家安在社区的办公楼里，他们的子女又在哪里呢?
2012年2月6日，农历元宵节。
这天晚上，我们见到了熊海峰的大女儿熊世兰，她给父母送来了元宵。
熊世兰：“没有地方团聚，真的，连孩子都说，我们的年不开心，真的。每年过年，妈妈就像发神经病一样的，我来看她都跟我发脾气，她拿这个棍子打了我爸爸，还打我，因为她心里知道外面在放鞭炮，她就知道人家外面在过年，她没办法。她说你们两个上访，怎么上访的，一点用都没有，她就怪我们两个没用。”
熊世兰，嘉善县实验小学高级教师，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在熊家的三个子女中排行老大。熊世兰自己的家就在离实验小学一路之隔的园丁楼里，这几年来，为了父母房子被强拆的事，她一直陪着父亲熊海峰上访。
熊世兰：“谁不是父母生的，看到父母这个样子，被强拆搞得这个样子，就是再强的公权力，再强的官员，我想我也要跟他去斗，为什么?我要为我的父母争一口气。”
从县政府最初动员拆迁，到最后对熊家进行强拆，在长达两年里，熊家人正是以这种激烈对抗的态度，对待一拨又一拨上门做工作的拆迁人员。
嘉善县西塘法庭庭长曹建强：“他的夫人叫肖彩英，她直接就是把唾沫吐到我们这个女法警脸上，还拿了一个棒子来打我们。”
嘉善县罗星街道魏南社区党支书袁鑫明：“把东西扔出来，把凳子扔出来，镰刀飞出来。”
最屈辱的三天
在这期间，作为小学高级教师的熊世兰说她经历了人生中最屈辱的三天。
熊世兰：“到现在还记着，我关的那个牢房，是一个女的小偷，在商场里偷东西关进来。我觉得这是我的耻辱，我要洗清我的这个清白，要还我清白。”
熊世兰的屈辱来源于一次司法拘留。2007年6月16日早晨，县法院对村里的另一户人家启动强制拆迁，在强拆过程中，熊世兰父母家的菜地被推土机轧坏，熊家为此上前理论。在法院工作人员拍摄的镜头中，这位身穿白衬衣、戴着头盔的男子就是熊世兰的小弟弟，他拦在推土机前边，不让离开。
嘉善县西塘法庭庭长 曹建强：“当时跟他们说得很清楚，菜地损失的问题落实在我身上。熊世兰的小弟弟仍旧不肯，拦在挖机的前面。决定强行把他带到我们法院，拖到警车上去。”
熊世兰有两个弟弟，他们在同一年考上大学，分别在嘉善县国税局和县农经局当干部，那一天被法官带上警车的正是熊世兰在县农经局工作的小弟弟。
熊世兰：“然后我跟过去一看，怎么我弟弟被铐了?然后我就钻到后面警车的肚子底下，我就挡着他，我说你们今天在我身上开过去好了，怎么平白无故地来抓我弟弟?”
这个戴着帽子钻到警车下面的人就是熊世兰。法官决定把熊世兰和她弟弟一起带到法院。熊家姐弟为这次冲突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司法拘留3天。
熊世兰：“我还是老师，你说我的尊严到哪里去?被学生骂这个劳改犯。我的儿子星期一看到妈妈还没有从牢里出来，放学中午的时候在听到同学议论，说他妈妈关到牢里去了。他躲在学校的最角落里，躲在那个树丛下面。他说妈妈我躲在那里，很久很久都天黑了才回家，他的爸爸找呀找呀找不到。”
女儿的跳楼和父亲的守楼
三个月后，自认为经历了前所未有屈辱的熊世兰，在2007年9月6日这一天又听到了一个她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邻居给正在学校上课的她打来电话，说她父母家的房子正在被强拆。嘉善县实验小学与熊世兰父母的家只隔着一条小河，一眼就可以看到。得到消息的熊世兰爬上了学校的楼顶。
熊世兰：“我就这样想，我今天用我的命也要把我父母的房子保下来。那我就站在上面喊，我说，谁敢拆我们家的房子，我就从楼顶上跳下来，今天我就说人和房子一起死。”
也就是在这一天，熊世兰的母亲肖彩英在极力挣扎中受伤，被送进了医院治疗。
第一次强拆就这样停了下来，熊世兰父母家的物品和财产被拆迁工作人员清理到政府安排的两间临时过渡房里。从那天起，熊海峰就爬到屋顶上，守着自己家已经被搬空的老屋，不肯离开。
熊世兰：“爸爸每天看着这个房子，白天就在屋顶上生活的。我做饭是用梯子递上去给他吃的，每天看着这个房子。然后这个六天，我们一边要送给爸爸吃饭，一边要到医院去。”
六天后的2007年9月12日，是熊家最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下午，熊海峰在法院打算要回自己的存折和身份证，而就在此时，法院对熊家的房子实行了拆除。
“占领”拆迁办
房子被拆后，县政府给熊海峰夫妇安排了两间临时过渡房，但熊海峰夫妇选择了激烈对抗，他们搬到废墟上，在窝棚、工地暂住，因为工地已经在施工，他们一次次搬家。
最后，熊海峰夫妇在施工工地上实在待不下去了，女儿就推着躺在平板车上的母亲，来到了当时的魏南村村委会，也就是现在的魏南社区办公楼。
熊世兰：“我说既然是你村委会拆的，你村委会卖的地，那我们没办法了，只有住到村委会了，然后我就扛了两个被子这样扛上来的时候，跑到四楼看看是这个办公室。我说你难道这个就是拆迁办公室?我说我们家的事情就是你们搞出来的，那我们就住到你办公室，然后他逃出去。”
拆迁办唯一的办公室成了熊海峰夫妇暂时的家，两张办公桌成了他们的床铺。从此，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四楼的这间办公室里一住就是四年多，它的对面就是魏南社区的办公服务大厅。
记者：“当时你们想得到吗?”
社区干部：“想不到，都想不到。”“我们村里总共有600多户。现在拆剩下十来户了，拆迁拆到现在进展还算顺利的，像他那样的话，总共才他一户。”
“嘉善第一难”
从熊海峰现在住的魏南社区办公楼到他每天上访的县政府办公楼，只用过一个拐角就到了，距离不到五百米。几年来，熊海峰就在这两点之间，重复着从未间断的上访生活。
记者：“您还能坚持下来吗?”
熊海峰：“估计能坚持。我以前和他们讲过的，我这个鼻孔里不出气了，我就不上访了。”
这些年来，熊海峰先后九次到北京上访，到嘉兴市里、省城杭州上访更是频繁。嘉善县有重点信访积案的县领导包案制度。这种正在全国推行的包案制度，要求领导亲自负责解决老大难问题，一包到底，直至解决。几年来，嘉善县针对熊家的包案组已经启动了多轮，面对面沟通不止上百次。宋柏枫，2012年卸任的嘉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是第三轮包案组的负责人。
嘉善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柏枫：“就说如果我还有一年没有退休，这个案子我也没有信心。这个可能是，应该是说嘉善第一难的第一难。”
第二集：相见
从59户到11户的博弈
这一天，熊海峰带着记者来到一个叫“嘉华世纪城”的小区，他说自己过去的家就在里面，如今这个地段已经开发成了商业住宅的黄金地带。
记者：“这个是您以前住过的地方?”
熊海峰：“以前住过的地方。我的宅基地就在那边，小桥对过就是了。”
记者：“您以前住在这的时候周围是什么情况?”
熊海峰：“周围都是农民，都是农民。”
这张照片里的房子，就是熊海峰和老伴肖彩英曾经的家。十多年前，这里还是县城的郊区。培养出三个大学生的两个老人，在家里种菜、养猪，过着安静的田园生活。
2001年7月，熊海峰所在村民小组的土地被浙江省政府批准征用。当时，征地拆迁涉及的农户一共有59户。2005年，县征迁指挥部动员这59户农民拆迁。
熊世兰：“我们家的这个地段又很好，是郊区，隔了一条河，翻过一座桥就到镇上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愿意离开。”
熊家不愿意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政府当时给出的补偿款太低。
熊世兰：“我们第一次的房屋拆迁评估赔偿有一张纸，是评估公司给我们的，只有76000块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赔这点钱，像我们家这个钱，只能搭一个猪窝。”
熊海峰家大门紧闭，没有回旋的空间，而邻居们开门谈判，等待时机，熊世兰认为这是拆迁人员的圈套。
熊世兰：“想个什么圈套呢，说那边安排你们新的宅基地，有门面房的。我的父母就说我们不吃这套，我们有这么多的地，我们子子孙孙都可以用的。”
从11户到1户的孤守
到2006年，当初大多不愿意拆迁的59户村民，只剩下了11户仍然拒绝拆迁。为了抵制强制拆迁，11户人家订立了攻守同盟，承诺决不作妥协。
但这个同盟很快瓦解。2007年6月6日，法院对熊海峰的邻居徐卫国家强制拆迁。正是在那次拆迁中，熊世兰和她的小弟弟因为妨碍法院执行公务被司法拘留。让熊家没有想到的是，徐卫国家的强拆其实只是一场“表演”。
嘉善县法院原副院长周卫民：“那徐卫国那一家呢，实际上是形式上是强拆，私下呢已经达成协议了。补偿协议都达成好了，他意思就是，他同意的，法院你们给我做一下，我们拆迁的时候我走开，等你们拆迁好了完了，那我就过来闹一闹，就是这样。”
记者：“十几户里头有几户是真正意义上的是强制拆迁的?”
周卫民：“现在说起来嘛，真正强制意义上就熊海峰一家。”
如今，相同的是，熊家与其他58户人家的房子和田地都已消失在城市的繁华之中，不同的是，熊家一直没有着落，而邻居们早已搬进漂亮的新房。
记者：“住得宽敞吗?”
邻居：“宽敞的了。”
记者：“有出租的房子吗?”
邻居：“有。”
记者：“出租了几间?”
邻居：“出租了五六间吧。”
记者：“一个月收入多少?”
邻居：“一个月一千多吧。”
邻居：“住的环境肯定比过去好一点。”
大多数拆迁户都选择了在政府新分配的宅基地上重新盖楼，他们又再次做起了邻居。
熊家：“强拆最恨曹健强”
从59户到11户，再到惟一的一户。2007年9月，熊海峰家最终因强硬的对抗态度被强制拆迁。
在这场拆迁中，固执的熊家对邻居的“变脸”也不好说些什么，但他们从此记恨上了一个人——嘉善县法院行政庭庭长曹建强。熊家认为，当初县国土局申请对熊海峰家强拆，正是曹建强作为审判长，做出了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书。两个月后，熊世兰和她的弟弟被司法拘留，当时决定将熊家姐弟带回法院的也正是曹建强。
熊世兰：“我们坐牢的滋味尝过了，然后对我的伤害这样，然后我母亲躺在床上这样，寿命不知道少活多少年，如果他的父母呢，他的父母呢?”
2007年9月6日，在熊家被强拆当天的录像中，曹建强的身影再次出现。
嘉善县西塘法庭庭长曹建强：“网上这么多的关于我的信息，关于我们法院、我们周院长的信息，当然也有很多的人身攻击，家属开始也很有意见，被别人说成这么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跟熊海峰的三个子女如果能够交流的话，我一直希望能够交流一下。”
五年之后 “仇人”相见
如今，曹建强已经被调到县里的西塘法庭当庭长。我们向熊家转达了曹建强庭长希望能够当面沟通的意愿，几天后，熊家和曹庭长的谈话在县法院的一间会议室进行。这是熊世兰和父亲在强拆发生五年之后第一次见到曹建强。
2012年2月24日，嘉善县法院。
嘉善县西塘法庭庭长曹建强：“今天来我跟中央台记者也说了，我们之间需要交流需要沟通，但是交流跟沟通不一定能够达成一致，但是总比不交流不沟通要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考虑你们两个老人的身体，带到绿城宾馆，这个方案是我们法院通过正常的程序研究而制定的。”
熊海峰：“那天你执行，把我们老俩口抓去的时候，我们不走行不行?你说!我们犯了什么罪了?你要来抓我?”
熊世兰：“所以看你今天的口气，你还是那天拘留我，就是报复。”
曹建强：“我们把你带回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想拘留，你在这里是什么表现、什么态度?你作为一个教师，你有没有反思过呢?”
熊世兰：“我跟你讲态度的吗?讲违法不违法。法律是杠子。我讲态度嘛，我现在态度也不好，你可以拘留嘛，现在我爸爸态度也不好，你又可以拘留吧?你讲态度，你那天完全就是报复。今天我宁可不走出去，我也要耍态度。我就看你再来抓我。”
曹庭长耐心地解释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气氛还是很难缓和。
熊世兰：“他毫无愧意的。”
曹建强：“几位记者我请你们劝一下，我想今天我们再继续下去，就我的能力做些说明，如果她再这样我就跑路了。”
熊世兰：“你难道这么娇贵啊?你高高在上，如果我反过来拘留你呢?我今天很好地面对你。”
面对咄咄逼人的熊家父女，曹庭长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的话说完。
曹建强：“熊世兰你提起作为一个人，确实我们都是人。你也是一个教师，我曾经也是一名教师。你这个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你们有意见很正常，但是相信我坐在这里，我们做工作还是问心无愧，跟你们交流也不是一次两次，竹竿、唾沫、谩骂，什么都有。”
熊世兰：“我还要问问清楚，我之前骂你之前有没有认识你?我是不是一天到晚骂你的?”
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们看到双方的沟通的确比较艰难。
熊世兰：“我告诉你，你还当法官，你还不为民作主，你还不如回家种红薯呢。”
熊海峰父女离开会议室。
曹建强：“我几次三番讲到，希望能够有一点的沟通交流，但是不指望一次的交流沟通能够有所进展。我们的错与对不是我们自己说的，由上级法院，由人大相关的机关都可以。只要你熊世兰也好，熊海峰，通过法定的途径，我认为都是可行的，都应该走下去，走到底。”
第三集：价码
10平方米与400平方米的角力
熊海峰和老伴肖彩英住的地方就是魏南社区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拆迁办公室，几年来，他和女儿熊世兰一直在上访路上奔波。而在距离这个办公室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栋四层小楼一直在等着熊海峰夫妇住进去。这一天，社区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来到这栋已经空了两年的楼房。
记者：“你们是说这房子已经造好两年了是吧?”
嘉善县罗星街道魏南社区工作人员：“嗯。大概两年，差不多两年到了。”
记者：“那是一直给他们家留着的吗?”
社区工作人员：“那肯定是给他们留着了，不给他们留这个房子，我们早就分配掉了。以前熊海峰经常过来看的。”
记者：“他也喜欢这个地方吗?”
中间人：“喜欢的。”
这栋楼房是村里两年前统一规划设计的，宅基地面积110平方米，总面积400多平方米。据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房子当年的基建工程造价是30多万元。房子对面这一幢幢独栋小楼里住的都是熊海峰同村的居民。
记者：“那个房子你看过吗?”
熊海峰：“看过，房子可以住。”
记者：“你觉得满意吗?”
熊海峰：“也无所谓满意不满意，反正年龄老了。”
这栋楼房距离熊海峰原来的家不太远，环境也不错，隔河相对的就是公园和高档小区。2012年，这栋楼房的市场拍卖价是180多万元。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熊海峰和老伴守着村里预留给他的楼房不住，偏偏住在拆迁办呢?
原来，熊海峰希望得到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栋房子。
记者：“如果那个房子住进去了，你还有什么样的其它要求?”
熊海峰：“ 我两个媳妇没工作，要门面房，给一个也可以，两个也可以，儿孙要传下去的。”
熊海峰除了要楼房，要门面房外，第三他还要一块110平方米的宅基地，第四他还要一笔89万元的补偿款。熊家的这些条件，政府能满足吗?
嘉善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柏枫：“不可能满足的。因为这个底线就是你多少宅基地，两个人宅基地标准75平方米就75平方米。那县里面哪一个领导不可能说除了给你75平方米宅基地，我再给你一套房子。”
一次功败垂成的谈判
宋柏枫所说的底线，指的是按照房屋拆迁政策确定的补偿标准。我们了解到，2005年熊海峰家最初的补偿条件是75平方米的宅基地和7万6千元补偿款。后来，补偿款逐渐调高到26万5千元。
2009年，由嘉善县领导挂帅的包案组通过与熊家谈判，将补偿款提高到了115万元，并答应帮助熊家用其中的56万元联系购买邻村的一栋三层小楼。
记者：“当时那个条件你觉得是不是已经非常好了?”
嘉善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柏枫：“已经非常好了，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意见，作为嘉善的话，他是最好的条件，没有比这再高的。”
但就是这个在政府方面看来全嘉善县最好的补偿条件，再次被熊家拒绝。
熊世兰：“那时候讲到115万的时候，前面的政法委书记谈下来，我爸爸只有两个要求，就是这个宅基地变成110个平方米，75平方米升成110个平方米，这个钱再加30万，我就同意了。”
当时的包案组表示，做出这样的解决方案，由政府出面只花56万元就帮熊家买到邻村的一栋三层小楼，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于熊家提出的再增加30万元补偿款和35平方米宅基地的要求，实在难以答应，谈判就此破裂。
四个月之后，已经拒绝包案组解决方案的熊家，却突然提出了反悔。
熊世兰：“那么四个月之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答应这个条件好了，我们也不要30万了。”
但当时正值2009年房价快速上涨期，这短短的四个月，政府答应帮熊家购买的那栋邻村的楼房已经从56万涨到一百多万，原定的协议已经无法达成。
此后，双方关于拆迁补偿的协商越来越困难，到了2012年，熊家要求的补偿条件再次加码。
熊家说，他们提出这么高的补偿要求，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熊世兰：“读书的时候都是那么好的，年年三好学生，还是学生干部，老师眼里是最好的好孩子，怎么变成到牢里去?”
记者：“你觉得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平复?”
熊海峰：“平复?他们加倍!什么赔偿都要加倍!他想私了啊?”
在熊家人看来，一场强拆，五年上访，带来的是痛苦和伤害，原本幸福的家庭再也回不到过去。他们认为，失去的一切，必须得到偿还。
熊家“新方案”：我要我的承包地
2009年的谈判破裂后，政府方面和熊海峰家由于补偿条件谈不拢，几年来没有太大的进展。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呢?熊家说有，不过，这个新的方案让政府更加头疼。
熊海峰：“我要我的承包地，我一辈子只相信种地。”
熊海峰说，他已经看好了一块地，希望在那里安家种地，他坚持要带我们去看一看。
记者：“你就想在这片地上把自己原来的房子盖起来是吗?”
熊海峰：“对啊。”
此时，我们发现，在这块地门口的围墙上，挂着一块牌子。
记者：“这里已经规划了，这是建设局监制的，建设羽毛球馆和健身中心。那你想要在这块土地上重新盖自己的房子，现在看可能吗?”
熊海峰：“可能不可能，根据县政府，我不好说，我最好是可能。”
奔波上访路
熊海峰说，如果政府不能让他恢复原状，像以前那样种地生活，那就必须要满足他的补偿条件，为此，他和女儿熊世兰四处奔走。
从2006年6月开始，熊家父女多次到政府部门上访，在得到答复之后提出复查，在复查之后又提出复核。这一个个日期，见证了他们在上访路上的一次次奔波。2007年1月和2008年4月，嘉兴市政府和浙江省国土厅分别作出最终的复核意见书，支持复查、答复意见，并且明确告知这一信访事项已经终结。根据《信访条例》，在信访终结之后，信访人如果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上访，相关部门不再受理。
熊海峰信访案依法终结以后，由于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成为信访积案，信访局的大门依然向他们敞开。熊家父女除了每天到县政府门口例行上访，还通过每月15号的上访，确保县领导每次都能看到他们。
这一天，在信访局接访熊海峰父女的是县政府办的一位副主任，熊世兰和父亲谈了不长时间，就匆匆出来了。
记者：“今天谈得怎么样?”
熊世兰：“根本就是说，就这样了，就是其实这种曲子好像唱了无数遍，就这样来一个领导唱一个，大领导又不来接访，都弄个小领导来有什么用啊? ”
熊家父女得知在自己家所在街道接访的是县里的一位副县长，熊海峰赶紧骑着三轮车往街道办事处赶。在这里，熊海峰排到的号是最后一位，他显得很着急。
熊海峰：“马上回去。”
记者：“马上就回去了，对吧?”
熊海峰：“回去吃午饭，吃完午饭，下午到嘉兴上访去。”
记者：“您下午还到这边来吗?”
熊海峰：“不来了。”
记者：“哦，就不来了?”
熊海峰：“来不及了呀，这边来了我去嘉兴就来不及了。我要越大的地方上访越好，嘉兴搞不好杭州，杭州搞不好北京。”
这天中午，我们在嘉善县汽车站见到了熊海峰。每月的15日也是嘉善县所在的嘉兴市的干部接访日，在县里上访完之后，熊海峰几乎每次都要坐这趟公交车去20公里外的嘉兴市，像赶场一样继续上访。
熊世兰：“哪个做儿女的看到父母这样无动于衷?我为我父母讨回他们合法的权益，我又错在哪里?我这样要被骂神经病，又要担不孝的罪名。”
第四集：追问
重大疑点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熊海峰一家之所以提出如此高的赔偿要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始终怀疑，针对他家和邻居们的这次拆迁是一场非法拆迁。
熊世兰：“我就想因为我的父母被这个强制拆迁造成的伤害这么大，我就想要追究一个真相。”
伪造批文是熊世兰和父亲最大的怀疑。当年，嘉善县国土局发给熊海峰的“责令限期交出土地通知书”显示，熊家所在地块是以“浙土字B2001第10240号文件”被征用。因此，熊家开始对这份10240批文穷追不舍。
2011年8月30日，熊世兰和父亲向浙江省国土厅申请公开10240批文，拿到批文复印件后，他们仅仅从封面上就发现了两个重大疑点：一是呈报材料封面上的文号写错，写的不是10240，而是10239，二是批文档案袋封面上的“被用地单位”名称也出了问题。
熊世兰：“上面写是什么?征用钱桥村的，写得清清楚楚。我们是魏南村的，240批文是征用隔壁村的，根本跟我们不是一个村的，所以这个批文我们等于说查到了，完全是张三的帽子戴在李四头上。”
2012年年初，熊家以被告伪造征地批文、实施非法拆迁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县国土局、县法院做出国家赔偿。
但我们在县国土局采访时，却听到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嘉善县国土局局长郑利平：“10240这个编号肯定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批准的我们整个批件无论是实体、内容，还是具体的批准的主体，都是合法的。”
局长释疑
郑利平解释说，省国土厅当年把10240批文的文号错写成了10239，这是工作人员的笔误，为此县国土局已经不止一次给熊海峰家做过解释，但熊家就是不愿相信。
几天后，郑利平来到了熊海峰和老伴住的办公室，准备再做一次沟通。
2012年2月22日，魏南社区办公楼熊海峰住处。
嘉善县国土局局长郑利平：“我们老熊去查来的，是2011年8月30日去查阅档案的时候，我们省厅发现这个整个嘉善县01整理第五批次，老熊你看到了，是这个文号，很明确，他特意给你盖了一个章，这个是240，应该是10240。这个是省厅给你写的。”
熊世兰：“都要求拿10240，结果他说拿不出来，用这个代替的，我们要求拿10240批文，他们拿不出来。”
就在熊海峰父女和郑利平争论的时候，一直躺在床上的肖彩英突然爆发了。
肖彩英显得非常生气，她伸手想要拿她平时放在床后边的那根棍子。第一次走进这间屋子的郑利平，显得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一幕。
熊海峰：“我老伴恨死了，我住在这里四五年了，你们叫法院来执行，到现在还在强词夺理。”
接下来的谈话转移到了熊海峰所住办公室的隔壁房间。
熊世兰：“你们这个数字上造这么多的假，你看看。你今天不解释没关系的，我跟你讲，我发在网上给大家也可以看。你不要争，我看了四至范围的，你不要解释，他在给你误导。”
郑利平：“我问问你，其它问题还有吗?”
熊海峰：“其它问题，地还给我，我不同意拆迁。”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之后，熊世兰仍然认为10240批文中的一些数据存在问题，又和我们算了起来。
熊世兰：“可能放在别人任何人不会去追究这些事情。我们花了整整四年多的时间去追究这个，就是找到这个根源到底在哪里，换了别人任何人不会这样去查。”
承认笔误
那么，10240征地批文到底有无问题呢?在郑利平与熊家父女见面几天之后，我们来到了审批这份批文的源头——浙江省国土厅，见到了10240号批文的原件。我们注意到，“10239”被铅笔划掉，改成了“10240”。
2012年3月2日，浙江杭州。
浙江省国土厅耕地保护处副处长沈国明：“这个呢，可能是当时工作人员有笔误，笔误。”
记者：“有笔误对吧?”
沈国明：“对。”
沈国明处长解释说，是当年的工作人员误将10240写成了10239。在熊家申请信息公开时，省国土厅在复印件的左上角上盖上了档案证明章，证明这一份10239批文实际上就是10240。沈处长说，十一年前，征地批文的很多内容都是由人工填写，虽然10240的文号写错了，但批文的内容并不存在问题。
那么，10240批文档案封面上的“被征地单位名称”写的为什么不是熊家所在的“魏南村”，而是“钱桥村”呢?
沈国明：“征用是城南、钱桥、魏南这么三个村，都是魏塘镇的。”
记者：“但封面里面就写了钱桥村?”
沈国明：“这个封面可能没有写全。”
沈处长解释说，10240批文涉及的被征地单位有钱桥村、魏南村、城南村三个村，由于档案袋封面上的表格有限，当时就只写了“钱桥村”作为代表，并非只是征用“钱桥村”的土地。
登门道歉
几天后，听说熊家父女还坚持批文是伪造的，沈处长从杭州来到了嘉善，准备和熊家面对面做一次沟通。这次见面的地点安排在魏南社区的一间会议室。
浙江省国土厅耕地保护处副处长沈国明：“那么今天来呢，主要受领导的委派呢，主要是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为我们省厅的这个批文抄错了的事情呢，给你们解释一下，给你们道个歉，由于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失误，给你们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
熊世兰：“也就是说谁抄错了呢?”
沈国明：“就我们的经办人员抄错了。”
熊世兰：“经办人员是你们省厅的?”
沈国明：“是我们省厅的经办人员抄错了。这个跟嘉善无关。这个确实是我们厅里的工作人员抄错了。”
熊海峰：“你们讲得蛮轻的，好像无所谓的。”
沈国明：“不无所谓。”
熊海峰：“我们老夫妻两个差一点家败人亡。”
沈国明：“确实是我们工作人员工作不到位、不认真、不仔细造成的，但是从这个批文的内容，里面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尽管它是写了个239，但是它这个项目也是第五批次。”
尽管沈处长当面道了歉，但熊海峰和女儿熊世兰并不相信批文抄错的解释。
熊世兰：“十年的纸张，从我老师的眼睛里看出来的纸张，应该是这样的纸张。”
浙江省国土厅耕地保护处副处长沈国明：“熊老师，纸寿千年呢。”
熊世兰：“纸寿千年。为什么前面这个有发黄的纸呢?前面这个封面也好都发黄了，都已经发黄了，而后面的这些纸都是崭新崭新的，问题就在这里。”
沈国明：“要有理有据。”
熊海峰：“我讲得有理有据，国土局五年的纸张发黄了，到省里面还是新的，这有据吧。”
沈国明：“档案保管条件都不一样的。”
熊世兰：“这个批文讲到底就是伪造的，根本没有的，就是没有的。”
这场谈话一直持续了三个小时。熊家父女会接受沈处长的道歉吗?
熊海峰：“他们现在不认错的。”
记者：“他给你道歉了，你们还觉得还是不满意是吗?”
熊世兰：“怎么是道歉?明明是违法的事情，这个道歉怎么能成立呀?”
对于第一次接触熊家的沈处长来说，他没有料到今天的沟通会如此艰难。
浙江省国土厅耕地保护处副处长沈国明：“我觉得关键还是要做好沟通工作，特别是他这个拆迁，不只是涉及到他一户。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兼顾大多数人的利益，那是要公开公平公正的，所以说我们维护群众权益的时候，我们维护他的是正当权益，而不是他无理要求的权益。”
第五集：心愿
被上访改变的生活
这一天，在实验小学的这间教室里，我们看到了正在教孩子们画画的熊世兰，她已经在实验小学做了29年的美术老师，她说，现在每周都要给孩子们上18节美术课。
熊世兰：“负担很重的，白天上课脑子都混乱的，但是我也一直安慰自己，就是晚上躺在那里，有一个名人我记得，在没有外人能够安慰你的时候，就用你的左心房安慰右心房，用你的右心房安慰左心房。”
这些是熊世兰曾经的照片，那时的她看起来很阳光很快乐，在这个小县城里，熊世兰曾经有许多朋友，但是现在都已经不再来往。
熊世兰：“原来很要好的小姐妹、朋友碰了面，都像陌路人一样的。我都受不了，不要说人家了，我也怕人家尴尬，人家碰到我多尴尬啊?”
记者：“你出去都戴着口罩?”
熊世兰：“戴着口罩、帽子，不想别人认识我。”
宋主任退休前的心愿
对于政府来说，熊海峰和女儿熊世兰也是让他们感到头疼的人。这一天，在县政府办公楼的这间办公室里，有一个即将退休的人正在收拾他的书籍文件，他是刚刚卸任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柏枫，同时他也是熊家包案组的第三任包案负责人。熊海峰案还没有一个结果，而过些天，他却要退休了。
记者：“本来你是不是想在退休之前能把熊家的事情解决了?”
嘉善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柏枫：“我也想把这个事情，也是做件好事嘛，功德圆满，退休的时候功德圆满，做件好事情，没有想到，不行。”
2012年1月，宋主任卸任，也不再担任包案组负责人。他在退休之前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熊海峰和老伴先搬到楼房里去住。为了达成这个心愿，宋主任召集包案组成员，在他退休之前与熊家父女做最后一次沟通。
熊世兰：“谈要求那就谈要求，最后的条件，145万，上次写的对吧?还有村里的房子56万购买，还是换李家村的56万，对吧?多余89万，对吧?还有110平方米的宅基地，如果110个平方米的房子能安排像人家路边的店面房，那地也不跟你讨了，我们有生活保障了，就算了。如果你不是门面房的，那你村委会有门面的，要安置给我们。”
嘉善县信访局副局长周宏：“当时拿出56万来就是帮助你们去买，那么现在这个房子已经买不到了。”
宋柏枫：“时过境迁了。”
熊世兰：“不是时过境迁，56万换这个买村里房子的钱，不讲价钱的，没什么好讲的，哪有讲时过境迁，难道政府也时过境迁了吗?”
最后一次协商
宋柏枫提出，如果一揽子解决方案暂时还谈不成，那就不如分两步走。
宋柏枫：“现在我给你解决就是魏南村这套房子，上次借条都写了，借了以后，你们先把两个老的搬进去。”
熊世兰：“现在不能搬，我现在不需要一步一步走，我需要能拍板的领导来，能拍板的领导来，一步到位。”
宋柏枫：“我是退休之前按照我的良心，按照我的诚意协调一下，把两个老的能够安置好，住到新房子里面去，能够晒个太阳。”
宋主任退休之前的最后一次协商，依然是不欢而散。但是，在协商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宋主任就安排人找了一家装修公司去看村里的楼房，准备做简单的装修，做好让熊海峰夫妇搬进去住的准备。
住进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这也是熊海峰的老伴肖彩英的心愿。
肖彩英：“搬过去了嘛，就好了。”
记者：“搬过去就好了，住在这多难受啊?”
肖彩英：“嗯，帮我老头子买个车子把我推推，买个车子老头子把我推推。”
记者：“买个车子推着你?”
肖彩英：“到外头太阳晒一晒。”
记者：“想晒晒太阳，是吗?”
肖彩英：“五年没见太阳了。”
就在宋主任与熊家的最后一次协商结束后不久，县里下发文件，由刚刚从县委常委、副县长职务转到人大常委会当副主任的马佩莲，接着担任熊家的第四任包案负责人。文件一下发，马主任就马上召集包案组成员开会，商讨新的解决方案，而且第一次明确列出了解决熊海峰信访案的时间表。这个已经持续六年、仍然难以解开的“头号难题”，能够像包案组期望的那样，如期得到解决吗?
第六集：终局
蹲点干部来了
2012年3月，为了推动熊海峰案的化解，嘉善县专门抽调县妇联副主席芮红卫作为联系熊海峰家的蹲点干部。
蹲点干部、嘉善县妇联副主席 芮红卫：“我老公说你干嘛去接这个案子?人家说这么难的，会不会搞到我们家里有什么事?我说相信熊老师，我说怕倒是不怕，我想用真心来跟她交流。”
芮红卫和熊世兰住在同一个小区，两人并不陌生。通过几次接触，芮红卫观察到，六年的上访奔波，让熊世兰失去了许多朋友，她的心灵世界也很难向人敞开。
芮红卫：“她是很孤独的。她自己也跟我开玩笑说，她说她没有朋友，没有真心的朋友，也像套中人一样在生活。”
在这个小区里，芮红卫和熊世兰的家只隔着几栋楼，芮红卫开始找熊世兰早上锻炼身体，晚上散步聊天。后来，熊海峰父女还频繁到芮红卫的家里来找她谈话，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这给芮红卫的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芮红卫：“有时呢也很冤的，一个呢周围的人也不理解，还有就是熊世兰也对我发泄。好几次休息的时间，或者说晚上的时间打我电话，或者说要向我来倾诉，真诚地让她上来，但是事后我老公也跟我发脾气。”
这一切，熊世兰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被“玩弄”的信访局长
2012年5月，县里将芮红卫由县妇联副主席调任信访局副局长，由她作为包案组的牵头干部直接对接熊家。这一安排让熊家人更加感受到了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
熊世兰：“你给我一份面子呢，我好像心里就软得很。你如果很狠，我有的时候也拿出来了，我也豁出来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2012年7月11日，包案组和熊家坐在了一起面对面商谈。双方商谈了两个多小时，最终还是没有达成一致。8月2日早上，熊世兰接到了县委书记的电话。
熊世兰：“姚书记跟我那个电话里谈了一个钟头，他为我挑担子，做哪些事做哪些事。那我觉得他能站在我的立场上面为我去承担一些东西，我觉得领导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
就在芮红卫以为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几天后，一件让她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2012年8月6日，熊世兰和父亲熊海峰到北京上访了。
嘉善县信访局副局长芮红卫：“我觉得我花了那么多精力，付出了那么多真情去跟他们谈，到临解决的时候，又到北京上访去。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我被她玩弄了。我的付出，得到的怎么是这么一个结果?”
七年之后终见曙光
熊世兰和父亲这次到北京上访，让芮红卫很是沮丧，甚至想到过就此放弃。当时，解决熊家的信访积案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芮红卫选择撒手，等于前功尽弃。
8月24日，芮红卫接到熊世兰打来的电话，说父亲突然生病，芮红卫像往常一样，第一个赶到现场，她成了熊家人的主心骨。在她的帮助下，熊海峰被及时转院到嘉兴，转危为安。
熊世兰：“等于说这个山倒下来了，好像扶都扶不起来了。那我真的觉得心里很怕，真的很怕，因为一直陪着他的，我在想爸爸吃什么样的苦，我都能陪他，但是他如果这样的话，我不能代替他，所以心里苦得不得了。”
熊世兰的父亲今年73岁，患有高血压等好几种病，加上常年上访，身体状况并不乐观。74岁的母亲肖彩英更是常年卧病在床。上访这些年来，熊世兰最不想听的就是别人说她对父母不孝，这时，芮红卫的一段讲述打动了她。
嘉善县信访局副局长芮红卫：“我呢比较特殊，自己父母都不在了。那么有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永远是我的心结。我们是同龄人，她比我大，她还有福气有机会善待两个老人，我已经失去父母的遗憾，有很多的遗憾跟她讲。她听了也很感动，也认真进行了反思。”
看到生病的父亲，听到芮红卫推心置腹的交谈，生性倔强的熊世兰开始动摇了。
熊世兰：“我也很着急的，我就想总不能让老人死的时候没有家吧，死的时候都没有家。”
熊海峰转院到嘉兴后，经过治疗，病情一天天好转，而这起历时七年的信访积案，也迎来了最终解开的曙光。
芮红卫：“那么9月18号下午熊世兰基本是签掉了息访协议代理人，那么19号上午，她又提出新的条件。”
记者：“已经签了又反复?”
芮红卫：“已经签了又反复了，又提出来有些东西损坏了，提出赔偿，又让我中午去帮她买东西。”
记者：“那要买什么啊?”
芮红卫：“她要买煤气灶啊，还有说一个吃饭的桌子。”
记者：“那你给她多少钱啊?”
芮红卫：“我给她两千块钱，那么让她自己去买，我说也算我一点心意，我说给老人搬家添点东西。”
病床上的最终协议
9月21日，也就是熊世兰在息访协议上签字的第三天下午，熊世兰提出让芮红卫陪母亲去嘉兴看望住院的父亲。熊世兰的母亲肖彩英有严重的晕车现象，为了让老人在车上舒服一点，芮红卫特意借了一辆商务车。
嘉善县信访局副局长芮红卫：“这商务车后面身体好躺平，老太太我扶她躺平。路上我还特地留心带了一点咸菜，吃这种咸的东西不容易晕车。回来我后来扶她上楼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说这是我没有晕车的难得的一次。”
很久没有见面的熊大爷夫妻俩，那一天见面很开心。当天下午，病床上的熊海峰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熊世兰：“把着父亲的手签的，把着他的手在医院里，小芮一起去的，在嘉兴中医院把着手在病房里签的。”
在最终签约的解决方案中，双方一致同意了四个条件，一是给熊家宅基地面积110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幢，其中75平方米为按政策安置面积，其余35平方米算作长期租借给熊家;二是政府根据原定的补偿标准，支付熊家拆迁安置补偿款26.5万元，这些钱折抵安置房的建筑物造价，不再单独支付给熊家，三是协调改善熊世兰家居住条件，四是政府给予熊海峰夫妇15万元的生活困难补助。
芮红卫：“应该说我们这次处理也是没有突破原来的那个框架，因为前几任已经跟他们谈过的答应的条件，如果说不再实行的话，他们也觉得政府言而无信。”
新家
签约两天后的9月23日，是农历的八月初八，在芮红卫的建议下，熊家在这一天正式搬进了新家。芮红卫帮着熊家忙前忙后，并且特意买去了糖果和鞭炮。
嘉善县信访局副局长芮红卫：“老太太说你想得真周到，马上让她儿子放了鞭炮，然后放了以后，周围的邻居一看他们放鞭炮了，知道搬家了，就过来看，老太太也很开心。”
熊世兰：“这一点倒真的是很感激她的，我妈妈都说了，有一次跟她说，有一句话我还记得的，要是我们早一点认识你多好啊，我妈妈拉着她的手这样说。”
2013年2月24日，农历元宵节。这是我们连续第二年来到熊海峰家里过元宵。今年这个春节，是熊海峰夫妇七年来第一次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家里过年。
熊海峰信访案虽然已经最终结案，但它留下的思考并没有结束，这起历经七年、最终化解的信访积案，成为当地省、市、县多级信访部门正在研究的一个样本案例。
熊海峰信访案也是基层“头号难题”的一个缩影。每一处中国基层，都会有自己的“头号难题”，只有深知其难、直面其难，才会葆有敬畏之心，才能架起理解之桥，才能找到解决之道。最能打动人心的，不是成功之时的掌声，而是为难之处的求索。最有借鉴意义的，不是终局之时的总结，而是过程之中的磨砺。(央视记者王平、龚雪辉、绽晓棠、邵杨、赵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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