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今天上午，厉以宁教授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接受本报专访发表他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看法，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要处理好四大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国企和民营企业的关系。
厉以宁昨天还接受了《楚天金报》的采访。他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是四方面改革：农村土地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其中，他认为，新农村改革，必须给农村土地以产权。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城市产权问题已基本理清，而在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也没有产权证，产权处于虚有状态。农村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实际上导致了农村、城市初次分配不平等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阻碍了收入分配改革。
(资料图)厉以宁
政府和市场
在谈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他这样表态，并一再强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括。厉以宁教授说，他在三中全会公报中读出最重要的讯息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处理好，因为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以后的改革发展。
过去人们常说“小政府，大市场”，并且以为这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厉以宁教授表示，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厉以宁教授称，过去谈效率，只谈到生产效率，而现在更应该重视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效率是根据投入产出之比，投入为既定，产出越多越好，这样效率就高，产出为既定的话，投入越少越好。但现在不仅要讲生产效率，还要重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假定投入不变，不同的方式来配置资源，然后进行对比，看谁配置效率最高。资产不断地重组、调整，是为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他举例称，资源组合有多种方式，比如A方式会得到N的产出，B方式就可能是N+1的产出。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在经济学里引起了两个变化。”厉以宁教授进一步阐述说，第一个变化就是过去长期认为在企业中搞人事组织工作的、搞宣传工作的、搞行政管理工作的，都列为非生产人员，“你们不在生产第一线的，你们对生产效率没有贡献的，这些都是非生产人员。资源配置效率出来之后，看法就不一样了，做人事组织工作的，从事的是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是提高了效率。做宣传工作的，是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提高了效率。行政管理人员是将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产生更多的效率，这些人都是效率的提供者。”
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引起第二个变化就是企业并购，这样就会更为重视资产重组的作用、筹资的作用以及证券市场的作用。
资源配置效率具体到政府和市场关系时，厉以宁进一步解释说，资源有限的要归政府管，个人收入分配无论是二次分配还是一次分配都要归政府，一般资源配置和涉及消费者自主消费的以及利率则归结于市场。
中央和地方
谈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厉以宁教授称，凡是地方政府管理有效的，中央政府应放手。具体到财税制改革，厉以宁称，中央和地方应该重新确定中央和政府的分税比例。地方债务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厉以宁提出自己的建议，地方政府可以出卖地方财产，比如过剩的办公大楼在不违背中央标准的情况下都可以出卖用以还债，向银行的借款则可以和银行协商变成长期债券。
国企和民企
谈及国企改革时，厉以宁教授称，这其实是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国资委不要管具体的企业，要主抓国有资本的配置，可以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对于有短缺的行业，新兴的行业就可以多增加投入，产能过剩的行业就应该退出。”他称，国有企业应当成为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
厉以宁素有“厉民营”的称呼，可见他对民营企业的重视。谈及民营企业如何进一步发展时，他说，民营企业当前需要转型，“民营企业要有产权意识。产权意识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要，要知道保护自己的产权，民营企业在转型中，首先就是要产权清晰，产权要界定清楚。”另外，民营企业规模大的，同样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家族制在企业成立之初起过作用，因为家长往往是一个能人，家长具有凝聚力，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一旦企业走向正规之后，就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大的问题也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趋势上讲，亲属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要选为接班人。接班人要有能力，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来经营、来发展。
“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小微企业，没有民营企业，这个城市只能是鬼城。”厉以宁再次强调，他还称，其实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最佳途径。具体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二者关系，厉以宁谈到一定要共赢。
城市和农村
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着力点之一。厉以宁对于城乡关系也很是关注，他说，目前不能为城镇化而城镇化，现在最关键的是人的城镇化，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有统计说，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就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人进城。这些人都要求就业，城里的经济能消化吗?厉以宁此前提出，这就要大力发展能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如饭馆、旅馆、酒店、理发等，容量有限，不能完全吸收。金融、保险、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将成为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
这一次三中全会公报中“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阐述也引起大家的注意。厉以宁教授说，其实顶层设计机构是和摸着石头过河并存的，当前的改革基本上可以按照这个思路进行——试点、筛选经验、归纳总结、法律保证、规范化，然后予以推动。他以林权制度改革为例阐释了这一点——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二、林地可以抵押。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三、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
厉以宁：农村改革关键在土地确权
厉以宁对记者说：“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四方面改革：农村土地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厉以宁曾多次提到“两个老鼠”的故事。第一个“老鼠”是农民外出务工，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出租，一把锁把门锁上了，这就变成老鼠窝。第二个“老鼠”是农民进城找工作，房贵买不起，很多人租了地下室住，像老鼠一样在城里生活，网上称他们为“鼠族”。
厉以宁认为，要消灭“两个老鼠”，就是要土地确权。
他认为，新农村改革，必须给农村土地以产权。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城市产权问题已基本理清，而在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也没有产权证，产权处于虚有状态。农村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实际上导致了农村、城市初次分配不平等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阻碍了收入分配改革。
他说，要缩小城乡差距，还应当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用这种方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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