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是反对城镇化，这是不可阻止的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城镇化过程中能少走一些弯路，希望决策者们多一点人文关怀、多一点国际视野，多一点尝试。” ——朱学东
在试图对正在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价值进行表达时，本次会议将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给出怎样的回应，颇受关注。
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2011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第一次超过了50%，这对中国的国家变革和社会变革而言，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在此背景，我们能够从过往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分别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并践行于新一轮城镇化决策中，意义非凡。
在今年夏季达沃斯之前，李克强总理亲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明确提示说：“未来十多年，中国将有上亿人口融入城市，这是极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过程，需要新的协同发展政策。”
很显然，中国的城镇化不仅事关经济决策，而是事关更复杂的变革决策。为此，凤凰网城市频道“城市中国说”栏目从今天开始，邀请一系列我们认为“最懂中国的人”来讲中国的城镇化，洞察变革，启示未来。今天推出的是著名媒体人、《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
朱学东曾是中国著名政经大刊《南风窗》的总编辑，直到今天，一直致力于关注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书写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对这个深处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变迁过程中的中国，进行持续不断的理性关注和情感抒发，其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对乡土中国的“沦陷”表现出了较多的忧思。
当然，朱学东说，“我从来不是反对城镇化，这是不可阻止的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城镇化过程中能少走一些弯路，希望决策者们多一点人文关怀、多一点国际视野，多一点尝试，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降低伤害的程度，不要那么激烈，不要那么残酷。”
要研究城镇化对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凤凰网城市：您期待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城镇化给出怎样的理念回应和政策回应?
朱学东：每个人都会有期待，但是有多大期待，我们现在不敢说，城镇化是一个需要全民参与的过程，跟每个人息息相关，但是在之前的一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只是小部分精英关起门来制定出的政策，就来执行，这样的政策，最后有多大推动力量就很难说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多政策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同样有很多政策是失效的，其它不说，这些年来，每年中央1号文件都是“三农”相关的，可是我们看到农村发生根本改变了吗?因为有些政策的制定并没有让农民的利益诉求在真正意义上得到体现。
凤凰网城市：您对中国城镇化的阶段有怎样的总体判断?
朱学东：我们的城镇化的过程中，在很多方面是不匹配的，普遍情况是身子进了城，心没有进城，我们的城市没做好准备，很多进城的人也没做好准备。比如说，对很多来自乡村的人来讲，他们进城市还没站稳脚跟、融入城市，但是城市化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的故乡给覆盖掉了。
比如说我们老家，应该说那里的城镇化做的还是不错的，虽然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拆迁和冲突。但问题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年轻一代盼着拆迁，年纪大的人也盼着拆迁，拆迁以后大家突然发现他再也不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了，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不会使用煤气炉，以前宽阔的屋子没有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一个人的摧残，我们的研究是不够的。
我也是偶尔跟我父亲聊天，我父亲就讲，他以前是依靠大地生活的人，生活条件艰苦些，现在水泥地上生活也还可以，但是割断了他跟大地之间的关联，到哪都不习惯，总有拘束感，一种陌生感。就像以前我们讲的，赫拉克勒斯把安泰举起来，就是割断了安泰和他大地母亲之间关系的东西。这是我们需要在接下来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只是一只脚跨进了城市殿堂
凤凰网城市：您指出了城镇化进程中，人从乡村到城市心理层面的不适应。其背后更复杂的是城镇化对我们丰富的厚重的乡村文化的打破，比如您写的《江南旧闻录》中，就对江南的风土、民俗进行的细腻的描述，其背后体现了丰富的人文积淀，如果这些都在城镇化过程中消失了，那就太可惜了。
朱学东：城镇化的过程并不必然会对乡土文化带来破坏。举个例子，中国传统的砖木结构的房子确实不牢靠，但是我们也在很多地方看到过砖木结构的房子农民会自我翻修，成为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村落，只是说，在我们城镇化的推土机的隆隆声中，我们看到了全新的鸽子间，再也看不到历史了。
我从来不是反对城镇化，这是不可阻止的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只是希望城镇化过程中能少走一些弯路，希望决策者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国际视野，多一点尝试，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降低伤害的程度，不要那么激烈，不要那么残酷。
凤凰网城市：我们这次访谈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认为至少在数字统计上，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占多数的“城市中国”的阶段，这将对我们的很多治理思维和方法提出新的要求，对此，您怎么看?
朱学东：我刚才说了，大多数人的身子进入了城市，进入了现代城镇化，但是心还是乡土中国的心。
城市化过程中，我们看到高楼大厦不断起来，这只看到了城市的外形，而真正意义上现代文明我们还没有完备，我们只是一直脚跨进了殿堂，一只脚还在外面。所以，表面上看城镇化率很高了，但是这种城镇化率只是一个表象而已。
凤凰网城市：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
朱学东：是的，“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就是公交车心态，排斥他人进来，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先进来的城市居民会觉得分了自己的资源。同时城市精英利用自己的知识、制度、信息不对称等优势，通过不同方法继续依靠剥夺乡土中国来为城市发展提供储备。现在不是我们表面上城镇化率的问题，不是有多少人转成城镇户口、住在了城市里面。
中国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跃进的过程，这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中国确实是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城镇化，让大批的农民到城市去居住、去发展;另一方面，我们的城镇化是靠政府来强力推动的，并不是市场驱动的城镇化。
最初的时候，城市都是在交通要道，或人们逐水而居建造城市，一点一点，来往的行商和农民在某个地方铸成了一个城市，全世界都是一样，都是相对自然而然形成的城市。而之前我们更多是政府主导的建造城市，基本上就是政府先造一个楼，然后招商引资过来，政府办公中心迁过去，然后它就成了一个新城区，这脱离了城市发展的本质。所以，中国的城市发展是没有根基的，没有让人们根据他自我选择的结果形成一个城市，所以也就谈不上 “城市，让人的生活更美好。”
坚持做城镇化的记录者
凤凰网城市：那您觉得怎样才算进入了“城市中国”时代?
朱学东：城市中国一定是比原始的、相对原生的乡村生活更美好。因为我们不可能都做老子、庄子，就像当年玛丽莲•梦露也希望从一个小镇到纽约大都市去，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乡土中国的农民就基本上处于一个被抛弃状态，虽然今天我们也有一些来反哺农村的政策，但门槛已经建起来了，新生代农民很少受过良好教育，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被城市所吸纳，大部分人只是徘徊于城市边缘地带——西方称之为“贫民窟”的那种地方，直到故乡回不去，城市也进不了。
凤凰网城市：这是社会转型期必然经历的阵痛，您是否认为这种情况会长期存在?
朱学东：一定会长期持续，本来我们可能阵痛范围不会这么大，但是由于一些政策失误的累积，问题越积越多。
凤凰网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媒体人，您觉得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我看到您一直在书写一个让人温暖的乡土，但与此同时，看着这个温暖的乡土消失，却是一件让人很痛苦的事情。
朱学东：我们只能作为记录者、观察者、呐喊者，我们做不了其他的。我们通过写文章来反映这一过程中一个家族的命运，一个村子的命运，一个城镇的命运，一个人的命运，一代人的命运，通过这样的文章来表达我们的观察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关怀。其他，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我们会尽量去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我自己讲的，像我们这样出身农村的人，如果我们都不能为他们讲话，就不配当人之子。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基本没有话语权，他们的利益是有人给他们算好的，基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我们曾经写过一期主题为——《少年为何留洋去》的报道，某种意义上我们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我们的文章传播非常的广，最后他们命运在逐渐的被改变，逐渐改变是多方的结果，有媒体参与，有当事人自我的努力，有政府自我的检讨，如果我们不参与呐喊，不参与报道，不去反映这些人的想法，他们命运改变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所以我们相信点滴的努力可能改变命运，如果你不去做就不可能改变，去做了可能有改变，也不一定改变，但是我们坚持去做，我相信一定会有所改变。
(采访撰文：戴耀邦、王雪婷 )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