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张维迎打着改革的旗号，将毛泽东思想中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等核心思想，斥为“概念陷阱”，不是学者不专，实则包藏祸心。“枪杆子里出政权”、“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等重大理论观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的简练表达之一，张维迎用“中国模式”的筐，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价值排除在外，实则是充当了解体共和国、毁灭中华民族复兴、共同富裕的“中国梦”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急先锋，其心歹毒，由此可知！】
北大经济学家张维迎近期推出《合作与博弈》，他认为中国下一步变革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在理念方面，陷阱也无处不在，它们正严重地阻碍着改革。就此，张维迎今日(10日)在《金融时报》中文网站发表《改革必须走出理念陷阱》，梳理并回应了流行的六大理念陷阱。
张维迎称，中国前三十年理念错了，改革的前25年有所改善，而过去十年又倒退了。现在，不但改革的阻力更大，还有包括“中国模式”、政治模式可以不用改革、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枪杆子里出政权等各种理念陷阱影响改革。张维迎称，这些错误理念严重影响中国改革，应该“解放思想”，走出这些观念陷阱。
“中国模式”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中国发展经验做出的理论概括。复旦大学教授、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是这些学者当中的一位。张维为等人近期还在复旦大学成立“中国模式研究中心”。
张维迎称改革要走出"中国模式"陷阱
以下是张维迎全文：
改革必须走出理念陷阱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张维迎
中国下一步变革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强调的东西。理念可以正确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弱可以强，最好的组合是正确的理念、强的领导力，最差的是错误的理念、强的领导力，当然还有次好的。强的领导力两个极端都有可能，但变革期间没有强的领导力真是不成。中国过去60多年的历史大体是这样的情况，前三十年领导力强但理念错了，是最糟糕的。改革前25年有好的理念和一个比较强的领导力。过去十年之所以倒退是因为我们的理念倒退了，好在我们的领导力不是很强。
现在改革，阻力确实很大，但大家不要以为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没有阻力，没有既得利益集团，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不可能维持那么久，苏联也不可能维持那么久。改革前25年和我们现在最大的区别不是有没有改革的阻力，不是现在的阻力比那时强大得多，而是那时改革动力比现在强得多，那时候从上倒下有一批人以改革本身作为使命，没有那么多功利主义计算，现在不是这样了，都在等别人改。
比较麻烦的是我们有一些理念陷阱，这些理念陷阱严重地阻碍着我们的改革。
第一个理念陷阱：“中国模式论”
“中国模式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一些人以为我们过去35年走过了西方两百年的道路在于我们的模式好，我们不仅要坚持，外国人也要向我们学。事实上，我们35年的高速发展是因为后发优势，我们其实是一种寄生经济，别人在修路，我们在走路，我们走得快是自然的，并不证明我们比别人伟大，也不证明我们的体制优越。自由体制创造的很多技术和管理方法可以被非自由体制所使用，非自由体制在某个阶段可以有很好的经济增长，但不要以为没有自由仍然可以持续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是建立在别人自由的基础上，看看现在所有的技术成就，我们中国人在用在电脑、手机，在开汽车，在上网络，但这些都是自由体制下创造的，不是非自由体制创造的。抄别人的作业得高分，并不证明自己聪明。
第二个理念陷阱：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有人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验证明，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照样可以市场化，经济仍然可以高增长。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比较小。
中国人过去认为权力是打下来的就有正当性，靠流血牺牲获得权力就有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现在面临挑战：第一，人们越来越不再认为通过流血建立政权就是正当的，年轻一代尤其如此，尽管历史上大家认为是正当的。第二，即使通过流血建立的政权是正当的，随着时间推移也不能总吃老本，不能永远以此为基础。这其实是儒家的观点。
第三，过去中国人接受的一个权力的正当性是，不管你的权力怎么来，来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什么、做得如何。如果你给人民带来了利益，使人民生活安定、幸福，我就拥护你。我想这是邓小平心里想到的，他意识到没有办法只按原来的权力来源执政，所以要形成新的正当性，就是给人民带来好处。但现在有一个问题，从民众的需求来讲，物质是一方面，物质生活到一定程度后，人们不会只满足于物质的东西，如果一个政权只让你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一定阶段可以，但过了一定阶段后可能有问题。人需要尊严，需要自由，凭什么不能想、不能说?人们天赋的一些基本权利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始终不承认个人的天赋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那我觉得任何统治的正当性都会受到怀疑。这就涉及到民主化，民主化本身就寻找一种新的正当性来源。我想不管怎么样，中国要找到一种体制，这种体制的正当性能被人们普遍接受。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
第三个理念陷阱：多人认为现行体制对既得利益者好
我在几年前有一个观点：我们这个体制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对所有人都不好，对既得利益也不好。为什么他们认为对自己好?因为他们无知或者不明白。人类的许多冲突都是由无知导致的，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看看那么多既得利益集团出事了，包括我们北大毕业的薄熙来，假如不是这样的体制，他能落到这样的下场吗?所以既得利益者不要被眼前利益遮住了双眼，一定要认识到：有人权比有特权好。今天有特权但没有人权，有特权保证你在位时可以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没有人权意味着随时处在高度不安全中。在焦虑中生活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人，不论他有多少财富和特权。
第四个理念陷阱：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
我认为这个观念完全错误。是先有共产党执政才有国有企业主导，不是因为有国有企业主导才有共产党执政。当年国民党已经有了一部分国有企业，但还是被推翻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不是靠自己控制的物质资产，而是靠理念。如果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那共产党永远不可能执政。反过来，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也不能保证执政，苏联垮台前国有企业就是一统天下，但还是跨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苏东剧变的情况下维持政权稳定，是因为改革开放发展了私有企业，解放了生产力，让人们变得富有了，这一点邓小平看得很清楚。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现在把民营企业都国有化了，共产党很快就没有办法执政了。反之，如果把大部分国有企业民营化了，共产党的统治就更稳固了。在我看来，对维护共产党的执政而言，国有企业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负资产，因为它们的低效率降低了人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财力，它们导致的不公平、腐败和道德堕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第五个理念陷阱：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个观念也是错的。枪杆子里能出政权的话，那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会被推翻，因为枪杆总是在现有的统治者手里。政权的真正基础是人们有关权力正当性的观念。当人们认为某一种政权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已经丧失的时候，这种政权再多的枪杆子也没法维持，因为枪杆子会跟着理念走。看看近代史，我们经常说100多年前满期王朝是被武昌起义推翻，但武昌起义就是一个军营起义，就打那么几枪，能把那样一个帝国推翻了?满期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变了，好多人认为满清已经没有正当性了，武昌起义只是一个导火线，或者说是一个信号弹，协调了人们久已期待的行动。武昌起义之后，十几个省就自己宣布独立了，皇帝的圣旨、圣谕、懿旨突然没人听了，所以它就瘫了。当年国民党的武器比共产党先进得多，为什么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能打过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因为人们的观念变了。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压迫人民，没有自由，没有民主，大家觉得它没有了正当性，好多知识界的人士都跟共产党走了，甚至许多国民党的军队都投诚了，因为共产党能使人民得解放。
第六个理念陷阱：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越强大
这个观念混淆了权力与权威、权力和能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最强大的政府不是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而是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这就叫“有限政府”。原因在于，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博弈，得不到老百姓信任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强大的政府。以英国为例，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政府的权力可以说受到的限制很少，国王可以随意单方面修改国债借款条款，可以拖延、甚至拒绝支付债务，也可以利用外国商人瓦解国内债权人之间的联盟。如果国王不还钱，债权人一点办法都没有。结果是，所有有能力给政府借钱的人都不愿意借钱给政府，英国的国债规模长期在200万英镑上下徘徊。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实行了所谓的”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说，君主权力受到宪政约束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国王和政府的所有权力都在法律之下，如果政府赖账，国会可以废除国王。结果是，政府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其举债能力大大提高了，九年后政府的总债务就上升到1670万英镑，之后又继续提高，强大的债务融资帮助英国在欧洲取得了霸主地位。 现实观察也表明，真正强大的政府是实行宪政和法治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人治国家的政府。宪政和法治可以理解为政府对老百姓做的承诺：政府依法行事，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政府不仅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其他人的侵犯，而且要把尊重这些权利作为对政府行为的限制。在宪政体制下，政府更受到老百姓的信任，所以政府的力量反倒更强大。人治的政府看起来强大，其实很脆弱——至少从长期看是这样，因为它得不到老百姓的真正信任。
以上这些错误理念是中国下一步改革非常严重的阻力。中国的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走出这些观念陷阱。这就是解放思想的含义。
(本文由FT中文网根据张维迎发言整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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