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1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应邀到华东政法大学演讲，题目是《从马克思、林肯通信看三中全会》。1864年，马克思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祝贺林肯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马克思在信中说：“只要作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不过，这种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现在已被内战的血浪扫荡干净了。”
崔之元教授解释说，马克思对美国1787宪法中模糊允许奴隶制存在抱有一定的理解，并因此高度赞扬林肯解放黑奴的工作，同时马克思期望北方的工资奴隶也能从这场战争中获得解放。从工资奴隶的角度切入，崔之元教授在演讲后半部分对三中全会有关“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提法给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崔之元教授还提出，重庆市长黄奇帆不但参与起草三中全会决定全文，同时和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作为仅有的两名地方官员加入中央三中全会宣讲团，体现了中央对重庆探索的重视不受薄熙来个人问题的影响。
以下为演讲原文(未经审核)：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关于基本经济制度，有三个新的提法。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觉得，三中全会的解释方法不应该是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一厢情愿。大家知道中国社会现在这种分化，各种利益集团、阶层的分化已经很严重，他们在思想上的代表以各取所需或者说一厢情愿的方式，解读三中全会中的某一段话，觉得对他们有利的话。这是中国现实非常严峻的斗争的一种反映。我觉得这个解读方法，应该完整、全面地反映三中全会。就是说，不应该是各取一条。
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共有六十条，毛主席以前有《农村工作60条》，这个改革决定也正好是六十条。第六条叫“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还是很重要的，它是事关全局，纲领性的一条。第六条有三个新的提法。恰当的一种解释方法，必须要合理解释、同时解释这三个新提法，并且说明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只说明其中一条，而不能说明另外两条，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某个利益集团就喜欢其中一条，但是这未必是中央的真实意思。因为总共有三个新提法，如果只能解释一条，可能就是一厢情愿地解读。
所以，这个解读一定要把它的内在逻辑说清楚。目前呢，我认为只有从詹姆斯-米德的角度才能全面解读。米德是英国人，凯恩斯的学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德一生都在创立一个理论，叫做“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socialism)。这个自由社会主义不是社会民主党，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它就是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下面我说一下为什么只有从米德这个角度，能够同时说明三中全会在基本经济制度上的三个提法。
先说一下三个提法是什么，这是原话：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其中，“允许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是完全新的提法，从来没有过的。但是目前所谓各种专家解读里面，我没有看到强调这句话。我说有三个新提法，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关键的一句话就在这儿，就是以“管资本”为主，而不是以“管资产”为主。这在英文里的翻译很难，因为“资本”和“资产”是一个词。但是这个很有意思。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也是一个新的提法。就是以“管资本”为主，并且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是很新的提法。
第三，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党的文件里面，这个数字从来没有出现过。以前曾经提过要提高上缴比例，但没有明确的时间和明确的数字。
我认为，在解释这第六条的时候，这个理论必须同时把三点都能概括进去，并且说明这三点之间内在的联系，那才不是一厢情愿的总结。一厢情愿的解读很多，比如假设我是个民营企业的老板，我就解读“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句话，那就没法解读其他的提法。这就不是一个全面的解读。
那么，这三个新提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它就要求，除了重要的战略性国企之外，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重大的、战略性行业，包括生态保护，国家战略安全，前瞻性的行业之外，新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将主要类似巴菲特那样，从事股权投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因为它强调“管资本”而不是“管资产”。管资产，要求对微观的经营管的很细。但是“管资本”呢，它就像巴菲特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巴菲特不控股，他是做股权投资。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有一个玩笑说，炒房炒成房东了。炒房，就是一投资，如果炒成房东了，就要参与具体管理，租房啊什么的。这个提法的意思就是，除了一些非常重大的企业，这个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它只是去投一个资，获得资本投资收益，就像巴菲特那样。巴菲特就明确说，他坚决不控股，一控股，麻烦了，他的负担就大多了。他就是判断哪个企业搞得好，比如中石油，巴菲特也投资中石油，但他绝对不会去搞控股。他就获得资本收益，不要去承担具体管理，他也管不过来，没那能力。
但是，大家不要觉得巴菲特就是私人投资，很多人和机构委托巴菲特投资，包括很多社会公共基金，比如加州退休基金，加州教师退休金，巴菲特代表的基金是社会化的。
现在，假设国资委组建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实际上国资委已经有了国新公司，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如果它搞得好，说不定我们个人也会委托它去投资。这就是为什么说“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如果它搞得好，私人资本也可以委托它去投资，这就是放大其功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不再去控股。
当国有资本不再大量控股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问题，在讲这些问题之前，先讲一下米德提出的“倒立的国有制”。什么叫“倒立国有制”?它涉及到英国在1945年的国有化方案。英国工党政府靠发行大量国债，以赎买重要英国私人企业股东的股票。结果政府要用国企利润中的大部分来还国债的利益，并不能把国企收益用于民生改善，并且导致过多干预企业微观经营。米德的“倒立的所有制”，就是要使国资去搞股权投资，而不管企业具体经营，用国资收益进行社会分红，并降低整个社会的税负水平。
这就产生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长期以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叫做“国企是党的重要执政基础”。当国资在许多混合所有制企业里进行股权投资但不控股，这些企业的治理结构就成为新的政治问题。在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深意。这实际上是党在新的形势下，依靠人民，发挥普通人民群众改革的主体地位的重大创新。我是这么理解的。
为什么?“倒立的国有制”是国资进行股权投资，它不是去控股管理这个企业。英国当时为了国有化，发行了大量国债来赎买私人所有者，所以，国企利润要来还这个债务，而不能用来改善民生。这是一个不划算的国有化。米德所提“倒立的国有化”，是指要通过国资在市场中的运作，盈利以后可以进行社会分红，同时可以减轻税负，这对民营企业也是有利的。它还能减少对国债的依赖，大家看这次欧洲和美国的金融危机，它们国债都发行太多。西方的政府，恰恰是国有资本太少，所以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这两项宏观政策工具。
米德的思路是要把国资作为重要的宏观政策工具，但是这要是一个“倒立的国资”，就是它只进行股权投资，而不去天天管具体的事。
在我们国家，这样的投资已经有一些了。比如蒙牛，开始的时候没有国资，后来国资注入了，但这个蒙牛有点“炒房炒成房东”的趋势，国资注的太多了，宁高宁都去了。当然，如果搞得好也可以，但我觉得，蒙牛不是那么重要的战略性企业。而像腾讯这样的公司，开始的时候，国资的眼光跟不上，没有投资，但腾讯在香港上市的时候，实际上国资买了他们不少股份，但不是控股，这就是股权投资的意思，获得优秀的、职业企业家经营的收益，国资既是对它的支持，也从中获得收益。
但我们说“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如果国有资本不再控股，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不控股，党的执政基础自然就削弱了。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并不提“国企是党的执政基础”。但很多领导人的讲话里，都说国企是“共和国的老大哥”。也确实因为在很多重大关头，比如遇上重大自然灾害，需要调运粮食，你说中粮集团和一个民营企业老板之间，谁的能调动呢?尽管没有出现在正式文件中，但国企作为“共和国老大哥”为很多领导人讲话所承认，包括非常高级的领导人。
现在出了新情况，根据三中全会，在很多情况下，国资将不再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就出现新问题了，这个党的执政基础还有没有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它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是针对这个新的执政基础问题去的。因为我们党总是说，改革要依靠人民，发挥普通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但说了半天，在制度落实上很不够。很多工人，他觉得自己是下岗的对象，被改革对象，他不认为自己是改革主体啊。所以这个意义很大。
这个持股，就涉及到我前面讲的马克思提出的工资奴隶。就是说，他已经不限于只拿一个工资。你只拿一个工资呢，就还是工资奴隶。所谓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它就已经使得工人能够分享企业的利润，那么这就是符合马克思的预想，就是要打破工资奴隶。
我这么说大家可能还是觉得，也许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是我这么一个特殊解读。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根据。因为大家知道，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普通员工持股，这个非常新。因为什么呢，根据2000年12月《中国证监会关于职工持股会及工会能否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复函》明确指出：不能。这个文件说，职工持股会属于单位内部团体，不再由民政部门登记管理，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工会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其身份和工会设立的宗旨不一致。故暂不受理工会作为股东或发起人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这就导致无论国有企业或私有企业，只要想上市，就必须清退职工股的局面。原来企业90年代改制的过程当中，形成过一些职工股，它有时候是通过职工持股会，有的时候是通过工会来持有。所以大家知道，从2000年12月开始，任何企业如果想上市，都必须清退这些职工股。
那么，从这一点看呢，大家就可以理解，“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句话出现在三中全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允许混合所有制。它没说上市不上市，但现在很多混合所有制是要上市的。因为很多企业也是通过上市买卖股票，形成混合。所以它允许混合，使用员工持股，它就必然要打破2000年12月证监会的规定，而这个规定直到今天还生效呢。
证监会这一决定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可以理解，因为它只在广沪，社会公众股东不受所谓内部人控制。但是现在，大家要是关注现实呢，可以关注今后几个月内将有一些列重要的变化。我觉得一个变化是，目前立法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一是新修订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2011年1月1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58次工作会议审查通过，并经过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中国证券业监督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委员会议审核通过，并于2011年5月1日起实行。
第二是《信托法》。也就是说，企业年金，就本企业员工做的退休金，这个已经合法了，从前年5月1日开始。《信托法》意味着，如果职工，类似持股的事情他不见得要通过以前的职工持股会或者工会，可以通过企业年金和信托结合的办法来进行了。下面稍微有点技术性，我说起来会长一点，我把ppt留给大家。
那么，通过企业年金和《信托法》，怎么做呢?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大家知道德鲁克，他是一个美国管理大师。在我们商学院，天天读德鲁克的书，但是唯一没有读他的一本书，就是《退休金社会主义》。有意思的是，德鲁克认为，他的退休金社会主义，实际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的经济改革方案的影响。
1969年，捷克前副总理奥塔锡克计划在25年之后，最终由退休基金拥有全国工商业10%的股份。当时欧洲的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个目标太激进了。但他们不知道奥塔锡克在捷克推行他的计划时，美国的退休基金所拥有的美国工商企业股份，已经是捷克计划的两倍，大约18%。在之后不久，1970年代，丹麦的工党政府为了安抚其左翼，在议会引入了类似的锡克计划方案。丹麦全体工人的退休基金到2000年，将拥有丹麦工业10%到15%的股份。
我认为这个最有意思的是，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退休金社会主义将大显身手。我认为，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绝不能仅仅坐而论道地看马克思本人的一些书。马克思本人博览群书，他什么都研究的，而且很深。所以我们要成为有马克思精神的人的话，你就不能只看马克思，否则就违背马克思精神了，因为马克思看所有东西。你要研究马克思的话，你就必须要看所有东西，不能只看马克思。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现在正在发展的很有意思事，就是养老金的固定收益计划和固定缴费计划。
我简单说什么叫养老金的固定收益(definedbenefit)，它保证你退休后，每个月，比如都拿100块钱。固定缴费是说(definedcontribution)，就是你自己要投资，比如养老金，是你自己从工资中出一部分，企业给你出一部分，政府有可能再出一部分，然后你自己去投资。在美国历史上，最早是1952年，在通用汽车公司里面，出现了养老金的固定收益计划。
为什么这个东西最早出现呢?德鲁克有很好的解释，当时通用汽车的大股东、大资本家，他们很反对，说工人拿工资就差不多了，搞什么退休金。他们把工人还当作工资奴隶。但当时通用汽车的经理，他觉得，还是要搞退休金，更能稳定工人。他为了欺骗那些其他反对的大股东、大资本家，他就说要保证退休以后有固定收益，由于股票还在不断上涨，等到他们退休的时候，实际上股票价格都上涨了。这个说法是他为了欺骗那些大股东，使他们同意这个养老金的固定收益计划。
这个做法导致养老金这个形式至少在1952年，在通用汽车成立了。在1974年以后，美国通过国会特别法案，全面推广企业年金。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职工享有企业利润的形式。刚有人说，本人工资贡献一部分，企业利润要贡献一部分，如果国家再贡献一部分的话，它都是打破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工资奴隶——单纯只能拿工资的雇佣劳动的情况。
这个更好的形式其实不是固定收益计划，而是固定缴款。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但它十分重要，因为在三中全会以后，就前几天，关于企业年金，我们的人力社会保障部，又发出了新的规定，这是很重要的发展。如果从马克思要打破工资奴隶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从这些具体的发展当中，要看到一个长远的理想。这东西具体的说，一开始也是没得到的，比如工人有了这些工人的投资，所谓劳动者基金，也不见得一开始真的有什么权力，也不一定要把德鲁克的社会主义退休金讲得太高，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大的理想的方向。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说要“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但严格来说，我们现在非常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因为共产党本身还经常处于地下状态，另外我们的理论工没有把我们的长远理想和现实中的具体政策联系起来。大家都觉得我们是“打左灯向右转”，现在一上网，对三中全会最流行的解读就是“经济向右，政治向左”，微信上传的都是这个东西，它无法对三中全会得出一个系统的理解，得出一个内在一致的解读。
那么，我的三要素共包括“倒立的国有制”、劳动资本的合伙(劳动资本共同体)、社会分红。我就不再细讲。最后我想提一点，现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他以前是上海浦东开发管委会的常务副主任。2001年，中央为了支持西部开发，把黄奇帆从上海调到重庆担任副市长，并于2010年担任市长。很多人以为因为薄熙来事件，重庆发展的探索将被中央否定。其实恰恰相反，公开的三种全会宣讲团成员有28个成员，其中26个都是中央各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只有两个地方的领导，一个是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一个是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黄奇帆他参加了三中全会的起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我认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个人一个很明智的判断，他认为黄奇帆市长是非常有能力的，而重庆的探索是不受薄熙来个人事件影响的。在三中全会之后第二天，黄奇帆在《中国证券报》发表了重要文章《改革企业股本补充机制》。大家可以自己查，我没有时间讲了。
我讲的国有股本投资，刚才我的解释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我个人纯主主观，因为你看参加了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黄奇帆的文章，就会知道。同时我个人在重庆挂职锻炼，夏天才从重庆回来。当然，我也不敢保证我的解释是中央的真实意图，但我认为我的解释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个人性的解释。社会分红问题我就不再讲了。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