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并对2020年以前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等各个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了具体部署。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决定》的一个新的重要论断。学术界对这一论断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万能论”来解读，认为这表明在经济领域中政府不再具有调节职能了，计划不再起作用了，一切都由市场来决定，甚至认为政府调节就是违反客观规律，只有市场的自发作用才能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有人则认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他们的思想深处仍然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搞多了，就会变成资本主义。
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理解和解释《决定》的这一论断。
一、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理论是我们理解《决定》这一论断的前提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属于经济运行机制的范畴，而不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他在视察南方谈话中说了一段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我们必须按照邓小平理论来理解和解释有关市场、市场经济的问题。
既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那么我们采用什么方法、使用什么手段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了。原则上应该是，哪种方法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我们就采用那种方法;哪种手段有利于调节经济，我们就使用那种手段。在思想方法上，不要把某种方法、手段固定化，仿佛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用某一种方法、某一种手段，应该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选择。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社会实际，了解真实情况，做出决策。还要看到，每一种方法、手段，都有它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因此，在不同领域，采用的方法、手段应该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时期重点也不一样。邓小平谈到过这一点，他认为计划经济的优点是可以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但只搞计划经济，就“把经济搞得死死的”。市场经济的优点是经济可以搞活，“不搞市场经济、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邓小平在总结多年经验后指出，“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根据邓小平这些重要意见，党的十四大在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要“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邓小平的这些理论观点是我们理解和解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论断的基本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二、怎么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看看我们党对市场经济的作用的认识的发展过程。
针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沿着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加强市场经济的作用的方向开展的。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缺点是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管理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那个《决定》就要求把经营权交给企业，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企业能够成为市场的主体，按照市场的规律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自此以后，我国的国有企业一直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改革的。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党的十四大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活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后又经过20多年的实践，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概括，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这些问题不解决，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是难以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改革经济运行机制，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同时，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重要决策。
习近平同志在解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决策的依据时，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与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做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可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论断，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在处理政府与市场、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观点的继续和发展，它既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也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突破，而且指明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切措施，都应该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制定和实施，保证这一决策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实现。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应该同这一决策相协调和配合。
三、必须确定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范围
自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以后，有人就借机宣传“市场经济万能论”，提出市场经济在一切场合都应该起决定作用。这是对三中全会精神的歪曲。市场起决定作用不是全面的，而是有一定范围的。按照《决定》的精神，市场的决定作用，是对资源配置而言的，也就是说，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能够、而且应该起决定作用，
资源配置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微观领域的资源配置，即企业这个层次运用各种资源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一个是宏观领域的资源配置，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宏观调控的内容，包括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主要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的平衡、产业结构的调整等等。市场应该主要是对微观领域的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核心的意思是说：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政府机构不应该进行干预。
科学的宏观调控，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而这恰恰是政府的职能所在，解决这一领域的问题并不是市场这种手段的优势。要知道，靠市场的自发作用来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必然会由于波动很大而造成严重的损失，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和要求的。当然，国家宏观调控的许多措施，往往也需要通过市场才能落实到企业中去，但不能说在宏观调控的领域，市场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不能把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范围不恰当地任意扩大。
讲到市场的决定作用，我们还需要区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进行探讨。
必须区分经济领域与政治思想领域。我们讲市场经济的作用，说的是经济领域的事，决不能把它扩大到政治思想领域中去。政治思想领域决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办事。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私利，因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换的，谈不上市场的作用。在思想领域，我们提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共产主义的理想，反对“一切向钱看”。这本来是常识性的问题，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人打着“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旗号，提出政治市场化、思想市场化的观点，要求政治思想领域也实行市场经济原则，推行等价交换，这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这些主张显然是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思想工作的基本原则的。我们谈到市场起决定作用时，必须把讨论的问题的范围限于经济领域。
必须把经济领域同公益领域区分开来。公益领域(如教育、医疗等)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活动。学校、医院等需要讲究经济核算，用尽可能少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效益，也就是说需要利用市场的某些因素。但是它们的活动还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不能完全听任市场的摆布。教育必须保证人们的受教育的权利，不要说义务教育阶段了，即使是收费教育阶段，也要保证教育权利的平等，不能说家庭困难的孩子就不上大学了。医疗机构要保证人们享受医疗保健服务的权利，尽可能使每个人看得起病、住得起院，不能因为经济原因就不治病了。学校、医院同企业是不一样的，不能要求学校、医院自负盈亏，靠挣钱来养活自己，更不能提倡它们以营利为目的。前一段时间曾经推行的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已经产生了严重后果，我们在改革的实践中正在逐步纠正。应该总结经验，决不能在公益领域中让市场起决定作用。
必须把物质生产领域同精神生产领域区分开来。在经济领域，市场对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挥作用的程度也不完全一样。在物质生产领域，企业的活动应该由市场来调节，即从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在企业相互竞争中自主地作出经营决策，国家不得干预。但在精神生产领域，情况就有些不同。例如我们的文化产业，企业必须在市场进行竞争，并获得利润，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化企业，除了考虑盈利原则外，还必须考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考虑舆论导向，传播正能量，要把社会效益放到第一位，绝不能惟利是图，完全听任市场的摆布。
四、必须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同政府的职能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按照这一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提出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把两者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在对《决定》的说明中，特地指出：“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提出市场不能起“全部作用”、“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由市场这种方法、手段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特点决定的。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的。市场机制，第一，可以在价值规律支配下，促使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物资消耗，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第二，可以在供求规律的支配下，把有限的社会资源配置到社会所需要的部门中去，做到产销对路;第三，可以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下，促使资源流向经济效益高的企业中去，从而提高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益。市场配置资源的这些优点，已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所证明。我国的改革一再证明：凡是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就快，经济效益就好，经济实力就强，只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才能真正做到经济增长率高、经济效益好。
但是，我们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场本身也有其弱点和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场调节具有短期性。市场通过价格的涨落所反映的社会需求是近期的社会需求，因而它不能进行长期的调节;第二，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只有某个部门出现了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情况，才能促使企业退出或进入这个部门，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第三，市场调节具有不确定性。市场只能通过价格的涨落为企业指明社会需求的方向，因而容易造成生产的盲目性;第四，市场调节缺乏全局性。市场调节是受企业的局部利益驱动的，难以协调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此外，在有些领域，市场调节是无效的，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市场失灵区”。例如，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市场是难以调节的。
正是由于市场调节具有上述种种缺陷，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必须由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正确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江泽民就明确指出：“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全面发展。”他还指出：“在那些市场调节所力不能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至今对我们的实际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既看到市场经济的长处又看到它的不足之处，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这恰恰是我们同完全迷信市场的自发作用、主张市场经济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根本区别之一。
五、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必须为巩固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服务
自我们党提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论断后，有人认为，既然市场起决定作用，那么所有制结构应该同市场经济相适应，而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因而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就必须实行私有化。他们是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引出必须私有化的结论，也就是说，他们用市场经济这种方法、手段来否定公有制，否定我们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经济同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结构是什么关系?
无论是市场经济(这是属于经济运行机制范畴)还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在整个生产关系的体系中，不同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它们之间不是简单地并列在一起，而是有着从属的关系。其中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而运行机制则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因此，运行机制是从属于所有制的。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即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决定的，而不是由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类运行机制决定的。无论是采用计划经济还是采用市场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基本制度都不应该改变，过多长时间也不能改变。相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它应该服从于、服务于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方法、手段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它总有一个由谁来运用、为什么目的运用的问题。在我国，市场经济应该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特点和要求，应该为巩固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服务。
那些借口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要求实行私有化的人，他们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决定基本经济制度的东西了。他们的错误，从理论上说，是把基本经济制度同运行机制的关系搞颠倒了：本来是主体决定采用什么方法、手段，在他们那里，却是方法、手段决定运用它们的主体了。
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改革中经常有人无视基本经济制度与运行机制的关系，仿佛是各不相干的“两张皮”，甚至把经济运行机制放到第一位的位置上，看作是决定基本制度的东西。在采取改革的具体措施时，不考虑它是否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往往出现一些违反、甚至破坏基本经济制度的做法，例如前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改制时，出现了大量出卖国有企业的现象，导致国有财产流失，危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在落实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这一决策时，必须牢牢记住，采取任何改革措施都必须有利于、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如果违反这一要求，那种改革措施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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