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香港猎头公司招聘的岭南学院新任院长，上台伊始就推行一系列新政，对不同刊物级别做了根本性改动。

　　——在《心理学报》和《社会学研究》上每发表一篇文章奖励2万元，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等上发表一篇文章奖励300元。《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最高刊物，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学专业都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列为重要刊物。为何岭南学院如此贬低它?

　　——在《金融学季刊》、《营销科学学报》等以书代刊的刊物上每发表一篇文章可以奖励2万元，而在《政治经济学评论》等上发表一篇文章只能奖励500元。注意，后类刊物属于CSSCI来源集刊，而《金融学季刊》、《营销科学学报》则不是，其中《金融学季刊》是岭南学院院长主编。

　　——岭南学院实行所谓的董事会制，岭南学院院长是市场上外聘的，院长往往采取极其功利的手段来实现政绩，抓权和挣钱是现任院长的最核心工作。在现在的岭南学院，从财务、教学、科研乃至学术会议几乎所有的事务都由院长一个人说了算，其中，他尤其热衷于控制人事安排和财务收支。在很大程度上，他最致力的工作就是抓权和挣钱。其中，(1)抓权主要体现为快速更换原行政领导层，换上与其保持学术思路一致的海归经济学人或归附的少数旧僚;不仅与其思路不一致的旧僚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斥出单位，而且与其思路不一致的青年学子更是根本进不来。(2)挣钱则体现为将几乎所有的精力用于创办MBA、EDP等盈利性项目上，市场和产业成为经济院校发展的根本导向;即使所谓的理论研究，主要就体现在：通过高额奖励来激励在国外刊物或《经济研究》等上发表文章以应排名之需。

　　——岭南学院的事务决策中没有民主而只有独裁，岭南学院具有地地道道的企业特性。尤其是，在MBA人的治理下，董事会聘请的院长成了管理者，教师成了被雇佣者，只有接受这些主政者所制定的规章，而无权参与并监督规章的制定，从而也就成为各种新规章的牺牲者。

“叹为奇观”的岭南学院论文定级

　　一、新规如何瓜分学院资产

　　通过香港猎头公司招聘的岭南学院新任院长，上台伊始就以快速提高岭南学院的学术影响力为名推行一系列新政。这种新政的真面目如何呢?这里以论文奖励制度来窥见一斑。相对于学院的原来规定(简称旧规)，新制定的规定(简称新规)对不同刊物级别做了根本性改动，以致岭南学院的论文奖励制度就绽放出了一朵“瑰丽”的“奇葩”;同时，不同论文等级的奖励金额也大幅度拉开，以致一个简单的规定就将学院资产转移到特定人士手中。正所谓，不看不知道，对比吓一跳，且看新规的几个规定。

　　1.《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管理科学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上每发表一篇文章奖励8万元，而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上发表一篇文章奖励300元。

　　2.在《心理学报》和《社会学研究》上每发表一篇文章奖励2万元，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法学研究》、《历史研究》、《教学与研究》等上发表一篇文章奖励300元。

　　3.在《审计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经济》、《国际贸易问题》、《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政研究》、《保险研究》、《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上每发表一篇文章可以奖励2万元，而在《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贸易》、《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人文杂志》、《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上发表一篇文章只能奖励2000元。

　　4.在《金融学季刊》、《营销科学学报》、《中国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国会计评论》等以书代刊的刊物上每发表一篇文章可以奖励2万元，而在《政治经济学评论》、《制度经济学研究》、《产业经济评论》等上发表一篇文章只能奖励500元。注意，后类刊物属于CSSCI来源集刊，而《金融学季刊》、《营销科学学报》、《中国财务与会计研究》则不是，其中《金融学季刊》是岭南学院院长主编。

　　5.在64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奖励15万元，另外202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奖励6万元，另外44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奖励2万元。这300本刊物几乎囊括了经济管理类的所有英文刊物，成为岭南学院职称晋升的核心指标。这300本以外其他被SSCI和SCI收录的所有刊物，每篇文章奖励1万元。

　　二、新规对论文等级变动了什么？

　　新规的合理性如何?我们从两个维度作一比较分析：一是与岭南学院刊物过去等级规定进行纵向比较，二是与中山大学刊物等级规定进行横向比较。事实上，中山大学对各学院进行科研考核主要是基于学校标准，同时，它经受了长期的检验并为全校教师和众多学院所认同，具有相当强的权威性。岭南学院的新规相对于旧规有惊人变动的主要是第一、二类刊物，因而这里分析的对象就集中于此。

　　1.级别由旧规二类提高为新规一类的刊物有：《经济学季刊》和《管理科学学报》。

　　合理性如何呢?我们对照看一下这些刊物在中山大学的级别：

　　《管理科学学报》为二类，《经济学季刊》为三类。为何有此调动?

　　2.新规增加的二类刊物有：《金融学季刊》、《营销科学学报》、《中国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国会计评论》、《审计研究》、《心理学报》、《社会学研究》。

　　合理性如何呢?我们对照看一下这些刊物在中山大学的级别：

　　a.《金融学季刊》、《营销科学学报》、《中国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国会计评论》这些刊物在中山大学标准中根本连核心刊物都不算，也就是说，它们不属于552种期刊之一，在旧规中也没有列入最低等级的核心刊物。如果说这些刊物(以书代刊)在特定领域评价不错的话，那么，几乎每个经济分支领域都出现了不错的新刊物。为什么仅仅这几种在岭南学院的新规中被擢升为二类?注意，《金融学季刊》是岭南学院院长自己主编的刊物。

　　b.《审计研究》为三类，像这样的经济学刊物中山大学列有63种，为何单独提升它?

　　c.《心理学报》和《社会学研究》为一类。但是，《心理学报》和《社会学研究》都不属于经济学领域，而类似的刊物有：《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法学研究》、《历史研究》、《教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文史》、《民族研究》、《体育科学》、《档案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新闻与传播研究》、《文艺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文学评论》。

　　为何新规单独提升这两个刊物的级别?与此相对应，为何其他同等级刊物在岭南学院新规中什么都不算?

　　(a)撇开后面一些与经济学研究联系较弱的刊物不说，前面的如《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法学研究》、《教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与经济学的联系在哪点上比被提升的两个刊物更弱呢?

　　(b)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更强，它本身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最高刊物，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学专业都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列为重要刊物。为何岭南学院如此贬低它?

　　3.新规中被从二类中降级的刊物有：《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税务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贸易》、《管理科学》、《管理评论》、《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

　　合理性如何呢?我们对照看一下这些刊物在中山大学的级别：

　　a.《税务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管理科学》和《管理评论》是在中山大学标准中被列为三类，因而适当调整无可厚非。不过，其中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的理论性和学术性非常高，很多高校都将它列为权威刊物。

　　b.《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贸易》、《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都被列为二类;这些刊物不仅思想性强、理论性高，而且几乎在所有高校都列入非常高的级别。

　　其中，

　　(a)《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等是主要地区社会科学院或社联办的刊物，它们都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并树立了有影响的学术品牌，都是当地的最高学术刊物，并且也为其他地区的高校所认可。

　　(b)尤其是《新华文摘》，有什么高校会将它列入二类以下?相反的事实是，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将《新华文摘》与《中国社会科学》同列为仅有的两个最高刊物，而《经济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等一级学科刊物则列入第二类。

　　(c)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新规下，《新华文摘》和《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报刊在岭南学院新规中连核心也不算了?这岂非拙拙怪事?有哪些学校会将这些报刊列入二类以下呢?

　　4.中山大学列入二类刊物的还有：《人文杂志》、《文史哲》、《教学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这些都是综合型刊物，不仅经济学文章占有相当的篇幅，而且刊物质量也是有口皆碑，在各高校都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都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首批重点资助刊物。

　　但是，这些刊物在岭南学院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学术评价。问题是，这次论文调整非但没有作丝毫的矫正，反而变本加厉将所有综合型、人文性和思想性的刊物清除出去。那么，这又是主政者何种学术心态作祟呢?

　　三、新规对岭南学院的学术发展有何影响？

　　看了上述分析，摸着我们的学术良心自问：岭南学院新规中的论文定级不是很荒唐吗?进一步地，这个论文等级不仅决定利益分配，而且还老师的职称晋升，如教授晋升必须在5年内以第一在一类刊物上发表3篇以上论文。于是，荒唐的新规就对岭南学院的学术发展造成了扭曲性影响。简要说明如下：

　　1.新规与跨学科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新任院长的新政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学生的人文社科教育，还为此不惜成本地开设各种通识课程，但这些学术制度又如何让学生相信通识教育的重要?新政口口声声说要拓展跨学科研究，但这些学术制度如何让教师愿意从事交叉研究?事实上，新规清楚掉了所有的综合性和人文性刊物，于是，就昭示经济学基本教材之外的知识对经济学研究者是没用的，以行动告诉学生其他课程的学习对经济学毫无用途。交叉研究需要研究者拥有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知识，对经济学而言，尤其要能够吸收、借鉴和契合其他社会学科的知识和思维来作经济学的探索，而不是拿些经济学中很成问题的逻辑和工具形式地对其他学科的领域作分析，尤其不是量身定制地设定几个刊物就以为可以作交叉研究了。

　　2.新规必将导致思想和理论的严重缺失。新规几乎只留下数理刊物，于是，也就昭示经济学研究是不需要思想的，只需要学些基本的数学工具就行了。有同仁曾形象地说，如果现在晋升制度规定：谁模仿狗叫的声音最像，谁就可以获得奖励和晋升；那么，我相信，几乎所有的经济学人都会买一只狗来整天跟着它学狗叫。新规就是那只狗，衍生的效应就是狗声一片。新规奖励的刊物文章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新古典范式的，并主要是对新古典理论的证实;二是数量范式的，并主要使用理性模型和计量模型等数学工具。这必然导致学术的单向度状态。问题是，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是要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呀!而否定和批判的理论探索需要多元化的思维，而一元化思维智慧产生一个欺骗和守旧的理论!就岭南学院而言，各种信息已经表明，基于论文的客观排名比较高，但学界的主观排名却比较低。为什么呢？根本上就在于，岭南学院缺乏有思想、有洞见的领军人物；进一步的原因又在于，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人为地窒息和扼杀了人文性和思想性的学术研究。要知道，技术性文章发展容易，因为它只需要引进一些受此训练的年轻人就行了；但是，人文性文章难哪，因为它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思想传承！

　　3.新规严重曲解引用因子的真实意义。新规相当程度上以引用率作为最高学术评价标准，问题是，迷信引用率有价值吗?姑且不说，目前利用SIS系统的“影响因子”进行作假的刊物已经成了国际公害，以致近10年来SIS评估系统也已经受到广泛质疑;而且，这个指标具有强烈的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尤其是，引用率主要体现文章的影响力，却不能体现学术水平的高低;而学术影响力又与一系列因素有关：的学术或社会地位、所属学术共同体以及论文的研究主题等。一般地，引用率高低与刊物的风格偏好密切相关：方法导向的数理型刊物上文章往往引用率高，而注重思想的文字型刊物上的文章往往引用率较低；因为方法导向的数理性文章更容易为其他学人所追随和重复，而注重思想的文字型文章很难为一般学子所把握，大多数学子也无法提出相对系统的思想。同时，引用率高的数理文章转载率往往很低，因为这些文章往往因脱离现实而很少有人看;相反，引用率低的文字文章转载率往往较高，因为这些文章往往能够启发读者。因此，引用率评价体系不能同等地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和刊物界，转引率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4.新规严重抹杀不同学科的特性差异。新规迷信在英文刊物发表文章，但实际上，各学科的特性是不同的：工程类的文章容易在英文刊物发，而人文性文章则非常困难。原因在于：工程类研究的是具有普适性的自然规律，着眼于一般性命题;人文性科学则主要关注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从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规范性和本土性。正因如此，每个学校对理工学科和人文学科的评价体系是完全不同的，理工学科甚至在SCI上发表文章已经成为评讲师的基本条件；但是，社会科学根本没有这种要求，也不应该有这种要求。事实上，张维迎在北大闹了半天也没有搞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盲目地追求所谓的外海发表文章，导致非英语国家的经济学往往呈现出比西方社会还要更极端的数理化取向，经济学研究更呈现出一种单向度状态，而思辨性经济学则快速消失。

　　5.新规严重曲解学问的真正历程。按照新规，交叉研究文章必须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才得到认可。试问：有多少学者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章呢?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经济学文章一年总共只有那么几篇，而且约稿占了很大比重。那么，花几年功夫仅仅是为了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1篇文章，这是应有的学术态度和精神吗?这是学问求索的真正历程吗?事实上，学问本身是“为己之学”，应该基于自己的兴趣展开，只有自己的学术真正提高了，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才是水到渠成或无意插柳之事；相反，如果整日揣摩特定刊物的偏好而挖空心思地想在发表，这不仅是对思想和学术的严重禁锢，而且也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正因如此，中山大学的校旨是，“给天才留空间，为庸才设台阶”。那么，新规设立的是怎样的台阶？留下的又是什么样的学术空间？

　　6.新规体现不出多少学术发展的公平性。新政一方面口口声声说要为每一位教师都提供平等而自由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热衷像计划经济那样搞学术重点规划，宣称要集中资源搞好某些特定领域。试问：学术果真可以通过重点规划而获得发展吗?事实上，学术的研究根本上源自学者的学问精神和学术兴趣，受功利制度激发的学术有多大价值呢?同时，学院和大学要提供的是相对自由和宽松的平台，自由思想和交流是学术发展的前提，但新规给予了吗?事实上，没有多元化，就没有社会科学的真正研究，但新规鼓励这种研究吗?按照新规的重点规划，经济学研究只是从事单一范式、单一类型，根本不需跨学科交叉研究，不需要理论经济学研究。在所谓的重点发展政策激励下，确实会产生一些被大肆宣传的所谓“政绩”，但这个政绩背后却是其他更重要学术的丧失，而这个丧失根本不被重视，甚至从不被提到，这就是我们往往只关心看得到的一面，而无视看不见的一面的“破窗理论”。

　　7.新规充分凸显了权力和利益关系。新规夸张式地拔高《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以及《经济学季刊》、《管理科学学报》等刊物的奖励额度，这不仅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而且对学术研究的提高没有任何作用。事实上，在目前一系列的学术制度激励下，激励的边际成效已经为零了：不再需要任何额外的激励，只要有可能，所有的学人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同时，这种规定还会窒息学术的研究，(1)使得教师们不愿意花稍微一点的时间用于其他知识的吸收，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文章合作和寻租;(2)其他原本喜欢读书和写作思想性文章的人也失去了阅读和写作的兴趣。此外，中国经济学人都明白，当前那些“只有两个半读者”的文章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多少人是为了真正的求知而在研究和写作?在上述层层分析下，新规的奖励所剩下的效应就只有一种了：赤裸裸的利益分配，而这又由权力来争夺。那么，又要问，这些方案是谁在推动和具体操办呢？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大学是人类发展知识、追求真理的主要场所，是人文思想这一道统的承载者;同时，要维护大学这一功能和使命，就有赖于自由思想和交流的学术风气，有赖于一群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存在。因此，一个有助于学术发展的良性学术制度，就需要有至关重要的三方面特征：(1)要有学术和思想自由，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学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前沿性思想得到保护和发展;(2)要保障学者的生活安定，在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情形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的，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有志于学术之士集中精力从事理论思索;(3)要有恰当的学术评价体系，由官僚主导或者庸者民主决策都会窒息新思想的挖掘和传统，只有改变当前被扭曲的评价体系也才可以为那些学术之士提供生活保障。试问：岭南学院的学术制度又如何?当前学术功利盛况令我想起戊戌变法时期的争论：当时的王照主张先多设学堂，改变风气，然后再行新政;但康有为却对王照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但康梁发起的百日维新结果又如何呢?非但中国的新政没有成功，反而导致文化也从此一落千丈，以至直到现在还处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之下。岭南学院的新政不是打实基础，而是竭泽而渔地搞戊戌变法那一套。

　　四、与其他院校的横向比较

　　上面对岭南学院新规的合理性及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做了分析，我们再将岭南学院新规与相应院校的规定作一会横向对比。通过多方咨询和查问，不难发现这样三大特点：

　　1.大凡一个学校的理论经济学越强，排名越高，经济学科发展就越全面。事实上，理论经济学至少包括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等学科，并由此拓展了大量的跨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因此，排名前茅的那些高校几乎都全面发展这些学科，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相反，有些学院相当偏科，因而整体理论经济学的排名不高，如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时，有些大学原来理论经济学排名非常高，但由于近年来实行了偏科的政策，排名不升反而有所下降，如复旦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在国内地位原来非常高;另外，一些学院实现偏科政策后也发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从而开始设立一系列的矫正政策，如上海财经大学开始设立政治经济学系、经济思想史系等。

　　2.大凡一个学校的理论经济学越强，排名越高，学术评估标准就越宽松。事实上，由于不同领域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就无法用统一标准来衡量所有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就不能要求所有学者都在某些特定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理论经济学排名前茅的那些学院对教师的论文发表刊物几乎都没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等等。例如，北京大学有经济学专业的主要是经济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它们对学术考核采用的是学校标准，只要核心刊物文章都可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晋升也根本不需要论文在《经济研究》之类的特定刊物上发表，《新华文摘》在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几乎所有大学都受到高度重视。同时，这些学院一般都比较认同中国人民大学所制定的论文等级。那么，中国人民大学的论文标准如何呢?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职称晋升时同样不细分论文刊物，只是按照学校的粗略标准。《中国人民大学核心期刊》分为A、B、C三类，其中，A类期刊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和《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种，B类社会科学类期刊有45种，经济学科包括《财贸经济》、《金融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动态》、《经济研究》、《世界经济》，C类社会科学类期刊有323种，经济学科包括《会计研究》、《经济科学》、《经济评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学家》、《南开经济研究》、《审计研究》、《世界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税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等;另外，《管理世界》、《教学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教育研究》、《心理学报》、《求是》、《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是其他学科或综合性的B类社会科学类期刊，《高校理论战线》、《人文杂志》、《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学术月刊》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则是综合性的C类社会科学，这些刊物是所有学科教授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

　　3.大凡综合排名越高的大学，对刊物等级的划定越宽松，留给学者研究的自由度就越大。事实上，大学的立足之点就在于有一批能够基于强烈兴趣进行自由学术和思想的学者，而大学的功能则在于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平台。因此，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著名大学对刊物等级的规定都非常宽容，从而能够留给学者充分的学术空间，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等等。相应地，各学院的职称评定也主要遵循学校的宽松标准，这反而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和排名。例如，北京大学有经济学专业的主要是经济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它们对学术考核都是采用学校标准，而学校标准则非常宽松，只要是核心刊物的论文就可以;其中，教授职称晋升只要有8篇核心期刊论文即可，大家认为不错就行了。后来，学校给了一个非常粗略而不正式的指导性等级，包括《新华文摘》、《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都属于权威刊物。其他一些名牌大学的经济学院几乎都是遵循学校标准，尽管由于每年的名额较少而使得实际标准会提高。

　　同样，中山大学也秉承“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和“为天才留空间”的校旨，努力营造自由而多元的学术氛围，培育“尽其在我”的学术精神。因此，中山大学制定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论文等级设定也相对全面和宽松。事实上，最近几年在与学校领导的交谈中，数位校领导都曾说：不主张对学术刊物作严格等级设定，也无法这么做。同时，学校对学院的学术考核主要依据是学校标准，教授晋升也依据学校标准。当然，纯粹看重论文数量，会滋生出论文买卖之类的恶现象，为此，学校也鼓励各学院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更为严格的标准。问题是，何谓严格标准呢?按照岭南学院的新规，有学者的学术成果超过了学校标准的数倍乃至十倍以上，甚至每年的学术成果都足以满足学校的教授职称评定要求，难道他的成果没有远远达到所谓的严格标准吗？然而，由于他的论文没有发表在《经济研究》等特定刊物上，结果连续8年了迄今还是无法在岭南学院获得教授聘任资格。与此相反，有人的成果勉强满足甚至无法满足中山大学的条件，却依然可以满足岭南学院的教授聘任资格，结果反而可以聘为教授。为什么呢?结症在于学校和学院的评价标准存在巨大的不一致。既然如此，这样的新规究竟是更为严格了?还是仅仅是“扭曲”了。不可否认，以前单单依据论文数量的制度往往会滋生出大量问题，但如果单单依据目前狭隘而片面的论文等级，滋生出的问题将会更严重，这已经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反思。

　　最后，需要指出，新规很多都是简单照搬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经管学院的不成文规定，但这严重混同了岭南学院与这些学院的差异。事实上，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经管学院都没有真正的理论经济学：北大光华只有应用经济学系，清华经管本身是工程管理演变而来的;相应地，这两个学院后来引进的所有几乎海归都只是从事计量经济分析，也几乎都只能在《经济研究》之类的数理刊物上发表文章，因而所指定的刊物范围就比较窄。但是，岭南学院本来却是经济学院，是从经济系发展而来的。事实上，岭南学院不仅有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而且还在努力建设成理论经济学一级重点学科。一般地，理论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等学科，因而所制定的刊物类别就不能范围过于窄小。但是，新规却将西方经济学以外的其他领域全部排除掉了，甚至在西方经济学领域也几乎只剩下从事计量经济学的，而计量经济学本质上属于应用经济学而非理论经济学范畴。当然，一个综合性大学也确实不是所有专业都需要面面俱到地发展，问题是，为何要压制已有的此类人才呢？为何不将既有人才作为“资产”而合理利用，反而刻意贬低它而使之成为学院的“负债”呢？

　　同时，国内任何综合型大学尤其是人文综合型大学几乎都有经济学院和理论经济学系，也几乎都有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些理论经济学排名前列的高校都是如此。例如，在北大，理论经济学主要在经济学院，政府管理学院也有政治经济学系;在清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在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也有政治经济学专业。也就是说，在北大和清华，理论经济学以及从事理论经济学尤其是跨学科经济研究的学者几乎都不在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而在中山大学，理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阵地只在岭南学院。很显然，这是岭南学院相对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经管学院的优势呀，这种优势是中山大学特别给予的，因为同一个大学里就没有其他学院来竞争理论经济学。然而，新规对理论经济学及其相应学者却造成强烈的排斥，既然如此，中山大学是否应该再重新成立一个经济学院呢?

　　ps.上述意见写成后曾发给岭南学院院长，他看后希望笔者能够提供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论文等级名单，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大学对论文等级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尤其是，在国内经济学领域，中国人民大学长期排名第一，这里着重看一下人民大学的论文等级规定。

附一.《中国人民大学核心期刊》分为A、B、C三类，主要清单如下：

　　1.A类期刊(2种)：《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

　　2.B类期刊(社会科学类45种)：《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世界经济》、《财贸经济》、《金融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教学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统计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求是》、《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法学研究》、《人口研究》、《社会学研究》、《心理学报》。

　　3.C类期刊(社会科学类323种)：(1)经济学类主要有(60种)：《经济科学》、《经济学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中国农村经济》、《财政研究》、《财经研究》、《保险研究》、《国际金融研究》、《会计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审计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经济研究》、《改革》、《税务研究》、《经济评论》、《财经科学》、《世界经济文汇》、《世界经济研究》、《当代财经》、《当代经济研究》、《财务与会计》、《中国经济问题》、《经济学季刊》、《政治经济学评论》;(2)管理学主要有(11种)：《管理科学学报》、《经济管理》、《中国管理科学》、《科学管理研究》、《企业管理》、《管理现代化》、《中国土地科学》、《中国行政管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北京行政学院学报》、《江苏行政学院学报》;(3)综合类刊物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学术月刊》、《学术研究》、《社会科学战线》、《人文杂志》、《高校理论战线》、《国外社会科学》、《江汉论坛》、《江苏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辑刊》、《社会科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文史哲》、《学术界》、《学习与探索》、《武汉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南开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4.《金融学季刊》、《经济学报》、《营销科学学报》、《中国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国会计评论》、《管理工程学报》不属于任何级别的核心刊物，这些却都被岭南学院列入二类。

附二.浙江大学的论文等级分权威刊物、一级刊物和核心刊物，主要清单如下：

　　1.权威刊物(最高等级)：《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

　　2.一级刊物：《经济学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世界经济与政治》、《人大复印资料》和《管理科学学报》、《世界经济》、《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统计研究》、《会计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财贸经济》、《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浙江大学学报》等。

　　3.核心期刊(二级)：《财政研究》、《经济管理》、《经济学季刊》、《南开管理研究》、《中国管理科学》、《审计研究》、《国际金融研究》和《财经研究》、《经济学动态》、《政治经济学评论》、《南开经济研究》、《中国软科学》、《管理工程学报》、《保险研究》等。

　　4.《金融学季刊》、《经济学报》、《营销科学学报》、《中国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国会计评论》不属于任何级别的核心刊物，这些却都被岭南学院新规列入二类。

附三. 理论经济学高校排名： 2012年教育部评估

　　学校代码及名称学科整体水平得分

　　五、岭南学院教师的权利在哪？

　　上面的分析充分揭示了新规的荒唐性、不公性，它体现了赤裸裸的特定利益和偏好，充满了学术的偏执性、利益的争夺性和权力的无节制性。事实上，新规远远不如旧规合理，更不如中山大学的学校标准，因为学校标准是根据一、二级学科分类而系统设定的，从而更为周全，而院规是根据少数个人的偏好所设定，从而非常片面。

　　因此，作为岭南学院的一员，我们就有权知道：新规是谁主导的?制定的程序如何??符合基本的现代正义诉求吗???

　　进而，我们还要进一步反思，这种规定为何能够通过?为什么没有人反对?我们是否还要继续沉默???

　　进一步，我们还要知道，对学院的发展，教师有无知情权?有无参与权??学院还是不是教师共同体???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岭南学院

　　近年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在广东省的声势如日中天，乃有被尊崇华南第一学府之盛誉，在广东学子中甚至被赋予与北大、清华同等的学术地位。那么，岭南学院果真是“学府”么?我以在岭南学院从教十几年的“岭南人”身份告诉您：非也!岭南学院已经蜕变为地地道道的“企业”。正是由于企业化经营，一个充满理想和致力学问的青年教师在经过岭南学院的熏陶和打压后，往往会变得日益功利和世俗，热衷于追求展示技巧并能获得名义的程式研究，而对真正的学术追思则逐渐失去兴趣;一个充满求知欲并以高分进入的青年学子在经历岭南学院的几年学习生涯后，往往热衷于追求一些表面的操作技能，游刃有余于社会交往等方面，而缺乏自我追索的思想深度，在批判和反思能力等方面则非常的差强人意。在某种意义上，岭南学院目前展示的只是“皇帝的新衣”，它以著名学府而炫耀世人之前，但实质上却已经不具备学府的基本特质。如何理解这一点呢?且看下面细细揭开这“皇帝的新衣”。

　　首先，岭南学院实行所谓的董事会制

　　不可否认，美国一些好的高校大多是私立学校，高校的发展和管理主要由捐助者所成立的董事会控制。尽管美国大学要好中国很多，大多数人也因此而为这种私立学校唱赞歌;但实际上，这种体制也存在很大问题：高校教育在不同程度上会受到商业团体的制肘，并使得高校对学生的培育也从知识水平和基本素养转向了极具个人色彩的技能和社交方面，而传导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的学院和课程则在不断减少。事实上，一个多世纪前，凡勃伦就指出，即使一个诚恳而优秀的学者，一旦坐上了管理者的位子就会很快变得像那些笨嘴笨舌但可以把看不见的东西卖出去的商人，他和任何一个小城镇的银行家一样腐败，受董事会成员的委派“高效有序地”管理这个机构。当然，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19世纪欧美社会的富人在商业成功后创办高校，主要不是为了投资赢利，而是出于对教育的理念和回馈社会的责任，因而他们往往更偏好于把金钱投放在文理学院而不是商学院或工学院。然而，华人富豪们投资办学往往追求的是(短期内)收益，追求具有立竿见影地“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效果，从而更热衷于把金钱投放在商学院以及其他热门专业等方面，这只要审视一下国内那些董事会制学院就一清二楚了。

　　当然，香港的董事们投资岭南学院并不是为了个人收益，从这点上可以说是无私的，也是值得钦佩的。但是，他们毕竟是商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学术，对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人文性追思更是缺乏认识;相反，他们看重的是学院声望能够不断提高，这是他们聊以自慰的东西。那么，他们如何判断学院声望在不断提高呢?要知道，这些香港的董事们是从来不与岭南学院的普通教师有所接触的，每次来岭南学院都是由一群官员们围在左右，因而他们也根本不知道学院发展的具体情况，根本不知道学院内部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显然，主要是依据院长定期向他们汇报的那些量化指标。这里，由于董事们的学术信息是非常非常的匮乏，从而必然就会为这些汇报所突出的内容所迷惑和误导。事实上，院长往往会强调和凸显其任内所取得的政绩，往往会选择性地宣传那些提高了的指标，而那些被牺牲掉的东西则往往根本不被提起，这就是破窗理论所昭示的。为了有这些政绩可以汇报和宣传，院长平时的工作就是采取各种手段来制造这样一些指标，从而会推行极其功利主义的政策，热衷于搞各种宣传和形式活动，但却无心去夯实内部的人文底蕴，也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

　　其次，岭南学院院长是市场上外聘的

　　由于实行的是董事会制，董事会对学院的影响最基本和直接的途径就是任命院长。那么，董事会如何选择院长呢?从学院内部教师中选择院长往往被认为是不适宜的，因为董事会担心会学院产生内部人控制的后果，也担心可能会受到学校“政统”的控制。因此，董事会必然会倾向于从学院外部选择。问题是，董事会中又没有人懂得学术，又如何从外部进行选择呢?于是就转向中介公司，这也是商人们所信奉的市场机制。现任院长就是远在香港的董事会花费数十万元通过香港的猎头公司所选择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又会是哪些人来应聘或者在人才市场上积极寻找这样的院长岗位呢?大致而言，主要是那些已经利用现有规则而获取了一定学术地位却又缺乏真材实学、甚至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没有多少自信的人，也就是所谓“蟑螂性学人”。原因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水平和学术造诣往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知识的积累而愈益深厚的，学术的成果和价值将在学术生涯后期才会逐渐显示出来;与此同时，从事行政事务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根本无法将原来的知识积累和投入转化成成果和收益。也就是说，放弃科研而从事行政，对一个真正的学者而言，损失是巨大的;因此，有高度学术精神的真正学人是不愿意舍弃原来的学术积累而从事教育改革的，除非年纪已经到了创造力基本丧失的高龄，此时从科研转到行政来为其他年轻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服务，这也是为学术发展所做的另一种贡献。但是，目前这些经济学人在40-50岁的学术盛年却积极寻找行政工作，为什么呢?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理论素养严重不足，只是遵循主流的规范而在学生或工作初期做了一些程式文章，却并没有在理论方面有真正的认知和深度，从而也就会努力借以前获得的敲门砖而转向行政。

　　同时，这些应聘者之所以愿意离开原来的单位、原来的城市而来到岭南学院竞聘，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获得更高的收入。事实上，考察各国企业就可以发现，管理层实行外部聘用制的企业往往采取锦标赛工资制，管理者往往获得非常高的收入。(1)外部聘用制使得人们都只关注自己的升迁，一有机会就会寻求转化工作，从而往往不会在一家公司任职较久;(2)外部聘用制加速了人员的流动，使得管理者缺乏与其他人对某事负起连续性的合作责任，从而急功近利的短期业绩得到凸显;(3)外部聘用制使得管理者将迁升与薪水提升联系起来，以薪资水平来评判自己工作被认可的程度，从而只追求自身薪资的最大化;(4)外部聘用的高级管理者与新组织中其他成员之间缺乏私人联系，缺乏移情和通感，从而对其他员工的低工资往往漠不关心。显然，岭南学院通过猎头公司招聘的院长也是如此，其年薪达到一般教师数倍乃至10倍，足以养活海外的妻女。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学术与行政往往联系在一起，这些人“为官”之后，不仅仍然还可以是教授、还是博导、还在不断承接各种课题，甚至带的研究生与日俱增;而且，官越大资源就越多，越是忙于行政事务，科研成果反而越多。

　　其三，院长往往采取极其功利的手段来实现政绩

　　为了实现当时应聘时许诺的“政绩”目标，院长上台后就会采取极其功利的两大措施。(1)重金招聘海归博士，尤其是更容易在海外发表文章的工程专业的博士，为此可以提供高额安家费、住房，或者直接设立海归岗位。院长就宣称要花700万元招徕3-4位高级人才，而这些所谓高级人才，最多也就是海外副教授的刚获得者。(2)采取胡萝卜和大棒双管齐下的策略，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应用到学术研究的激励中。例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2007年受聘的海归院长为了拼业绩，上升后马上将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文奖励额在原先的1万元基础上翻倍，半年后再次翻倍而达4万元。但不到两年，这个院长就因讳之莫深且极力封锁的原因被解职后。2011年的新任海归院长上任后也马上着手制定提高这些一类刊物的奖励金额，先后提高到6万，再到8万;同时，将64种英文刊物的奖励提高到15万元，202种英文刊物的奖励6万元，34种英文刊物的奖励2万元。例如，正是在这种明显属于“拔苗助长”式论文奖励的激励下，岭南学院几年间在外文刊物上以及国内所谓一、二级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不断突破;同时，由于给予高额奖励的基本上都是数理刊物，以致这几年已经几乎看不到关心经济思想以及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学人了。

　　除了极力追求一些量化指标来展示政绩外，院长另外的措施就是致力于各种社会性营销来扩大学院影响。这主要有两方面。(1)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主要包括大量聘请企业高管做兼职教授，并做报告和讲学。(2)加强与政府的联系与合作。先是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聘他为岭南学院的正式教授和名誉院长，他的所有工作就是凭借个人关系去联系各财经部委的主要官员聚集岭南学院而举办岭南论坛，而平时在岭南学院是从来见不到的。例如，首届岭南论坛的嘉宾就包括：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商务部副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香港特别行政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沈联涛、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省银监局局长刘福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以及广东省委书记和省长等。固然，这些活动对推动商学院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但问题是，发展与政企关系似乎成了岭南学院所有工作中心，以社会性交际来取代学术的探索，以社会性影响来评价学术水平，而根本不关注真正的学术风气，不关心真正的潜心学术者。

　　其四，出身MBA的现任院长更为功利

　　岭南学院的企业化经营在现任院长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出身于MBA。事实上，MBA课程本身就是教导学员选择专业化的道路，每个人开始就向某行业或管理岗位努力，因而只要有机会就会通过猎头公司寻求雇主，并期待相应的锚定值的工资;同时，专业化道路加剧了同行、同业人员之间的竞争，因而MBA人往往学会了不依靠或不与别人协商地进行工作的习惯，从而也就不会知道或关心别人的问题，也就缺乏同理心和人文关怀。尤其是，现任院长像绝大多数MBA学员一样，原来出身于理工科专业，为了改行或升迁而转向学习管理课程，却一直没有接受起码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知识的训练，缺乏社会历史、文化伦理以及其他人文素养的熏陶。同时，当前MBA教育不仅忽视了人文性内容，反而强化那些功利性行为的教唆，从而就使得当前的MBA教育潜含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那些对社会文化、伦理道德、法制规范等领域的知识知之甚寡的理工科学生在接受了一、两年的形式化且过时的经济学案例分析训练后就开始进入组织的管理层乃至核心层，并担当起实际经济决策的重任;同时，在MBA的教育中他们不但发现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行为模式与其原先从工科课程中掌握的自然主义思维相一致，并又进一步学到了一套如何在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利用机会主义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技巧。试想：一个已经养成了处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惯性思维的人(自然科学的主要思维)在形式主义地接受几个简单的经济学术语、行为假设以及由此推演出的一些基本公理和一些过时的案例后，就来处理完全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事务，那后果将是如何呢?然而，他们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些问题，反而把自己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的，是正确的。哈耶克很早就指出，世界上最大的坏事往往都是“好人”做的。因为是“好人”，他认为自己的行为都是出于崇高的目的，为此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岭南学院的现任院长就具有这样的明显特性，MBA人特质使他乐于确定某个特定的发展目标并由此推出一系列极其功利的政策，至于这些政策潜在的问题则根本不关注，甚至也根本看不到那些他不想看到的那些损失，很多教师也因此而被他义无返顾地牺牲掉。

　　其五，抓权和挣钱是现任院长的最核心工作

　　西方大学尤其是商学院也往往外聘院长，但是，人家的外聘院长主要职责在于筹集资金，负责财务;但是，在现在的岭南学院，从财务、教学、科研乃至学术会议几乎所有的事务都由院长一个人说了算，其中，他尤其热衷于控制人事安排和财务收支。在很大程度上，他最致力的工作就是抓权和挣钱。其中，(1)抓权主要体现为快速更换原行政领导层，换上与其保持学术思路一致的海归经济学人或归附的少数旧僚;不仅与其思路不一致的旧僚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斥出单位，而且与其思路不一致的青年学子更是根本进不来。(2)挣钱则体现为将几乎所有的精力用于创办MBA、EDP等盈利性项目上，市场和产业成为经济院校发展的根本导向;即使所谓的理论研究，主要就体现在：通过高额奖励来激励在国外刊物或《经济研究》等上发表文章以应排名之需，作为对外营销和向上级汇报的凭证，而对基础性的理论探索尤其是那些批判性理论则是根本不值关注。事实上，学院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三高”以及数学工具之类的课程上，而思想史、方法论、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人文性课程则几乎全被抛弃;这些院校老师发表的文章几乎都集中在数学模型或计量实证方面，而很少有思辨性和反思性的文章出现。

　　其六，岭南学院的事务决策中没有民主而只有独裁

　　新任院长宣称他是受董事会聘任，从而是最正当的和最厉害的。他的理由是，董事会在学院里投了钱，当然关心自己钱的使用，关心学院的发展，从而会聘任最好的人来管理学院;相反，学校领导则是行政任命的，不需要为投入的钱财负责。问题是，尽管这些耄耋之年的董事们确实是抱有一份爱心来投资岭南学院的，但他们中有几个懂得学术尤其是人文性的基础理论思索呢?基于这种自以为是的信念，院长大权独揽，刚愎自用，几乎所有的规划和发展都是他一人说了算，而各种委员会则形同虚设。为了实现“合同上”的那些形式“政绩”，院长推出的政策也就不会不关心诸多老师的利益，甚至就是以诸多老师的严重损害为代价。举例说明，(1)为了营造自己的近卫军，他主导的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强迫老教师搬离董事会捐建的“教授住宅楼”，以便腾出房子来供他吸引高新聘用新的海归。要知道，当老教师10年前被引进时，工资还不到现在年轻人的十分之一，当时学院应承的一个主要条件是提供免费住房直到退休。(2)为了完全贯彻个人的学术偏好和意志，他创设了职称晋升学院资格审查，只有他认可的人才有资格参与职称申请。院长宣称，在国外教授晋升等都是少数几个人说了算，于是，院长偏好的人大肆擢升，而另一些成果满足学校标准十余倍的学人则数年甚至永远失去教授晋升的资格。

　　其七，岭南学院的收入分配中无视公正而只有权力

　　由于将学院当成了企业来搞，当政者往往就会追求非常狭隘的单一指标;同时，为了实现这一政绩，他还会采取锦标赛的工资激励机制。例如，在最新通过了论文等级和奖励规章中：(1)《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和《管理科学学报》被列入一级刊物，每篇文章可以奖励8万元;《金融学季刊》、《营销科学学报》、《中国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国会计评论》这些在任何学校都没有被列入核心刊物的以书代刊在岭南学院被列入二级，每篇文章可以奖励2万元;其中，《金融学季刊》就是院长自己主编的。相反，《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这些被任何高校都视为权威的报刊，在岭南学院考核中却什么也不算，每篇文章奖励300元。(2)由于引进了自己偏好的人，院长又专门将《心理学报》和《社会学研究》列为岭南学院的二级刊物，每篇文章奖励2万元;相反，与此相似的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法学研究》、《历史研究》、《教学与研究》等在岭南学院什么都不算，每篇文章奖励300元。(3)《审计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经济》、《国际贸易问题》、《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政研究》、《保险研究》、《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这些数理刊物被岭南学院列为二级，每篇文章奖励2万元;相反，《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贸易》、《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人文杂志》、《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具有较高思想性和综合性的刊物则被列入一般核心刊物，每篇文章奖励2000元。(4)300本英文刊物都被授予重奖，其中64本刊物奖励15万元，202本刊物奖励6万元，300本以外的其他英文刊物也被奖励1万元;这样，几乎所有的英文刊物都比如《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学术月刊》等国内刊物好的多，而《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更不入流。显然，这些刊物都是院长自己及其禁卫军发文的地方，因而学院资产通过一个规定就流到了特定人群手中，这就像当年国资委往往一个文件就造成社会财富大量转移一样。

　　最后，对比真正大学应有的基本特性

　　大学是保存、传递、创造、更新人类知识和人类价值的特殊机构，是萌生社会公平、正义和自由并进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思维源泉，从而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承载了重要使命：它给人们提供了改良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公认和智力的平台。现代大学的创建者洪堡就指出，现代的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和”，大学完全以知识及学术为最终的目的，而非实务的人才培育。为此，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其中，关键是对人培养，要通过“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言传身教为社会培养优雅的人。19世纪中叶英国大教育家纽曼就指出：大学首先要培养的是灵魂健全的，到达博雅高度的，即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一个健康的、灵魂健全的人作什么事情都更容易成功。美国现代大学的先驱弗兰斯纳则指出，大学不应该成为社会的“服务站”，从而反对训练“实务人才”，反对大学开设职业训练之课程，并主张将商学院从哈佛大学中清除出去。这意味着，大学所承担的不仅是普及现世知识的责任，而是人类长期发展的责任;为此，它就需要且能够与社会相隔离开来，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引导者而不是为社会潮流所支配。

　　怀特海指出，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但大学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能从它向学生传授纯粹知识方面，也不能从它为院系成员提供纯粹研究机会方面去寻找;相反，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这意味着，大学应该成为一个学术思索和思想交流的场所，是由教师与学生组成的“community”(共同体)。涂尔干说，“大学”不过是一个具有某种一体性的团体，其实就是一种法团。显然，在“community”内部，每位教师都是学院这个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份子，教师与学生进行自由的知识交流与思想碰撞。时任海德堡大学校长的雅斯贝尔斯曾指出，任何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必须包含三个密不可分的方面——传授学问、研究学问、创造性的文化生活;而且，大学精神是如此渴望着创造性的思想交流，以致它甚至寻求与那些拒绝交流的人交流，它甚至准备接纳那些以牺牲理智为前提的学者，它试图把最离经叛道的观点引入大学。事实上，学者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增进自身对社会的认知，通过“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来更好地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这种自由和独立性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社会科学的根本宗旨就在于：培养人们自由的学问精神，培育独立思考的能力。

　　结论：岭南学院具有地地道道的企业特性

　　通过上述层层分析，各位就可以明白，现在的岭南学院已经不具有“学府”的基本特质，反而蜕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业性企业。正是实行企业化经营，每个院长上台都会大幅度修改学院各种规章，围绕特定的政绩目标来推行他个人的独裁政策，并导致学院规章不断变动，学院资产也就相应地通过一系列规章任意转移特定人士身上。同时，企业经营的最大目标就是吸引客户，怎么吸引呢?就需要各种广告。岭南学院也是如此，为了吸引优秀的学生报考，就努力通过各种营销手段来扩大影响：一方面，通过与政府和企业联系，甚至与媒体传播合谋;另一方面，就是花大价钱招聘海归来发一些文章，而这些文章不仅无助于提高学生的认识和思想，对社会发展也毫无作用。实际上，那些经过高考的搏杀并以高分进入岭南学院的青年学子们，在4年时间内又学到了多少对人生、社会有价值的思维和知识呢?有多少人培养了创造性思维?有多少人培养了基本的社会责任?有多少人能够深层次地认知现实?

　　尤其是，在MBA人的治理下，董事会聘请的院长成了管理者，教师成了被雇佣者，只有接受这些主政者所制定的规章，而无权参与并监督规章的制定，从而也就成为各种新规章的牺牲者。结果，近年来岭南学院中的责任伦理和人文关怀迅速丧失，实质民主和基本正义荡然无存，所谓的年度战略会议都只是形式，任何反对和善意建议都会立刻遭到批驳和打压，以致越来越多的老师不愿参加(只能通过物质的奖惩来“强迫”参加)。每次会议，都是主政者在夸夸其谈所谓的政绩，而另外被牺牲掉的很多东西却根本不会提及。同时，即使学校进行民意测评，学院往往也是有选择地通知一些受益者参加，而另外一些老师却根本不知道有民意测评这回事，从而也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说，MBA人或许还可以适用于企业管理，因为企业管理的目标比较单一，但万万是不适合大学管理的，因为大学注重的是非市场化的学问和文化，注重的是人的培养。网络上流传耶鲁校长施密德特对中国大学的批评：“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这些批判完全可以应印在当前的岭南学院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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