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丰载于《共识网》的《“全能神”在乡村滋生的社会土壤》，是记者在河南农村调查邪教“全能神”传布时在河南农村的见闻。今年5月28日在山东招远发生“全能神”邪教徒杀人的案例，实际上“全能神”这个邪教早在1993年便已在河南兴起，邪教的兴起固然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的问题，各国都有，连美国也不例外，邪教兴起的土壤是贫富两极分化，在贫穷地区人们思想空虚以后精神上谋求自我救赎的一种心理需求的产物。由“全能神”从河南农村兴起和传布的状况，可见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后，老人生活失去依托，养老保障还不到位，这样为邪教的传布留出了空间。从这篇调查可以看到农村精神生活空虚，文化生活上愚昧无知，农民缺乏组织，农闲时大家都在闲荡，于是赌风盛行，迷信活动猖獗，为邪教的传布提供了空间。
这个问题，如果从认识论上思考，人对客观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是通过非理性的艰难困苦才能逐渐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是一个漫长的永不结束的过程，因为非理性的认识源于人的认知的本能，从认知的主体讲，人永远具有主观片面的特征，从客体讲，事物永远处于变化和运动的过程。所以人的认知只能永远处于不断从盲目逐渐提高自觉的过程。从民间信仰上升到宗教的演化，亦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中国历史上的民间信仰，它的特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所以是多神的。它与巫术结合在一起，自然的崇拜表现在对天地、日月、星辰、雷电风云、山水海洋的崇拜和神话，对精灵观念和祖先的崇拜。这种信仰，实际上是在自然面前无能的表现，在认识的主观方面承认它的正确性，在客观上又感觉不充分，这样的心理判断，就是信仰。中国古代的民间信仰也离不开这一基本特征，这种民间信仰，是一种原始的宗教意识，与发达和成熟的宗教意识不同，民间信仰没有如教会那样宗教团体的组织结构，没有如上帝那样至高无上的神的崇拜，没有宗教组织创始者的权威，没有完整的哲学和伦理体系。在中国古代，宗教意识便不发达，孔子不讲怪力乱神，孔子说过不知生，焉知死。从儒家学说讲，它很难发展成为如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先是表现为巫术和方士，后来是和道家结合在一起的，从东汉末年它便表现为太平道、五斗米道、天师道这一类宗教组织，如张角的黄巾起义，就是有组织的。曹操最基本的骨干队伍便是青州黄巾，张鲁在汉中便能组织五斗米道，并建立起政权机构。这就多少具有一点宗教的特征。在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激烈的时候，这些迷信组织如果得到宫庭的相关人士的支持，如张角的太平道，便与宫庭的宦官有联系，才能得到迅速发展。他们组织群众的手段便是“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这些迷信组织便成为群众组织的资源，与上层的政治斗争结合的话，如果一旦被野心家所利用，并与社会矛盾激烈冲突相结合，这便是东汉末的黄巾起义的原由。张鲁的五斗米道，之所以能在汉中建立起割据政权，也有类似的现象。我们读一下《三国志》的张鲁传，便可知道它最早得到益州牧刘焉的支持，汉中那时是关中流民的集结地，张鲁设义米、义舍，以鬼道治病，设置祭酒管理信众，也适合当时民众在颠沛流离的困苦中之需要，这些现象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和一些上访事件，还是利益诉求，是分散的，而西方的反华势力，则力求把这些分散的事件，与所谓维权的诉求结合起来，并成为有组织的活动，那就属于有组织的颠覆活动了，这才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和防范的事情。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它有了价值诉求，有了明确的宗旨，有了组织资源和走上街头的群体性的活动，我们必须将其阻止于萌芽状态，决不能让它生根发芽，这是西方反华势力的颠覆活动、颜色革命的常用的手段。
招远在山东，山东属滨海地区，在古代那里是邪教流行的地方，这从战国以后便有了，那个地方产方士术士。后来是天师道的发源地，当这种邪教浸淫到士大夫，甚至宫庭之中，它势必带来政治上的混乱，在底层的邪教徒便慢慢转向恐怖暴力活动，孙恩、卢循便是依天师道起家的。如果你看一下《晋书》，如东晋的王家、谢家，这些世家大族便信从天师道，书法的发展与道家的画符有关，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父子皆信奉天师道。孙恩的家族与司马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若孙恩本是孙秀之族，是琅琊人，孙秀是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赵王司马伦的谋士。孙恩的叔父孙泰，受到会稽王司马道子的信用。晋代天师道这个邪教由底层向上层发展，传布于世胄高门，然后浸润于宫庭，它会在政治上引起巨变，使社会底层的反抗与上层社会的分裂结合在一起，激起社会的动荡。王羲之有七个儿子，其中有一子名王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如靖室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从孙恩起兵作乱以后的表现看，那是非常残暴的，“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总数十万。”(《晋书》卷一〇〇《孙恩传》)由于世家大族思想上没有武装，地方官也缺乏抵抗的力量，《资治通鉴》称：“时三吴承平日久，民不习战，故郡县兵皆望风崩溃。”而孙恩所杀的地方官，有许多是王、谢这两大家族的世族子弟，如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其妻是谢安之兄谢奕的女儿，后来死难的谢琰是谢安的儿子，谢邈亦出身于谢家，其兄弟为孙恩所灭门。从王、谢两大世族的成员在东晋末孙恩兵乱的遭际，亦可看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迷乱后的结局。在近代和当代历史上，也有类似的现象，如义和团运动的起始，如果没有清廷的支持是不可能泛滥的，它反抗洋教有积极作用，但只会把事情搞乱。当代若法轮功，这是借练气功而发展成邪教的，也与当时对特异功能之类迷信活动缺乏认识有关，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员的支持，便蔓延开来，最后为野心家与外国反华势力所利用。所有中国本土特产的邪教都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天主教、基督教而言，可能在东汉末就有了，在明洪武年间，在江西庐陵便发现过铁十字架，著有赤乌年号，赤乌是孙权的年号，铸有对联一副：“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年;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这是表示耶稣在十字架受难救世的故事。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唐代天主教传入中国，那时叫景教，它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便在长安传教建寺了。还有摩尼教，是基督教在波斯的一个变种，它传入中国以后，亦发生变异，在民间传布时则转化为明教。元末韩林儿起义，便与明教有关，朱元璋在集庆建立政权的国号先是吴，后来改为明朝，也与明教有关。而基督教在元代则被称作也里可温教，那是蒙古语的音译，意思是有福缘的人，它与景教都同属基督教的聂思脱力派。外来的宗教进入中国以后，自然与本地的民间信仰发生关系，它或是冲突，或是变异。从变异讲，是指基督教为其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要充分认识它的社会基础。
“全能神”这个邪教发源于河南，从它的教义上看，还是受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影响，属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结合后的变异。河南南阳这个地区，早在明末便有西方传教士在这里活动了，河南天主教教区的建立，可以上溯到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天主教在这里的传教活动，当然与当地民间的信仰和习俗有不一致的地方，清代同治年间，各地都有过教案的发生，如义和团运动最早的兴起，也与教案有关。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河南便发生过“河南还堂案”，南阳的乡绅们曾呈文请求驱逐当地天主教士强占废弃衙门的事。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还发生过南阳七千余农民攻击靳岗天主教堂的事情。而基督教传入南阳地区，大约在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在南阳建立基督教会的派别组织则已有很多了。从天主教、基督教在河南地区传播的情况，可知“全能神”这样的邪教产生于河南地区不是偶然的。基督教是一神教，崇拜至高无上的上帝，中国的民间信仰则是多神崇拜，祖先崇拜，在信仰的方式上双方存在矛盾。而“全能神”是接受基督教的变异，这样的邪教与当地群众产生矛盾，往往与他们的传教活动和发展组织有关，一个家庭有一个人信教以后，即使在一个家庭内部也往往与家庭其他不信教的成员产生矛盾，起因是信仰的习惯不一致。招远那个恶性杀人案，便与“全能神”的教徒企图传教和发展组织有关。
现在这些邪教的迷信还只能影响农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如果基层县、乡、村这三级干部也陷进去的话，那就非常危险了。一部分官员中意识形态上仍然有迷乱的表现，目前它还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若看风水、用方术治病，有的则甚至冠以“国际”、“世界”大师之桂冠，招摇过市。我说一点历史上的教训，只是为提醒人们，要警惕邪教及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当今在社会治安上可能因此而衍生为出现迷乱和暴恐事件，目前新疆也是由宗教极端势力的弥散而演化为恐怖暴力破坏事件的。这些情况反映了我们这几十年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几乎完全放弃了农村思想工作的阵地，使农民处于一盘散沙没有组织的状态，乱七八糟的邪教便乘虚而入，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前几年已经取缔的邪教“全能神”这一次在山东露头，如果没有这件杀人案，大家都还不知不晓。而今我们在处理这类邪教的问题时，可要充分注意党的政策，要弄清出现这些现象的社会基础及其来龙去脉，千万不要打击被欺骗、愚弄、胁迫的群众，对他们主要是教育和挽救的问题，关键是如何改善农村老人、妇女和儿童生存的环境，而工作的重点应是改善农村的民生问题和如何加强农村的思想工作，如何普及科学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水平，铲除邪教发展的社会基础，而且这是一个长期要做的工作。要打击的只是他们幕后的操纵和唆使者，以及海外反华势力通过互联网对邪教的传播和操控。这就是大蛇一定要打在七寸上。
附：
张庆宁：“全能神”在乡村滋生的社会土壤(转载)
5月28日在山东招远发生的故意杀人案，6名犯罪嫌疑人系邪教组织“全能神”成员。为发展组织成员，他们向在事发餐厅就餐的人索要电话号码，遭受害人拒绝后，将其残忍殴打致死。目前，当地警方已对5名嫌疑人以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并已开展打击邪教专项行动。
“全能神”，又名“东方闪电”、“实际神”，其教义是引用和曲解基督教《圣经》而来，主要反借“基督教”名义从事非法活动。
根据中国反邪教协会资料，“全能神”1993年从河南兴起。该组织最核心的宣传内容是“神以一个东方女性的形象第二次道成肉身，降临中国拯救世人”，即所谓的“女基督”。
早在2012年12月，“全能神”借助“世界末日”这一传言大规模传教，中国各地也立即加大打击力度，武汉、陕西、成都、广西、海口、湖北、河南、北京和贵州均有邪教活动人员被依法处理，仅贵州便查处357人。
“世界末日”前后，记者曾经深入“全能神”发源地和重灾区河南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能神”信徒主要集中在40到50岁的农村妇女，她们面对流失的土地、远走的儿女、孤独无望的晚景，只图花钱入教找个依靠、“保个平安”。
接下来，记者将通过自己于2012年12月在河南省D村部分信徒的走访，诠释“全能神”在乡村滋生的社会土壤。
一
D村是一个只有一千多人的小村庄。在2012年12月8日前后，该村每家每户都收到了一份传单，传单标题为《老天爷真的下了凡》，内容如下——
“灾难起，天地变，老天爷真的下了凡;道成肉身成为人，说话发声辨忠奸;用真理做审判，专为义人来伸冤……全能的神说，所有一切的灾难，陆续降下来，各国各方都起灾难，瘟疫、饥荒、水灾、旱灾、地震，到处可见，这些已不是一处两处的地方，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结束的 ，而是蔓延地带越来越广，而且灾难越来越大……只有悉心听她话语，寻求渴慕她的人才能跟随她的交通得到她的应许。除此之外的人，都会受到灭顶之灾与应有的惩罚。”
这段话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后者系“全能神”非法印刷物。
一位D村的“全能神”信徒介绍，他们村共有1200号人，其中信徒将近40人。同一时期，与D村相距不远的L村，“全能神”的传教情况更为肆虐，全村3000余名村民中，有信徒100多人。
事实上，“全能神”也一直将农村作为重点发展地区。据彼时警方公布的消息，邪教“全能神”主要在偏远农村、城乡接合部及部分城市地区活动。
而在河南反邪教协会一位工作人员看来，“全能神”之所以在农村大面积扩散，一方面是因为它步步为营的传教手法。另外，农村老年人空虚无望的晚年生活和低下的知识水平，给了“全能神”趁虚而入的机会。
D村的老校长一直在暗中关注着村中“全能神”的传教，在他看来，这些信徒有不少共同点，“一，基本上都是中老年妇女，年龄五六十岁，平时无所事事;二，家中男人都出去打工了，一个人在家照应孙辈;三，文化程度不高，容易盲听盲信。有的人甚至分不清基督教和‘全能神’的区别。”
记者后来对多位“全能神”信徒的走访，印证了老校长的说法。
D村一位信过“全能神”的村民张某今年54岁，从未接受过任何教育，至今仍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平日，张某去田里打理庄稼、在家看管两个孙子，唯一连接外界的工具是一台25英寸的长虹电视机。
张某也算儿孙满堂，但她自觉并不幸福。
她和老伴辛苦一生，三年前先后为两个儿子各盖了一套小楼，还出钱为他们操办了婚礼，老两口却无法入住新房，只能住在“下雨时哗哗哗往屋里漏水的老房里”。
张某对此的解释是“(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
即便如此，张某还要帮助两个儿子照应他们的孩子以及地里的庄稼。两个儿子在麦收和秋收季节返乡，主要目的是将粮食卖出去，将收入归为己有后回到城市继续打工。
“等你上岁数了，‘神’自然会管你。”“全能神”教徒这种“投其所好”的承诺，让张某动心不已。
与张某一样，朱某也面临这种问题。
她的女儿远嫁外地儿子在城市里结婚买房，日后定不会返回农村居住，这让已经退休的朱某惶恐不已，她虽然每月有两千多元的退休金，但还是担心自己和老伴“到下不了床的时候没人管饭”。
“猫狗宠物当宝贝，亲生父母往外扔，爷成孙子孙成爷，父当儿子儿当爹，父母成了儿保姆，倒行逆施人心堕……”“全能神”传单的部分内容，恰恰戳中老人们的痛处，引诱他们花钱入教、寻求晚年精神寄托。
二
“村里没魂，鬼才上身”，这是记者在D村调查期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除了“花钱买平安”的功利想法之外，闲来找个“组织 ”打发寂寞，也是农村空巢老人加入“全能神”教的主要动机。在这个“男人全都出去打工”的村子里，留守独居的妇孺们文化生活极为匮乏。
以张某为例，她平时除了带孙子 、看电视之外，主要的娱乐方式便是打扑克、跟邻居聊天。“吃了睡，睡了吃。咱一个老农民还能干啥?”
张某情况，基本上是全村中老年妇女的写照。
老校长说，两年前，乡里领导表示要给每个村配一些健身器械，再建一个活动室，届时号召大家在活动室里看看书、打打牌、拉拉二胡、唱唱戏，丰富农村留守老人的文化生活。但这些承诺一直未能兑现。
朱某也曾经是村小学的教师，虽说老伴陪在她身边，但她依旧在“吃饱穿暖之后闲得“发慌”。
当下许多地方的农村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农闲的时候，打牌、打麻将的场子很多，不喜欢参与者则无所事事。所以，一些农民参加“全能神”的聚会起初只是为了打发无聊时光。
也有评论表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日，这就是还有农村人愿意相信“世界末日”谣言的原因。
老校长则认为，农村经济、文化的落后，年轻人的流失，中老年人的无知、无望和盲信，才使得邪教横行无忌。
在他的记忆里，四十年前的朱村全都是破旧平房，但全村五六个大家族，均不约而同地腾出一间空房，常年用作祖宗祠堂，供奉祖宗牌位。这个举动虽然守旧，但至少承载着村民们的一些良好意愿：尊重传统，尊重祖先，孝敬父母光耀祖宗。
随着现代化的大潮风起云涌，D村的田地越来越少，种地越来越难糊口，楼房却随着返乡资金越来越多拔地而起，祠堂反倒都消失了。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个别家族才会搭建起临时祠堂，“等春节过后就又拆了”。
老校长还觉得，村中的年轻人越走越远，相应的社会保障却没有跟上，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清贫寂寞，精神空虚;村中的年轻人也越来越注重个人享受，“真正孝顺的越来越少。有的人能把自己的亲爹亲娘从家里赶出去”。
正因为如此，当“全能神”教徒一口一个“兄弟姊妹”趁机“传教”时，老人们很容易产生归属感，并由此误入歧途。而掏出“奉献款”，只图一个“花钱买平安”。
在2012年那股的反邪教大潮中，有学者指出，不能将农民笃信“全能神”的原因简单归结为思想愚昧和精神苍白，在传统生产方式和乡土文明受城市化进程冲击的同时，城市却没有拿出更多的资源来补偿乡村和农民。
“老人生活上没有安全感，精神上对未来的预期也很模糊，从而产生‘末日’般的感觉。”这位学者分析。
来源: 经济观察网 | 来源日期：2014-06-01 | 责任编辑：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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