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文章是在《钓运学刍议》（以下简称刍议）的基础上改写的。刍议者，是说所论只是提出的一种假设性的构思设想，可能成立，也可能不能成立。
《刍议》一文正式成稿于2010年，经过其后三四年的积淀，国内外主客观形势的发展，日益证明本来属于设想中的理论已与历史的发展契合。值此中日甲午国殇120周年和日本窃夺钓鱼岛119年之际，特将《刍议》的内容作了重要补充，增订为《论钓运学》（并对其中行文遣词上的失误也一并改正），作为纪念这两个历史事件的献礼。
目录
一、 目的
二、 钓运学的界定
三、 钓运的定位、定性
四、 一个要求和愿望：尽量往深处挖
五、 方法学·历史方法学·钓运学
1、 动态历史学
2、 量态历史学
3、 心理历史学
4、 社会历史学
六、眷村对中国统一运动的作用
正文
一、目的
旨在探讨构建「钓运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要言之，不在研究钓运本身的历史过程，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后续发展，它的影响等等。那是钓运史的课题，不是钓运学的课题；钓运学的最终目的，是要为钓运史的研究提供一套坚实、系统、严谨缜密的学理依据。当然，钓运史的研究也是广义的钓运学的内容。
具体而言，本文在利用目前文（统称的文科）理（统称的理科）学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加上个人在历史方法学上的独创，也即动态历史学和量态历史学，探讨如何才能构建一套直探钓运的底蕴，更深入、更有效地分析、揭示引发钓运的深层历史动力的方法；也就是说，将发生在1970年代的钓运爱国运动，作为一个科学历史学的课题，以便证明运用一种新的历史方法学的说明力和解释力，从而将「钓运学」构建为这种历史方法学所衍生的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门新的学问。
二、钓运学的界定
钓运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保钓运动的学问，是钓鱼台问题研究的简称；这里的学，就是研究的意思，相当于英文的study,就是对问题的研究。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任何一个问题，只要是构成一个问题，值得探索，都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同样地，在人文社会领域亦然，一般而言，例如China Study, 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红学（红楼梦研究）、庐山学、台湾学等。所以，任何问题，不论是自然界的或人文界的，只要是研究问题，而且言之有据，论之成理，就是「学」。当然，学也有大小深浅之别，而钓运学，是门小学问，充其量，只是研究一个当代的历史事件，记录和探索其因果关系、分析来龙去脉的一门历史知识，完 全不具有学派、流派school的意思。
要而言之，本文所谓的钓运学，只是将钓运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许多专题中的一个专题来研究；对钓运史的研究, 在广义的社会科学和科学历史学的范围内, 提供学理上的依据；简言之，钓运史在挖掘钓运的真相(facts)，而钓运学则将钓鱼台事件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从而对其发生、流变、成因、后续进程的原因进行系统的学理考察，特别是促成事件本身的内因和外因及其衍生的外延运动，也即其后引发的中国统一运动，文化思想运动，甚至外延为东亚秩序、中西文明碰撞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学理探索；前者又简称统运，后者就是所谓的海外新五四运动，也有人称之为海外文革；甚至在台湾岛内有人称之为台湾的文艺复兴运动。但是，这些都是从钓运导出的或衍生的运动。
质言之，钓运学的目的是在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探索其后面的本质（essence，being）和动力。由此本文将钓运学界定为对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个海外华人知识分子或知识人自动自发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历史现象， 客观理性地探索其发生、发展、延续过程的模式pattern、范式paradigm和规律及其动力的学问，从而构建一套有学理依据的系统说明和解释。钓运的文献史料则为这种运作提供不可或缺的素材原料。
当然或许也可以称之为「钓统运学」，但考虑到统运的政治意味过强和时间性（统一只是个时间迟早的问题，但钓运衍生的问题，却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而且又是前者的派生运动；其次考虑到，当时的钓运，放在大中国的框架上或国事议程上来审视，越来越成为一个早熟的议题，所谓早熟，就是由于主客观条件，当时并没有引起重大的历史回响，而且在岛内遭受到统治者强力的镇压而结束；但是，「钓运」的原始主题，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趋重要。「保卫钓鱼台主权」运动，反而日益被浓缩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时代的符号，一个时代的信息，成为综合统摄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运动的统称。因此，本文将之简称为「钓运学」，而不称之为「钓统运学」。（如果基于政治的需要，在特殊的情况之下，称之为钓统运学，也无不可，但不宜成为正式的学名）
对于钓鱼台运动本身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专论、专书、丛书，但都属于非常初步的专题性的文献史料的编纂和记述，所以为钓运学作为一门新兴学问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钓运学的设想，实质上也是对迄今对钓运进行的专题研究，提供学理的依据；所以其独特之处不在于文献史料本身，而是除了广泛地应用社会科学中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之外，还进而应用了自然科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将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还需强调，这样定义的钓运学自然有其学术的客观性、独立性、严谨性、逻辑性；当然也会考虑到政治因素，但不会为政治因素所左右或支配；要言之，本文的目的在将钓运研究建构为历史学、或中国近现代史学中许多专题研究中的一个门类，一个有其独自特征的专题门类。但其方法学则具有普适性，可以推广应用于一般的历史研究，而钓运的研究只是将其应用于历史研究的一个范例。
这是建构钓运学的原始意图或初衷。
能否成为钓运学，主要取决于它能否满足下列三项基本条件：钓运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历史定位和定性，也就是其历史的重要性及其后衍生的影响；其次是有无一套作为社会科学或历史学的独家研究方法，也就是方法学methodology；最后是，有无充分的文献史料作为考订、记述、归纳演绎推论的基础。如果能够满足这三个既必要又充分的条件，就可以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问; 否则只是一厢情愿、闭门造车的空想，或流为政治宣传。
本文首先概述钓运的定位、定性，然后将集中论述钓运学的方法学；如果基本上能够成立，则运用此方法学构建的钓运学，也应该能够顺理成章地在学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 -- 即便是殿堂的一个角落，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一门货真价实的学科门类了。
三、钓运的定位、定性
1、定位：
先谈一下历史的定位。钓鱼台事件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却引起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连锁变化，其内容如此复杂多样、意义如此广泛深远，历时又如此长久，至今犹余波荡漾，甚至愈演愈烈，确属少见。至于如何定位，要看定位的人站在什么角度、什么立场、采取什么视野，就会得到不同的历史场景。
根据这个意义，一般对钓运有以下几种定位：
一场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在海外和港台的爱国护土（主权）护权（渔权）运动；
一场海外台港留学欧美学生自发的民间运动，延伸为岛内的民主运动、 文化思想运动；
一场启动、促进两岸和全球华人大和解的中国统一运动，和全球华族的大整合运动；
一场反对帝国主义欺凌弱小民族、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充满理想主义激情、同情弱小民族正义斗争的国际主义自觉运动；
一场孺慕西方文明的海外知识精英、经过深刻反思、脱欧美回归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中国近代革命史、学习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刻文化思想运动，称之为海外的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文革）也不为过；再衍生为海归、回归祖国的思潮潮流；
一场海外知识精英冲破冷战美苏二元格局，呼应建立中美苏三元格局的中国走向世界的运动；
一场海外台港华人大梦初醒，豁然醒悟的伟大自觉运动；特别是唤醒岛内知识界的社会意识，关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和弱势群体，等。
并由此发出时代的警示，揭示前瞻的远景：
中国必须尽快把建立强大的海权和建设固若金汤的海防，喻之为「海上长城」更为形象，提到国事日程上来；
重视海洋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建立中国主导的和平发展、正义平等、互利共荣的东亚新秩序，取代传统的儒道宗法朝贡秩序、欧美的殖民扩张主义秩序、民主资本帝国主义秩序、日本的皇道军国主义秩序和雅尔塔密约的后冷战秩序;
……。
这样的一场运动，台湾著名小说家陈映真誉之为海外华人一页伟大的史诗，也不为过吧！
定性：
运动的本质或精神：钓运的内容如此繁富，必然会随着时间和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以上述的各种形式呈现出来manifestations, 但呈现的形式，只是其本质的外在表相。根据钓统运文献刊物，其本质或精神可以基本上归纳为下列三项：
1、战斗性
同历史上所有的社会运动一样，钓运具有鲜明的造反、背叛、挑战的战斗性。最能刻画钓运这个特点的就是当时在西岸柏克莱出版的、被誉为运动早期吹鼓手之一的《战报》的发刊词；在这篇相当于运动檄文的社论《宣战时代》中，该报以洋溢的激情宣告自己的创刊宗旨和当时70年代的时代特征:
同学们！面对历史，面对全体中国人民利害抉择的关头，面对我们自己—— 千万颗为正义燃烧着的良心，我们应该说：
不再是沉默的时代了，不再是容忍的时代了。从现在开始，往前去，是留学生的「宣战时代」；向一切恶势力，向一切黑暗面，我们并肩携手宣战，开火！
为了这个信念，我们的刊物才叫做《战报》。……
让留学生的「宣战时代」从此刻开始！向一切不合理的既成体制，我们宣战！向一切违反中国人民利益的措施、政策，我们宣战！
向所有躲在暗处的卑鄙无耻的狗腿子们，我们宣战！
向一切不准碰，不准问，不准怀疑的TABOO(禁忌)，向一切伪善的面孔，乡愿的心态，悬在墙上的偶像，躲在象牙塔里的抽象「真理」，我们宣战！
同学们，把我们二十年来可耻的沉默，与一切腐败丑恶的东西，一起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从今天起，做一个敢哭、敢笑、敢骂、敢闹的中国人！(1)
另一个当时的智者，台湾著名的小说家陈映真，作为台湾人间出版社的当家人，也热烈呼应《战报》揭示的这个时代的基调，但他的目光却投向未来，寄望「将生的一代人」：
但我深知，这套书（人间出版社出版的《春雷系列》），不在为了对过去的悼念，而在为未死、将生的一代人留下比较清晰的脚踪，以便为未来的跋涉者知道有先驱的余音旧纵，知道有未竟的思想和实践的课题，等候雪融土破后另一次行军的号角。（2）
2、群众性
第二个鲜明的特点是其群众性。另一份最能刻画钓运这个特点的就是当时在东岸纽约出版的、也被誉为运动早期吹鼓手之一的《群报》的发刊词。在这篇相当于运动的另一份檄文的社论《向伟大的钓运致敬》中，该报以清醒冷静的理性语言，宣告自己的创刊宗旨和当时70年代的时代特征:
群众是钓运的灵魂，钓运显然是一个由学生群众推动的政治社会运动。它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绝不是一小撮人主观上心血来潮所制造的闹剧。
群众路线是钓运的灵魂。我们将这份报纸命名为「群报」就是要画龙点睛，和盘托出我们为钓运而服务的宗旨和精神。
在近代中国无数次的革命运动中，学生运动始终是扮演着一个先导的前锋角色，今天的钓运学生群众将是海外华人社会思想革命的先锋军，是引发海外华人大觉醒和思想革命的主力。（3）
3、凝聚性
二十多年的国共内战和国际上的冷战，使海外华人社会支离破碎，在异国他乡老死不相往来；在空间上造成阻隔现象，在时间上造成断裂现象，在心理上造成疏离现象，以致华族大家庭陷于支离破碎的境地。钓运应时而兴，破除阻隔、疏离和断裂，起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凝聚性、整合性、大和解的作用，从而使人心思汉，认同同胞、认同祖国。（4）
所谓空间的阻隔，是指钓运群众散布的空间而言，他们遍布世界各大洲。所谓时间的断裂，就是失忆了；所谓心理上的疏离，是指陌生感、敌视、甚至仇视。钓运启动了两岸和全球华人同祖国的大和解进程，打破了两岸、海外华人的空间阻隔、重新恢复历史的记忆、消除了或淡化了对祖国的敌视、仇视，而将华人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凝聚整合在一起，再次成为一个新的华族大家庭。（5）
4、平民性
老保钓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社会阶层、阶级，即使功成名就，但在大陆文革高唱正义平等的时代主旋律下，在红卫兵批四旧，挑战学阀权威的光焰下，美国的钓运人士也都成为平等的同志战友了；例如已经成为国际权威学者的杨振宁、陈省身、王浩、任之恭、何炳棣等，已经身列教授行列的袁旂、谢定裕等，不因自己功成名就、家世学历显赫而高人一等；出身卑微，尚在求学阶段的穷研究生，同他们交往时，也丝毫没有自卑感。不但彼此之间平等相待，就是来到侨社也都放下了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架子，同移民和一般劳工打成一片，提供各种日常生活上的服务，例如关文亮、廖约克、陈天璇、罗兰等一大批老保钓，将知识反馈社区，作为桥梁，树立了现代知识分子平民化的风范，也拉近了华人学术界和侨社的距离。台湾的保钓青年，也不遑多让，热衷于社区服务，辅助弱势群体，工、农、渔、矿的劳苦大众，尊老慈幼，成了钓运期间一道亮丽的人道—— 而非人权——景观！
由上所述，足以有力地证明钓运资料的收藏和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及时性。
四、一个要求和愿望：上下求索
对于钓运这样一个高度「戏剧性」的奇特历史事件---奇特之处在于它的春雷式的爆炸性、突发性；在于它时间的持久性和空间的广泛性,在于它自发的民间性和主要载体的台港的海外留学生的知识人性；在于它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引发了连续不断的后续发展，直到现在还在余波荡漾，甚至愈演愈烈。像这样一场伟大的、「史诗般」的群众运动，是不可能孤立的，偶发的，简单的，其成因必然是复杂的，其内涵必然是丰富的、多层面的；形象地说，它的水是很深很深的，深得像钓鱼台列屿外缘的琉球海沟那样深邃（6）；它又像座冰山，我们看见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诚如《战报》的社论所言，钓鱼台事件，只是埋藏在水面下的冰山的一小块而已：
钓鱼台事件的发生与演变，事实上只是整个历史性、国际
性诸事物之矛盾发展到相当程度后的一个集中表现而已；它
埋藏在水面下的实质才是我们真正要去探索的课题。
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把这个事件孤立、片面地看做是一个争油的问题，国际法上的领土争执问题，或是什么条约条文界定不清的问题了，那就大谬不然、大错特错了。所以，为了彻底了解与全盘透视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必须利用所有现有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向引发钓 鱼台事件的内因深处走，向外因、远因整体、全面地审视，才能看得透彻；确切地说，就是通过钓鱼台事件，“把一切有关的东西都挖出来！”（7）
《群报》也发出同样的呼吁和提出同样的要求：
《群报》是不是单纯地只讲钓运呢？不，绝不！任何一个伟大运动的发生和成长，它的原因都不是单纯的、片面的。我们为了保证钓运的继续茁壮和最后成功，我们必须首先向主观主义的唯心论挑战，要时时刻刻分析群众的进步性，和不断前进的客观大形势。我们必须学习掌握客观规律，把问题往深处看，向远处看，把问题看穿看透；不仅要抓问题的枝节，更重要的是，要直逼问题的根源，打破砂锅问到底。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钓鱼台事件的来龙去脉，弄得一清二楚，才能找出有效的 对策，才能确保钓运的胜利。（8）
五、方法学·历史方法学·钓运学：
怎么挖？怎么才能「把一切有关的东西都挖出来！」；才能「直逼问题的根源，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就涉及到手段或工具的问题了，用什么工具才能挖得深，才能直指其底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谓器者工具也，手段也；就涉及到方法学和历史方法学的的问题了。钓鱼台事件 本质上是一个历史事件，必须作为一个科学历史学的课题来研究探索。
是的，钓运提出了很多发人深思的问题，那么如何方能有效解答这些问题？唯一的有效方法是构建方法学 (methodology)。方法学是解答问题的最有效保证，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其间必然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思维运作过程。
那么什么是方法学？简言之, 它是一组或多组，为了解答某特定问题或题材，而设定的运作形式丛或程序，包括怀疑、提问、搜证、归纳、演绎、统计、分析、综合、定义、假设、求证、通则等，这是从事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一系列程序，这就是方法学或方法论。当我们使用方法学时，这表示我们在处理各特定问题或题材的运作过程中，是从严密地考察它们命题的合理性、它们的建构程度、它们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和它们的解说方式着手。需要强调的是，随着各个学科所处理的题材的不同而设计出不同的手段，例如不能运用研究矿物学的手段来研究变态心理学的问题；同样地，不能运用天文望远镜来研究地球上经济的变化，股票市场的变动等。但不论采取何种手段，其运作程序则是一致的。这就是方法学。
一个受过严格方法学训练的专家学者和一个未受过严格方法学训练的专家学者，当他们碰到具有相同条件的问题时，两人在解答此问题的运作过程（process of operation）中，优劣立判。其主要原因在于前者受过形式思维的训练，而后者则无。熟练方法学的专家学者，在他们的思维运作中，好似装置了敏锐的思想触角，可以直觉迅速无误地规避一些不相干 (non-relevant) 的因素，并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些相干 (relevant) 的因素。
无庸赘言，一切学科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因此，相对于某些特定的问题，便产生了各自独特的方法学。历史学是研究人类活动的学科之一，既有它特定的问题，当然必须针对其特定的问题，而构建一套有效的历史方法学。钓鱼台运动是个不折不扣的历史事件，必须放在历史学的范畴内来研究审视、分析探索；质言之，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应该也有其独特的研究手段，但也必须遵循一套上述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学、历史方法学。
就史学方法而言,当今治史门径,要而言之,不外三大流派,一个是以辨别真伪的考据学为标志的传统历史学，广义而言即文史哲的人文治学传统，其本身作为一门学科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方法，完全用于去伪存真、考订排比，撰写所谓的信史（9），自诩为还原历史真相。
如果要系统深入分析历史事件的本质、解释说明历史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要解答如何how和为什么why，则传统史学本身是力不从心、甚至是无能为力的；纵令找到的所谓「真」，也只是似真非真。随着相关的辅助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以及自然科学的惊人发展，历史学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提供一个理论和结构框架，以便使这种科际整合和密切的互动关系成为可能。这就为哈佛学派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费正清所代表的哈佛学派，借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设定并构建了一些服务于它的目的的框架、模式或理论；采用了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柏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现代化理论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另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重视历史学的基本功：就是档案、语文和跨学科的现代研究法，也即将中国学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说它是史学方法的革命，也不为过。(10)
著名的已故美籍华裔中国近现代学者徐中约（Immanuel C.Y. Hsu）认为，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中国学研究，从而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内容，并使研究结果更为确切可靠。利用这种锐利的新方法建立的中国学China Study，同以前欧美传教士主导的重视语言学、文化学的传统史学，截然不同，从而使哈佛学派的治史方法为国际的中国史学界所景从效法，独领风骚，台港海外的中国史学家尤为奉行崇尚。（11）
最后一个流派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质言之就是阶级分析法；确切地说，应称之为辩证唯物史观，一般也称之为经济历史学或经济社会历史学。其核心理念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不是精神力，而是物质力，即生产力，然后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阶级关系。但人，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能动的，通过政治、思想或精神，可以反作用于社会经济，推动社会前进。
研究钓运史，如果交叉运用这三大流派的治史方法，也即传统史学的考据本领，加上应用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例如政治 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甚至较新的心理历史学和社会历史学、经济历史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或阶级分析），再加上新兴的口述史的手段，的确可以使我们可以挖到这座钓运冰山隐藏在水下很大的一部分内容了；但是如果还要继续再往深处挖，直指其底蕴，也就是登堂入室，这些手段显然又有所不足了，就需要构建新的手段了。为此目的，本文提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方法学的概念，就是历史力学的概念，（12）由此推出动态历史学（dynamic history）和量态历史学（quantumic history）。（13）
1、动态历史学
动态历史学和量态历史学不是特别为研究钓鱼台事件才构建的，而是笔者早已构思并将其运用于治中国史了。这些年来，笔者已经应用这两个概念写了多篇宏观的中国历史的大文章，并取得很好的成果(14)。现在只是将其在应用到钓鱼台事件的研究上面而已。
动态历史学的概念接近英文的Historiology，只是接近不是对应或等于。Historiology，不是个新字，不是门新兴的学问，早在17世纪，在西方理性启蒙时代，为了使历史学科学化、理性化，就构建了这门学问。（15）其语尾 -logy,相当于sociology, psychology, scientology 中的-logy；当然其字根来自希腊文的logos,英文的logic,就是理则学的意思。但是到现在为止，中文却一直没有相对应的译文，其确切的译文应当是「科学历史学」。但是由于「科学历史学」这个名词用的太泛，泛到滥用的地步，令人产生许多不相干的联想。所以为了本文的目的，本文特别偏爱而译为动态历史学，也就是前面提到的dynamic history 或简称为historiology (取其简明，但精神相通。服膺这种方法学的历史学家，称之为historiogist,与sociologist, psychologist，scientologist等同类)。
本文的目的不在详细介绍动态历史学的内涵,而是将其所发展的概念运用或应用于研究探索钓鱼台事件。如上所述，应用三大流派的治史方法，已经相当有效地使我们可以挖掘到隐藏在水下的这座冰山的相当大的构成部分了，但尚不足达到上述《战报》和《群报》要求的「把一切有关的东西都挖出来」、「要直逼问题的根源，打破砂锅问到底」，也即不足以带领我们登堂入室，窥其底蕴全貌。动态历史学，相对而言，可以无限趋近此目的。这就是本文所谓的钓运学的实质内涵，钓运学的真意。
下面将引介用于治钓运史或同钓运学有关的几个动态历史学的核心概念:
一、动态历史学衍自社会物理学，研究人类社会现象中的法则、规律、模式、范式等一般带有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圣西蒙 (Saint Simon) 的学生，法国浪漫主义大史学家奥古斯坦·蒂埃里(Jacues Nicolos Augustin Thierry,1795～1856)就曾说过，「历史学就是社会物理学」的名言。这不仅意味着历史学也可以运用人类的理性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概括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模式或准则、原理，而且也意味着，物理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发展出来的一些概念—当然也包括广义的自然科学、生物学等，往往对历史学的研究可以起到很大的启发和促进作用。例如，与历史学密切相关的学科，考古学、语言学（即古代习称之小学、训诂学）、印章学、钱币学、年代学、地理学等等，则非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不为功。
二、动态历史学的核心概念同物理学一样，就是运动，历史的运动。历史不是静止的，是在不断运动的；如果借用牛顿物理学的概念，将物体比拟为质点，那么历史的主体载体，人或历史人，也可以化约为质点；物理的质点在力场中运动，历史人（区别于自然人、生物人、社会人）作为质点在史场中运动。其运动的特点同在自然界按照自然规律进行重复运动一样，按照一定的行为模式、准则、规范而运动；所以，人、事、时、地，虽然不同了，但却遵行同一个模式、准则、规范而运动，与自然界的运动无异，只是史场中的质点，由于精神的因素，而有更大的个性和不确定性。
三、既是运动，必须有力的存在，否则运动成为不可能。自然界中有四种力: 重力、电磁力、强力、弱力。史场中的力，人作为自然物，除了受这四个力的支配外，（16）还作为生物的生力（支配生物的力，life force）的支配（17）；此外作为历史人，必须受心力的支配。（18）简言之，人，作为历史人，在史场中必须服从重力、电磁力、强力、弱力、心力、、物力、生力、灭力这八种力的支配。（19）但在这八种力中，就历史人而言，实际上只有物力、心力、生力、灭力这四种力对其产生支配作用，研究其互动关系的学问就是动态历史学 historiology。 本文提出的钓运学就是从这个流派衍生的一个分支；换言之，探索钓运的方法学，也适用于一般历史问题的研究探索。
一些拟历史学家（pseudo-historian）和一些非历史学家，以命定式的口气说：「历史学与科学之间有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它们之间，有着性质上根本的差异」。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乃不殚其烦地提出一些人云亦云的理由，如历史事件的单一性、独特性 particularism，uniqueness 、偶然性等，为其论点辩护。毋庸置疑，这的确是历史学独有的特点；但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随着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特别是物理学（20）中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混沌论（21）、不确定原理、测不准原理等的纷纷出现（22），这条所谓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似乎不是那么令人望而生畏、望而止步了。
本文对知识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即凡研究人、自然、生物、动物的本身或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学问或知识，其终极的末端必然辐辏于一点。这种诸学科末端重合的特点，显示它们之间，并无根本性质的差异，虽然各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个同就是万流归宗的终极辐辏点。（23）
这原是年轻时的一个愿望、梦想，就是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于一炉而为历史学服务的大胆设想，看来愈来愈有可能成为现实了。
历史学的辅助学科
让我们进一步来分析一下干扰历史研究的一些主观因素，以及如何尽量将其消除至最小限度，从而让史家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真实、真理。
历史学是一门求真（真相facts、真理truth、essence，being）的学问，就是要探求一件历史事件是什么、何时何地发生、何人所为，以及如何和为什么发生（就是英文的六个 W ：what、who、where、when、how、why）。但是，这是一件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的工作，因为历史的真相、真实，常为下列因素而隐而不彰：
1、 史学家个人的史心、史德、史才、史识；
2、 当道者或统治阶级的立场、政策和意识形态；
3、 当时流行的思想和当令的学术流派；
4、 国家、民族的关怀，所谓的价值、信仰、文化符号；
5、 史料的不足和史料的伪纂失实；
6、 相关分析认知的手段不足或缺乏，等。
这是六项导致历史失真或隐而不彰的主要因素。这些一般常见的误区，也是研究钓鱼台运动历史时断难避免的误区和迷障。
如上所述，随着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和研究手段的进步，特别是相关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正在使得历史学愈来愈趋近历史的真相、真实。
行为科学与钓运学
这里将特别着重地叙述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与钓运学的关系。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特别有助于史学家解释和说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及其动力。本文对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作出区别，因为本文认为前者侧重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制度和功能作普遍性的研究，如政治学、法律、货币金融等，而行 为科学则侧重对人类的精神和心智活动作专精的研究，例如心理学特别是心理分析在这方面有独到的研究。所以，行为科学同钓运学的关系特别密切。
具体地说，行为科学的范围，乃在厘定人类行为的范畴 (category of praxiology)。理解此行为范畴的能力植基于人的内心，是先验的 (priori) , 由此而产生演绎和推理的验证性（testability）,与逻辑和数学上的验证性相类，当然不是相等。行为科学的特殊程序是理解与经验相结合，人类行为的本质是一常数，只能被暂时隐没，不能被淹灭。演绎行为的理则，便是理解这些行为的本质，此乃人内在的知识，即王阳明所谓的良知良能。识别这类理则的唯一途径是对人的所有行为的因果关 系进行逻辑分析，然后建立行为理则。
1920年以后，社会科学在概念方面，从自然科学借鉴了就题设定方法的做法，用以说明或解释目前还只有部分得到证明的行为模式。
显然，历史学的科学化从这些相关学科的进步中深受助益。
量态历史学与钓运学
上文提出的量态历史学就是借助于量子力学中的一些概念来为历史学家解惑。例如历史学家，一直为偶然、或然 chance, probability、必然、决定论、预测等老大难的问题争论不休，难得定论。但是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宇宙历史必然是粗质备选性，是或然的，不是必然的，因为太多的未知因素。再者，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则indeterminacy远远超出海森堡的不确定uncertainty原则, 测不准原则可以因混沌现象phenomenon of chaos而扩大适用,这表示一个历程的结果很容易受初始状态initial condition 的影响，例如常见的气象学领域的「蝴蝶效应」就是最好的例证。(24) 在研究历史现象时，由于太多太多的因素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或然机遇的因素一直存在而且有增无已。
还有丹麦物理学大家波尔的互补原理complementary principle，光的波粒两重性，(25)就是既具有粒子性又有波动性的双重性质。自然界出现了同一事物的双重性质，那么人事为什么就一定不是必然就是偶然呢，不是黑就是白呢？为什么必然和偶然不能并存呢？难道历史现象中不可以同时并存偶然和必然的双重性质吗？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 （reasonable不能理解为合理的），偶然和必然都是存在的人事现象、历史现象，那就都是有存在的理由的，不是either 或or 的问题；既然存在了，你就不能随意地否定它的存在，除非你用个人的喜怒哀乐或意识形态或宗教教条的理由予以抹煞,而是应该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这样。历史现象 中充满了这种矛盾并存的双重性。
钓运这个历史现象就是个范例，显示一个在历史方法论中争论不休的问题，用波尔互补原理的概念就轻易地解决了。
动态历史学与钓运学
人文历史研究同科学研究自然现象的最大不同点就是后者可以使用精密仪器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检测，直到成功或失败为 止。但是历史现象都是一次性的，无法复制重演。鉴于这种独特的特征--这也是自由主义者的看家本领，动态历史学家不妨效法理论物理学家，应用思想实验室， （thought laboratory）和思想仪器(thought instruments or apparatus)，就像爱因斯坦一样坐在研究室里，思考探索宇宙的奥秘，结果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为了形象起见，我们不妨将动态历史学家的思想仪器称之为智镜（thought 或intellectual instruments，取自苏格拉底的智眼，intellectual eye），这个智镜具有魔术般的无限法力:
时间上可以纵观上下古今，空间上可以四面八方，无远弗届；可以放大，可以微缩；可以透视，可以分析。借用朱熹在《中庸》注中的话说，「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总之，智镜可以随心所欲，任君使用于观察所选定的史场中的历史事件或特定的历史人；质言之，史学家，也可 仿效爱因斯坦，坐在研究室或书房里，运用智镜审视观察古往今来的人事变化，世变沧桑；当然脱离不了文献史料或文物，否则流于凭空玄想。
现在就拿智镜来观察审视1971年「4·10」的华盛顿大示威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群众运动吧。我们可以将来自美国各地 (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 及加拿大也就是北美洲各主要大学的留学生、学人及部分华侨等共2500 多人（一说是4000人），浓缩为史场上微小的质点。这批群众被化约为史场中的质点或历史人，每个人的个性特征完全消失了，不见张三李四，只是一群历史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群体，一个集体，像阅兵方阵中的集体一样，整齐划一的动作；只见集体性，不见个体性。现在我们再让当时的学生刊物呈现这种集体性的中国特征和时代特征：
当外侮的事件发生，每一个角落的中国人都会挺身站出来，因为他们不再是一个一个的中国人，他们就是「中国」。他们的神情是凝重的，眼神是愤怒的，意志是坚决的，行动是一致的。请看下面一段忆述：（26）
解散时大家已在外面冻了三个小时。有人说：「我的脚已冻成了一块硬板，分不出脚趾头了。」另一个说：「我的脸才惨，僵了半天啦！」但不论多冷，冻得多僵，对参加游行的人来说，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因为「中国人」不再是一个名词，今天大家已触着「中国」的心脏，已和「中国」合为一体。「中国」在我们的身体里。 长江大河在我们的血裹，滚滚地流着。（27）
这就是量态历史学研究的课题；也就是说，这2500人，如果作为一个社会人，一个个的个人，你无法预测其行为动向，但作为一个史场中的历史人的集合体，却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他们的言行举止如此的一致。
于此足证，以量态历史学的概念来研究钓运史，是有很强的诠释力的。
心理历史学·钓运学
另一门学科对钓运研究更有密切关系的是心理历史学。所谓心理历史学，即假定而且事实上也是，人是心的动物；从心理学特别是从行为科学的观点来看，历史是许多个体的行为和群体的行为的总和或综合结果，而行为是心理的实现，所以历史的本质是一部「心」的活动史。当然心理受制于物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这是唯物史观的铁则。心力，是精神的力量，但精神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爱因斯坦的质能互变的概念对动态历史学提供了坚实的学理依据。国共三年内战中的三大决战，也有力地证明, 共产党主要靠的是人，是精神，不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这样的史例，在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时代，屡见不鲜。心理、精神与历史演变的密切关系，于此可见。毛泽东早在年轻的时候就本能地体悟到心力的伟大作用，可见其思想和不世出的功业，是其来有自的。
所以集体的精神活动，往往在历史上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德国的哲学家Von Herder, J. G., (1744～1803)说，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有民族精神的存在，并强调历史中的具体心理特征。Dilthey, Wilhelm, (1833～1911) 在所着的 《青年时代的黑格尔》中认为，人类的历史可以用一系列心理上的世界观表现出来。法国的历史学家Lucien Febvre, (1878～1956)在其所着的Francois Rabelais, 1494～1553(法国讽刺作家）中传达一个时代的希求、感觉和思考。Dilthey和 Febvre，一个是德国哲学家，一个是法国历史学家，均致力于探求心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二人所处理的思想史上的课题，不一定要扯上心理 学] 当然，我们决不能将精神的作用绝对化，那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误区了。
钓运群众反映的一种黑格尔所谓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即近代中国人的具有浓厚中国人文主义国情的时代共性或时代精神，就是爱国主义；一位已故的数理逻辑学家王浩说，钓运中钓运群众把爱国主义当做宗教来信奉崇拜。这是心力，心力转化为物力，推动历史前进。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一向淡泊，而人文情怀则至深且厚，所以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当做宗教一样膜拜的心态和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8）
下面让我们再引述一个老保钓赖尚龙的个人感受（口述史）：
保钓运动真正的意义在于，我们这些台湾香港的学生通过这次运动深入了解了中国大陆，我们也通过这次运动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几千年文明所具备的巨大感召力。我们这个运动是非常可爱的，它上承五四运动，集中体现了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精神，象征着我们的人民就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激荡起的爱国主义情怀。虽然我们有 着不同的教育背景、成长经历，但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刻，还是会被共同的民族精神凝聚在一起。真是，中华凝聚英雄气, 重新装点旧河山。（29）
所谓感召力，就是心力，从而成为凝聚力。因此,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是这场运动得以发生、发展并最终走向高潮的基本动因。
参加“4·10”大游行的一位海外作家姚立民当时有感而发，以诗书怀道:
“华府春光独占先,樱花赛雪艳阳天。只因国土强权下, 遂使书生阔步前。热血翻腾东海浪, 豪情挥舞祖生鞭。八方风雨中州会, 正义伸张在我肩。(30)
心理历史学应用于钓鱼台事件的研究，可以在两个方面证明其显明彰着的说明力和解释力。
一是压抑的潜藏和爆发：心理历史学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性的冲动 (drives)，但因受到社会现实的阻力而无法在意识领域得到满足，于是被压抑的冲动退回到下意识或潜意识领域隐藏起来。这种潜意识，有的逐渐消失了，有的却顽强地存在。人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迂回曲折地寻找适合的时机和适当的替代物，以求得到满足，这是人—— 作为一个个人或一个群体——的一种本能的自卫反应(defense)。
美国的大史学家威廉·兰格Langer, William L.（1896～1977）于1957年12月，以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身份，在史学年会上以《下一个任务Next assignment》 为题，倡导用心理学的知识来研究历史，以增加历史学的深度和鲜活度。他所谓的心理学，不是传统的心理学，而是指心理分析学而言，也即后来发展的动态心理学（Dynamic psychology）和深度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
应用这一概念来研究分析钓运群众的内心世界，是一个长期在台湾受到各种压抑得不到宣泄的心理状态。一旦风云际会的中日钓鱼台主权争端发生时，则成为引爆春雷的导火线，心中积压已久的郁闷即像火山一样喷发而出。只有从这种心理历史学的角度，才能充分说明《战报》所谓的「宣战时代」，《群报》所谓的「群众时代」的深刻历史意义。
本文之所以使用「心理历史学」一词，因为它至少具有下列几个重要和根本性的意义：
1、它的题材是历史事件；
2、所研究的人的行为必须是角色性的（历史人）；
3、借鉴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知识，律则或假定，进行解释说明；
4、具有广泛和普遍性的意义；
5、如有必要，可将历史人化约为质点，以便运用思想实验室观察其宏观的外在活动和微观的内在的心理活动。
上面论证了心理历史学应用于研究钓运史的有效性，现在进一步说明其成立的基本依据：
让我们对心作进一步的探讨：心，一般含有三种属性，都是与生俱来的人的精神禀赋；一是心智（mind、 intellect、thought），受制于理性；二是心灵（psychic）, 受制于感性； 三是心绪（passion），受制于情欲。人之内在的主观需求和外在的刺激，在某一特定时空通过这三种禀赋构成反应网时，视何者为主导则以何者的形式作出反应。如果心智主导，则是理性的；如果是心灵主导，则是超验的；如果是心绪的，则是情绪性的。所以，这三种精神禀赋构成的心力，视当时的具体情况，都有支配人的行为的可能。
这三种禀赋，均依附于物质例如细胞而存在，其运动是这些细胞的互动作用的呈现而已。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兹举一例，以资说明：当我们在海滨观赏海景时，常见波峰、波谷次第推进，因而我们看到波浪起伏的形态，实则只是作为物质的水分子的运动而已；当风源停止，波浪也自然消失。精神之产生，源于细胞之运动和互动，一旦机体死亡，细胞消失，精神现象也随之消失。近代生理学和心理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卓有成效。假以时日，定可揭示其间的互动关系。果如此，历史现象中令人困扰的精神因素，将再无神秘可言。物理学的基本粒子中夸克精灵的存在，「上帝粒子」（即希格斯玻色子（可简称希格斯子）的存在，也无限拉近了物质与精神的界限。
其次是人格与行为。动态历史学中以历史人为单位，心理历史学中则以角色(role)为核心概念。角色为具有人格之单一机体或机体群所担任，而人格则由其行为而表现。
根据角色的概念来界定历史人，最有说明力。所谓角色，就是机体行为之特定方式 (pattern)。例如，一名政治家和一名小工，都在承担特定的责任和扮演某种角色，如同演员扮演戏中所要求的角色一样。因此，历史中之个人，只有角色的性质和重要性之不同，没有人格上高下尊卑之分。因此，在历史中，只见角色，不见个人。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所谓忠奸，是史家作出的褒贬的价值判断，在动态历史学和心理历史学中他们只是历史人，扮演了历史人的角色；一个显而易明的现实例子，就是阅兵方阵，我们只看到列兵的角色，不见每名列兵的个人特征。
角色，一般具有两种功能，即分配的和整合的。一旦机体存在，就命定地被分配要担任某种角色，就是要逃避都逃避不了；例如为人父母，为人子女等，这是在家庭中的角色。在社会上，古代由于社会分工是固定的，是世袭的，如世代务农，世代为工，根本不容个人有选择的可能。但随着社会的开放，社会流动性的扩大加快，选择的可能性增加；在近现代社会，更是多半可以由个人意志作出选择。当然，也有例外，有时被「逼上梁山」，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钓运时期，国民党的打压手段制造出来的白色恐怖气氛，将不少原本没有要同国民党作对的人，被「逼上梁山」，从而否定了自己的对「中华民国」的认同，而向更大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角色认同，或历史中抽象的中国的一分子的角色认同，走上了反蒋反政府的道路上去了。
再就是与角色密切相关的人格，何谓人格？人格是指人的气质、性格、质量、能力等精神特征的总和，复以众多个人的人格为基础，集合而成群体人格。此群体人格，则为群体行为之定向和动机系统，而以「少数个人」为其领导，例如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为其指引。在某一时空中，无数个人人格凝成群体人格，则成为时代共性，或时代精神zeitgeist。这时，群体人格已隐而不彰，少数个人则被突出为代表，即当时之政治家、 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等。心理历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这些少数个人的人格，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体之共性，以及一时代、一集体之共性又何以能寄现于少数个人之中。
那么，我们接着要问：钓运群众的群体人格有何特征？其所呈现的时代共性和时代精神具有什么特征？钓运领军人物的人格有何特征？这些问题岂不是钓运学中很好的研究课题吗？
这里就进一步涉及到社会心理历史学的概念了，就是当社会和历史的变动引起心理的变动，而当心理大规模变动时，就会促使社会和政治转变。钓运引发的海外华人的心理上的巨大变化，触发了两岸关系的改变，也属于这个研究范畴。（31）
最后要强调的是，自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出现后，理性人的观念研究有所改变，非理性人的行为则日益受到更多的重视。此后更注意人的人格发展，以及人如何从自然人发展为社会人，再从社会人发展为历史人。当然钓运学主要是研究历史人，以研究社会人作为补充辅助手段。
除了心理历史学之外, 动态历史学还借助社会历史学、经济历史学和政治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与本文有关的，特别是社会历史学的一些概念对钓运的研究很有启发。历史学的终极目的是要利用考据方法找出历史真相（facts）、真实（essence），社会学则利用已经得到确证的历史真相，建立模式，建构普遍法则、范式，从而寻求解释的普遍效果及其过程和因果律。这种研究，在大历史的研究中，特别是以世纪为时间单位的历史变动时，特别具有说明力或解释力；也即在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才能更清晰地观察社会事物变迁的轨迹，从而建构模式或理论。例如司马迁的变迁理论说，天运三十年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32）；斯宾格勒的「文化衰微论」， 汤恩培的「文化成长论」，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都属此类。将这些模式或理论或概念，运用于历史现象的研究，就是社会历史学。
六、眷村对中国统一运动的作用
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证明社会历史学之用于研究钓运的说明力：就是钓运的老保钓中有不少人来自台湾的眷村。为什么会这样？社会历史学可以有助于揭开这个现象的谜底。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时，天下大乱，中原华族四散流亡，避祸江南的就在各地安家落户成立侨郡，例如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两个大动乱时代的江南一带，出现了很多侨郡、侨乡；今天闽台的所谓「河洛人」，也是这种历史变动下造成大移民的产物。与此相类的是，1949年以后，数以百万计的军民逃亡台湾，也在台湾各地前后建立了多达880多处侨乡，台湾称之为「眷村」。（33）
眷村在台湾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区景观，具有自己独特的眷村文化，眷村的人形成了独特的人格，其特点如下：
一种文化中华的气魄，延伸中华民族的情怀；
一种从大陆各省带来的本省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形成一种有异于台湾本土的「很中国」或「中原」的生活方式。这种大「中国的情怀」和「中国生活方式」，牢牢占据在台湾很多大陆人的内心深处，成为一部充满个中幽微的心灵史诗，也不断在影响台湾和两岸关系的历史进程，成为两岸的粘合剂、凝聚力。（34）
一种保守的、教忠教孝的、忠党爱国的政治文化；眷村人对中华民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这和每一个眷村家庭的战争和流离的经历有关，因而孳生了坚决反对台独，与中华民国休戚与共的想法。
所以出身眷村的子弟，例如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国安会秘书长苏起、台北市长郝龙斌、台中市长胡志强等，都是拥护中华民国的国民党的忠贞党员，毋宁是很自然的；但在钓运期间，也有不少眷村的子弟异化，走向反面，例如赖尚龙、叶先扬、林国炯、董叙霖、董庆圆、徐守腾等一大批眷村子弟，却走上了背叛党国的道路，却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必须交叉运用社会历史学和心理历史学来破解这个谜底。
历史的吊诡：眷村拉近了两岸关系
来自眷村的老保钓走上了背叛国民党的道路，认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仍然忠党爱国的眷村子弟，也以另一种方式，文娱活动，架起了两岸关系的一道无形的桥梁,成为两岸的无形纽带，化解了两岸的敌意，拉近了两岸的距离。
早期来自眷村的邓丽君、蔡琴、林青霞以他们与大陆风格不一样的歌声和演技，在改革开放时代引领神州大地的潮流，拥有为数可观的邓丽君粉丝、林青霞粉丝、蔡琴粉丝。近期来自眷村的台湾演艺界的佼佼者赖声川和王伟忠，他们执导的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眷村传奇》，将眷村文化刻画得入木三分，受到中国大陆和全球华人社会的热捧。他们制作的以台湾特有的「眷村文化」为背景的大戏《宝岛一村》，已经在台湾公演了三轮，每场演出都是爆满，堪称近年来台湾剧场界最大的文化奇迹，并且即将在中国大陆几个城市盛大公演。这种属于心理历史学和社会历史学领域的软性的文化力，无形中有力地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大和解的历史进程。（35）
当然，就时间而言，这些现象已经超出钓运研究的范围，但对其后钓运衍生的中国统一运动，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所以难道这不是值得广义的钓运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
根据上述的一系列论证，认为「钓运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和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门类，是可以成立的。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的成立，则为这种「上下求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体制上和文献史料上的坚实基础。深盼本文能够引起年轻的一代对保钓运动的兴趣，从而激发投身于钓运研究的热情。
【注释】：
1、《战报》，傅运筹主稿，1971年2月15日。页3、26.
2、陈映真，《突破两岸分断的构造,开创统一的新时代》, 《春雷之后》前言，载于《春雷之后》，第一册，人间出版社，2006年。
3、《群报》 ，龚忠武主稿，1971年8月1日。
4、龚忠武，《钓运春雷传达的时代信息—两岸大和解》，载于谢小芩、刘容生、王智明主编，《启蒙·狂飙·反思》，页 116，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另见《五个老保钓的两岸破冰之旅—启动了两岸的大和解进程》，载于《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上册，页71， 海峡学术出版社，2010年；见龚忠武，《温故开新—海外华人走自己爱国的道路--美国纽约美东钓运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稿, 2010年12月18日。见北京网，2010年12月26日。另见
《温故开新—海外华人走自己的爱国道路》，《侨报》，文艺版，2011年2月19日。
5、同上。
6、中国称琉球海沟，亦称琉球海槽 （Liuqiu Trough）,古称黑水沟，日本则称南西诸岛海沟(Nansei-Shoto Trench)，是一条沿琉球群岛东缘向北延伸的深海沟，历史上是清帝国与其藩属国琉球王国的分界线。位于台湾岛和琉球群岛之间的中国东部海域中。以琉球群岛南约90公里(60哩)处最深， 达7,507公尺(24,629呎)，长2,250公里(1,398哩)，平均宽度60公里(37哩)。沟底面积约135,000平方公里(52,000平方哩)，相当于四个台湾岛的面积。
7、《战报》，第二期，特大号，1971年6月1日。
8、龚忠武，《向伟大的钓运致敬》，载于《群报》，1971年8月1日。
9、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汪荣祖，《史传通说》 ，联经出版社，1997。
10、龚忠武，《试论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得失成败》，中国经济史论坛，2008年9月。
11、同上。
12、杨秀峰曾提出历史动力的概念，表明他已想到作用于历史的力的概念，参见杨秀峰，《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1935年5月北平师师范大学校刊； 刘大年，《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重印记，《近代史研究》，杨秀峰，1984年03期。，但与的历史力学中的力，不是一个概念。
13、为了避免因使用量子而联想到量子力学，所以本文使用了量态历史学，当然必须承认是受量子力学的启发。
14、龚忠武，《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试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中衰之衰变裂变》，载于中国经济史论坛，2007年4月16日、6月11日、10月2日；《寻根问祖—试论河洛文化之涡旋运动》，同上，2007年2月13日、2月14日。
15、Historiology 这个字最早出现于1616年，然后沿用至今。它的原意是历史知识，历史的纯粹研究，对历史的理解，the scholarly study of history focused on the shaping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or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一般理解为历史科学，探索历史的本质、模式和规律the discipline which systematically reflects on the nature (and sometimes the laws or regular patterns) of history。这正是我要的意思，所以我偏爱这个接近对应的英文译名。这里使人连带想到，最令历史学家困扰的就是，历史学没有像数学、音乐、物理学、几何学等一样，有专为自己的学科而设定的精确的特定表达形式，即历史学语言。由于采用的是自然语言，所以一些与自己专题不相干的语意、主观成见等必然掺入其 中，而影响到对历史事实的表述和理解。
16、诚如译述大家何老（兆武）所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其历史当然也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作用于自然物的力，也作用与人。（《历史与历史学》，页11。
17、《周易·条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地之间最伟大的道德是爱护生命”。易经又说，生生之谓易，指生生不息，循环往复，革故鼎新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本源。阳生阴，阴生阳，这就是易；要符合自然，要随顺自然，这就是易。在天成象，古人观物察象，演为易经的阴阳八卦学。阴阳只有两个，一阴一阳之谓道，生命之道其实就是一阴一阳之道，离开了一阴一阳之道就很难对生命现象予以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中国古人之伟大在于拿天地社会作为实验室，而非现在自然科学的所谓实验室。中国人走上了人理学，而非物理学，所以中国有科学哲学，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这是东西文明的起点，就分道扬镳，各自走了自己的路。
18、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心力」概念的应该是谭嗣同（参见其所著《仁学》），其次应该是毛泽东。毛早在1917年（24岁）在湖南一师求学时读了杨昌济的《伦理学原理》后得到启发，就以非凡的领悟力，写了一篇400来字的读后感，叫《心之力》，得到杨昌济的高度赞扬，打了满分。可惜原文已经遗失。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不可不察。」
其思想源于宋明理学，上溯于儒家、佛家、道家。儒家之本体论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形而上者曰真心实性，心性者先天地之所生；形而下者曰血肉之躯，血肉者物质之所成。人活于世间，血肉乃器具，心性为主使。血肉现生灭之相，心性存不变之质，一切有灵生命皆与此理不悖。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文学、艺术、器物乃至个人所作所为均为愿、欲、情等驱使 所生。故个人有何心性即外化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化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化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化为其业力果报。故心为形成器世间之原力，佛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 法灭。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释迦明之故说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说无为，清静而不私。均在阐明心之伟力也。
立足于唯心论，阐明心之伟力，可以说是毛后来接受唯物论，提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理论来源。
19、这八种力，将宇宙中的人（自然人、社会人、历史人）与自然统一起来，也是中国天人合一的科学表述。
20、让我们看看德国量子力学权威普朗克对物理学与人类知识之间的关系的权威论述：
在物理学，同在其他的科学领域一样，单靠常识是断断不行的；理性必须也得占有一席之地。此外，没有逻辑上的矛盾，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切都是合理的；现在理性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所谓的物体视而不见，不再管它，但该物体还是会继续存在的。
理性还告诉我们，个人和整个人类，以及我们通过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浩瀚无际的自然界的一颗渺小的沙粒，人的大脑对自然界的法则丝毫不发生影响。相反，自然界的法则，早在地球上出现生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在最后一个物理学家消失之后，还将存在很久很久的时间。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不是什么逻辑的论证，才迫使我们假定在感官世界的背后存在着另一个真实的世界; 它是独立于人之外而存在的世界，我们只能间接地通过感官世界的中介来感知，通过若干符号才能让我们的感官得以了解。这就好像我们被迫去通过眼镜去思考某一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一样，而对眼镜的光的属性我们却是一无所知。（参看，普朗克Max Planck， 《从近代物理学看宇宙》（The Universe in the light of modern physics）Trans. by W.H. Johnston, W.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5th Ave., New York, 1931 The Van Bees Press）
简言之，人类的活动，愈来愈同自然界、同征服自然界的科技的发展密切结合，亦步亦趋，所以对一个历史学者，应当了解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数学、天文学或天体物理学等前沿科学之最新研究成果。
21、参见James Gleick, Chaos—Making a New Science, Vikings Penguin Inc., 1987.
22、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消除了关于绝对空间和时间的幻想，普朗克的量子力学则消除了关于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式的梦幻，而洛伦兹的混沌论chaos则消除了拉普拉斯关于决定论式可预测的幻想。被科学家誉为二十世纪的三大理论突破，大大开拓了人类观察认识物质世界的视野，当然也连带地开拓了人类对观察认识历史和社会活动的视野，毕竟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23、参见注释（19）。
24、1963年美国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Lorenz发现，简单的热对流的现象居然能引起令人无法想象的气象变化，产生所谓的「蝴蝶效应」；亦即某地的大雪，经追根究底竟然发现是受到几个月前远在异地的蝴蝶拍打翅膀产生的气流所造成的。这就难免让人联想到1970年中国东海上的几座荒瘠无人的小岛，竟然因中日对其主权之争，而在万里以外的美国掀 起了波澜壮阔的护土爱国的钓鱼台运动。其与蝴蝶效应何其相似！
25、参见甘永超，<波粒二象性研究的历史学与方法论思考—洛伦兹-康普顿佯谬及其双胜判决性实验>,《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3期，2002年5月。
26、大川，芝城的示威（一九七一年二月）。
27、同上
28、此外还有忧患意识以及士人的传统等价值和信念，构成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决定中国人的行为。参见（注释4）。
29、赖尚龙口述史，《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上册，页372；参见（注释4）。
30、姚立民，参加4·10大游行有感，《春雷之后》，上册，页21。
31、中国历史上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个论断。参见Fred Weinstein and Gerald M. Platt: “History and theory: the question of psychoanalysis,”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II, no. 4, Spring 1972, p. 431。
32、《史记·天官书》，卷27。
33、参见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河》等记述当时的大移民的历史场景。
34、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已故的颜元叔教授和华人社会家喻户晓的文坛怪杰李敖。
35、参见，童清峰，〈发现台湾眷村传奇文化中华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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