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接受英国《卫报》记者采访：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谈几点想法
陈菲：
赵老师，您好!请求采访!
我是英国每日《卫报》的记者陈菲，十八大四中全会召开在即，想请您就此次会议谈些看法，不知您是否有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赵剑斌：
您好!陈菲。您作为英国《卫报》记者来采访我这个工人阶级作家，我愿意谈谈。
因为最近忙于一些琐事，身体又不太好，对于您请求采访一事，我一时不知谈什么好。您没有提出具体问题，没有采访大纲，我只好就自己经常想到的事情结合十八大四中全会的议题，谈谈自己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当然发表出去，也无妨不可。
我主要谈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如何认识当前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差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国以后的两个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论断，
对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和建设成就予以肯定认同。习总书记还以从严治党、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表态，进一步加大反腐纠风力度，促使中央和地方查办了一批腐败堕落官员。他提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因此，以他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国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党员纠四风，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习近平还提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整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习近平针对国企问题说：“深化国企改革是个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消弱，而且还要加强。”他强调说，“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确实要担当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
习近平还要求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
习近平谈到中国的国体时，指出：“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从十八大以来，出台的一些会议精神和政策措施确实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也被一些网民称之为政治上向“左”转。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也出台一些经济上的重大决策，使一些群众和网民感到费解。
(一)、2013年7月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8月22日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实这些决策的出台都涉及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理应由党中央经过充分酝酿，发动全国人民讨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由党中央最高决策机构提出决策性意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定，然后交由国务院贯彻实施。但是本届政府领导上任后就亲临上海指示上海市政府提出“申报”，在既不请示又不提及全国人大审议情况下，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说，自由贸易区成立的目的不能说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世界最具代表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免税、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汇兑、私有化，缺少宏观经济的政府调控等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化，是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有学者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将成为我国参加美国控制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起点和跳板。这一决策将使全国人大制订的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资企业关于设立及变更审批等有关法律规定的实施，乃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现范围，随着试验区的推广而不断缩小，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施，从而达到中国银行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拓展新的渠道。这就进一步丧失了对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严重颠覆和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根本大法和安邦治国的总章程，更难说是符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大政方针。
(二)、土地流转是新一届政府坚持实施的农村政策，也是经济上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
土地流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将使亿万农民不能自主经营所承包的土地，丧失承包权以后，承包人通过土地流转承包别人的承包地，获取更多利润，形成新的大地主——农场主。然后农场主驱使无地农民为其打工，在出租的土地上干活，这比封建社会的地主出租土地所形成的剥削还重，在广大农村普遍造成两极分化，这已不是引导广大农民走集体化合作化道路，而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大庄园主经济。集体土地资源变相交由少数人经营，数亿农民转化为真正的农村工人，会被农业资本家所压迫剥削而难以翻身。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共同富裕，而是的的确确在农村推进私有化政策，是大面积滋生腐败、发展私有制的具体体现。
(三)、十八大三中全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是值得注意的国企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已成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思路。知名地方国企珠海格力、上海光明等陆续公布了引入社会民营资本参股的方案。四川省改革也将国企所有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广东省制定的目标是2020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80%。
早在实施混合所有制之前，我国的所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提供的测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全国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的比重，分别为73%与27% ;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78%与22%;到2006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与52%;全国就业人员中，其比重分别为32%与68%;全国GDP中其比重分别为37%与63%。
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早已不是什么主体，也不起什么主导作用了。如果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就应该力挽狂澜扭转这一局面，真正领导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康庄大道。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维护经济基础，跟经济基础保持统一一致，只是在特殊条件下，上层建筑才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队、警察、公检法是为维护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群众压迫和剥削服务的，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也是为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但是也有特殊时期，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上层建筑发生改变，然后才有条件进行没收官僚资本主义、赎买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现在政治上打“左”灯，经济上向右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似乎有一种南辕北辙的差异，我相信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消失，现在的差异只能说是暂时的过渡，上层建筑还会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二、如何认识当前的反腐败形势
反腐败是任何一个执政的政党都必然要进行的权力整合。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加大反腐纠风力度，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调从严治党、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治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表明党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从查处周永康、徐才厚以及一些省市地方一大批贪官来看，中央政府出重拳、下大力气反腐败、纠正党风进行廉政建设的力度不算小，已经抓出成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拍手称快热烈拥护。
虽然说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在私有化全面推进的过程中，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在短期内更是难以根除，但为了巩固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长治久安统治，为了建立一种有政府秩序的治理，任何一个阶级的执政党都要开展反腐败斗争。
中国古代明朝皇帝朱元璋曾经杀过贪官女婿、清朝的贪官宰相和绅也遭到全家被抄斩的惩处;新加坡搞过反腐败，香港原港督也搞过廉政风暴，都取得过明显效果。
调节阶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是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为了维持长久统治的治理之策。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美国国内，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劳资矛盾日益尖锐严重，为了整饬经济秩序、降低失业率、提高社会购买力，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新政，决定由国家出面设立公益岗位安置失业工人，为了调节劳资矛盾而允许并促使工人组建工会，进行劳资谈判，将凯恩斯经济理论运用到社会经济政策中，使美国当时的经济危机得以缓解，资本主义统治得到新的延缓条件。
受剥削阶级私有制所制约和决定，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社会中的腐败是不可能根除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产生社会腐败的土壤，除非完全铲除这一制度。从公有制复辟到私有制的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完全充满了血腥和罪恶，执政的统治者很难完全惩治清算这种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
国企改制也包括现在的混合所有制运作过程，这时是腐败分子以权谋私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是给腐败分子焚毁账目、销声匿迹、掩盖腐败罪行提供最方便的时机，腐败分子都会趁着国企改制之机将过去的亏损账目、非法支出来个大抹头，从而逃避法律制裁。
既然党中央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而不是如有些网民说的派性反腐，于是我想说遗憾的是，国企改制十几年来，更大规模的社会基层企业数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并没有得到追究，大批的贪官并没有得到惩处。
鉴于这种情况，我建议由党政领导、社保、工会、财政、审计、纪检部门派出人员组成联合办公机构查处此类问题。
三、维权与维稳问题：
改开三十多年来，全国各地掀起全面私有化浪潮，严重侵犯了亿万工人阶级、农民、城镇居民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断发生人民群众的维权斗争。政府当局为了深入推进改开，落实改革政策，国家相关部门动用大批警力、信访干部进行维稳，以至于一年的维稳费用高达7000亿元，超过国防开支。
维权是老百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需要，维稳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国家中的军队、警察、公检法等专政机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现在私有化已经全面铺开，官商已经达成一致，专政机关是为资本服务的，维稳也是为资本服务的。
但是要达到社会一定时期的相对和谐稳定，缓和劳资矛盾，应该允许人民群众有相对维权能力，从而减少一些官商勾结实施暴力野蛮截访，减少一些用“黑监狱”“被神经病”来残害上访群众，给人民群众更多民主文明，更少一些镇压人民群众维权，也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
今年上半年国家连续出台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称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下称办法)。其中《意见》提到要“坚决纠正重程序轻解决、重稳控轻化解的倾向，引导政法干警在日常执法办案中自觉预防、主动化解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其中《办法》第五条规定：政府要对“来访人反映的信访事项逐一登记，在规定期限内决定是否受理，并告知来访人。有权处理机关必须向来访人出具是否受理告知书。”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信访制度改革更加不利于人民群众通过信访渠道维护切身权益，解决涉法涉诉问题，反而是以繁琐复杂的信访程序来阻止、消解投诉人上访。其中《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给“告知书”基本不兑现，不给上访人出具。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也是一个多年的上访人。
我退休前所在单国企因为领导决策、管理腐败，致使单位亏损两个多亿，拖欠职工工资福利无法偿还。我是1000多名职工民主选举的职工代表，从1998年开始，十年来一直不间断地去省、市信访部门并赴京上访，利用我的作家身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开展各种公关活动：如邀请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等全国专家学者二三十人及《人民日报》总编室记者、《黑龙江经济报》记者到黑龙江省委党校召开专题研讨会，发内参、发消息报道，我自己也在中国主流杂志《中国改革》上发表专题文章，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新潮旋风》，反映企业存在的问题，在数百职工多次集体上访时自己垫付费用协助地方政府维稳，防止职工过激行为和不当时机上访。2008年由市长主持专题会议研究方案，下拨8000万元支付职工欠款和企业清算成本。但是我个人十几年来的公关、上访、协助维稳所垫付的费用一直没有核销。
我已经投诉多年，今年1月，由省市政府信访部门转办给区政府信访，以交办函的形式要求区工信局处理答复，但至今没有出具答复意见。为此，我今年多次去省市、北京上访，要求上级政府督办、催办，均没有告知书，一直拖延不办。政府不作为，作为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办法去追究政府的责任。
2011年，黑龙江省肇州县八十岁的复转军人、离休干部张树清在儿媳王秀梅的陪同下，要求落实离休干部政策，在地方政府多次遭到无礼拒绝后，被迫来到北京上访，却被“扰乱公共秩序罪”教养一年，至今讨不来任何说法，离休干部待遇也没有落实。
陕西省西安市退休女工桑文英因为帮助近七十岁的残盲老太太孙礼静维权，多人赴京上访解决退休金待遇，花光了自己十几万元的积蓄，致使丈夫跟她离婚，弄得她住无居所，借助朋友家。2013年，因为赴京上访被拘捕两次，她向区政府、信访办、省市法院投诉申请复议，讨要说法，上述部门均不受理又不答复。
从今年三四月开始，中央出台要求不能逐级上访的规定以后，凡是涉法的不被受理上访，凡是越级上访超期上访不被受理。全国各地赴京上访的人员处境就更加艰难而无助。上访人员因为司法腐败、企业改制、拆迁、征地、外资进入环境污染等原因而上访。他们愿意走信访渠道解决诉求问题，不愿意去法院打官司，因为打官司要花大笔费用，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解放前流行的口诀，“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也同样适合于当前的司法界情况。虽然信访也要费用、时间和精力，但毕竟相对要廉价一些。今年出台新规定以前，地方政府不作为，上访人可以赴京走访，国务院会根据上访人数量扣罚地方当局的分数。现在新规定已经取消不再扣罚，地方当局不作为，北京永定门信访办也不作为，对地方当局没有约束，老百姓的上访真是没有了活路。
前几年、杨佳、陈水总、冀中星就是因为找不到投诉解决可以诉求的政府部门而走上了绝路，触犯了法律也危害了社会。
现在政府部门要求逐级上访，老百姓不能到北京来更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那种危害社会的悲剧就不会杜绝，只能愈演愈烈，有增无减。
四、依法治国不是万能的
10月20日至23日党中央将要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出台相关《决定》。这是全国老百姓的热切期盼，也是我的期盼。
但是我并不认为法律能够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法律不是万能的。解决社会问题包括社会稳定问题不仅仅需要依法治国的法律，而且需要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文化、需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持，更需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为主导，需要建设一个饱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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