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上实施的是主要大力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战略,在收入分配上采取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在农业改革和发展上实行的是“第一个飞跃”。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开始实行这三个重要战略转变的时期。
第一个战略转变,是在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由更重视发展各种私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转向更重视壮大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比重开始止跌回升。
第二个战略转变,是在收入分配上,由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强调合理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第三个战略转变,是在农业改革和发展上,由实现农业的“第一个飞跃”转向逐步实现“第二个飞跃”。
实现这三个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是在继续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同时更要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
这些是由中国的现状、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决定的。
一、第一个战略转变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私有制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一大批公有制中小企业通过转机改制实行了私有化,应该说这是近30年来中国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公有制经济在产值和资产总量上也取得了较大增长,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由99%下降到30%左右,私有制经济(包括三资企业)则得到巨大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几乎为零上升到60%以上(这可能是海外一些像科斯、张五常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是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依据)。虽然从控制力上看,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把握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但是从数量比重上看,无论是产值还是资产总量,中国公有制经济都已经不占主体地位,并且存在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重大问题: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中国,在继续坚定不移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同时,还要不要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能不能让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继续下降下去?我认为,不能再下降了!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底线。如果继续下降,公有制经济掌握的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也会丧失,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
当然,本文强调要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并不是主张人为的“国进民退、公进私退”,不是要限制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总量上的增加,更不是要“均贫富”剥夺私人合法资产,而是强调在继续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同时,还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不仅在总量上要扩大,而且在比重上要提高、改变下滑的趋势。现在的问题是,多数学者都是在为发展私有制经济大声疾呼、献计献策,很少听到、看到有学者为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鼓而呼,这是不正常的,本文也是想要弥补一点这方面的不足。
二、第二个战略转变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上我们贯彻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方针,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偏差,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邓小平也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虽然不能说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导致两极分化因而改革失败了”的局面,但是贫富差距的确也够大了,造成了内需不足且难以扩大、严重挫伤劳动者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得劳资冲突不断、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无法维持社会稳定、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等多重危害,已经到了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着力解决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三、第三个战略转变及其原因
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发人深思的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理论,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农业最终还是要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
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开始逐步实现邓小平晚年提出的“第二个飞跃”的阶段。因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虽然克服了人民公社制的缺点,适合农业生产的现状和特点,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经营使用权的要求,使农民拥有了比较充分的自主权,形成了农地经营得越好农民家庭收入越多的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主动性,有利于农户增加农业投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求,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基本上保证了城乡农产品的供应,以较低成本满足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劳动力和土地的基本需求,有力地支持了工业化、城镇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给农民提供了最后一条保障线,避免了农村大量“三无农民”(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大面积的城市“贫民窟”出现,维持了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的基本稳定,但是中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也存在许多不足或缺陷:经营分散,规模狭小,应对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家庭生活风险的能力差,不易解决人地矛盾(人多地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小规模分散经营与规模经济的矛盾,难以实行农业的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农经济生产分散、小规模、效率低的缺陷。应该说,中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这些缺陷的存在,是现在“三农问题”特别突出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中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完美无缺,仅靠现行的农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经营制就能不断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也就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三农”问题。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都表明,长期依靠现行的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已经不行了,必须深化改革、逐步完善。中国现在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就是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农业的“第二个飞跃”。
人们现在似乎忘记了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论断,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农业的第二个飞跃应该是农地私有化、农业经营家庭农场化!这是不正确的。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农业的“第二个飞跃”,是要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决不是相反!
自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后,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以后,除了土地在法律上、名义上还是集体公有之外,许多农村的集体经济都名存实亡了。如果再将农地完全私有化,农村集体经济将彻底瓦解,结果将会与邓小平晚年提出的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还是要“发展集体经济”的看法完全相反。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全能神等邪教之所以能在农村蔓延,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削弱、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下降、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不无关系,如果再将农地完全私有化,大家都只“各顾各”,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农业应该怎样实行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如何实现邓小平所讲的“第二个飞跃”?从理论上来看,有人主张应该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实行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农场制;也有人认为应该实行土地流转,鼓励资本下乡,建立农业企业;还有人觉得应该以家庭承包为基础,实行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农业合作制。在实践上,中国现在出现了家庭农场、种田大户、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集体经营等多种规模经营方式。我认为,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地区差别显著,农业规模经营形式不能“一刀切”,肯定应该实行多种规模经营方式,但是主要不是家庭农场、种田大户、资本下乡建立的农业企业,而应该主要是实行新农村集体规模经营、合作经营。这表面上好像是主张退回到人民公社制度、似乎是传统保守观点!其实不然。农地主要不能向农场主、农业企业主等少数人手中集中,因为那样会使得必然会留在农村的数以亿计的农民成为无地无业农民。主要应该向社会主义新农村集体集中,实行集体规模经营、产业多样化经营、分工合作、内部企业化民主化管理,由新农村的种田能手组成农业专业队,采用现代技术和设备从事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农业的“第二个飞跃”即适度规模经营、科学种田、发展集体经济。
四、三大战略的关键及其原因
如果不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搞完全私有化,既不能改变收入差别扩大的局面,甚至会引起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导致改革的失败。不能否认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公有制经济比重的大幅度下降是造成中国现在工薪收入(劳动收入)比重偏低、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中国富豪榜排名位居世界第二、数量增长最快、上榜的都是民营企业家(私人企业主)就是明证。不壮大公有制经济、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总量和比重,这种分配局面难以改变,会继续造成甚至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必然产生的种种严重危害。而且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农业的“第二个飞跃”就是适度规模经营、科学种田、发展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由此可见,没有在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战略转变,在收入分配上的战略转变和农业的“第二次飞跃”都不可能实现,所以说,实现上述三个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是在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同时更要壮大公有制经济。
《经济要参》2014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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