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广
(江苏理工学院，江苏常州 213001)
摘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剩余价值占有的特点与生态平衡和生态文明之间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生态保护和生态重建不可能有效地解决生态问题。成熟的公有制经济是财产归全社会所有的经济，是人民决策、人民管理的经济，这种经济必然根据社会性计划寻求社会生态成本和社会总福利之间的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与公有制经济存在非公因素、公有层次低、非公经济比重大、增长主义的经济建设氛围有关系。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导致生态财富分配不公正，其资源占有不平衡产生资源环境生态剥削、财富转移和环境侵占。发达国家经济福利和生态福利的双享受，以国际生态剥削和国际生态侵占为基础。只有实现大范围的公有制，才能有效实现生态平等和生态公正。
关键词：私有制;公有制;生态平衡;生态文明;生态公正
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都揭示了生态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生态问题的根源也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既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问题的根源，几乎是同义反复的结论应当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保证生态平衡、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出路。然而，大量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在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破坏生态的弊病之后，却不谈及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的生态问题与所有制有何关系。与此同时，我国的学术著述、政策研究和相关教材在研究、阐述现实的生态问题时，又从不提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失衡根源的理论，几乎见不到联系私有制和公有制研究现实生态问题的著述。
实际上，只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态的破坏作用，把公有制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最佳制度基础，才能更好地解决生态问题，也不至于使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沦为空谈(谈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不谈所有制，等于不知所云。离开公有制，马克思主义将不再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将不再成为社会主义，共产党也将不再成为共产党)。
一、私有制与生态破坏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破坏生态的必然性
当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诸多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对生态的破坏源于其利润追求或“经济理性”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确，资本家对利润/剩余价值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这一基本经济规律必然支配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生态的关系。同时，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也是融为一体的。
按照恩格斯的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中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指的是产品占有，“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1] 资本主义产品占有的实质与核心当然是剩余价值的占有。现代化大生产要求商品生产与生态生产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占有与私人经营，却与生态平衡和生态文明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
资本主义私有制剩余价值占有的第一个矛盾是对作为价值的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这与对实物的追求不同——而剩余价值赖以产生的条件资源和环境则是有限的。首先，无止境的剩余价值追求导致的生产盲目扩大，消耗过多的资源和环境;进而，剩余价值的追求导致劳动人民的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不匹配，造成产能和产品的过剩乃至经济危机，而产能和产品的过剩则是资源环境的无谓浪费和破坏;其次，获得大量剩余价值的剥削阶级奢侈浪费，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更多的压力;最后，资产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还通过推销宣传、设计革新、消费信贷来刺激非正常消费，进一步浪费资源和增加污染。马克思指出，资本“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由此看来，那些赞扬私人资本经济动力足而看不到这种动力更大弊病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私人占有的第二个矛盾是剩余价值为个人所占有，而环境成本则是社会的。自然环境往往是“无主”的公共财产，在市场中通常是不付代价就可以白白利用的生态财富。虽然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一定生态成本增加的商品福利=一定生态成本减少的生态福利”，但这是整体社会商品经济在生态制约下最佳发展速度的均衡条件，而新产生的商品福利归个别企业所获得，减少的生态福利却由社会来付出，因而在单纯的市场中，追求剩余价值的企业勿需关注自己生产所破坏的环境。由此看来，那种片面推崇企业经营利润最大化的理论，是非常不科学的。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私人占有的第三个矛盾是利润的获得为当下的，而社会对生产要素资源的需要则是长远的。更多地使用资源是私人企业获得更多当前利润的前提，而未来社会资源的状况是个人无需考虑的。古代的农林牧副渔生产消耗的是生产场所本身的资源，资源保护不好或者资源不充足，生产就难以为继。而工业生产的设备和原材料都是来自各地乃至全球，大气和水的消耗也是社会乃至全球共同负担，因而资源问题不在企业的考虑范围之内。即使是农业资本，单个企业为了当前的利润，也会不惜大量透支资源，由于资本在未来可以转移，因而经营主体也没有必要关心整个社会未来农业资源的紧张。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3]恩格斯还说：“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行为的最直接的效果”，“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烧掉山坡上的森林，发现在木灰中有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足够用一个世代时的肥料，——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腐殖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那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相干呢?”[4]由此看来，那些主张利用个人剩余索取权来搞好经济的观点，是非常肤浅的。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私人占有的第四个矛盾是利润在自发的竞争中实现，而包括商品生产和生态生产的社会总经济要求必要的计划性和协调性。资本主义的无计划增长不能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然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多种平衡。例如恩格斯指出，“工厂城市把所有的水都变成臭气熏天的污水，”然后，“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造成新的污染。[5] 由此看来，极度推崇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非常荒谬的。
需要指出，在以上四个私有经济主体利润占有特点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中，小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其实是相似的，我们之所以主要讲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因为在严重破坏资源环境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体。
(二)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生态保护和生态重建的局限性
科学技术被认为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手段，但在私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作用受到极大的制约。(1)生态技术虽然可以提高生态效率，但提高生态效率不等于保证生态健康，因为企业商品生产的增速完全可以比生态效率增速提高得更快。生态平衡的条件是：“生态财富增速-生态成本增速≥商品生产增速-生态效率增速”，但资本家生产的约束条件是“销售收入-商品成本≥机会成本﹢风险溢价”，生态平衡不是其生产增速和生态技术应用的约束条件。(2)私有经济主体采取何种提高生态效率的新技术取决于是否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而不是改善人类的生态文明。企业是否采用节能、节材、环保新技术，完全以是否存在利润以及利润率高低为转移。例如，环保装修、无污染农作物、绿色饲养在技术上完全不成问题，但是赚钱的欲望，推动市场生产主体抛弃生态技术，转而采用成本低，产量高，利润大污染也大的生产方法。(3)个别企业降低能源与环境成本之后,却加大了社会总体对资源能源的消费量。例如新能源仍然需要在原材料比如玉米中提取,仍然需要有广大的土地种植玉米才能满足需求。[6]更多的情况是，企业的生态努力是通过宣传或通过新设计以刺激消费者的眼球。(4)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同时也是掠夺自然的进步。正像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7](5)新技术的成本较高,有的国家和地区用不起，有的企业和行业用不起，在私有制或自发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技术推广难。
当代资本主义加强了资源环境的政府管制和国际协调，在生态方面似乎改变了市场经济的自发局面，然而，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协调和控制，不可能有效地解决生态困境。私有企业不愿在生态问题上做出重大牺牲，总是千方百计地规避管制，将治理环境的费用转嫁给社会或者子孙后代以降低生产成本，或者将污染转嫁给国外。同时，政府从根本上说是强势资本的代言人。温室效应控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非常低的减排标准都无法为各国资本所接受，至今无法发挥作用，更谈不到提高减排标准。原材料、能源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个世界性的宏观问题，一国节约资源化解不了世界资源的破坏和紧张，很多环境污染也是大面积问题乃至是世界性的问题，局部地区控制住污染也避免不了承受某些整体污染的损害，因此，地方政府和国别政府维护生态平衡和生态文明的动力是有限的。到今天为止，世界生态问题仍然十分严峻，很多国家生态恶化成为经济停滞和贫困的重要原因。
二、公有制与生态平衡和生态文明
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公有制，都是全社会所有制，在国家存在的时期可以是国有制，而合作经济和局部共有、实为部分人共同私有的集体经济是向公有制的过渡形式。全社会所有的经济必然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为目的，没有必要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福利的获得和成本的付出都是社会的，当前的利益与将来的利益时一致的，整体经济的运行必然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因此，不存在私有经济主体利润占有特点与资源环境维护的矛盾，这是实现生态平衡、建设高水平生态文明的制度基础。
在公有化程度不很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利润的追求，但局部的利润追求必须服从于全社会成员包括生态福利在内的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深圳于2004年把宝安、龙岗两区内的27万农村人口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一举将两区956平方公里土地转为国有，有利于城镇及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就是全体人民所有的经济，成熟的人民所有的经济必须是人民决策人民管理的经济，因为一种所有制的具体形式要通过“产权”即财产权利来实现，其中必要的权利就是财产支配权，也就是管理权和市场经济中的经营权。公有制的所有者——人民应当掌握财产的经营管理权，就是要实行社会公众民主决策。经济发展的宏观速度、投资规模和方向、环境保护和资源控制等等都应当由群众建议、群众讨论、群众及其选举的代表表决。公有制经济要是由公众来决策，就必然根据社会性计划寻求社会生态成本和社会总福利之间的平衡，寻求生态福利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平衡，寻求今天的GDP与未来的GDP的平衡，也就是把“社会付出的单位生态成本所增加的商品福利=该单位生态成本付出所减少的社会生态福利”当作决策的最佳平衡点。真正的公有制社会经济也不会导致经济危机而浪费财富，不需要以异化消费刺激异化生产。
正像恩格斯指出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8]恩格斯还说，资本主义工业污染了城市，工业资本家又到农村去经营，形成新的城市和新的城市污染，“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矛盾，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9]马克思的一个名言是，在公有制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0]
揭示私有制经济解决生态困境的不可能性，需要正视的现实疑难是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尚未解决好生态问题，比如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的污染也比较严重，过度使用资源的现象也不少。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不是公有制的产物，而是公有制原则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公有制经济存在非公因素的结果，还存在大量非公经济，即经济体制使然。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已有的公有制经济不是很合格的成熟的公有制经济。在现实中，公有制经济的支配权都掌握在代理者手中而且没有所有者社会大众的有效监督。掌握专断性决策权的行政官员或代理者必然为了增加自己可支配财政资金，为了用GDP增速表达自己的政绩而不顾生态损耗竭力追求经济增长，掌握专断性决策权的直接决策者必然为了给自己创造更多的受贿机会，获得更多的奖金和分红而不顾整体生产能力过剩盲目地扩大投资。如果由人民决策，人民群众必然把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社会公众不会为了获得较小的经济福利而放弃较大的生态福利，而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保护生态，发展生态生产，使得“新增生态财富>即期生态成本”。
其次，我国的国有经济采取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原则，这是一种公有化程度非常低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的内涵要求公有制经济实行社会公众管理，整体计划管理，按劳分配，剩余归社会的原则。现行的国有企业奉行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借用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经营形式，至少使企业具备了相当程度的集体企业性质或非公因素。企业个人收入与经营效益直接挂钩，尤其是领导层的报酬与经济效益高度相关，导致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在逐利行为特征方面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国有企业产生了与私有制经济有些类似的经济主体利润占有特点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集体经济与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行为特征也很相似。
再次，就目前的中国而言，私有制经济的数量远超过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企业本身也具有相当部分的私有成分。私有制经济必然按私有制经济的行为原则行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的矛盾不会有多大的改观。国有企业出现大量个人股，而个人股要求利润最大化;很多人错误地主张利用企业管理层的个人剩余索取权来搞好国有企业，主张管理层实行高报酬，也是私有制的分配逻辑——目前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都没有这些做法。农业集体经济采取家庭经营方式，与个体私有制的经营机制没有多大差别;即使是集体经营，客观上也只是一种小范围公有的较大规模的私有制。
最后，增长主义的经济建设氛围成为生态问题比较严重的重要原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上经常被理解为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片面追求GDP增速，并且忽视生态生产的重要性，轻视生态财富增长对商品生产的制约关系，从而走上“增长主义”的不科学道路。因此，公有制为解决生态问题奠定了基本前提，但法律上的财产公有权并不能保证经济发展自然遵循正确的原则。
三、生态分配不公与生态剥削
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不仅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非常无效率，而且在生态方面还会必然导致经济财富和生态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这是当代“生态不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要素资源占有不平等及其影响
在私有制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社会成员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必然极为不平衡，形成“资源生态剥削”和资源分配不公。社会成员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不平衡产生三个结果。
1.相当部分的自然资源为资产者所占有，成为资本家阶层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这些资源无论是企业主购买所有权，购买使用权，还是承包与租赁，资源都事实上成为资本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谈到自然资源、所有制和财富占有的关系时说，“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11]与其他领域不同，部分人可以利用资源的不公正占有，脱离常规剥削，远超平均利润率与经营劳动付出量而迅速暴富。据保守估计，自然资源丰富的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的富豪不下7000人，能源矿产资源富集的陕西榆林的亿万富豪则不在鄂尔多斯之下，2012年3月，山西一煤老板花7000万巨资为女儿举办婚宴大礼。人们列举了利用资源暴富的不少原因，但没有提到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把国有资源使用权出售给私人，并且往往是低价出售，在资源价格上涨时，全民的生态财富转化为少数人的经济财富，而这些经济财富的价值是从社会其他领域的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转移过来的。与此不同，被评为全国地级“富裕城市”第一名的同样靠资源致富的克拉玛依，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将资源交给私人开采。
2.社会公众在利用资源增值获利方面形成巨大的利益差异。各国居民的住宅都是居民财产的很大一部分，也是财产保值增值的主要载体。在很多时期，住宅增值速度大于存款利息，并可以带来增值和租金或虚拟租金的双重收益。这一点无论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无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如此。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实际的房租外房产收入占总收入的31.61%。一个价值60万元的住房，每年增值5%，加上房租或虚拟房租(旧房拆迁以旧换新，基本无折旧)，显著超过当时一个普通员工的劳动报酬，而不少居民拥有两处、数处乃是数十处商品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02 年家庭调查,在各项财产中,房产的分布是最不均等的。城镇居民房屋财产占家庭财产财产差距是决定个人收入差距的首要因素。由于房子的砖头在贬值，寿命在缩短，所以房子增值就是土地在增值。根据“所有制”的经济内涵，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归业主，实质上土地在一定时期已经私有化。地产增值的价值来源也不是劳动创造的，地产生态剥削和地产带来的财产再分配是对整个社会领域财富的分割。
3.劳动者与要素资源的结合不平等而导致经济地位差异。资本主义国家有地农民必然比无地雇工获得较多的地租收益。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集体经济之间级差地租差异甚大。城郊土地被征收，一户补偿逾百万，以当时的收入计，一辈子也积蓄不起来，这也是显著的资源占有不平等。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也存在着利用资源要素的差别。资源与劳动结合上的不平等使普通公众之间财富差距、生活差距远大于劳动能力的差距。
(二)生态环境侵占及环境福利分配不公
私有制经济还必然造成“环境生态剥削”和环境分配不公。
在私有制经济中，财产的拥有差距悬殊，拥有巨额财产的人可以获得以生态破坏为基础的高比例的经济财富和生态福利，而普通人，尤其是穷人却必然承受主要的生态负福利，即遭受更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带来的种种伤害。比如，高资产者完全可以花费多倍的代价，吃上特殊种植养殖的、专门种植养殖的、甚至亲自组织种植养殖的、或者进口的各种绿色食品，他们可以搞到更卫生的水，使用矿泉水，净化室内的空气，可以到空气粉尘更少的郊区、海畔、乃至风景区去住别墅，而一般人则没有这个能力。
在私有制经济中，为了谋生的雇佣劳动者不得不接受企业中劳动环境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无产阶级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目前，很多私有企业劳动场所、工房与生产过程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仍然直接威胁到工人的健康与生命。一些私有企业化学品使用管理混乱，不注重尘毒治理，缺少卫生防护设施及个人防护用品，甚至没有任何针对工人的职业病防护措施。资本通过侵占劳动者的生态效用，实现了自己的资本增值。
在私有制经济中，资本的逐利行为还造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环境损伤的不平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的发展首先积聚在城市，当城市污染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不仅受到城市居民的反对，城市的企业主和决策层也难以继续忍受，相对弱势和分散的农村以及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就成为高污染工厂的转移地。结果是，企业主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以农村人为主体企业员工继续承受不良生产环境，而弱势农村居民和落后地区居民得到的是越来越遭的生活环境。我国恶性肿瘤上升为农村的第一死因就与地下水的污染密切相关，由于水污染，部分村庄癌症高发的现象几乎遍及全国。
“世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是对自然资源消耗的极端不平等。”[12]即20%的富人消耗着超过80%的资源，丢弃80% 的污染物。无论在一国之内还是在国家之间都是如此。在那些重要环境案例中,根本问题还是环境正义问题: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在不同群体中的不平等分配。[13] 只有实现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平等享有和生态公正。
完善的财产公有制必将消灭资源生态剥削、环境生态剥削及各种生态侵占。资源国有制不仅可以防止少数人利用自然资源剥削他人，也可以避免部分人利用人类共有资源从其他社会成员手中大量转移财富;成熟的公有制经济不会出现一部分人享受过高经济利益的同时，让劳动者忍受过度的污染的状况;名副其实的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将实施社会统筹计划调节，必然有利于解决城乡、地区之间污染的不平衡。
(三)国际生态剥削和国际生态侵占
当代一些发达国家环境状态好于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也高于我国，这使人们感到似乎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也可以建设好生态文明。首先，这里的比较有些问题。一是一些私有制国家生态状况相对好一些，不代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状况都良好，况且我国经济的私有性也非常强。二是资源利用效率国别比较使用的是汇率，而人民币汇率低估1倍多，由此严重低估了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
更为关键的是，一些富国受到破坏的生活环境得到一定恢复，并不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实现生态平衡。由于很多资源环境问题具有世界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福利和生态福利双享受，是以非发达国家经济福利和生态福利双困境为基础的。当今世界生态方面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存在国际性生态剥削和生态侵占。国际性生态剥削和生态侵占的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的空间扩展。国际性生态剥削和生态侵占的表现，一是将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廉价利用资本输入国的资源，二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肆转移污染产业和企业，将本国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设备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三是强盗般地向发展中国家(每年5000万吨)大规模转移废弃物，甚至将有害废物非法投弃或海上焚烧，英国《每日邮报》网站2013年4月5日报道，环境局证实，1200万吨垃圾被运往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大部分最终进了填埋场。四是通过从市场准入到绿色技术标准等一些列手段，防止发展中国家的污染流向发达国家，五是发达国家大量消耗资源财富，将异化消费和异化生产扩展到了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均能耗是发展中国家的10倍，更是侵占了人类共有的地球资源。
国际性生态剥削和生态环境侵占的客观基础除全球化外，主要是发达国家掌握着资本优势以和科学技术的先发优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不得不追求的经济增长，被迫接受发达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经济技术落后国家由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陷于经济困境，在现代世界中想要维持古代社会的简朴生活都很困难，不得不接受污染的企业、设备、产品乃至垃圾，例如发达国家处理废物的费用比发展中国家高13-36倍，接受废物对一些生存困难的国家很有诱惑力。如果发展中国家增长主义的意识和政策占优势，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过度发展出口贸易和加工贸易，那就更使生态侵略畅通无阻了。由于环境的恢复需要付出劳动，原有被破坏的环境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生态生产创造的，因此，生态剥削包含着对发展中国家劳动的剥削。
国际性资本主义生态侵占和生态剥削加剧了世界生态危机。不发达国家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每况日下，广大落后国家的民众将为此付出健康、寿命和享受。要想彻底解决世界生态问题，必须实现实现世界大同。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危机和生态不公的根本原因，发展公有制并真正贯彻公有制的原则是建设生态平衡和生态公正的制度基础。仅仅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看，我们也必须贯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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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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