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法治”成为一个热词，“依法治国”成为一个热门。“法治”一下子成为治国之宝。似乎动乱的中国一经法治，就会国泰民安，就会由“法治中国”变成“平安中国”。真有点像过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味道：“依法治国，一抓就灵”。
灵不灵?我们都希望它灵。中国之梦也，中国之福也。能不能灵?不单靠主观愿望，还要看社会实践。
听说十八届四中全会要召开，主要研究“依法治国”，这给武汉黑监狱受害者极大鼓舞。告了几年的状，告不进，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来，谁还敢推诿、阻挠呢?
四中全会开会前夕，他们相约百多人到一处“黑监狱”探究，打出了“依法治国，铲除黑监狱”的旗号。哪知主管“黑监狱”的部门，一听到这消息，就如临大敌，由武汉市一位副市长亲临坐镇指挥，调集了全区警力，兵分几路，合围堵截，把这批人一网收尽。关的关、拘的拘、扣的扣、押的押、审的审、训的训。
这叫“法治”么?人民没有反对黑监狱的权利么?如果说，这次出警行动，是因为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尚未作出，情有可原。那么，四中全会开完了，公报发表了，全会的决定作出了，总书记的讲话也公布了，该认真贯彻了吧?!但还是不行。
为贯彻四中全会的决定，全国政法会议在武汉举行。风声一传出，人们奔走相告，说：“习近平要来”!“张德江也要来”!连会场地址也传出来了：“在东湖边毛主席曾居住过的梅岭小礼堂!”
……。
很多人都想向会议递交申诉、检举、控告材料，黑监狱受害者们组成了检举控告团，他们是依法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递交《检举控告书》的，检察机关应该管公职人员的犯罪。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警察知道了(控告团的人也并不认为这件事是应该保密，向检察院投诉这是公民的权利)。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所有控告团的头头全部被警察和维稳人员监控。
有的被控在家中：住宅门前、电梯出口，24小时都有人轮班值守，连买吃的也不允许，只许叫“外卖”送上门。
有的受到“文明”待遇：挟持着到外地“旅游”，没有目的地，不间断地东奔西跑，挟持者说：“这叫脚不落地式的监控。”一直跑到会议闭幕，“八千里路云和月”，才送你回家。
在全国政法“武汉会议”上，放映了好多法治好典型的视频，很可惜，真正触及到法治问题的黑监狱视频，以及对黑监狱受害者的控告进行阻挠、处罚的视频，却禁止递交，更不说播放了。
这些法治的推行者们，就这样推行着法治！？就这样“依法治国”！？
黑监狱受害者们虽然受到打击和挫折，他们仍然坚信法律会保护他们，他们找到司法部门，寻求法律援助。(这也是四中全会上强调的)司法部门管律师的官员接待了他们。看了他们对黑监狱的控告材料后说：“这黑监狱确实违法，而且是严重违法，我应该给你们找一位好律师来帮你们打官司。但我又不能这样做。这不是矛盾么?是矛盾，我心里也很矛盾。你们也知道，这黑监狱是政府办的，我也是政府部门的人，我能派出律师去帮你们告政府?也是告我们自己吗!及或我能够这样做，律师敢这样做吗?律师敢这样做，法官敢这样判吗?法官敢这样判，管法官的人允许吗?马上就要扒下他们法袍，摘下他的法帽。回头来，不但帮不了你们，我自己的乌纱也保不住，何苦来哉!?”
黑监狱控告团的代表们告诉他，现在有四中全会的尚方宝剑啊!他一笑：形成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我看至少是两三年后的事!
管律师官员的这一席话，像一盆冷水浇头，现在要搞“依法治国”，能行吗?
拿黑监狱这个事例来剖析中国的法治现况，是有普遍意义的，因为黑监狱这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普遍矛盾，黑监狱也在全国各地存在着。
“黑监狱”这个词，首先是从北京出现的。三年前，北京市公安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要取缔猖狂的地下“黑保安”、“黑监狱”。北京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的“黑保安”和“黑监狱”?是各地省市驻京办为堵截拘押上访者而雇佣黑社会的人来施暴的。他们自己动手犯法，就委托黑社会的人组成“黑保安公司”，设立“黑监狱”。这些“黑保安公司”就可以把当地政府想抓、想押的人，抓起来、关起来，直至用他们的“囚车”，负责把这些上访的人押回原籍。这在北京成为一个获利丰厚的行业。一直到今天，还在暗中“营业”。
政府的政法和综治机关，雇佣黑社会来镇压人民，这真是奇闻。可一直到今天，那些高喊“法治、法治”“法治中国”的人，还在这样干。
各地普设的“黑监狱”就是见证。北京皇城脚下“马家楼”、“久敬庄”、挂的牌子是“信访救助中心”，实际上是“黑监狱”的一个“物流”中心。成千上万的上访者从这里被“黑保安”拘押到当地“黑监狱”。一些受害者、受难者曾向政府投诉，得到的答复是：“根本没有黑监狱”。的确，黑监狱都没有挂牌子，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不时发出的凄厉惨叫声，湖南的上访妈妈唐慧，关的是劳教所，河南的访民，囚禁在“训诫中心”，武汉有多处黑监狱，连牌子也没有，用代号，设在杨园的黑监狱，叫“610”。还有的人关进了疯人院，为了和精神病人相区别，他们住的是“特殊病房”，医护人员称他们是“政治病员”。
尽管名称是五花八门，但性质完全一致，类同国民党在重庆设立的“渣滓洞”。
武汉设在东西湖的一处黑监狱，高墙电网的大铁门上只有一个门牌——“高塆41号”。政府内行文称“法教班”。当一个刽子手向一个上访者施刑时，受害人问道：“你们就这样进行‘法教’么?”刽子手拿起电击棍，命令他脱掉衣裳，对着他的背部戳一下，受刑者痛的叫唤起来，他冷笑地问：“这就是法教，懂吗?”一直戳得受刑者连呼：“我懂了，我懂了，我服法，我服法……”他才罢手。
这黑监狱是法治机关办的，就这样施行着“法治”!就这样施行着“法治教育”!
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怎么由共产主义者变为法西斯?这可从他们办黑监狱的社会背景找到答案。
他们为什么办黑监狱?首先要看黑监狱内关的是一些什么人?几乎全是上访者。这些上访者中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一是下岗工人，在国企改制中，他们被买断工龄，由主人翁沦为“弱势群体”，他们在政治上受迫害，在经济上受掠夺;
二是城市居民，他们的家园被野蛮强诉;
三是土地被流转的农民，他们的土地被强占，他们的人身被侵犯。
……
压迫、剥夺、强拆，侵占他们的是谁?是官僚和资本家。他们成年累月地一级一级上告，不仅没有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反而遭到更野蛮的打击和迫害。最后，只好涌到北京城，告御状。
北京要下边处理，下边顶着不办，如是千万上访大军，困扰着北京城。闹得北京不安宁，人大代表二千人开会，二万人警卫，二十万“志愿者”布满大街小巷，城周几百公里范围，实行清场。这次“APEC”会在北京开，防范的规模就更大了。一级一级地下命令，要把这些“不稳定因素”“不稳定分子”牢牢控制起来。“黑监狱”就是对那些“最不稳定分子”的最好“监控”手段，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可以任意地绑架、殴打、酷刑来教训他们。
黑监狱就可以震慑那些对官僚资本的压迫进行反抗的人们，在这里可以无法无天。对那些依法维权的人，对他们谈“法治”，官员们就输了理。只有搞法西斯，才能维护官僚资本的统治。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国如果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一定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式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产生“黑监狱”的社会背景。
法是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法也会改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改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1982年对宪法的修改，就是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对“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废除，也是束缚着人民的权利。
《宪法》第一条没有动，那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一块遮羞布。实际上早就废除了。
“工人阶级领导的”，还在吗？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还在吗？
“人民民主专政的”，还在吗？
“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还在吗？
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连共产党的党法也要改变，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逻辑上讲，工人阶级是从属于中华民族，这就取消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
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谁?谁在主导着中国的经济基础?非资产阶级精英莫属。
江泽民在十六大上，把党的大门向资产阶级打开，资产阶级可以参加共产党。实际上，资产阶级正在逐步管理着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层：有多少寡头?有多少亿万富豪?有多少董事长和总经理?难怪拥有27亿美元资产的家族，要为实现“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至死方休!他说：“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则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可能前功尽弃”。说得直白一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一定要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
因此，当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输了理”。要剿灭他，要绞死他。弄得主流媒体也十分尴尬，“挺王”也不是，你还要重建人民民主专政吗?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不会饶你;“倒王”也不是，共产党这块招牌丢不得。如是只好“三和稀泥”来平息这场争论。说王伟光的文章“未必是政治信号”。
“未必是”，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倒是由一个曾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混迹左派多年的经济学家何新毫无忌讳地提出：打倒无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时口号，让现实中的无产阶级(无业流民)对全社会实行专政是不可能的，也极其荒谬。”“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成为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这种论断不合时宜。”
那么，谁应当成为这个社会的领导阶级呢?何新作了回答：
“推进这一信息化革命的主要代表不是蓝领劳工，而是白领技术知识精英。”
“重弹过时的‘阶级斗争论’和所谓‘专政论’，会召唤各种反社会力量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力量(包括流氓无产阶级)在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以进行新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集结起来。”
何新的《二十条论纲》了无新意，许多是从新老修正主义者那里抄袭过来的。但引文最后一段话却很有新意，它道出了资改派们的恐惧：阶级和阶级专政的观点，一定会召唤“无产者联合起来!”
离开经济基础的变化，讲上层建筑的“法”、讲“法治”，是讲不通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句话千真万确。谁在统治着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谁在立法、法治?!，是人民吗?从上述“黑监狱”的例子来分析，决不是人民。
谁在立法?谁在管法治?谁在冶理国家?这只能决定于经济基础。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推行社会主义的法制和法治，岂非缘木求鱼，即或强调了共产党领导法治这一条，也不管用，最后必然是党也要改变。
在上世纪未，中国进入了鼎盛的“邓小平时代”，美国智库重要人物布热津斯基写了一段评中国共产党人的话：
“在指导中国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过程中，共产党统治者们自己也在经历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他们的政治语汇变得愈来愈不像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而更像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
十五年后，重读这段话，不正应验了么?
“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
不错，比“三个代表”表达得更简练。
老兵·丑牛
武汉·东湖泽畔
201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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