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 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后)
2003年初，首批扩招大学生进入社会，与下岗再就业职工和民工潮汇聚成为就业洪峰，就业压力空前增大。2014年，教育部公告显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727万人。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经历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近年来，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逐渐出现了一个以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别称“蚁族”)。
一般来说，“蚁族”具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大学毕业，年龄主要在22～30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二是收入较低，多数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以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教育培训等行业为主;三是呈现出聚居的生活状态，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400元左右，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蚁族”在现实空间中居住趋于分散，在虚拟空间中呈现出集聚的态势。
“蚁族”的出现，与高等教育制度紧密相连。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是国家遴选人才和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底层青年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地位的提高和身份的改变。1999年，高教理念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开始实行扩招政策，高等教育规模逐年扩大。连续十余年的扩招，造成了十分复杂的后果。这种复杂性并非仅体现在数量上，而是从质上改变了高等教育的结构和特点，“蚁族”正是伴随着高等教育上述变化出现的产物。
布迪厄认为，教育系统应被视为权力的生成机制得以考察，高等教育作为精英生成的权力场域得以暴露。不同的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在此进行隐秘且繁复的转换。(〔法〕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在一个家庭所有的资源中，经济资源是首要的。家庭经济条件好，其子女就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上好的大学的机会就比较多。2013年，我们课题组对北京市“蚁族”进行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由表一、表二可见，对“蚁族”群体而言，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质量与家庭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看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制度筛选出来的学子，仍然难以褪去家庭经济地位的潜在影响，家庭的经济资本悄无声息地通过高等教育进行着代际传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剧变，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形下，高等教育成为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社会公平。然而，在“蚁族”身上，高等教育的上述功能并未发挥相应作用：在“蚁族”群体内部，存在着家庭经济地位越高，教育层次越高和学校类型越好的趋势。“蚁族”的出现及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流动固化，其实是高等教育十年来改革效果的重要检验。如今的“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通道，而更像是一个加剧社会阶层分化的助推器。下面我们就从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两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高等教育入口：顺从和复制不公
1999年以来，大学扩招，数百万原本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学生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绝对数量上讲，扩招使得更大规模的工农子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但量变必然引起质变，扩招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只要能考上大学(包括大专，甚至中专)即取得了“吃国家粮”的资格，而扩招之后，接受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失去了“向上提升”的机会，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也普遍遭遇“就业难”，找到一份工作已经很不容易，遑论跻身体制内成为政治精英。这可从“蚁族”群体学历层次的不断升高得以验证——2009年的调查显示，该群体中拥有本科学位的占31.9%，研究生及以上学位的占1.6%;2013年调查发现，该群体中拥有本科学历的占43.9%，研究生学历比例有所提高，达到7.4%。同时，各种资源向重点大学集中，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扩招的同时，政府也不再支付高等教育的全部成本，而主要由大学生及其家庭承担，大学学费因此变得高昂。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完全免费，到此后几十元一年的象征性收费，再到扩招之后逐渐攀升到如今高于5000元/学年的学杂费(不含住宿费)，短短十几年间几乎上涨了近100倍。1990年，大学学费占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人均收入的比例分别是28%和12.62%，到199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成160%和61%。(数据转引自丁小浩《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学费水平若超出百姓年生活支出的20%，即超越了“警戒线”，而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学费负担率是美国的2.3倍，日本的1.5倍;农村家庭学费负担率是美国的4.9倍，日本的3.3倍。(李从松《大学收费政策变迁的制度博弈》，载《教育与经济》2002年第8期)自恢复高考以来，“知识改变命运”一直是广大学子尤其是贫困学子信奉的人生理念，但扩招之后，在一些偏远的农村中学，放弃高考的学生数量逐年呈上升趋势。高考不能实现向上流动，而且代价高昂，那么“弃考”当然是理性的选择。而不少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便缴得起学费跨入大学校门，也不得不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下完成学业，毕业之后即又面临就业难问题。
历史上，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也曾表现不佳，但许多西方国家早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救济政策，试图对弱势阶层有所补偿。例如美国设置了许多偏向黑人、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招生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实行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规定对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入学方面给予优先权利，并通过联邦拨款实施计划。
中国历史上对科举-高考制的公平性形成了强大的信仰，这根植于深厚的历史传统之中，也与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高等教育是一种资源分配制度，任何不公平事件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我们一方面应确认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特点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要提出，高等教育制度，应该对不公平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进行制衡和纠正，而不是顺从和复制;精英大学应该保守社会的德性，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公平地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培养新的精英，而不能成为掠夺性再分配的工具。
高等教育出口：青年知识阶层发生分化
高等教育的扩招，也使得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知识阶层发生了很大分化：一少部分被利益结构化，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精英。这部分人大都毕业于名牌高校，或者家庭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他们进入到国家机关或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工作，仍然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而绝大部分知识青年被去利益结构化，成为底层知识群体，成为“蚁族”。这部分人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很难获得更多的经济资助和社会资源。2013年我们的调查显示，从家庭所在地看，“蚁族”来自农村的最多，占总体的55.0%，其次是县城和乡镇，分别为14.9%和13.6%。从家庭年收入看， 2万～5万元最多，比例为36.4%;其次是5万～10万元，占20.1%;家庭年收入在1万以下和20万元以上的均不超过6%。绝大部分受访者父母的学历较低。
十年间，大学生就业由不是问题变成了很是问题。政府的发展战略，遂从“GDP优先”转为“就业优先”。有关部门号召大学生：一不要高薪，二要多考虑基层，三要自主创业。从“天之骄子”到“蚁族”，中国的高等教育机制负责筛选社会精英的作用已然消失。而“蚁族”现象的出现，则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青年到社会上应当如何定位自身?大学毕业生在社会起跑线上应当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是目前仍令许多青年人困惑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让所有大学毕业生都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来已然不现实，但大量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从事低端或纯体力劳动，又不符合人才培养的目标，国家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还没有奢侈到让大量大学生都从事低技术水平劳动的地步。而同时，大学毕业生不能融入主流社会，进而被逐步边缘化所引发的危险，已初露端倪。一方面，在城市中所受的高等教育令他们产生了高期望值，而另一方面，他们只获得了微薄的报酬，这种强烈的反差既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是政治上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向上流动性的减低都促使他们感到个人没有出路、未来没有希望。这种状况所预示的“潜在危机”，不仅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还使整个社会面临缺乏中流砥柱的危险：如果寒窗苦读20年，却不能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不能实现人生理想，不能获得优裕的生活，那对后继者会是怎样不安的暗示?如果大学毕业生不得不为了利益而剑走偏锋，甚至出卖良心，那也该是怎样一种信用的丧失?如果知识青年的过激行为致使社会陷入动荡，那又会是多么可怕的情形呢?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在年轻时的经历会影响今后一生的心态和价值观。试想，一个人在年轻时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被社会冷落乃至鄙视，那么当他成功后，他会怎样看待这个社会，会如何回报这个社会?他又会如何来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如果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没有给青年以公平机会，另一方面青年自己仅仅把奋斗目标寄托于名利，那么，当最终的结果呈现为个别人获得成功，而大多数人依然平凡的时候，我们又该用什么来保证这两个阶层能够和睦相处?
必须承认，任何社会都是“有阶”的社会，总有一些人会处于社会“相对”的底层。说“相对”，是因为在好的社会，相对的底层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力不强。完全消除“底层”是不可能的，可也没有谁生下来就注定要用一生去承受这种生存方式，最重要的是给每个人改变自身境遇的机会。因此，如何拥有一个看得见的未来，是青年人精神世界最为重要的根基，也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在这一点上，个人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个人的梦想和国家的梦想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国家的梦，由普通公民的一个个梦汇聚而成。只有在个体梦丰富并有机会实现的国度，国家梦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国家应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青年机会公平，保障资源合理分配，保障人格人权平等，为所有人构建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富二代”不会因其富庶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原罪的道德压力，“贫二代”不会因其贫穷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物质的压力，使每个青年都能公平地分享与其奋斗打拼相对应的发展际遇和改革成果。国家有愿景，社会有共识，个人有希望，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既有个人梦想和目标，又有共同信仰和普遍追求的伟大国度。（原载于《同舟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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