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发言我谈了一下对党的思想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下面我想谈谈对党的组织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包括的内容也很多，比如怎样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怎样坚持党的三会一课制度，怎样发展新党员，怎样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等等。那么什么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问题呢？我认为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是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问题。也就是怎样才能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领导岗位创造条件，保证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组织建设的其他问题，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的问题以及反腐败的问题等都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而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我们党的组织制度的问题。我们在研究前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原因时，大多是侧重于思想方面的原因，而对苏共在组织制度方面的原因研究却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那么我们党现在的组织制度如何呢？能不能做到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党的领导岗位创造条件呢？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党内的许多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中。仅从反腐败这个角度去看，那些被查处的掌握党的各级领导权的腐败分子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内出现的贪官只是个别的。原因可以归为个别的地方、个别的人没有严格按照组织制度办事，那么我们党内查处的贪官已经成千上万，这还能仅仅归结为个别人的原因吗？是不是应当从党的组织制度上查找原因。
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产生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选拔，一种是选举。这也就是说我们党的领导权能不能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主要取决于这两种方式。下面我分别谈谈这两种方式。我先谈选拔这种方式。
选拔这种方式能不能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领导岗位创造条件？对于选拔这种方式我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们有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不可能都通过选举产生。比如我们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统战部门以及军队的领导干部都只能采取选拔的方式产生。我不完全否认通过选拔这种方式，也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领导岗位创造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也就是说，选拔这种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大致有这么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选拔这种方式取决于选拔者本身的素质。选拔者本身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才能把马克思主义者选拔到党领导岗位上。毛主席本身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才能把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人选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如果选拔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就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者选到领导岗位上。为什么？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打一个比方，比如某医院要提拔一位脑外科主任，如果选拔者是行政干部，不懂医学，不懂脑外科，他怎么可能分清谁是脑外科的专家。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如果选拔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没有进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没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那么他就分不清被选拔的对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定了解和掌握的人，也不一定能分清什么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我们党历史上像王明、博古那样的有书本知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把毛主席这样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排挤在外。那么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有多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说完全没有，只能说即使有，也不多。中央一层是这种情况，下面省市直到基层情况恐怕更不乐观。而我们选拔首先是从基层选拔，基层选拔者本身不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必然在基层就把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的党员阻在门外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革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直接从群众中发现马克思主义者。
即使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所选拔的人也未必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说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选拔的接班人中有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不就是斯大林选拔上去的吗。毛主席选的领导干部中不能说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被我们认为是毛主席选的接班人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因为选拔不准，除了选拔者自身因素外，也与被选拔者往往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欺骗性有关。有些被选拔者颇有心机，极善伪装，很会博得选拔者的好感。这也是自上而下进行选拔有时也选不准的原因。
要通过选拔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者选到领导岗位上，选拔者除了要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还需要具有立党为公的思想。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公字，一个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一个是要消灭私有制，还要实际两个彻底决裂。因此选拔者只有具备这种立党为公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才能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拔到领导岗位。相反，如果选拔者不是具有立党为公的思想，而是抱着立党为私的思想，不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不是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要恢复私有制，不是要同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彻底决裂 ，而是要维护传统的私有制观念，他就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者选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
正如我在上次发言中讲到，我们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政党，但是加入共产党的人并不都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大部分是出身于农民和其他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却并没有入党，也就是他们并没有树立无产阶级为公的思想。我们有些领导干部虽然也具备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自身素质并不是很差，但是由于头脑中仍有私心杂念，心胸比较狭隘，也会影响到他正确地选拔干部，不能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选到领导岗位上。例如：有的领导干部爱听奉承的话，必然选用善于看领导脸色，顺情说好话的人，而不会选用爱提不同意见的人；有的领导干部是“武大郎开店”，不愿手下的人超过自己，必然嫉贤妒能，宁肯用平庸之辈，也不会用比自己强的人；有的领导干部任人唯亲，只用自己圈里的人，不用自己圈外的人，如此等等。这样的领导干部可以说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领导干部虽说没有什么大毛病，可在用人上却会误大事。他们选出的领导干部可能也不出什么大毛病，但可以肯定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要害的是他们会埋没压抑许许多多真正的人才，很难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选到领导岗位上。
还有一些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党的领导干部，他们之所以入党并不是他们树立了无产阶级思想，他们是抱着个人的目的，到共产党内来找出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满，因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他们掌握了政权，自己成了统治者，他们个人的目的就达到了，就不再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他们头脑中没有树立无产阶级公有的思想，而是保留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私有的思想，因此他们掌握党的领导权后，必然主张搞私有制，这就是党内产生权贵资产阶级的根源。党内有这种私有观念的领导干部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收买，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当今官场的一切乱象都与此有关。多年前就有报道，某地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民营企业家通过收买当地党组织的一把手，成为当地的地下组织部长。他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他想让谁下，谁就得下。这还仅仅是当地的一个中小民营企业家。现在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来的国外大公司资金要远远高于国内中小民营企业，他们要是用更多的钱收买我们党内各级主管领导干部显然要更容易的多。被资产阶级收买的党的各级主管干部必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网传有的级别很高党的领导人公开公开提出要给民营企业家当店小二。这样的党的领导干部不就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吗，他们怎么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者选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不仅如此，由于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会触犯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触犯党内那些想搞资本主义的领导人的利益，后者必然要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采取压制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再谈一下选拔的条件问题。选拔者的素质不同，其选拔的条件也不同。比如毛主席的选拔条件与其他领导人的选拔条件就不同。我多年前就曾写文章对当时制定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工作的条例》表示质疑。这个《条例》虽然看似很全面，很具体，但是实际上过于复杂繁琐，过于求全责备。既不科学，又不合理。不仅做不到连封建社会有时都能做到的不拘一格，甚至某种程度上都不如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只能为那些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人钻空子，成为把那些真正的人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拒之门外的理由。照此条件，广大生产一线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根本当不了干部。。
毛主席制定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第一条就是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他领导人制定的选拔条件里都没有这一条。比如所谓选拔领导干部的“四化”标准。其中第一条是所谓革命化。那么什么是革命化？对革命化的理解完全取决于选拔者的需要。有的领导人所说的革命化不是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当作革命化的标准，而是把是否拥护改革开放当作革命化的标准，实际上是把是否拥护私有化的改革，是否拥护发展民营企业，引进外资企业当作革命化的标准，这样的革命化是领导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还是领导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的命，这样选拔的党的领导干部还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吗？所以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选拔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所谓年轻化。封建社会选拔人才尚能做到不受年龄限制。姜太公72岁出山，范进54岁还能中举，照现在的标准，他们早就超龄了；甘罗12岁被拜为上卿，诸葛亮初出茅庐时不过27岁，周瑜死时才36岁，照现在的年龄限制根本进不了高层领导班子。对年龄的要求，使干部一步也不能落下。碰上一个有本事的领导，领导升得快，自己也升得快，（这样的领导是极少数）。碰上没本事的领导，领导起不来，自己也就起不来了。领导不到年龄不能走，领导年龄到了自己也超龄了，（这样的领导是大多数）。万一碰上一个腐败分子，不赶快去巴结逢迎，送礼送钱，晚几天都怕来不及。人家跑到你前面，你就只能往后排，保不了就有比你年轻的人超过你，你再想撵上人家就不容易了，最大的可能是失去年龄优势被淘汰出局。这势必助长一些人为了赶在年龄限度内得到提拔，不择手段地去争取机会。对年龄的要求，也使干部只能上不能下，下去一次就超龄了，就再也上不来了。这样不仅使偶然犯错误的干部下去后再上不来了，而且使遭打击报复的干部下去后也再上不来了。而经受挫折对于一个干部增长才干是十分重要的。天降大任于斯人，哪有不经受挫折的。一帆风顺的人往往是善于察颜观色、没有什么独到见解、不愿去冒风险的人，这种人可能在提拔时步步都落不下，可是却不会有什么作为。
还有所谓的知识化、专业化。就是选拔党的领导干部要看有没有文凭。这个文凭不是指有没有马列主义的文凭，而是指所有其他专业的文凭，比如把学理工科的大学，硕士、博士文凭都当作文凭。这是一个非常糊涂的认识。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你不是学马列主义专业的，让你去担任党的领导干部，怎么可能保证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前苏联在赫鲁晓夫之后选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就是学理科的工程师，我们国家我就不说了。我在基层做党务工作的时候就是遇到这么一种情况。我们单位的老书记退休后，上级机关为我们单位选了一位新的党委书记。这位党委书记在上级机关是做行政领导工作，没有做过为党务工作，所以对党务工作基本不懂。我们公司有一位年轻的公司副总经理原来不想入党，想加入民主党派。这位党委书记为了让这位年轻的副总经理入党，给他做思想工作，说你将来要当公司的总经理，主管公司的全面工作，你不入党，怎么能成为公司党委成员，当公司的党委书记，主管公司的全面工作。这样那位年轻的副总经理才入了党。后来顺利当选公司党委书记。这样的党委书记怎么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对考试文凭的要求，逼得一些人不得不占用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一些可能与本职工作无关的知识，势必对工作有所影响。也造成一些人为了考试文凭，不惜造假。而许多工人农民及其子女由于生活条件、学习条件所限，则很难通过考试拿到文凭。人的才干能力不是从考试文凭就能看出来的。“刘项本来不读书”，什么文凭也没有，照现在的考试办法根本当不了大官。只有实践才是检验人的才干能力的标准。以考试文凭来选拔干部会把许多人才、许多工人农民及其子女挡在实践的门外。现在许多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农民企业家有几个是有文凭的，他们不过是自己找到了实践的机会。而许多人之所以没有成功，往往并不是没有才干能力，是找不到实践的机会。你不给他实践的机会，怎么能让他显示自己的才干能力呢。姜子牙不遇到周公，韩信不遇到萧何，诸葛亮不遇到刘备，是不可能有实践的机会的。
任职的资历也不能说明一个人有才干能力，有实践经验。曹刿出身布衣，毛遂身为门客，照现在的推荐办法根本不会得到推荐；孙武、孔明从来没当过基层干部，也从未带兵打过仗，就直接当了最高统帅，指挥千军万马。韩信也不过当了几天管粮草的小官，就一下子执掌了大将军的帅印。照现在的任职资历要求，根本不符合条件；如此事例不胜枚举，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现行的干部选拔条件，许多人才都会被埋没。有些人长期在大机关工作，在领导身边工作，职级提得很快，但是可能却从未到基层工作过，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根本不会解决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基层实际工作中问题。即使一些在基层工作过、任过职的人，资历也未必能说明什么问题。特别是在不正之风盛行时，这些人的资历说不定就是靠不正之风换来的。而那些不搞不正之风的人恐怕永远也得不到这种任职资历。
所以按现行的选拔干部条件越往上选拔的范围越窄，最后就剩那么几个人，你能说就那么几个人是人才，除此范围之外的人都不是人才了。
第三个问题，选拔所形成的体制问题。选拔这种方式就是由上到下，层层选拔，由于被选拔的领导干部的权力是由上面赋予的，那么他在选拔下面的领导干部的时候必然要按照上面的要求进行选拔。这样层层选拔的结果，必然形成一个按照上面要求由上到下层层授权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就是官僚体制。官僚体制必然会出现三个问题：一是个人崇拜。二是一种声音。三是权力过于集中。
首先是个人崇拜。比如我国封建社会，在皇帝掌握了国家的实权的情况下，因为所有官员的权力都是皇帝由上而下赋予的。谁想当官，谁就必然在讨好皇帝，吹捧皇帝。这样就势必造成谁当了皇帝，谁掌握了国家实权，大家就崇拜谁。在共产党内也存在这种情况，因为按照选拔制，所有党的领导干部的权力都是由党的主要领导人由上而下赋予的，因此谁要想得到提拔重用，谁就得讨好、吹捧党的主要领导人。这就很容易造成对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严格讲，这种对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应该称为权力崇拜。因为只有在掌握权力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换言之，如果党的主要领导人退休了，没有权力了，也就不存在对这个党的过去的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了。
其次是一种声音。个人崇拜或者说权力崇拜很容易出现只有一种声音的情况。谁掌握了实权，谁的权力大，谁就说了算。封建社会是这样，在我们共产党内也是这样。只不过我们共产党内有些人为了给这一种声音披上合法的外衣，把这一种声音称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而且要写入党章。这样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全党服从中央，全党都要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就不允许出现和这一种声音不一样的声音。因为我们国家的各个单位和部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各个单位、各个部门领导人都是由共产党选拔任用，共产党必然要控制各个单位、各个部门，包括党内和社会内的各种媒体。这样就党内和社会内就很难出现不同的声音。如果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不论对错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不利于我们识别谁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谁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就已经提出过，只是当时并没有找到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没有与我们这种只有选拔式的政治体制联系起来。所以现在我们党内还是存在这个问题。
毛主席是反对党内只有一种声音的。他提出的办法就是搞大民主，就是赋予广大人民群众有“四大”（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力。但是由于没有从选拔这种方式所造成的官僚体制上解决问题，所以毛主席去世后不久，就被党内否定了。
在否定了“四大”后，总设计师更是提出所谓的“不争论”。总设计师自称所谓不争论是他的一个发明，实际上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我国封建社会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不许争论。不争论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个特点，早已被民主社会所批判，所抛弃。因此他提出所谓不争论不仅不是什么新发明，而且是历史的倒退。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在争论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争论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毛泽东原来都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也离不开争论。正是通过党内的争论，才使党内大多数人认识到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选为党的领袖。所以提出不争论可以说是连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都不懂。不争论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领导岗位创造条件。
其三是权力过于集中。由选拔形成的官僚体制必然出现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在我国封建社会皇帝之所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因为皇帝有最大的选拔的权力。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就已经提到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当时是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由于发生八九年六四事件，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必然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实行家长制。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在党内普通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是平等的。在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中，党组织的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都是平等的。党内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党的领导班子应当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但是由于党组织的一把手在选拔问题上有决定权，就势必造成一把手的权力要大于党内的其他人，很容易形成一把手家长式的工作作风，把党内的平等关系变为君臣关系。什么事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大家都得看一把手脸色办事，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邓小平虽然没有担任党的一把手，但是由于他实际上掌握了选拔权，因此也是集权力于一身。他想用谁就用谁，谁当党的总书记都是他说了算。谁跟他的思想不一致，他就可以“不换思想就换人”。
形成小团伙和特权阶层。由于选拔的都是自己人，就必然结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团伙。由于这个小团伙掌握了政策制定的权力，因此他们很容易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使他们这个小团伙享有特权（比如在医疗、住房、出行、警卫、服务人员等方面的特权）从而使这个小团伙成为特权阶层。这个小团伙还会由于子女婚姻关系形成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比如曾有媒体报道，某大学生到一个县代职，对这个县的官场进行了调研，揭露了这个县实际上已经形成几大家族势力。这跟《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很相似，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出了腐败问题也会官官相护，很难查处。这种情况如果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换了一个新的领导干部还可能对原来领导班子中的腐败问题进行查处。如果领导干部任期没有限制，领导班子出现腐败的问题很难解决。
以权谋私。比如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腐败，把国有资产变为自己的财产。通过贱卖国有资产收取回扣，以及卖官买官等。
监管难。现在我们总说监管难，监管难在哪里？这个看似很复杂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监管的人（纪检监察干部）是由被监管的人（党政一把手）所选拔的。这就是原因所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更深的道理，例如那些靠卖官发财的上级领导干部，必然选拔那些靠行贿买官的下级领导干部。那些搞腐败的领导干部决不会选拔敢于反腐败的领导干部。老鼠能够选拔猫来监管自己吗？小偷能够选拔警察来监管自己吗？
权大于法。由于法院、检察院等执法部门都有党组织，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领导干部都是由党组织选拔产生，因此党组织的权力、党的领导干部的权力必然要大于法院、检察院等执法部门、法官、检察官等人的权力，很难避免以权干预法律的问题
官僚主义。被选拔的领导干部只对上级领导干部负责，只听上级领导干部的话，只能按照上级领导干部的意图办事，即使上级领导干部错了，也不会进行抵制，只会同流合污，甚至助纣为虐。不会对人民群众负责，听取群众呼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第四个问题，选拔这种方式与客观环境有关。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比较重视选拔，是因为他们往往忽视了选拔这种方式与客观环境的关系。选拔这种方式在竞争比较激烈的环境下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都知道一个典故“三顾茅庐”，讲的就是三国演义中刘备重视人材。但实际上曹操也是很重视人材的。曹操曾发布“招贤榜”招揽天下有才之士。曹操身边有许多人才，像郭嘉、许攸、司马懿等。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很注意选拔人材，选拔那些对马列主义有坚定信仰的人，把他们提拔到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不注意选拔人材，不能把对马列主义有坚定信仰的提拔到党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我们党就不能战胜敌人，不可能取得胜利，只能被敌人打败。在和平时期人，由于没有了竞争对手，领导者就没必要选拔人才了。比如秦始皇在征战六国时就重视选拔人才。秦始皇夺得天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在和平的环境下，秦二世就不再用李斯这样的人才，而用赵高这类奴才。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搞了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一个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注重人材的选拔。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就是因为选拔重用了一大批高科技人材，才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
应该说，毛主席是注意到了选拔与环境的问题。毛主席为了在和平环境下选拔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想了很多办法，其中就包括采用文革这种大民主的办法。毛主席在总结前苏共和平演变的原因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选好接班人。在毛主席看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能在温室里成长，“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接班人必须经风雨、见世面。能够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同时毛主席也是希望通过发动文革这场群众运动考察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应该说，毛主席的这个想法是非常深刻的，是完全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
其五、选拔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斯大林选的党的领导干部，赫鲁晓夫不一定能用。毛主席认为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党的领导干部，其他党的领导人并不认可，甚至还会抓起来。毛主席能把陈永贵、吴桂贤等普通农民、工人选拔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其他党的领导人也可以把他们拿下来。毛主席要通挑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所以要发动文革。其他党的领导人并不想挑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所以不可能发动文革。
在封建社会官吏产生的办法可以说就是选拔的办法。那时单凭主观意志的选拔办法存在更为严重的弊端，这一点即使我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也已经看到了，为避免这种办法产生的弊端，我国封建社会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创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相对于完全凭个人主观意志进行选拔的制度无疑是一个进步。科举制度采用的是考试的办法，它的好处在于使官吏选拔的办法有了一个客观标准。不能否认，这种制度也确实起过一些作用，防止了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混进官场，使一些出身寒微的有才之士登上殿堂。现在我们在选拔干部中采取的考试的方法不过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翻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越来越发现科举制度的弊端，认识到这仍不过是封建统治者按照自己意愿选择自己奴才的一种办法，其目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者自己的统治。所以从满清末年戊戌变法开始，接受了西方国家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提出了废除科举制的口号，进而提出实行选举制的要求。
针对领导干部选拔中的问题，我有五点建议：一是为提高选拔者的素质，在对选拔对象进行考核时，应组成三结合的考核组，即由党的组织干部部门、党的理论工（各级党校及马列主义学院的教员）、基层党员代表共同组成考核组。为什么要有党的理论工参加考核呢？因为党的组织部门的考核人员，本身并不一定具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素质，因此他们很难对被考核对象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素质做出正确评估。只有专业理论工参与考核才能对被考核对象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素质进行正确评估。考核组要有基层党员代表参加，是因为只有基层党员代表最了解被考核对象是否能做到毛主席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二是我主张选拔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完全打破现行的条件标准。还是要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为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最基本、最主要的条件。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的选拔都不受年龄限制，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能下能上的干部制度。对任职的资历和学历不做硬性规定，仅做参考条件。应聘者可根据自己的情况，按自己的想法选择参加各个级别的招聘。招聘单位不应设条件限制应聘者参加招聘，给所有应聘者一个平等的机会。三、改变选拔党的领导干部的方式，改变现行的党的领导干部选拔中的考核方式方法。代之以被考核对象拿出自己有代表性的、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论文、论著、工作总结、调查报告、建议意见、施政纲领等参加考核。初步被选上后，面试时应了解应聘者的阅历、知识面，政治思想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等。再次入选后，应参加培训班（党校、干校举办）进行培训。培训班采取边学边做些实际工作的方法，如可组成工作组派到问题较多，困难较多地方做实际工作，边工作边学习边考察。而后再决定是否使用。使用时可先直接留在所去的地方，工作几年后再根据其表现及需要调往其他地方。这样可以一举多得：既考察了干部人选，培养了干部；又有利于解决这些地方的问题，并为这些地方选配了干部。由于干部所去的地方工作复杂、条件艰苦，一些没有本事、只想当官，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不想吃苦的人也就不会去参加应聘了。四就是要把选拔与选举结合起来，在选举中实行竞选，为选拔创造一个有竞争的环境。这一点在下面提到的选举时还会提到。五是要建立问责制和连带制。就是对带病提拔的干部要追究提名人、考察人和赞成人的责任。比如选拔一个带病的干部，提名人应降一级工资，其他考核人和表决投赞成票的人应降半级工资。如果三次提名干部都是带病的，就应取决其提名资格。
下面我再谈谈选举制。我认为选举制同选拔制相比要有利于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领导岗位，保证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创造条件。但是按照现在的选举办法也很难把马克思主义者选举到党的领导岗位。《宪法》、《党章》、《选举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工作的条例》对选拔和选举这两种办法已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强调比较多的是选拔的办法，中央一再强调要认真做好领导干部的选拔工作，必须纠正领导干部选拔工作中的不正之风。而对选举的办法却很少提到。很少有人提到现在我们的选举办法是否完善？是否存在问题？是否应当加以改进？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原因有两点：一是对选举的认识不足。我在上次发言中已经讲到，现在我们党内许多人对选举有一种偏见，认为选举民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方式。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不是注重民主的方式，而是注重民主的实质。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方式是协商民主，走群众路线等等。这种认识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党的领导权产生的方式。是选举产生，还是选拔产生。如果是选举产生，那么就是民主的方式。如果是选拔产生就不能说是民主的方式。应当看到选举这种方式本身没有阶级性，不能一提到选举就把选举都归为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也需要选举。这是我们党的章程明确规定的。如果选举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那么我们的党章为什么还要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由选举产生。按照党章的规定，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由选举产生。为什么党章要做出这样的规定，就是因为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换言之，如果我们党章没做出这样的规定，那么怎么能体现我们党内的民主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不是通过选举产生，那就只能通过选拔产生。选拔的权力只能来自上面，这就等于否定了党员的民主权力。如果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通过选拔产生的，那么我们党的这种组织制度就同封建社会官员产生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在马克思充分肯定的法国巴黎公社的原则里面就包括公社的领导人要由选举产生的内容。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也是通过选举才取得军事上的领导权。
选举制可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办法。这种办法同选拔制的区别从表面上看只是形式上的区别，实质上从政治制度的意义上讲，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选拔制在封建社会是当权者的一种特权，即当权者比一般人在授权问题上享有特权。其理论依据是“君权神授”。而选举制首先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当权者的这种特权，认为一切权力应当属于人民，人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其理论依据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资产阶级的选举制相对于封建社会选拔制而言，是历史上政治制度的一种进步。但是由于选举制是从西方国家传来的方法，我国人民对它很陌生，很不习惯，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们的孔子的儒家思想中是没有选举的思想。上个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为什么要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因为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思想。而“五四运动”中提出的要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中的民主，就是要废除君主专制，实行民主选举。但是当选举这种方法传入我国时，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尚不具备实施这种方法的条件。当时我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势力还很顽固，加之以后帝国主义入侵，国内军阀混战，以及革命战争的兴起，那时权力的争夺主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因此，这种方法在当时不可能推开。建国后，我国虽然制定了选举办法，实行了选举制度，但由于我们仍过多地强调选拔制度。所以对选举制度研究得很不够，选举制度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推广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很多选举都是走形式，实际上都不过是变相的选拔。
我们并不是迷信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我们也承认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确实有许多弊端。但是我们应当承认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比起封建君主专制的选拔制毕竟是一个进步。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实施选举的办法也会遇到许多问题，也有可能出现西方国家选举中那种权钱交易，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拉选票的情况，弄不好也会把坏人选上去。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任何新生事物在成长中都不可能是没有缺点的，都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我们完全可以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使选举制度不断完善。正如西方国家选举制度曾经经历过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一样，比如，选举人的条件、对被选举人的限制、计票的方法等都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在进步的反映。虽说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选举办法，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西方国家的选举办法确有我们的可学之处。如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但不能否认西方国家经济管理方法中确实有我们的可学之处一样。为什么我们能够在经济体制方面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方法，而在政治体制方面就不能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方法呢？我们在实施选举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也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我们任务就是应当研究如何借鉴西方国家选举制度的经验，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加快这一过程的进度，并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使这一制度比西方国家更加完善。这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所要达到的目的。
二是除了对选举认识不足，我们有的领导干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赞成选拔，不赞成选举。官方媒体把选举问题当作一个敏感问题，不许人们进行讨论。比如你可以就选拔问题发表个人看法，就党内腐败问题发表个人看法，也可以就党内出现特权阶层发表看法，但是就是不允许就选举问题发表个人看法。因为选拔有利于维护领导干部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不会对领导干部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有所影响。而选举则不利于维护领导干部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甚至会影响领导干部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这恰恰说明选举制度的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很可能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随着选举制度的改革，必然要影响到领导干部的权力和利益。然而这正是社会民主的本质要求，社会民主的本质要求不就是要由人民当家作主，要求把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由人民来选择自己的“公仆”，不允许“公仆”有任何特权吗？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害怕由于选举制度的改革影响到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只能说明他害怕社会民主，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配当一个领导干部。我们应当看到一个社会的进步必然表现为民主的进步。当今社会民主作为一种社会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任何企图阻挡民主潮流的人只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终将被历史所淘汰。所以我们的领导干部应当成为选举制度改革的促进派而不应当成为选举制度改革的阻力。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选举的问题呢？首先我想到的是毛主席是如何看待选举问题的。毛主席曾经说过不要迷信选举。在我看来，毛主席的态度是既不否定选举，又不迷信选举。也就是我们在谈到民主的问题时有一句话说：“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换在选举上就是说，选举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选举是万万不能的。那么毛主席为什么不否定选举呢？前面我已经谈到我国封建社会就是只有选拔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如果否认了选举制度，只剩下选拔制度就等于我们的政治体制倒退，又回到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有毛主席这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在选拔中会选拔出大量优秀人才。那么其他党的领导人是不是也能具备毛主席那样的素质，也能像毛主席那样去选拔优秀人才呢？我看是不可能。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在毛主席去世后，所有党的领导人包括那位所谓的接班人在选拔领导干部、选拔人才时谁能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拔到领导岗位上。而且当只有这种选拔方式时，必然会出现封建社会买官卖官的问题。所以这是毛主席不否认选举的重要原因。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又不迷信选举呢？在我看来这就是毛主席对什么事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选举也是这样。因为选举的条件不同，选举的结果也会不同。我们知道马克思对法国巴黎公社的选举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是持否定态度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法国巴黎公社的选举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的选举，参加选举的都是大都是无产阶级。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是在资本控制下的选举，这就是二者在选举的条件上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我们国家，包括在前苏联能不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呢？从我们国家和前苏联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很难。因为我们国家和前苏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如同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发生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从而无产阶级也比较成熟的国家。而是都是发生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不仅数量上不占优势，而且也远没有法国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那么成熟。比如我国和苏联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并没有像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那样提出实行普选，并且选出的公仆可以随时撤换，以及公仆的工资只能与工人相同等措施。文革初期，根据文革十六条，在一些学校也曾提出要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结果并不成功。从我党的历史上看，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曾经在党内选举中落选。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共产党一直是实行党内选举制，选举的结果还是让修正主义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实行选举制，可是选举的结果仍然是资产阶级掌握权力，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通过选举掌握权力。在文革前我们党内的选举中当选的党的中央委员大多是老革命，老干部，很少有普通工人农民当选党代会的代表，更别说当选党中央的领导。如果毛主席在文革前就提出通过选举让普通工人农民当选为党的领导人，恐怕很难得到党内大多数老干部的支持。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应当提到，在我看来，毛主席之所以要发动文革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目的有很多，其中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选举的条件。就是要为把普通工人农民的代表选进党中央的领导班子创造条件。文革通过发动群众对老干部进行批评监督，不仅打消了老干部的威风，去掉了老干部身上的老革命的光环，同时也揭露了许多老干部在夺取政权后，大搞特权，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提出选拔一些普通工人农民的代表进入党的领导层就容易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按照毛主席的布局，在毛主席去世后，党内如果能够正常进行选举，应该说有利于把普通工人农民的一些先进人物选入党的各级领班子中。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毛主席生前的布局。这就改变了选举的条件，由于选举条件发生了变化，选举的结果也就发生了变化。
综上述所说，我认为毛主席在党的组织制度的探索上是深谋远虑的，是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的。尽管后来出现的情况是他生前所没有预见到的，但我们仍然能从毛主席生前对党的组织制度的探索中汲取有益经验。那么后来我们党内为什么会出现毛主席生前所没预想到的情况，会打乱毛主席生前的布局？为什么在毛主席去世后，我们党的组织制度并不有大的变化，也就是仍然坚持毛主席生前为我们党制定的组织制度，但是却把许多贪官腐败分子选为党的各级领导人，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很难被选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领导人？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深思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因为我过去曾经长期做过党的组织工作，对党的组织制度多少有点了解。但是老实说，过去我虽然也对党的组织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所感觉，但是从没进行深入地思考，从没怀疑过党的组织制度会有什么问题。直到我所在的国有企业停业，我这个军队的营职干部，优秀的党务工成了一名下岗工人，才引发我的一些思考。前面我所谈到对选拔问题的认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我又对党内的选举制度进行了思考。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我首先想到的是按照我们现在党内制定的选举制度或选举法，党内的选举往往是走形式，选举的结果大多是选举前由党的领导班子内定的，比如候选人都是事先内定的，即使是差额选举，多出的两三个候选人也是事先内定的。有的就是当陪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后，我想到了一句话：“裁判员不能同时当运动员。”也就是选举的组织者不能同时又是被选举者。如果选举的组织者同时又是被选举者，那么就等于自己选自己。要改变这种情况，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选举的组织者与被选举者分开。也就是被选举者不能成为选举的组织者。为此在选举前应选出一个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中不应有被选举人。这样才能有利于选举的公正性。防止被选举者控制选举。
第二点，按照现在的选举制度和选举方法，我们对候选人并不了解。按理说，选举必须建立在对候选人的情况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才有利于选举人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达到选举的目的。从我们广大党员的愿望来看，绝大多数党员都希望能够通过选举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选到领导岗位上。谁也不希望通过选举把党内的腐败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派选到领导岗位上。但是现在选举的结果并没有体现广大党员的真实愿望。恰恰通过选举把一些党内的腐败分子选到党的领导岗位上。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大党员对党的领导干部的候选人并不了解。在选举的时候仅仅能知道候选人的情况简介。我们能不能通过情况简介就了解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了解一个演员、一个歌手也不可能只看情况简介，最起码得看看他的现场表演、现在唱歌。选举党的领导干部要比选一个演员、歌手要重要，怎么能只看情况简介就投选票呢。现在真正的选举，为了让广大党员了解候选人都要搞竞选。我们有不少人反对搞竞选，把竞选当作是资产阶级的选举。似乎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选举就不用搞竞选，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现在除了搞竞选，再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帮助广大党员了解候选人。他们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不想让广大党员了解候选人的真实情况，拿候选人的情况简介应付广大党员，以便让他们提出的候选人顺利当选。我不知道在党内的选举中搞竞选究竟有什么坏处，唯一的坏处恐怕就是通过竞选，当广大党员真正了解了候选人的情况去投票时，选举的结果达不到选举组织者的要求。也就是选举组织者希望选上的人没被选上，而选举组织者不希望选上的人被选上。这恐怕就是选举的组织者在选举中不搞竞选的真实原因。由此一来，我们广大党员也就无法通过选举来了解当选的党的领导干部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点，按照现在的选举制度和选举方法，普通党员只有选举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权力，对于市级以上党的领导干部的选举基本上没有任何权力。而实际上越是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越是需要实行直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党员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只有普通党员都有选举党的高层领导干部的权力，党的高导领导干部才会自觉把自己置于全体党员的监督之下。有人担心采取这样的选举方法会出现由于选举者素质参差不齐，在选举中出现各种问题。但是在南非和印度的选举中广大党员的素质恐怕比我们国家要低，不也把曼德拉、圣甘地选为国家领导人吗。更何况我们讲的是共产党内的选举。在党内选举中，参加选举者是共产党员，素质都比较渐高，都有较高的分辨能力，能够分辨出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参加高层党的选举中应该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也有人可能担心在党内实行由于我们党的党员人数太多，不具备直接选举的条件。我认为现在有了互联网，有了计算机、手机，只要设计出合理的科学的程序，直接选举并不会太难。
第四点是权力制衡的问题。在我看来共产党内如果只有选举，没有权力制衡，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权力高度集中，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党的主要领导人身上。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而且在执政后实行的是一党执政制，整个国家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共产党的权力又都掌握在党的主要领导人手中，这就等于整个国家的权力也都掌握在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就可以通过选拔任命党的各个部门的领导人，任命国家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将党和国家所有部门的领导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包括军队、警察、法院、报纸刊物、出版社等。由此也就可以控制整个国家的各级选举，使选举流于形式，完全服从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意志。党的各级领导人虽然形式上还是由选举产生，但是并没有真正体现党内民主，而是成为变相的选拔。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选举产生的党委书记，可以由上面调到其他单位或部门任职，然后由上面派来一个新书记。
在毛主席去世后在真理标准大讨论时，我们党内曾提出毛主席在世时党内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应该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比如在党内选举中，很多普通的工人农民比如王洪文、吴桂贤、陈永贵等之所以能够当选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主要是由于毛主席集党内权力于一身，所以他的提名必然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使这些人顺利当选。那么既然毛主席能够做到这一点，后来实际控制了党内领导权的党的领导人，自然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那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想用谁就可以用谁。连两位党的总书记都可以任意罢免。邓小平虽然提出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党内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但是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再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直到现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毛主席去世后，所谓的接班人没有按照组织制度解决所谓四人帮的问题，而是采取非组织制度的武力的方式解决所谓四人帮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前苏联斯大林去世后也出现过。赫鲁晓夫就是采取类似方式处理了贝利亚，才保证了自己当选。这种情况在美国会不会发生？我们不否认在美国由于资本大财团的控制，也会出现当选总统被暗杀的事情。美国当选的总统却很难通过非法的手段去抓捕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为什么，就是因为在美国有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美国有权力制衡机制，在美国也不可能出现只有总统一个人的声音。民间可以自由办报，出版刊物，发表各种不同政见。
那么怎样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呢？我认为可以参考美国政治体制。一个是三权分立的办法，即在共产党内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比如，党员代表大会相当于美国的议会。党员代表大会主席相当于美国议会议长，与党的总书记平级。党的纪委书记相当于美国法院的院长，也与总书记平级。二是在共产党内实行两派制。毛主席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现在我们党内实际上有两派。一是毛派，一是邓派。既然有两派，我们不如公开化。允许两派各自建立自己的组织。自己办自己的报纸，杂志等。费用由政府提供。党员代表及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都由两派通过竞选产生。
第五点，党内必须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保证党员有利用各种形式，如“四大”进行争论、对党的大政方针及党的领导干部的言论进行批评的权力，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这样才便于全体党员真正了解哪个党员是马克思主义者，哪个党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选举才有可能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选到党的领导岗位上。
上次发言我谈了党的思想建设问题，以上我又谈了党的组织建设的问题。最后我还想谈谈文革问题。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密切相关。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提出这么一个观点。过去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前不久习总书记的提出还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点毛泽东思想也做到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有一个结合，就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是如此。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提供的科学理论。这是所谓特色理论所不具备的。过去我一直不理解毛主席搞文革为什么没有像过去搞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和党内整风那样，依靠各级党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如果像过去那样搞，依毛主席的威望和领导能力，文革中不会出现那么多问题。毛主席在文革中为什么要撇开各级党组织，直接依靠群众，以至运动中一度出现失控的混乱局面。这个问题直到我所在的国有企业改革时，我发现党组织根本就不起作用。联想到九一年苏联发生剧变时，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没有一个能够站出来，二千多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使我认识到，毛主席在发动文革时曾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苏联共产党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就必然造成苏联党的各级组织都会出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依靠党的各级组织来解决从中央到地方的修正主义问题，显然是不可能。毛主席在谈到文革时还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也就是在毛主席看来，在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情况下，除了采取文革这种形式，再没有其他更好地形式能把被修正主义篡夺的党的各级领导权夺回来。不把党的各级领导权从修正主义者手中夺回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问题。毛主席之所以发动文革就是要探索和尝试如何创新一种新的形式把党内被修正主义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夺回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问题。从文革的结果上看，文革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向党内修正主义夺权的斗争也确实促进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通过运用“四大”批判修正主义谬论，批判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四旧、立四新，批林批孔，批水浒中宋江的投降主义，以及开展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等，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一方面使接班人经受了大风大浪的考验和锻炼，同时也为党组织考察识别接班人，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创造了条件，还为在党内选举中把一些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上的人以及优秀的工人、农民的代表选到党的领导岗位是创造了条件。
当然我们不否认因为文革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继续革命的一次尝试、一次演习，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严重的问题，给党给国家给人民造成重大损失。但正如中国革命中也曾出现严重问题，比如党内的右左倾问题，曾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国革命。我们也不能因文革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就否定文革。应当看到文革中所取得的成绩，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所起的作用，要远大于文革中出现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由于否定了文革，整个社会出现的问题，整个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出现的问题要远大于文革。而要改革开放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存在的这些问题，除了文革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毛主席曾经说过，文革不能只搞一次，要搞多次。正如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是靠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纠正了中国革命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从而保证了革命取得胜利。对于文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也应当通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文革中出现严重问题根源所在，这样就能有效地避免在今后的文革中再发生类似的问题。 （完）202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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