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看到有网友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批高精尖科技下马的问题，对此，笔者也想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下马的项目包括运十大飞机、光刻机、直8、远程轰炸机、大型导弹驱逐舰、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数字焊接系统等一系列军用、民用高精尖项目。对于当时的一些高精尖科技项目下马的说法，主要有两种理由，一种理由，说是因为当时经济困难，国家经费不足。另一种观点是80年代的思路就是我们先不花这个大力气了，先“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先富带后富。
对于这两种理由，笔者认为对，又不对。说它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暂缓高精尖科技发展，先把人们生活搞上去，待经济上去了再来发展高精尖科技也是一种方略。因此，“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没有什么不好。这实际上也符合一些人先吃饱饭再发展的思想。但说它不对，这就是说站在长远的高度来看，又不对。俗话说得好“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从世界发展来看，任何时候，谁的科技领先，谁才有世界的话语权。说国家经济困难，六十年代，国家刚建立才十来年，而且又经历了国内外的各种反动势力的疯狂破坏，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和苏联翻脸以后的逼债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硬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那个时候国家经济还不困难吗？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不研制“两弹一星”的话，后果又会怎样呢？那肯定是不堪想象的。我们知道，1969年，中苏交恶时，苏联就提出用核武对我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进攻。因为，我们有了“两弹一星”，才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站稳了脚跟，更重要的是没有国家敢再随便欺负我们了。更重要的是，从现在世界各国的竞争，最终就是高科技的竞争。只有自己有了独立自主的高科技，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会在世界上有了更加足够的底气。使我们的腰杆子更加强硬起来。从长远战略角度来看，个人认为当时的高精尖科技项目下马，不是完全很明智的选择。这是应该反思的一个方面。
应该反思的第二个方面，当时提出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和“以市场换技术”的路线，究竟实践结果如何呢？我们平时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当年我们以这些高科技下马为代价的实践证明究竟是对，还是错了呢？这是我们需要很好反思的一个问题。
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当时下马的运十大飞机。根据相关资料介绍，1980年9月26日，运十第二架飞机在上海首飞成功后，又继续进行了各种科研试飞。该机先后多次转场北京、合肥、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成都，并7次飞抵西藏拉萨，是中国第一架飞越“世界屋脊”的自行设计的飞机。至1985年停飞。研制工作基本停顿。
运十项目在启动时，与法国空客公司几乎同时起步，与同期的美国和欧洲的同类飞机的研制成功也都是花了10年时间。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以市场换技术”的思想指导下被终止，最后随着合作方美国麦道公司的破产一无所获，耽误了几十年。
我国运十停产以后，1981年，正式提交运十项目的替代方案，建议引进美制大飞机，1985年，上海飞机厂正式敲定与美国麦道公司的合作计划。同美国麦道公司签订合同，合作组装MD—82飞机，并要求上飞按美国FAA的要求整改，让出厂房，为与麦道合作创造条件。
1984年6月4日，上飞研究所的工程师联名写信给国家相关领导人，呼吁不要花巨额外汇组装MD—82，建议在运十的基础上发展我国的航空事业。可惜的是这一系列愿望和建议没有得到任何采纳，给出的答复是严令按美国FAA要求进行腾清厂房，否则各级干部就地免职。
在万般无奈之下，成千上万吨的运十型架、工装、模具从为运十而建造的厂房中搬出，堆放在露天广场，任凭日晒雨淋，最后一批凝聚航空精英无限智慧的大型型架、工装作为废铜烂铁送进了炼钢厂的炉子。第三架运十成了MD—82飞机练习的靶子。
与美国麦道合作，奉行的是“以市场换技术”，如果麦道项目果真能推动大飞机技术的发展，那倒还能接受。问题是这个被寄予厚望的中美合作项目几经周折，最终落得个血本无归的下场。我们在与美国麦道合作期间，只是帮助了麦道组装了25架飞机，并没有接触到任何核心技术。许多人都察觉到了这次合作的问题。
这次合作失败以后，1995年，又上马了全新的麦道90项目。当时的宣传报道称，这个项目国产率达到70%。如果确实如此，那也算将功补过。
然而，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麦道90项目开展的第二年，麦道公司就被波音兼并。波音通知中方销毁了所有技术资料与图纸，项目亏了个底朝天。
为推动大飞机技术的发展，国家在1992年承诺拨款100亿，结果，这笔资金很快就被国外商家盯上，不止麦道，欧洲的空客也不断提高要价，一次又一次收割所谓的“技术转让费”，谈来谈去毫无诚意，这100亿被消耗了一大部分。中方越看越感觉不对劲，最终只能选择止损，挽回了一部分损失。
这样，2007年我国才开始立项C919大飞机，耽误了几十年时间。
从运十大飞机下马的这个实践，我们得到的教训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是永远也不会有独立自主的核心技术的。同时，也证明了靠“市场换技术”也是不可能的，只能会被人家所套住。
再来看看导航系统。我国在70年代就提出了卫星定位的“灯塔”计划，但无奈在80年代“受限于国力”问题而下马，计划也因此被封尘。
我国在“东方红一号”顺利进展的情况下，1967年，海军提出了发展导航卫星的建议，1968年，“灯塔1号”（DI—1）导航卫星正式上马，进入项目论证阶段。1970年，正式开始研制。1972年—1979年完成了各项模装和试验，按照我国航天卫星研制的流程，“灯塔1号”的地面研制和试验基本已经做完了，就等着打试验卫星上天了。
然而1978年根据χχ意见，停止导航卫星计划，1980年12月，“灯塔”导航项目正式下马。
1983年，大韩航空007航班从纽约起飞，离奇迷航至苏上空，苏军射击警告，客机并未察觉，在即将飞离苏联上空时，被导弹击落，结果显示：客机侵入领空是因地磁导航故障。
两年后，美国总统里根决定将建设中的GPS系统开放全球民用。就在1985年，中方负责人参加美国GPS研讨会，美国人明言：特殊情况下将采取“三重措施”：“降低精度、关闭区域甚至更换通讯编码。”受制于人的窘迫感，让老航天人产生了继续上马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导航项目的紧迫感。
特别是在经历了90年代海湾战争美国使用卫星导航精确打击的震撼，经历了中国货轮银河号被美国GPS变相扣压的耻辱，中国才于1994年再启动“北斗一号”系统建设。
再比如光刻机，我们都知道光刻机技术在现代高科技领域里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国的光刻机技术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中国的芯片光刻工艺虽比美国稍晚，但跟日本是差不多同时起步的，比韩国早10年。我国研究光刻机技术时，现在的光刻机巨头ASML还没诞生，直到70年代ASML仍是小字辈。然而80年代我国的光刻机项目下马以后，就导致20年技术积累全部付诸东流，2020年中国的手机芯片被扼住了喉咙。
这一切，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租来的东西，虽然发展了经济，短时间上是舒服了，但是从长远来看，就是缺乏核心竞争力，早晚会遇到这个发展的门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靠“租”和“买”是得不到核心技术的。对核心技术的研究是迟早需要解决的，现在不解决只能是给我们的后代留下“历史负债”。更何况，我们在“市场换技术”的过程中是吃了大亏的。
毛主席就不一样，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就与众不同，即使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也不欠“历史债”，而是勒紧裤腰带为子孙后代积累财富。比如，“两弹一星”，省吃俭用也要造出来。当时的中央有人认为现在国家不富裕，原子弹不要搞了。毛主席一锤定音，我们自己研发出了原子弹、氢弹，从此中国人民就不再生活在大国的核阴影、核讹诈之下了。
从国际地位的竞争来看，大国博弈靠的是科技，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核心技术是赢得大国地位的关键所在。任何时候，只有核心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就能有效地制约对方。而掌握核心技术就必须要能够做到独立自主。因此，毛主席在新中国刚建立时，面对那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提出了一定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从新中国一建立起，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短短20几年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如何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时，对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点，毛主席是这样认为的，他说：“造船再贵，货币并没有外流，无非是钱从左袋装进了右袋，肉烂在锅里。买船再便宜，得付外国人钱，货币外流了，算总账就亏了。”
看看解体后的苏联，曾经的科学技术大国，现在只能靠卖资源过活，仰人鼻息。从长远发展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再困难的时候，只有依靠独立自主发展起自己的核心技术，才能为未来的经济提供先进的发展条件，造福于子孙后代。如果只顾及眼前利益，只能说是一种短视行为，必然给子孙后代留下无穷的“历史负债”。这对我们今后的战略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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