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最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登一篇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题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的主题演讲整理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现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就是要推行政治改革。他的政治改革到底是要改什么呢？就是要弱化党对经济的领导，其目的就是要彻底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让共产党下台或者改旗易职。这是个值得注意的政治动向。因为这篇文章是发表在共产党的重要媒体上的，如果爱国的同志们再不及时的给予反击的话，换旗行动就开始进入实质阶段了。我们必须同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做殊死的斗争,坚决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了让读者能看到原文，笔者将原文全部贴出来，便于读者自行分析批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受笔者观点左右。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茅于轼、吴敬琏、樊纲、张维迎等新自由主义分子、市场原教旨主义分子组织的论坛，他们常年散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散播自私自利的拜金主义经济人假设，大搞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使中国政治生态与美国接轨-官员成为资本家走狗，使中国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突出，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私有化、市场化、殖民化及权力资本化进程。他们不反思自己极端观点的错误，反而把这些问题归结到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制度上。眼下这批新自由主义分子要利用社会矛盾，推动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彻底瓦解共产党与共和国。 我的批驳言论全部放在括号内，便于与原文区别开来。下面看正文。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70期日前举办。50人论坛特邀专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发表题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的主题演讲。他表示，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它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它是渐进式的改革，是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当前，民众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可以从下往上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少，需要从上往下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这种改革与过去的改革不同，需要有更新的改革路线图。但是，这种改革必然会导致一些人损失利益，所以肯定会有阻力。这就需要有大智慧的人进行顶层设计。
制度创新改变了中国（制度有好有坏，创新未必就是进步的，改变的未必就比原来的好。将原来好的社会制度如鞍钢宪法、大字报等改掉，就是复辟倒退。）
马晓河说，过去的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确实是翻天覆地。资源卖光了，青山绿水没有了，吃粮食都变成转基因了，购买美国的债券变成废纸了！最近美国两房退市，中国3763亿美元债券成为垃圾股）。最根本的原因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企业确实是制度创新）。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有三大制度创新改变了中国。这三大制度创新是：产权制度改革（化公为私）、吏制改革（变毛时代集体领导制为一把手说了算的封建集权制）、对外开放（欢迎洋人进来剥削中国人）。这三大制度的核心是解决了两个群体的问题：第一个解决了弱势群体或者说是穷人的吃饭问题(穷人原来没有饭吃？有饭吃就不是穷人了？不知道马氏对穷人是怎么定义的)，第二是解决了精英的出路问题（就是如何让精英放手鱼肉百姓问题）。
第一，产权制度改革。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一开始是在农村先开始的，就是承包制。于是同样的地、同样的人，制度不一样粮食产量就上来了，大家就有饭吃了。（吃饭问题绝不是分田单干制度的功劳。1978年以后农业粮食产量上去的主要原因是化肥的广泛使用、农作物新品种的推广和原集体时代大水利的效应以及精耕细作带来的结果。笔者是学农学的，知道决定农作物产量的三要素：化肥、种子和合理密植。小化肥项目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时由毛主席拍板从美国引进的，经4-5年试验转入正常生产。在1974-1975年，我家乡就开始使用化肥了，当时主要是碳酸氢铵，有的生产队买不起化肥，就用拖拉机到化肥厂运废弃的氨水来浇灌水稻，水稻产量明显提高。后来氮磷钾复合肥也全面推广开来，使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我们那里还没有到改革开放早就解决粮食问题。粮食产量与种子有直接关系，有好种才有好苗这是每个农民都知道的。合理密植也很关键。农药几乎和化肥同时普及，这些因素再加上农民的精耕细作才使得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因而解决了吃饭问题。所以粮食产量提高的本质主要在于科技而不在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低，那种认为是分田单干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假设粮食产量是农民生产积极性所致，那么为何改开都已经30多年了，粮食产量再也没有很大提高？这种谬论不攻自破！如果说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能使农民脱贫致富的话，那么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都是单干，没有哪个农民摆脱贫困，倒是因为生活不下去而纷纷揭竿起义了！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是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懂农业生产。）产权制度改革随后又在城市推进。1985年之后工厂也开始实施承包制，工厂开始发计件工资，随后又搞股份制改造，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民营化等等，使城市的许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发展起来，工人有工作，也就有饭吃。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工厂承包制的推进，使得广大的弱势群体有饭吃、有业就、有学上，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农村分田单干本身就是错误的，而将这种错误的改革模式应用到国企改革更是错上加错！为中国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埋下祸根！贩卖这种论调的人是极其无耻的！难道在国企工作不叫就业？就没有饭吃？那个时候工人都是机器人？不吃不喝也能工作？只有工厂变成私人的了，工人再去打工才叫就业？才有饭吃？脑子进水了不是！原来大家有活一起干，有饭一起吃就不好，只有等改制了卖身给老板干活才好？你马晓河调查过吗？工人赞成这样的改革吗？分明是你在强奸民意吧？那些赞扬改革人，都是好逸恶劳的寄生虫，他们害怕劳动，改制后他们不必劳动了，而且发了大财了，当然说改革好）
第二，吏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在过去叫吏制改革。改革开放以后吏制改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恢复高考，让千万知青通过公平考试走入国家的政体里去，改变自己的命运。（高考制度其实就是封建科举制的翻版，还是延续封建社会读书做官论。一个个成功进入官场的人都变成统治人民群众的劳心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看看当官的多风光呀，坐好车，包二奶。高考确实改变了某些人的命运，但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人就不是人才？他们中间就没有能人吗？显然不是！）这些大学毕业生进入到各个岗位，给中国奠定了牢靠的人力资本基础（没有当上官的就成了有知识的赚钱工具，即你们所说的白领，也是高级打工仔），保证了后来中国的繁荣发展。二是建立了干部轮替制度。政治局委员70岁下，国务院总理干两届下（犯错误也干完两届才下来，对国家将造成多大损失？难道这也是好事？我觉得应该学习毛时代建立人民弹劾制度，让老百姓可以给高级的国家领导贴大字报、提建议、开批评会，不管哪个领导职务有多大，只要人民不满意就得下台，才是真的进步），市长当到一定的时候换地方（在一个地方搞臭了，干不下去了，再换个地方做官，这也是进步？）……这是一个很大的举措。当官员有各种条件，大家都不想下来，（为何一旦当官都不想下来？是不是油水太多了？美女太多了？）可是这样底下的人就上不去。轮替制度给了年轻人机会，保证了体制的生机。（当今社会没有权利背景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子女有几个能上去的？）
第三，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通过对外开放，中国引进了资本、技术和管理，（外资确实引进来了，他们确实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他们的技术对中国人绝对保密，想偷偷学习人家的技术，没门！资金是引进来了，但人家是来赚钱的，不是来捐款的！人家还享受超国民待遇，出口免税。30年来在中国资本不知道翻了几番，工人只赚一点可怜的工资，可是浪费的都是我们的资源，污染的都是我们的环境）使得中国经济由过去完全封闭的状态纳入到世界体系里去，（确实融入世界了，已经成为世界加工厂了，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没有定价权，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而且被人家卡住了脖子，让巨额外汇买美债就不敢说不买，让救美国就不敢不救，融入是融入了，就是被人家消化了，彻底失去了自我，成了奴才了，这样的融入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中国的观念、政策制度、产业体系都改变了（28个战略产业有21个被外资收购了，中国的宏观调控确实调控不了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猪脑子都能分辨出来的）。再通过发展，使得中国从过去的外汇短缺、贸易赤字双缺口变成了双剩余。（2.4万亿的外汇储备用不了多久就全部从人间蒸发了！我都不想和这样的脑残辩下去了，他还沾沾自喜呢）
通过以上三大举措，解决了穷人和精英这两个群体的问题，让这两个群体各自都有事情干，社会就稳定了（我小的时候，正处在文革后期，那时确实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他们说文革是十年动乱，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乱，一切都是有序进行。你说现在稳定了，可是每年有10几万起的群体事件，今年还连连发生屠杀儿童的案件，还有富士康的13连跳，我怎么没有看到稳定呢？难道你是瞎子？连央视的新闻也不能看了？）。中国改革30年，实际上就是解决这两个群体的问题，让他们有正当渠道各司其职，使中国强大了起来（我不知到马氏所说的强大是指什么，在那个资改派称为经济处于崩溃的毛泽东时代，没有人敢觊觎我们的一寸领土，可是在当今的改开盛世，我们的南海和东海的岛屿却不声不响地被周边小国瓜分了，难道这就是你说的强大？）。 过去30年渐进式改革成果明显（典型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马晓河说，过去30年，中国进行了三大制度、两个群体的改革，有一个特点非常明显，就是渐进式。当年前苏联改革采用的是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搞了资本主义，把股权分给职工、城乡居民、老百姓。中国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马氏承认苏联是一夜之间搞了资本主义，我们是采取渐进的改革。这种说法其实就是说，我们和苏联改革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我们用30年时间搞成资本主义，结果是一样的。但苏联搞的急了所以解体了，我们是温水煮青蛙，让老百姓慢慢适应资本主义，他这是已经承认改革就是搞资本主义了。这与中央的特色社会主义说法不一致，是否马氏与中央的关系非同一般？可以知道高层领导的秘密？这种反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为何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这种渐进式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它采取的路径是从下到上先易后难。为什么这么改？因为当时的中国也有利益集团，从下改对上层建筑影响最小。先让农民试点改革，成功了上面就下一个文件承认，这样对上层建筑影响小，引起的社会震荡也就小，成本低而且社会容易保持稳定。（这不就是承认私有化的改革采取温水煮青蛙的策略了吗？真是贼过三年不打自招！所谓的利益集团是什么？是指当时的干部吗？显然不是。因为那时的干部与群众在经济地位上差别不大。指的是享受各种保障的工人阶级吧，所以你们的改革就是要砸掉工人阶级的“三铁”对吧？就是要他们当雇工，去资本家工厂讨生活对吧？你们和工人阶级天生有仇吗？哦，你们一定是被改造过了的旧中国的资本家吧？不然何以对工人阶级那样仇恨呢？）
其次，从改革的领域看，改革的顺序是先经济后政治，（实际上，我们的政治制度仅仅形式上是社会主义的，比如人大政协。但实质上已经和美国接轨了，那些官员、委员、精英们都是在为资本家服务。只是宪法、党章上还有不少社会主义内容。经济上经过30年已经变成资本主义了，所以为了与之相适应就要把上层建筑也彻底改成资本主义的。这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一来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及相应的政权机构就要被改掉了，因为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不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所以他们必然要对这些进行改革了）经济领域内又是先生产后流通。我们看到，改革农村就是先从生产领域进行的，把地包给农民，然后才逐渐地实行双轨制，卖足了平价粮给国家，议价粮由国家征收。随着后来粮食的增加，改革才从生产领域逐渐走向流通领域。经济与政治的顺序则是先经济后社会政治领域。因为当时大家都穷，肚子饿着要吃饭，所以改革先从经济领域抓起，吃饭第一。
再次，在改革进程上，中国采取了先点后面的方法，先试点，试点成功后再推广。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这样，先是东部沿海地区，再逐步是沿江地区、沿边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最后，在利益分享结构上，中国采取的是增量改革的方法。先对增量部分进行改革，然后用增量的改革成果带动存量改革。（玩起名词来了，老百姓不懂啊，容易忽悠啊。所谓增量不就是工人的劳动剩余价值吗？这个工人拿小头，出来工资之外给你发点奖金，给你一点甜枣吃，好让你跟着说改革好啊，人心所向啊。其实是拿你自己劳动挣来的钱给你发点奖金，你就被一点小利小惠收买了。下面接下来的就是对存量的改革，说透了就是瓜分原来的国有资产，这时就没有你工人的份了，等你知道上当了，等你想说不字的时候，你已经下岗了。这就是改革的设计者阴毒的地方！）马晓河说，他曾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个工厂实习，当时这个工厂拿出一部分的优质资产和外国公司合资搞股份制，通过引进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合资企业的产品质量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也随之提高。结果这个厂没改革的工人们就着急了，也要求进行改革。中国后来纷纷进行的股份制改造、产权改造，也都采用的是这种办法。（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孙子兵法用的真好啊）
这种从下到上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虽然在短期内不容易取得大范围成功，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如果用30年的时间来看，它的社会震荡小，试错成本低，成果非常明显。中国需要新的改革路线图（以允诺政治权利为名，行剥夺政治权利之实，目的是结束共产党的领导）
马晓河提出，中国需要新的改革路线图。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过去30年改革虽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得中国从穷国变成一个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即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这种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群体性。它是渐进式的改革，是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改革。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从基层率先发动改革，工人、农民优先获益，所以他们支持改革。但是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从经济领域转到社会领域，从一般部门向垄断部门和公共权力部门推进，改革的受益群体开始从农民、工人转向了精英群体，随后又从精英群体转向了核心精英群体。随着实践的推移，改革越深入，精英群体特别是那些核心的精英群体从改革中获得的利益越多，农民、工人则被边缘化，获得的利益非常少。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公共权力，也没有掌握公共资源。（你们亲手剥夺了工人农民的权利，自然权利就到了你们手中了，你们成了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还不够吗？你们看到自己尽管有钱了，有些领域还是进不去，还是不能和官僚相比，就觉得官僚成了你们发大财的绊脚石了，是吗？于是你们就想把他们的权力也改掉是吧？所谓的垄断部门不就是国企吗？所谓的公共权利不就是领导权吗？国企就是社会主义的最后一块阵地，领导权不就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吗？你就干脆说要把这两样都搞掉就行了，何必拐弯抹角呢？）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改革方式就推不下去了。原因有两方面：第一，随着信息化、市场化的深入发展，老百姓素质提高以后要求要公平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与此同时，既得利益群体打着改革的旗号强化自己的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他们不断地扭曲市场，破坏市场秩序，甚至造成一个视觉错误，认为垄断资源集团可以无限制地、无节制地甚至无制度制约地在资本市场上圈资本，在土地市场上圈土地。于是这两个利益群体矛盾加剧。第二，改革3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下到上推进的改革领域已经越来越少，需要从上到下推进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涉及上层建筑的整体改革，风险大、成本高，牵一发动全身，但是不改又不行。（已经下了鱼死网破的决心了？按照你的逻辑，国企即使私有化了，底层老百姓就能享受改革的成果了？那以前的改革成果为什么老百姓没有分享呢？就拿你们发改委来说吧，水电油气涨价哪次不是你们下的文？有钱人对这些根本无所谓，可是对于穷人来说，他们能承受得了吗？在成本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你们让相关部门一起涨价，是不是也在为利益集团服务？你怎么贼喊捉贼起来了？）
马晓河引述西北一个地方国企老总的话说，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叫做“四进四退”。首先是党进政退。地方上市委书记往往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书记有人事安排权，人大常委会主任有选举权，都一个人一肩挑了，于是政务决断就往往是一言堂，地方上无论是建设高新技术园区，还是批地盖楼，都由市委书记说了算。党把政府该干的事都干完了。其次，政进市退。地方上的党组织作了政府应该做的事，政府就向下走去占领市场，干预市场，政府进、市场退。再次，中央军进杂牌军退。中央企业下来办项目，既有钱又有资源，到处收购地方企业。最后，国进民退。（国进民退是正确的，只可惜现在的国也是人民群众的国了，国企也无需向全国人民分红了，也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了。所以你们之间本质是利益争夺，与人民群众何干？不要再忽悠人民群众了，他们在经济改革中已经吃尽苦头了，这次的政治改革，就是民营资本向官僚资本的夺权之战，就不要再拿无辜的百姓当炮灰了！有本事你们就自己干吧！）
马晓河认为，尽管这位老总说的并不都对，但是至少反映了改革到今天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比如说党政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等，都是需要决策者考虑的。另外，还有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到底怎么界定？有人说地方政府大力发展产业，到处引资招商，结果生产了过多的产能。需要思考的是，地方政府这么做的动因是什么。是因为当前的制度安排，中央把好的资源，容易收税的项目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但是却把事权放到地方，地方上一方面没钱干事，另一方面又希望做出业绩不影响仕途，于是就只能去建工业园区。全国各地都这么做，产能当然就会过剩。再说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结果过去十年里边，政府和企业在收入分配中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老百姓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老百姓拿的越来越少，现在却说他们不消费，光储蓄。其实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鼓励老百姓扩大消费、减少储蓄，另一方面却容忍国有企业不断增加储蓄搞投资。今年三月底全国储蓄存款已经达到63.8万亿元，去年一年中国储蓄增加了13万亿元，今年前3个月储蓄增加了4.04万亿元。如果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用不了三年中国的储蓄会达到100万亿元。这种制度需要重新安排，靠从下而上的改革是改变不了的。（发改委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急先锋吗？之所以造成政府和企业在收入分配中国占比高而老百姓低的原因，不就是你们推行的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吗？你们让国企变成私企，工人拿的是工资，老板那的是利润，工人的工资怎能和老板的利润相比？平安总裁马明哲2008年的年薪是6400万元，不是你们给的政策吗？至于私营企业的老板，一年挣几千万也是正常的，差距怎能不大呢？你们推行的私有化改革造成了国民收入贫富差距世界之最，0.4%的人口占有社会70%的财富，你们怎么反而当其好人来了？上面你还盛赞改革是成功的，到这里有抱怨分配不公，难道分配不公不是改革造成的？不是自相矛盾吗？）
马晓河说，到了今天，现行的政治体制跟经济体制相比，改革相对滞后，已经影响了发展。过去30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经济体制可以独立地进行改革，但是到了今天，再去独立地改革经济体制已经不行了，需要改革上层建筑。
顶层设计必须要有大智慧
当前，中国改革的动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30年前中国的改革动力主要来自于内部，而当前和今后中国改革的动力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从国内而言，目前中国正在形成一个逐步支撑社会主体的中产阶层，而且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未来很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群体。中产阶级有理想、有知识、有财产，他们对社会的需求不同于弱势群体，既要求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又要求社会公正、平等、透明，而且有着强烈的参政意识，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社会。（开始的时候说中国经过改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了，现在又说建立公平的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你不是说社会主义不好才需要改革的吗？还有，中国真的有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吗？你作为发改委的官员怎么对中国社会那么无知呢？）
从国外看，随着中国的繁荣富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最终将成为世界多极格局当中重要的一极。中国作为一个强国，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游戏规则的制定，要分享权力，同时也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将来中国是一个开放社会，所以中国每一个项目的改革推进都会与国际息息相关，受到它的制约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想关起门来搞改革根本就不可能，（改革开放是个完整的政策啊，你前面不是说中国已经融入世界了吗？现在怎么说成关起门来搞改革 ？没有搞错吧？）国际社会会要求中国的游戏规则跟国际接轨（我看你是想借助外国势力来帮助中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吧？所以你提出要有大智慧，是否可以解读为一个政变？）。比如说节能减排，哥本哈根会议出了一个碳排放的气候协议，中国可以不签字，但是美国人可以根据这个协议征收碳关税，要出口就要交碳税。（你们借助美国势力改政治改革，就是要按照美国的意思办事对吧？洋奴儿皇帝心态表露无疑矣）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既是自己的事，也与国际化高度关联，简单地套用过去的办法来改革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应该找到更新的改革路线。”马晓河说“更新的改革路线是什么？就是需要顶层设计。”
首先，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中国当前和今后应该紧紧地把握国内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国际政治结构的新变化，以走强国之路为目标，化危机和压力为动力，采取从上到下的改革路线，从难的方面率先攻关突破。同时，把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体制内和体制外结合起来。通过外部施加压力，增强改革的内部动力。实现这种改革路线，就是要针对难题，选准影响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自上而下集中力量进行改革，协调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协调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内外改革之间的关系，为中国下一步走向世界强国创造制度条件。（全面与美国接轨？那样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绝对不会成为世界强国的！别忽悠人民了！）
顶层设计还指的是中国下一步改革要在宏观层面上有整体推进方案，不能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理论也不要了？他可是你们的总设计师啊，你们连他也抛弃了？反毛者必然走向汉奸。直接按照美国的意思去办了？）整体方案包括今后中国改革整体思路、基本方向、最终目标，等等，应该有整体设计、长远设计。不能这届政府不管下届政府的事（明白说了，就是建立议会制吧？）。为了更好地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均等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权力的结构配置是个大问题。马晓河又举一个金融部门老总的话说，社会上都说垄断部门工资高，我现在年薪100多万元，可是还有人年薪一两千万元的，我的薪水怎么就高了？这位老总的话反映出，资源的分配要充分注意公正性和透明性。（谁来注意资源分配的公正与透明？）其次，这种顶层设计要既有利于国内现代化，又能适应全球化进程要求（当好美国的跟班？）。首先要从上层建筑领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降低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要考虑怎样去构建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更加适应，能让民主体制跟法制体制更加配合，政府与社会、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更加和谐。
在这个大思路下，在党政关系方面下一步可以考虑按照党政分开的思路，把经济社会发展、公共管理、事务管理这方面的事情，更多地交由政府去完成，不能市委书记一人说了算（按照这个思路，经济社会发展、公共管理、事务管理这方面的事情，更多地交由国务院去完成，不能由总书记一人说了算，可以这样理解吧）。至于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改革的方向是政府要有边界，干预的范围要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主流经济学家不是说市场是万能的吗？怎么也有失灵的时候？），要给市场经济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还是要搞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还嫌中国不够自由？如果人民币允许自由兑换，中国经济立马崩溃！）。马晓河说，中国现在设的政府职位越来越多，部级干部越来越多，这些人要找事干。现在好多人说国进民退，这种表象的后面是制度安排失当。让那些利用垄断和政府支持获得竞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规模化、集团化道路，越走越大，没边界是不行的。连美国的《反垄断法》都规定，企业达到占有市场50%以上就得分散。所以只有通过制度来限定，才能让政府跟市场之间有边界，不至于把本来理顺的关系又扭回去。
其三，用人制度也要改革。“我认为现在中央组织部的安排是对的，就是要逐步扩大差额选举，扩大社会招聘范围。”马晓河说，改革开放初期，穷人的孩子大学一毕业就可以分配到关键部门。今天却不一样了，工人子弟通常进入不到重要的岗位上，这不是改革的初衷。所以今后应该扩大招聘范围，扩大差额选举，让更多的优秀人才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关键部门。一定要逐步推进这种人事制度改革。它的核心目的是用人公平、公正，不能让农民的孩子花了十几万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却找不着工作。一个人找不着工作没问题，100万人找不到工作，就成了社会问题。（这不是教育私有化造成的吗？自由竞争的高级阶段就是垄断，这是由人的私心决定的，不实行公有制，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马晓河最后总结说，今后在体制改革方面的突破口在于公共权力、公共资源这两公。公共性产品一定要用在公共事业上，而不是要用在集团利益和权贵身上。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也是大家的，要为大家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要从制度上防止两公部门集团化和个人化。（要避免这些，经济上最好还是回到公有制上面来，政治上还是回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上来，给人民群众以四大自由，上述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改革是对原有结构和利益的再调整，这种调整必然有人要损失利益，包括权力，包括资源，所以肯定会有阻力。改革要破除阻力，实现再平衡，需要勇气，需要大智慧。马晓河说，未来世界留给中国发展的空间特别大，但是中国的未来必须靠一代又一代的改革者不断推进才能走向成功。改革没有回头路，不进则退。现场问答
就业应是政府的执政目标
问：很多人现在面临两个问题：房子和就业，怎么解决？
答：首先谈就业。中国现在就业非常难，今年我有两个博士，到现在都没有工作。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培养出这么大的一个精英群体，将来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工作，我们在制度安排上要有考虑。现在的产业结构一味地强调现代化，高科技化，一个钢铁生产线，过去需要100多人，现在只需要几个人，就业岗位减少了。今后，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摆在政府面 前 的 最 大 难 题 是 就 业 而 不 是G D P总量，就业应该成为政府的执政目标。G D P总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宏观经济目标就应该以就业为主。这一次金融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最大的目标也是就业。所以我认为，就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就业，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公平的上升通道，是会出各种问题的。（只要搞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实现零失业，工人永远过剩，产品永远过剩，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你自己跳进污水中同时又想一身清白怎么可能？）
第二是房子，既可恨又可爱。从近十年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房价上涨既有合理因素，又有不合理因素。不过应该注意一个趋势，中国的房价不会到现在就停止。虽然暂时可能通过行政干预让 房价跌下来，但是长期肯定还会涨。（这点让你说对了，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搞私有制，只要强调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房价就永远别想降下来，除非自然崩盘！）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城镇化在加快，未来城市人口还要增加。将来中国有14 .7亿人，10亿人要在城里生活。我们是人多土地少的国 家 ，你看这种国家哪个房价不高。无论是韩国、日本、新加坡，还是我们的香港、台湾。香港去年黄金地段的房价每平方米71万港币。（不必都进城的，他们可以就地城市化，你这是变相替地产商做宣传吧，其实房价高发改委也脱不了干系）
另外，今后城镇化要满足4个目标。第一个是十七大提出的“五有社会”的概念，叫住有所居，人人要有住房。第二，好多年轻人一毕业就要结婚，没房子不行。第三，中年 人 、中 等 收 入 ，中 产 阶 级 这“ 三中”人群虽然有房子，但是随着地位的提高，收入的提高，希望改善住房条件。第四，广大的农民工要变身市民，也要买房子。这四大人群对住房需求很大，所以房价未来还要涨。这个涨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你忘了吗，五有社会的概念可是胡锦涛党中央提出来的，如果求政府不按照中央的部署办事，谁来监督他们？）
目前的问题是，中国的房价上涨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超过了经济发展阶段，恨不得把后十年的房价都涨出来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应该为广大的中低收入者供应满足基本需要的房子，增加中低 房 价 房 子 的 供 给 。在 新 加 坡 ，80%是低价房；香港也有至少三分之一是经济适用房、廉租屋。（人家都能建设廉租房为何我们不能？是不愿也，非不能也。中国有2.4万亿外汇储备都去投资美国垃圾债了，拿出送给美国两房的3763亿美元来给中国无房户建福利房绰绰有余矣！）（记者 李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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