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是权力勾结资本挂起来的羊头
昆明市的宏仁新村502栋村民们和村集体历时5年、投入3亿多元资金建起来的崭新的楼房属于“新农村建设”的住宅小区，最近被昆明市官渡区下令拆迁。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对记者解释说：“整个这个宏仁片区的城中村改造，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宏仁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提升他的生活品质，消除治安和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
另一则消息说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潘鸿强最近在车间用机床刀自杀。在他租的房子里一张报纸上面放着两张纸，那是他写在工厂记录上的“留言”。第一页写着他欠两个工友的账，一个300元，一个600元，共900元，还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谁看见谁帮我解决一下”。报道说：“在亲人和朋友的眼中，压垮潘鸿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子”。2004年左右，工厂住房改革。潘鸿强夫妇借款交了房子的4.6万元首付款，由于缺钱，装装停停，一直到2009年5月装好，花了约6万元。因债务压力太大，不得不将新房以16万元卖掉后，依然欠银行3万元贷款。此前的2009年初，要拆迁了，厂里要收回潘鸿强原住的大杂院。潘鸿强在附近的韩北村租了一间约25平米的民房。
一次棚户区改造，自己原来的住房没了，不得不租房住；一套亲手装修几年的房子不得不卖出去；没住上新房却因之欠银行3万元。对一个“失败者”来讲，自杀恐怕也是个“选项”！
面对资本和权利，这种失败者恐怕会很多。
到2008年以后，所谓“城中村”，村村早就都是“高楼大厦”林立。个个村民在自己宅基地上盖起“炮楼”来。高的能有十几层，还带电梯。因为这些“城中村”的农民早就开始这项生意。家里的孩子一般都在城市找到工作，本来的两三层小楼出租每年都能赚钱。于是都有实力盖起更高的楼用来出租。所谓“蚁族”，都是住在这样的地方。贫道家附近的陈寨、张家村、庙里村，总计30多万人，其中村民不过数万，30万左右就是这些蚁族们。村民家家出租房住七八十人，多的上百人。虽然房租很低，但月收入上万到数万是有保障的。
城中村自然拥挤不堪，治安管理难。但毕竟是砖混住宅，有自来水，有电，有电视。与阿根廷、巴西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城市郊区的贫民窟相比，条件好的不是一点点。如果与孟买的贫民窟比，简直是天堂。即使按购买力评价法计算，中国人均收入依然低于巴西和阿根廷、泰国等国家。同样市场经济，很多新市民住这种房子，恐怕是解决不了的事情。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每次一个城中村改造，数万甚至十万蚁族们不得不迁至更远的农村，因为新房他们是租不起的。最主要的是，这些新房都是空置的，并没有出租的意思。改造一个城中村，就增加一个城中村。恐怕各地政府都清楚这一点。
老国企如果不景气，或者被改制，大量在岗和下岗的职工住在原来的宿舍区，肯定无法与新小区相比。看起来真的是“棚户区”。棚户区改造对潘鸿强这类每月到手工资850元的职工来讲，或者对下岗职工来讲，麻烦要比城中村的农民要大。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原来的房子就不是自己的，而是福利房。收回这些房子再让他们买，就算补贴些钱，都有不少职工会像潘鸿强这样。
大家都清楚，中国进入一个城市化阶段。而市场经济的城市化初期，无论是印度还是巴西，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甚至包括美国，都有一个“贫民窟”阶段。市场经济不同与计划经济，企业没有责任为新职工提供住房。年轻的农民自由进城，自由找工作，自由地选择了贫民窟。既然中国选择市场经济，就难以避免这种情况。现在新进城的农民，包括他们大学、中专、技校、初高中毕业的进城的子女，要么住在工棚里，要么住在城中村里。他们住到这里，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根本买不起房。且不说今年来房价飞涨，就算房价在3000元一平米，有不少人照样买不起。这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决定的，是任何“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消除安全隐患”运动都无法解决的。
其实，贫道根本不相信政府不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为什么现在“消除城中村”，“改造棚户区”的口号喊这么响呢？想都不要想：这是权利与资本勾结起来为在他们自身谋利益闹的。因为无论如何，这件事的核心内容是一场房地产经营活动。而只要是房地产经营活动，开发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利益，都可以有规则的得到。
所以，所谓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无非是个羊头。而房地产开发这批狗肉，就多了个旗号和路子。
倒霉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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