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裂隙正在从表层向深层蔓延
文/安庆仁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虽然也有不少矛盾，但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总来的看，工、农、兵、学、商、官、警的关系是和谐的，尽管不乏官僚主义作风的干部，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是比较明确的，警民关系也比较好，因此老百姓就成了警察的耳目，社区里来个生面孔，不到半小时派出所就备了案；知识分子经过文革的洗礼，也懂得了亲民的重要性，遗传自旧社会的丑恶习性有所收敛，至于来自工农阶层的知识分子，跟老百姓更是血浓于水。
稍差一点的是商人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那时候物资不是很丰富，所以商店的营业员就成了社会上炙手可热的人物，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领导干部或警察，倘或跟营业员不认不熟，到蔬菜商店买棵大白菜，冷着脸子营业员一伸手就把烂帮菜给了你。卖肉的也同样如此，熟悉的人就给你割肥肉，不熟悉的，没准带块骨头。所以当年中国社会吵架最多的地方就是商店，营业员们大概也吵惯了，来者不拒，一群人吵也不怕。
当年有个对联讽刺的是煤炭公司的营业员：“有面子的真没面子，没面子的尽是面子”，意思是说，你要是在社会上很有面子，你买的煤炭里就没有煤面子，都是整块的；反之你在社会上要是没有面子，你买的煤炭里全是煤面子。当年北京就有这么个故事，说一个老妇人到煤炭公司买煤，营业员是个年轻女子，指挥几个临时工给老妇人装了很多煤面子，老妇人大怒，出门口时破口大骂：你个挨操的货！女营业员很有口才，回敬道：您呢，跟我还不是一样。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也没有太大的矛盾，甚至到了1990年代初期，社会也没有出现裂解的迹象，比方说1991年我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时候，老百姓进出市委、市政府大院很随便，几个门卫防范的主要是小偷小莫、地痞无赖。事实上那个时候领导干部的办公室也没有细软，顶多几条香烟而已，主要是担心公款，所以那个时候各单位对公款管理都很严，有点钱马上就存银行。
实事求是的讲，那时候的党员干部自我约束是很严的，记得是92年夏天，我跟科长去一家林场考察两名入党积极分子，路有点远，骑自行车要40多分钟，考察结束后，已经是中午一点多钟了，林场预备了饭，按那时的标准看，算是一桌丰盛的饭菜了。我刚刚转业回来，对公款吃喝思想还比较抵触，尤其是临来前领导还曾特意告诫：不许吃请，否则出了事我可不给你们俩担着。但我们科长馋酒，一闻到酒味就卖不开步，半推半就的就留下了。
吃过饭骑自行车回到单位的时候，在走廊里领导就把我们科长截住了，说，你进来一下。我心里有种预感，大事不好，没准要挨训。但事实上问题远远比这严重，因为就在我们骑自行车回单位的路上，人家林场职工就在电话里把我们告了。约莫有一刻钟，科长精神萎靡的进来了，说：咱俩一人出20吧，刚才有林场职工给咱头打电话了。
20元？老天，我一个月才挣149.76元，一下子就没了20元。我心里这个气，冲科长说：钱我出，但要是做检查我可不去，都因为你嘴馋，做检查也得你做。科长说：检查咱俩就免了，林场领导说他们替咱俩写检讨书，在会上念一篇得了。通过这件事，让我彻底长了记性，以后再外出办差，谁愿意留下谁留下，反正我是不留下。那件事以后，领导也找我谈了话，说：酒要少喝，话要少说，工作吗，要多干。可谓金玉良言，受益终身。
时光飞逝，一转眼就过去了10年，而就在这十年间，中国社会天翻地覆，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老百姓跟学、商、官、警的关系，潜移默化之际，就从过去的和谐相处，变成了仇人关系。按照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这叫社会分层，但要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则是矛盾从量变累积到质变，终于引发社会裂解，也就是不同的社会人群之间产生了裂隙，虽然裂隙最初仅仅出现于浅表层，但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向中间层和深层扩展。
而目前的种种迹象则说明，裂隙已经蔓延至中间层，换句话说，社会裂解并没有停留在老百姓与学、商、官、警之间，而是扩展到了学、商、官、警这几个群体的内部。正因此我们才看到了这样一些让我们感到不可能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现象，诸如：女企业家自焚、警察追打检察院副检察长（谁对谁错天知道）、法官穿法袍上访、警察的房子遭强拆、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的妻子被警察殴打，包括郭德纲遭全面封杀，也是社会裂隙蔓延的具体表现。
出现这个结果，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一个大鱼吃小鱼的社会，无论你是警察、检察官、法官、公务员、学者、商人，只要你不是最强的那个，那么当比你还小的鱼都被吃掉以后，比你大的鱼自然就会盯上你，也可能你的存在妨碍了大鱼们的行动。就目前的局势看，中间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虽然还是个案，但用不了多久，就会从个案演变成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发展到了敲诈和掠夺中间阶层的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赛程漫长的淘汰赛，与体育上的淘汰赛不同的是，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毅力、耐心和技术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在比拼谁的脸皮更厚、谁的心更黑、谁的手段更狠。以郭德纲为例，至今未听到有关郭德纲的桃色新闻，这无疑说明郭德纲的脸皮还不够厚，脸皮不够厚，心自然不会太黑、手段自然不会太狠，那么这样的人最终必然失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裂隙绝不会在中间阶层停下来，而是要继续向深层扩展，直至最后撕裂核心层。最近几天，因郭德纲遭全面封杀，有人开始担心，担心自己也会步郭德纲等人的后尘。但我却从中看到了值得欣慰的东西，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最后摊派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只要裂隙再向深层蔓延一点，核心层脆弱的联合就会轰然崩断。
美国政府建立和保护独裁政府的数量
文/安庆仁
网名“忠言”的博文《美学者批美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下面有这样一个跟帖：“美国推翻的国家政权都是杀人无数的暴政政权，这样的政权难道不应该遏制吗？不然随意杀人人类文明何在？”想说的是，这样的跟帖在我的博客里都不只出现过几百次了，但一直都没有回敬，不是不想批驳，而是觉得这样肤浅的观点不值一驳。
今天不妨借用一下网名“忠言”提供的新闻线索，对这样的跟帖作个正式的回答：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台湾的演讲，直指美国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要害，维护世界稳定只是个借口，真正的目的是凭靠自己超强的军事和金融控制实力，向世界各国强行收取保护费，给了就没事，不给，就把你打成流氓国家、恐怖主义势力。
事实上，批评美国奉行国家恐怖主义战略思想的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并非唯一的人，也不是第一个。而在欧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主流思想界和学术界，就曾经集体炮轰美国：美国的炮舰有两种职能，一是用来推翻残暴独裁政府，二是用来扶持残暴的独裁政府。
那么推翻与扶持的标准是什么呢？简单的很，很乖很听话，主动上缴保护费的，就尽心扶持，诸如：韩国李承晚等人的独裁政府、越南阮文绍等人的独裁政府、智利的皮诺切特独裁政府、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政府、伊朗巴列维的独裁政府、南非白人独裁政府等。
其中很多独裁政府的出现，都是美国武力干涉的直接结果，诸如：1964年美国武力推翻巴西文人政府，扶持成立了军事独裁政府，统治时间长达20年；1965年中情局策动印尼军人政变，并扶持独裁苏哈托统治印尼长达半个世纪；1973年帮助乌拉圭军方发动政变，成立军事独裁政府……
数据显示，上个世纪60、70年代，美国军队和中情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各国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并扶持这些独裁政府。诸如：多米尼加、危地马拉、巴拿马、叙利亚、玻利维亚、柬埔寨、阿曼、也门、安哥拉、索马里、沙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军人独裁政府的出现，都是美国一手策划的。至于泰国的军人独裁政府，就更是臭名远扬，并存在至今。
相对于美国政府建立和保护独裁政府的数量，美国政府推翻独裁政府的数量，仅仅是个零头而已，屈指算来，好像就那么三两个，如萨达姆独裁政府，塔利班独裁政府，但滑稽的是，这两个政府还都是美国政府一手扶持起来的。后来不听话了，才推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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