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目的是要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
张凤耀
扶贫，在任何国家或地方，都不是为扶贫而扶贫，而另有其一定的社会目的和目标。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所谓扶贫，让贫困人群得到必要的生存条件，受到必要的教育，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获得必要知识和技能，保持健康的身体，可以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劳动力。在现代社会，不管从事何种劳动，都要求劳动者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的身体素质。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其扶贫帮困，表面上是为穷人、为贫困者；本质上是为资本家、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让他们可从劳动者身上获得更多剩余劳动价值。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要求社会成员有必要的知识、技能和良好身体素质。但扶贫目的是，让全体社会成员公平享受社会公共资源，平等享受劳动成果，在此基础上使之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社会主义目的。
所谓贫困，可以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分。绝对贫困是指，起马的生存和繁衍条件都难得保证的贫困。温饱不保，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等，都是绝对贫困的基本特征。相对贫困是，基本生存繁衍条件已有保证，但其生活水平处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之下，相对于其它社会成员，贫困者的生活水平，是最低一个层次。
富与贫，都有极强的时间性，其富或贫的含义，均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因为社会生活在不断演进，生存繁衍环境、条件也在不断变化。现在的贫，不同于已往的贫；现在的富，也不同于今后的富。譬如大家都听过的乾隆皇帝，没有人会说他不富，他是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绝对大地主。但他没有轿车，没有空调，也没有电脑、手机；现在中低收入者都可能拥有的这类东西，乾隆未曾有。那是不是说，乾隆皇帝就是贫困人呢？当然不是。时代不同，不能相比。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通用公司生产的福特牌低当轿车，只要600多美元一辆，美国穷人买不起；而现在的美国穷人工资额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很多倍，但同样也有买不起轿车的，因轿车的价格已不是600多美元一辆。现在这个工资额，如前移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可算得上富裕了。这就说明，工资额虽大大增长了，但仍属贫困阶层。不同时期的“贫困”，不是相同的贫困。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也是人口大国。经济总量虽不小，据最近报导，已是世界第二，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但按人平均计，我国还在全球100位稍后，尚处全球中下水平，按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我国在贫困线以下的还有2.5亿人。所以我国现时的贫困，都属绝对贫困，是指基本生存繁衍条件都未得到保证的贫困。孩子上不起学，人得了病，连感冒药也无钱买，只能小病不治，大病等死，都是贫困人群中常见现象。但是少数富裕的人，其富裕程度已达世界最高级。有人用一亿元建一座豪宅，有人用千多万元买一辆轿车，有人用一百八十万元吃餐饭，有人用二十万元买一盒月饼，更有人用五万元美容一次屁股等；十亿富翁、百亿富翁，也不只几个。世界上现在衡量贫富分化常用基尼系数的警戒线是0.4，而我国已超过0.4，高至0.47。两极分化已十分严重情况下，如政府再不下大力气，不用大投入扶贫帮困，让贫困人群尽快提高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遏制贫富两极分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政府了。
但是，我们见到、听到的一些事，总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要求不相符，甚至背道而驰。例如：
资金扶贫方面。有的地方政府，用社会扶贫济困捐款成立“扶贫基金”，作扶贫贷款用。但其具体规定是，大户可以贷10—100万元，贫困户只能贷3000元（3000元能有何用？）。所谓大户，实际就是农村的雇主、老板、庄园主、企业主、资本家。这样的基金，名义上是为扶贫设立，实际是用来帮大户发展，所以应叫“帮富基金”。设这样的“扶贫基金”，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这类勾当，将使大户更大，贫困户永远脱不了贫，促使两极分化进一步发展。
智力扶贫方面。现在对农村贫困人群青壮年进行的扶贫培训，不是根据当地开发发展需要，去选择培训内容；而是为了适应外出打工需要去选择内容。也就是说，是专为“富士康”们培训。通过这样的对贫困人群智力开发、培训，目的是为了给劳动力市场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劳动力。有利于雇主、老板、庄园主、企业主、资本家们，掠得更多剩余劳动价值 ；并不有利于打工者。农村贫困地区青壮年外出打工，只留下老弱病残和未成年人，这极不利于农村贫困地区的开发发展，使贫困地区更加无法脱贫奔小康。所以，不但缩小不了贫富差距，还有可能使已有贫富差距固定化，甚至进一步扩大。
地方官员指导思想方面。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官员对贫困人群说，“去打工，去打工！”好像打工就脱了贫。自从政府提出最低工资标准以来，雇主、老板、庄园主、企业主、资本家们，就把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作为标准工资，而且把一些本不该计入工资的也计入了工资，使得打工人的实际工资，多等于最低工资金，少的还低于最低工资。据近日公布的统计研究资料（见《南方日报》），广东珠三角打工者生存需要是每人每月1380元，而珠三角最低工资标准是每人每月1100元。就是说，最低工资满足不了生存需要。大量实际生活中的事实，也证明了最低工资无法满足生存繁衍需要。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听到，拿最低工资的家庭，尤其农村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小孩无处上学，无钱上学，一旦家庭成员有病，治病又成了难题，常常只能“小病不治，大病等死”。而孩子上学，有病治疗，都是基本生存所必须。既然最低工资满足不了生存需要；那么，打工，拿最低工资，怎么能够脱贫？官员们把脱贫与打工挂钩，可能是出于无知，也可能是另有用心。如是出于无知，我们建议这些官员（尤其大声喊“打工”的“富广东”官员）读点书，读读《国富论》、《资本论》中有关章节。譬如，《国富论》中的“工资”、“利润”、“人道主义生活消费”；《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生存繁衍需要”的含义，这些与最低工资、生存需要、脱贫等有着重要联系。没有基本知识，很难去指导扶贫帮困。如果是出于另有用心，也不奇怪。因为现在有一部分官员，本身就是雇主、老板、庄园主、企业主、资本家（如广东省东莞市前书记欧阳德，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等等）；或者是雇主、老板、庄园主、企业主、资本家的代理人（俗称走资派。如广东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陈肇基等等），近于雇主、老板、庄园主、企业主、资本家养着的“大管家”（也可叫走狗）。他们只会帮富，不可能扶贫，本性使然。所以，不管是无知，还是另有用心，这类官员不可能指导、实施扶贫帮困，缩小贫富差距；只会使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的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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