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能让这样的精英来治国
文/三明
关于“精英人士”一词，关于“精英治国”一事，多年前就见之在众多媒体上了。起初我不解，“精英治国”不是有违于我国的根本大法吗？对此说的错与对，未见有关部门有过什么作为，我也就接受了此说。我想，我们大概也进入了精英治国的社会了！我又想，不管你是白猫黑猫，只要能治好我们的国家就好！
那么，怎么才算把我们的国家治好呢？考量的方面当然有很多，然，其中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三个代表”中指出的，看你是否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 。这是因为，它是中国“特色”中的一个最基本之色。至于“最广大人民”的基本组成，首先是城乡的广大的工农群众，及其方方面面的弱势者。因此说，一个合格的治国精英的首条标准，应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上要有所思、有所作为。
按照上述这条标准要求，我们不能让沪上复旦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的陆谷孙（恕我在此直指其名了）教授这样的尽管是精英中之精英（见陆教授发表在《南方周末报》2008年12月25日往事版上的题为《提升及其他》一文中的自我表述）来治国，原因是他“乐不思”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话说始自2007年初，国内粮油肉菜等主副食品价格涨了又涨，其中尤以猪肉的涨势最猛。由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不断节节攀升，不少百姓发出不堪重负之声！猪肉是中国一般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摄取营养的主要食源，更为一些特殊群体所需，于是在各类媒体上不时有这样的情况传出：河南信阳一母亲为让正在准备高考的儿子吃上点猪肉，增加些营养，而成了超市的小偷儿；福建泉州一人家为给怀孕的儿媳补充些营养，婆婆和妯娌俩在超市偷肉三斤；郑州一下岗男子偷了人家放在自行车上的猪肉，原因是给母亲过端午节吃，自己也想吃……更多百姓只能是比过去少吃或不吃肉。而正当不少百姓生活维艰之时，陆教授不但不思人民疾苦，却高傲地、洋洋自得地坐着名车，不时去高档酒楼与他的那些高朋贵友们觥筹交错，向百姓们显富摆阔！何以见得？这有他的大作《饿过肚子吗？〉（见《南方周末报》2007年10月4日往事版）的首段文字为证：“由猪肉打头，CPI蹿升了又蹿升。食肆里却一样高朋满座，觥筹交错，服务生那程序化机器人式‘欢迎光临’的招呼语依然嘹亮。店外，车马胼阗，锃亮的宝马和大奔们傲视着在车堆里尴尬觅路的行人。”陆教授们在高档酒楼里的觥筹交错，与酒楼门外由于城管的缺位，在恣意乱停的名车堆里尴尬觅路的那些正饿着肚子，每天弄得一身泥汗辛苦劳作十多个小时刚下工的农民工相比；与那些还饿着肚子跑了多个人才或劳务市场仍失望而归的失业下岗人员相比；与那些还饿着肚子行色匆匆刚下班或是赶着去上班的广大企业员工相比……正让人有里外两重天之感。此时此刻，不免让人发出如下感叹，生出些许幻象来：
陆门酒肉臭，时闻偷肉人！
酒楼里，陆教授等人觥筹交错、杯盘狼藉，空气里飘散着一部旧电影中的一曲糜糜之音：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的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在《饿过肚子吗？》一文中，陆教授谈到了上世纪60年代左右发生的暂时困难时期——陆称之为“饥荒时代”——的复旦学子们的伙食情况：“食堂还是按时开门的，只不过荤腥剧减到每周一次，另加重要庆典日；而所谓荤腥，不是猪尾巴就是鸭子头。开荤那天可是人人翘首以望的。”陆教授在描写他如何消食这两样东西时，真是绘声绘色、维妙维肖、生动逼真、令人叫绝！他之所以如此为之，我想，一是为增加些文章的深度，以及多些计酬的字数；二是觉得吃这些猪鸭的下脚料，让其受了委屈。在这里，老朽我需要向今日年轻人说清楚的是，在那因多方面的原因和一些人为的失误而发生的暂时困难时期，广大城镇居民除了每人每月有0.5——1市斤肉票外，不像复旦学子们那样，还能吃上猪尾巴和鸭子头。那时，连开国领袖毛泽东也减了一生爱吃的红烧肉，同样得过浮肿病。对此不争的事实，至今还未见要“重建我国现当代史”的哪位勇士向他泼过脏水。陆教授在“南周报”为他开设的“往事与随想”专栏上，对“往事”已“随想”了不少。然，陆对有些“往事”是一直处于失忆状态呢？还是有意不去“随想”呢？在此，我们要代陆教授“随想”一下了：那时，我等和陆教授的一日三餐是不花自己一分钱的，在其他开销上也花钱很少。而所有这一些，都是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者为我们买的单！我们的老祖宗训示后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而今日的陆教授不思回报社会，在他眼里根本没有那些因“由猪肉打头，CPI蹿升再蹿升”而少吃肉、不吃肉或因一时之急，甚至去偷肉的广大劳动群众。如此精英，理应不能由他来治国！
在那东风浩荡的年代，就以陆先生所说的那时的一些政策，他算不上是个“大红大紫”的人物，但至少是个“粉红”之人：他能入得沪上名校复旦，毕业后又能留校任教，其间也曾下乡“运动”过他人，“文革”期间参与了由沪上科委主持的《新英汉词典》的编写工作，还在“两个凡是”期间，在他38岁那年，就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据他称，当时沪上高校界仅有两名像他这样年轻的副教授）。唯一的一次是在“文革”期间让他上过复旦的“抗大式学习班”（见其题为《卫星上天之夜》一文。刊“南周报”2007年8月2日往事版）。然，就是这么一个人，随着时代风向的改变，他为投一些人之所好，跟潮流，在“南周报”为他开设的《往事与随想》专栏上，凭借他的一些文字功底，往往借他人之口，或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隐喻暗示、冷风热嘲等手法，想方设法对过去年代、对开国领袖毛泽东泼上一盆又一盆的脏水。他在此上的所作所为，简直到了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地步，激起了“愤老”们和不少良知之士的极大愤慨！（见《先生们，你们泼得太过分了吧！〉一文）。在此上，陆教授不但如此乐此不疲，还鼓动他人与他一起“随想” 。如在他的《尼克松“添乱”》一文（见“南周报”2007年8月30日往事版）中就有这样的往事：“最后，必须声明，笔者当年做翻译‘苦力’时，还是以有罪之身，所做之事都在幕后，上不得台面。‘臭老九’中有比较改造得好的‘革命知识分子’方可参加第一线接待。不过，‘老九’本性难移，听说有位第一线上的华东师大同行，不知怎地违反了‘外事纪律’，立时三刻被撤了下来，受到重罚。也真希望读到这位仁兄的第一手回忆！”不过，时至今日，人们还未见陆的那位华师大同行，因受陆的怂恿，在“南周报”上与他“同流” 。陆在文中说他当年“还是以有罪之身”做翻译“苦力” 。对此，人们注意到了，在这“有罪”两字上，陆先生没有为自己加上个“引号” ，由此可见，他的此“罪”不是所谓的欲加之罪。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陆先生在那时究竟犯了何罪？为何不实事求是地也给大家“随想”一下呢！由上所述，让如此一位见风使舵的精英来治国，人民群众自然是很不放心的！
在《提升与其他》一文中，陆教授把自己描绘成一位谦谦君子，什么“我在这里把自己提升的情况写出来，无非是表明一点：我当年破格提副教授就有争议；提博导更是硬性擢拔；如今以今天的标准度量，无一合格，甚至有‘冒牌’之嫌。”然陆先生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不是“脑残”者（这是一位姓叶的诗人在“南周报”上攻击他人之语，见《先生们，你们泼得太过分了吧！〉一文），就能一眼看出，在该文中陆先生用过去年代那套惯用的做法，几乎是一事不拉地在为自己评功摆好，以示他是当今沪上高教界的精英中的精英人物！眼下高校管理也行政化了。不久前见有一则新闻说，某知名高校有十几位教授为争一“处座”岗位，闹得很是热闹。在《提拔与其他》一文中，陆为自己头顶上还缺一个“长”的光环，话里话外，看来还破有一些微词的！我们的老祖宗训示今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提拔与其他》一文中，陆不以为羞，反以为荣，在该文的一开头说什么“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提升职称，那时我38岁，正在校外编写《英汉大词典》 。从校内传来消息，我跳过讲师，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正在真假莫辨时，又有消息传来，说是同批提升副高的人中、一位英二那年教过我的老师，时年54岁，去党委兴师问罪，说不能与自己的学生为伍，要求或是把我拿下，或将他‘扶正’”就是这么一位精英，为更好拔高自己，还不忘对自己的老师踢上一脚。屈指算来，这位老师如还健在的话，早已是个耄耋老人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还会让其昔日的学上，把他拉出来如此“出丑”一番！看来，陆的此种人品，也令人不齿！
行文到此，我们的耳边响起了过去年代的一句警示语：我们决不能让陆教授这样的精英来治国！不然的话，我们的国家将会改变“特色” ！到那时，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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