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森锋的重用提败是地方吏治败坏的恶果
对于周森锋的重用提败，本人原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但看了一篇《周森锋有“八大背景”想不提拔都难》（刊载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4月13日的网友之声栏目）的奇文后，不得不说几句。
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笔者翻看了有关资料和网上评论，感觉周森锋有：‘八大背景’，细细想来，他的进步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是学历。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这样的出身在基层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在当今社会重知识、重能力的大氛围下，一些高学历的人才快速走上领导岗位，担当重任也是大势所趋。
“二是年纪。24岁一毕业，就成为副县级干部，经过5年的实践锻炼，29岁的时候已经具有三个副县实职岗位经历，在同等条件下，年轻的干部脱颖而出，符合干部队伍年轻化要求。
“三是经历。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都是在基层一线和扛硬的实职岗位上工作，从规划和建设部门副职到常务副市长，这些工作经历丰富了阅历、锤炼了能力，增强了竞争力。
“四是机遇。有的是怀才不遇，周森锋却步步赶上了机会，毕业就被引进到副县级岗位，又在竞争力相对较小的基层，在全国出现一个年轻干部的特例，也就不足为怪了。
“五是实绩。听说这两年在市长的位子上干得不错，当地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虽然不能说只是他一人之功，但可以证明该市长绝对不是庸才。
“六是定力。网上热炒、记者追踪、‘人肉搜索’，再加上繁重的工作，别说一个年轻干部，就是‘身经百战’的长者，估计也会方寸大乱，能坚持住就是一种功夫。
“七是自律。严格要求自己，能经得住诱惑和考验，在网络监督无孔不入的情况下，没有传出有关廉洁和纪律方面的一些负面反映，足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八是民意。群众有口碑，同事有评议。干部提拔都要经过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民意，组织上恐怕也不会随便就提拔他吧。”
以上八条，乍看，似乎都言之有理。但笔者同样是在翻看了有关资料和网上评论后，觉得这是在混淆是非和混淆视听，如果任其下去，只会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诚信更加缺失、道德更加滑坡，现逐一批驳。
一是学历。不错，周森锋的确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但据网友搜索，周森锋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抄袭的。对于是否属于抄袭，清华大学至今没有回音。按照通常做法，对某件事情的质疑超过一定的时间没有回音则视同为默认。究竟何谓一定的时间，国家至今没有制定出标准。但我们不妨参照《行政处罚法》的“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实行。对这件事情网友的质疑是在两年以前，因而就可以推断为清华大学实际上已经默认质疑是实事。但，我还是要这样说，如果这种抄袭的情况属实，如果在以往的任何时代，这是一个特大的错误。对这种错误的处理，最轻的是不允许其人毕业，也就是说周森锋不可能是研究生毕业；最重的要坐监狱甚至杀头，即如果将研究生毕业考试视同于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和周森锋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话，这或许就是说周森锋可能是“罪犯”。
二是年纪。周森锋研究生一毕业，也就是说在24岁那年就是副处级。24岁是副处级在中共历史上不乏先例，也没有人质疑。因为那是战争年代凭的是战功。在和平时期，又凭什么大学一毕业就能够是副处级？即使是《公务员法》也没有这种规定。如果有这种规定，为什么同样是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女子苏黎杰，却只能回乡当油漆工？还有，为什么有的人在基层工作了一辈子退休时连科级都不是的会比比皆是？这种24岁那年就是副处级的事情本身就值得质疑，或者说不正常。将不正常的事情拿来炫耀，这本身就是病态。
三是经历。周森锋有多少经历？从时间上来说，满打满算就是工作了五年。五年时间算有多少经历？从空间来说是三个地方，也就是说在一个地方的工作经历仅仅是一年多。一年多工作经历，能算有丰富的阅历？一年多只能算是浮光掠影，或者说是蜻蜓点水。将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说成是“锤炼了能力，增强了竞争力”，那是把肉麻当有趣。
四是机遇。的确，中央实行的干部年轻化为若干人提供了升官发财的机遇（中国目前是严重的官本位，官位与待遇紧密挂钩。再加上中国官员的含金量高，所以，升官与发财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使若干人在投机钻营。在提拔干部上的量身定做，已经是中国现在官场上的公开秘密。如，某一地级市市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含女婿），因为量身定做，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副处级以上的官员了。唯因为如此，所以才会出现每每某一年轻人得到破格提拔就会出现质疑的现象。周森锋的情况到底是机遇还是有人的量身定做？现在虽已“盖棺”但还不能定论。
五是实绩。周森锋究竟有多少实绩？至今没有看到湖北官方的公开资料。即使有公开的资料，也或者是语焉不详，或者是空话连篇，因而难以服人。这，其实不能够责怪湖北官方。因为直到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台一份能够对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为什么我们国家对官员的免职要搞按年龄划线？就是因为：一，不愿意让老百姓直接选举，二、又拿不出对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但，又要使没有在官场的人早日到达官场，即使没完没了的透破领导职数配备官员，但依然还是满足不了一些人要早日进入官场的欲望。“组织”上只好要一批人从官场上早日退下去。于是，最有“说服力”的或者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按年龄划线。说白了，按年龄划线就是小孩儿玩的“排排坐，吃果果”的游戏，既幼稚又可笑但你又对它无可奈何。中共历史上有没有按年龄划线？有，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役条例就规定只有达到哪种最低年龄的解放军才能担任某种军衔的军官。国外有没有按年龄划线？也有。但，人家限制的也是官员任职的最低年龄。我们现在的官员任职的按年龄划线，是限制官员任职的最高年龄，而不是限制官员任职的最低年龄。这或许就是“与世俱进”，或者说也算是中国特色？
六是定力。面临着媒体的质疑，周森锋竟然一声不吭，被文章的称为是定力。这到底算不算定力？和我们需要这种定力或者说我们需要赞美这种定力吗？但我认为周森锋的这种定力是对舆论的蔑视。因为一位伟人（鲁迅）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因而，这是一种病态的定力，或者说是一种邪力。这自然使我想到了“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当年他面临着法庭的审判始终一声不吭。我们能够把张春桥的这种行为也称为“定力”？甚至加以赞扬？周森锋面临舆论的质疑一声不吭，与张春桥面临法庭审判的一声不吭，虽然不可以类比，但实质一样。对待舆论的质疑，正确的方法不是回避，而是应答和敢于承担。如果质疑的问题属实，如，毕业论文的确属于抄袭，周森锋则应该引咎辞职。这才是英雄本色。如果我们赞美这种定力，实际上就是纵容和鼓励轻视舆论监督。一个蔑视舆论的社会或者说不能够容忍舆论监督的社会该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七是自律。的确，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传出周森锋有关廉洁和纪律方面的一些负面反映。但，“没有看到”，与实质上的不存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自律包括的范围就广泛。如，互联网上就刊登了周森锋吸高价烟的事情的周森锋年纪轻轻，下乡工作还要别人给他打伞的照片。这能算是自律？记得朱镕基在上海当市长时，严厉批评那些吸高价香烟的官员。因为按朱镕基的逻辑，仅凭官员的工资是无法吸得起高价香烟的。吸高价香烟的人，十个有九个是腐败分子。还记得三、四年以前，就有网友批评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只顾自己的舒服，不管他人的劳累，下乡工作或者到哪里视察访问，不是下属为他打伞，就是小学生、老百姓为他打伞，同时，还刊登了美国总统视察访问自己打伞的对比照片加入批评之。周森锋如果真的严格要求自己，就不会出现这些不自律的事情。
八是民意。首先，要弄清何谓民意？从字面解释是人民的意见。因而首先能够体现人民对被选举人意见的应该就是人民直接选举的得票。在不能做到人民直接选举官员的时候，现在组织部门搞的那种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如果要算是民意的话，那就得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但，现在组织部门搞的那种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究竟吸引了多少人民群众参加？现在的这种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充其量只能算是体现了官意。因为能够进入现在组织部门搞的这种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圈子里的都是清一色的官员，而且是被推荐者或者被测评者的或者是亲密的直接下级（下级单位的党政“一把手”），或者是同僚。他们实际上是同一身体、同一体制、同一利益的人。这种推荐也好，测评也罢，不仅无异于是一种自己推荐自己、自己测评自己的劳民伤财的行为，而且在某些地区甚至演变成为官场排斥异己的工具。如，前几年媒体就披露某市一位常委，不与当地官场勾搭或者说同流合污，在民主测评时得票倒数第一。上级党委误以为这人真的不行，换届时将其安排当政协副主席。所以，现在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或者说是官场上的自欺欺人，或者说是忽悠老百姓、忽悠上级党组织的把戏。当然，有的地方或许吸收了几个群众参加，如几位人大代表、几个政协委员。但，中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有几个不是钦定的，又有几个又敢于说真话、说实话？现在这种选拔官员的做法究竟体现了多少民意？只有天晓得。
在笔者写这篇小文的时候，看到总理温家宝近日感叹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强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的报导。笔者感同身受。但，国民素质的提升主要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而社会文明程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诚信与文明，而官德的丧失和腐败的成风更是社会道德滑坡的罪魁祸首。对于周森锋，我相信网友们与我一样，绝不是要与他本人过不去。但是，周森锋的重用提拔及湖北官方振振有词的辩护，实质上是地方吏治长期败坏的恶果。我们现在可怕的不仅仅是有了恶果，可怕的是有了恶果还不知道这是恶果而沾沾自喜，任其发展而不可自拔。因而不得不说，不吐不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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