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网摘编发

    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英文中“University”（大学）一词，是由“universe”（宇宙）一词派生而来。

　　哪所学校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学有所争议，一种流传较广的看法是：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创建于1088年，它是意大利、也是欧洲和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

    大学需要积淀，今天世界著名大学的校史一般都很悠久。1168年，南宋的宁宗皇帝赵扩出生的这一年，牛津大学创办；1209年，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带领下第三次进攻西夏的这一年，剑桥大学创办，1638年，也就是清顺治皇帝出生的这一年，哈佛大学创办。

　　在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应是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创办时间为北宋开宝九年(976年)，但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其址上1926年正式建立的湖南大学，跟其更无前后相继关系。

　　中国出现大学，是在19世纪最后几年的晚清。

　　中国首家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究竟是哪一所，一般的说法就是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即今天的北京大学。但行家似乎更倾向于认为，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才是中国真正的第一所大学；而清政府1895年在天津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次年改称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公办大学；1896年，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这三所大学的建立时间都在北大之前。

　　进入民国，中国的高校有了长足发展。蔡元培初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在当时的国力下，觉得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好首都的这所北京大学就已不错，结果高等教育的发展令他自己也意外，国立大学连连创办不说，各省办学热情和能力更是高涨和具备，且不管地方是由何等人掌管，对大学教育都不吝投入，民间私立大学也不断涌现。这个文明古国自古高度重视教育的脉流，在民国延续。

　　民国前十七年的大学里，挟领导新文化运动之威的北京大学是当时最好的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交通大学等校也开始名声鹊起。

　　从1927年蒋介石定民国首都于南京，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民国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号称“黄金十年”。这十年里，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

　　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大学分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四种；大学下设的学院分为文、理、法、商、农、医、工、教育等八种，拥有不少于三个学院方可称大学。

　　这一阶段，中国最好的大学是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这四校不相上下，号称大学“四强”；当时的著名学府还有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东吴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1937年，全国共有大学及独立学院七十八所，教师六千六百一十五人，大学生及研究生三万七千三百三十人。

　　大学体制成熟了，栖身大学或大学出身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

　　接下来的八年漫长的抗日战争时期，是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特殊的一页，众多大学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辗转搬迁，维持教学：战争烈焰熊熊，大学薪火不灭。

　　抗战胜利后，大学教育恢复了正常。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到抗战胜利三年后、民国覆亡二年前的1947年，这一年是民国高等教育的高峰，中华大地共有大学二百一十所，其中国立大学三十一所，私立大学二十五所；国立独立学院二十三所，省立独立学院二十四所；私立独立学院三十二所，国立专科学校二十所；省立专科学校三十二所，私立专科学校二十三所。全国大学聘任助教以上教师八千九百六十四人，其中教授二千七百人；在校生十五万五千零三十六人，其中研究生四百二十四人，本科生十三万零七百一十五人，专科生二万三千八百九十七人。科学文明和现代思想，在朗朗传播。

　　一座座学府，一团团浓荫；一个个学人，一片片书声；一个个晨昏，一串串故事。多少学子，在这里笑过哭过，爱过恨过。大学的话题，有关知识文化的传承，有关真理智慧的求索，有关社会文明的提升，有关民族精神的进步，有关人类理想的追求，永远探讨不完。

　　在民国大学的茫茫海洋里，这里要说的是一所空前绝后的神话般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一】

　　一所好大学，粗略来说，杰出的教师是条件，优秀的毕业生是证明。

　　打开西南联合大学教师的名册，其阵容之豪华叫人瞠目结舌。且把只在学术界享有大名者不表，只说今天社会大众也对其名如雷贯耳的人物，就有：陈寅恪，朱光潜，朱自清，闻一多，钱穆，钱钟书，吴宓，吴晗，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熊十力，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沈从文，吴有训，饶毓秦、叶企孙、吴大猷、华罗庚，周培源，陈省身……

　　西南联大的校本部只有一百二十多亩，相当于今天一所中学。在那狭小的校园内，行走着多少聪慧的头脑；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各学科的泰斗级人物，在那里触目皆是。除了西南联大，还有哪所学校具备如此精良的师资？

　　再看这样一些名字及受业学校：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大；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八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作家汪曾琪，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思想家殷海光，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翻译家王佐良，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哲学家任继愈，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毕业于西南联大；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国家领导人宋平、王汉斌、彭佩云，毕业于西南联大……

　　1940、1943两届清华留美庚款考试，十七名考取公费者，西南联大毕业生占十一名。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八十一位院士，西南联大人占二十六名；院士里最年轻的三位，陈省身、许宝騄和华罗庚，均为西南联大师生；这三人再加上姜立夫老教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五位数学院士，西南联大占了四席。

　　首批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五位华裔，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除了吴健雄出自中央大学，前四人清一色为西南联大师生。

　　联大师生中，后来有一百七十一人成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

    这所西南联合大学，只存在了八年；短短八年，向中国的天幕挥洒了如此灿烂的星辉。

  【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疯狂进犯，大片国土沦丧。在战火中呻吟的土地，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落入敌手的高校，也只能成为侵略者的教化工具。而且侵略者极恨民族意识最强、宣传抗战御侮最突出的大学，比如南开大学，就被炸得只剩一座楼。

　　民族危难中，一座座宁静的大学受到了严峻考验。

　　多数大学采取了后迁的对策，迁入后方的大学计有七十多所。后迁师生披星戴月，风雨兼程，和图书、仪器等办学设备一起，向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侵略者铁蹄踏不进的西部省区转移。

　　国民政府表达了战火中坚持办学的决心，蒋介石将教育政策概括为：“战时要当平时看。”

　　北平、天津失陷后，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平津地区三所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搬迁至湖南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老牌的国立大学北大，前身为留美预备学校、洋气的清华，私立大学的典范南开，这三所各具特色的优秀大学在战火中融到了一起，西南联合大学马上要横空出世。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这一天成为后来的西南联大的校庆日。迁到长沙的三校教师一百四十八人，学生一千四百五十二人。

　　1937年底，民国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遭遇空袭，国难的硝烟中，临时大学又开始向西南大后方寻找新的办学地。

　　三大名校合并迁来，让湖南喜出望外；如今临时大学要迁走，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极力挽留，他说长沙绝对安全，即使不安全，也可在湖南另寻校址，湖南省必定尽力支持。而广西得知三校要迁往西南，立即积极联系，希望把学校迁到广西，设于南宁与桂林均可，广西地方同样大力支持。

　　1938年1月，最后议定的地点是云南昆明，这里位于大后方，气候优良，且有铁路通往国外，是战时办学的最佳处所。

　　告别了湖南，谢绝了广西，2月中旬，搬校开始。除去参军、辍学回乡和投奔延安的学生，志愿入滇学生共八百七十五人，和教职员工一起分两路入滇：一路是女生和体弱的师生、职员及家眷，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到香港，取道越南到达昆明；另一路二百五十多人（其中学生二百四十四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一名中将为团长护送，徒步穿越三省，六十八天后抵达昆明。

　　1938年4月2日，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上课。

　　刚到昆明的西南联大租用本地中专学校教室上课，各学院散布于市内各地，乃至云南南部的蒙自。7月，联大在昆明西站东侧购地一百二十四亩，建立校本部。

　　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园落成。这里有学生宿舍三十六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五十六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二栋，图书馆一栋，为砖木结构。这些建筑的设计者是梁思成，因为经费极端短缺，只能一律按最简陋、最节约的原则设计建造，这位建筑大师对此深以为憾。

　　云南省对西南联大办学给予了大力支持，一次次协助解决校舍问题；省主席龙云将他在威远街的公馆腾出一部分给联大作总办公处，他还专门拨出一辆福特轿车供联大三常委之一的蒋梦麟使用。

永载中国教育史册的一代名校西南联合大学，在南疆开始了它的辉煌历程。

  【三】

　　西南联大的成功，固然在于其融汇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秀师资，更在于她那符合大学精神的办学理念和学校制度。

　　在合并迁校之前，三校都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北大是自由、民主，清华是严谨、认真，南开是开拓、活泼，合并为西南联大后，互相取长补短，开拓出了更为高迈的境界。

　　西南联大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常委会，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组成；另设校务会议为议事机构，设教授会为咨询机构。校务会议由常委、主任秘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院长和与以上人数相等的教授组成；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参加校务会议的教授由教授会选举产生。

　　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常在重庆，西南联大校政其实由梅贻琦主持。这位提出了著名的“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办学理念的教育家，执掌西南联大时说：“吾从众，无为而治。”“众”指的其实是教授，这句话落到实处，就是今天人们呼唤不已的教授治校。

　　西南联合大学设有文、理、工、法商和师范五个学院，……六个系，教师三百五十多人，在校生人数在三千左右波动。她的机关却只有三个处：教务处、总务处和训导处，今天高校里的人事处、财务处、基建处、科研处、保卫处、外事办、老干处等等，一律没有；三常委实则梅贻琦一人负责，没有“分管领导”、“领导班子”；各学院和系均只设院长和系主任一人，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

　　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反对重实用、轻文理的办学思想；他认为，教给学生所谓“一艺之长”，其实是在培养匠人，与大学宗旨不符。

　　西南联合大学的制度以学分制为主体，具体是“选修课”制和“共同必修课”制。学生四年（或五年）必须修满一百三十二个以上学分、相当于四十门课方可毕业；大一横贯文理的必修课一般为八门（国文和中国通史所有院系都必修），达四十个学分之多；三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要留级，二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则勒令退学。

　　联大八年中，共开出了一千六百多门课，如涓涓乳汁，哺育了一代优秀青年。

　　有名师的精心教导，有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青年才俊们十分珍惜这战乱中万分难得的优良条件，他们刻苦勤奋，在这里迅速成长起来。

　　时任联大物理系教授的吴大猷这样回忆当时的联大学生、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家里的任何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

　　西南联大的精神，除了战时办学必有的“艰苦奋斗”之外，就是“大学独立”。联大的高层和教授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证办学条件，而不应干涉校政。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由教育部安排应设课程、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对此不以为然，推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执笔抗辩。抗辩函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如果什么都由教育部规定，那么“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而且，如果大学内部事务、甚至课程的设置都要听命教育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

　　抗辩函最后说：“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西南联大不但抵制了国民政府对内部事务的干涉，而且在1942年把大一新生必修的“三民主义”课改为若干专题，不做考试，不计学分。

　　1940年10月，教育部又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要重新“审查”大学教师的“资格”。这一文件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上激起公愤，全体教授拒填“审查”表格，导致被扣当年的学术津贴。

　　为了加强对高校的控制，国民党当局规定，凡担任院长者都必须加入国民党。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听到消息，沉下脸来脱口而出：“扯淡，我就不入。”

在这批充满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知识精英的全力呵护下，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战火中的宁静港湾，也是民国末年污浊社会中的绿洲。

  【四】

　　一批批学子穿越千山万水，来到西南联大求学。那时的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极艰苦，1938年到1944年间在西南联大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杨振宁后来回忆道：“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除老师之外，学校最重要的学习资源是图书馆，可联大低矮昏暗的土坯房图书馆只能容纳一百多人，天天要占座，稍微去晚，连站着读书都不可能。

　　在此条件下，许多学生拿着书本跑到校园附近街道上的茶馆里，花上一毛钱叫一壶茶，就在茶馆里读书、讨论一整天。很多联大学子的回忆里都深情地提到青云街上的茶馆。

　　联大并不提倡勤工俭学，但清贫的学生们都在寻找赚取生活费的机会，大批的学生在昆明城郊的中学兼课，或者为商店、机关当文书，甚至擦鞋、卖报。昆明的几十所公私中学本来师资不足，此时正好大用价廉物美的联大学生，有些联大学生索性合伙办起了学校。

　　杨振宁也是兼课大军的一员，他兼课的学校就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中。在他任教的班上，有一个女生叫杜致礼，是国民党重要将领杜聿明的女儿。这位杜致礼同学后来就成了杨振宁的夫人。

　　教授的生活在联大中期开始也走向贫困。本来，民国时期教授的生活待遇极好，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月薪达四百多元，而当时一个包吃住的保姆月薪才几块钱。在青岛大学一次学潮中，闻一多认为学生无理，主张严厉处分，激起学生的围攻；学生贴出丑化他的漫画不说，还编了歌谣挖苦他讲课时习惯发出的“呵，呵”声，拿的就是他的薪水说事：“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节课五十分钟，经得起你呵几呵？”

　　抗战中财政困难，教授待遇开始下降。1941年起，随着入滇难民和军政机构的剧增，以及日军空袭中商品流通的阻滞，通货膨胀席卷了后方；到1942年，教授一月薪水的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战前的八元三角，竟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八！

　　国难之中，聚居龙头村的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教授“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就是事实上的校长梅贻琦，也在集体食堂搭伙，“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就很满足”。为节约费用，年过半百的他外出尽量不用车，经常步行一二十公里。

　　各教授放下架子，纷纷自救。闻一多为得到一套宽敞的住房和每月一百斤的大米，也到中学兼课；由于他精于篆刻，还开出价码为人治印，深夜的油灯下，他往往还在为人刻印。连梅贻琦的夫人也联合潘光旦等教授的夫人长期制作蛋糕，命名为“定胜糕”，由梅夫人提了送到冠生园寄售。

　　物质条件的艰苦没有侵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要给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补助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学院院长、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系主任一齐宣布国难之时，生活尚可，对此补助不便享受，把送上门的钱拒了回去。

　　贫困倒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日军的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空袭昆明；1940年和1941年，空袭最为频繁；到1943年，在陈纳德率领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打击下，才终于消歇。这期间，“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的“必修课”。

　　往往正上着课，凄厉的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师生就互相照应着立即向联大后门的山上跑去，等到警报解除，再回教室继续上课；如果警报时间长，一些老师索性就在山间安排学生席地而坐，讲完课程。在这频繁的跑警报中，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搞丢了他呕心沥血写就的《知识论》手稿，只得从头把这部六七十万字的巨著再写一遍。

　　日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园有两次，分别是1940年10月13日和1941年8月14日，前一次炸毁了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后一次损失更惨重，宿舍、饭厅、教室、图书馆都给炸得千疮百孔。遭受严重的轰炸威胁一度使再次迁校提上日程，但因劳动太大而未实施。

　　在猛烈轰炸中，联大把师生住所疏散到郊区，这给教学和生活带来了很大不便。周培源的住处被安排在离城四十里外，为了进城按时上课，他竟自己养了一匹马。

　　1938年到1941年，昆明民众在日机轰炸中死亡一千零四十四人，伤一千四百一十四人；其中联大师生员工（含家属）大约死十人，伤十人。这个很小的比例，说明联大在防空袭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住最简陋的屋，吃最粗糙的饭；在轰炸下学习，在硝烟中授课。西南联大，如此悲壮。

  【五】

　　西南联合大学的魅力在于她的坚毅卓绝，在于她的独立自由，在于她的名师云集和桃李满天下；但还有一个方面，同样是其被后世经久不衰地谈论的原因，那就是那一批文化大师在联大留下的种种掌故轶事。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荡的决定：聘请三十六岁的作家沈从文为教授。

　　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没有高层次学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且已经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绩，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著作。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就是他刘大教授。

　　学问精深不说，刘文典脾气暴烈。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时，鲜明地提出“大学不是衙门”；11月，安大闹学潮，蒋介石正好来安庆视察。第一次见刘文典时，蒋介石见他外表邋里邋遢，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刘文典回问：“你就是蒋介石吗？”刺激得蒋介石一楞神。蒋介石要求他惩办罢课学生，他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蒋介石大怒，对他拍案斥责；刘文典顿时发飚，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你就是军阀！”竟然扑上来要打蒋介石。刘文典被卫兵拖下后，蒋介石自下台阶骂道：“真是个疯子！”

　　刘文典看不起武夫，也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还在课堂上说：“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之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

　　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来联大后自卑而自尊。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和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一年5月，他以八十六岁高龄辞世，而诺贝尔文学奖只给活着的作家。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埃及的马哈富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生前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而有个性的张扬，才有智慧的喷薄。在重重“管理”下谋生的人，即便资质优异、勤奋刻苦，也不大可能成为开拓创新之才。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的钱钟书。

　　钱钟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二十八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钟书。钱钟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但到1939年夏，钱钟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三人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钟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钱钟书的确是在不愉快中离开联大的。他后来的小说名著《围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联大的动机。书中的“三闾大学”，难道不是暗讽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吗？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极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到后世，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个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资金再充裕，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毕业生出路再宽阔，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惟有西南联大，如此充分地诠释了“大学”二字。

  【六】

　　大学由校长、教授、学生这三股主要“势力”组成。论人数，学生是主体，学校的面貌，可以说就是学生的面貌，而学生的面貌，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学习的用功上，朝气、抱负和热血，更是青年的标志。

　　在那国难当头的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八百三十四人，包括梅贻琦之子梅祖彦。

　　除了对侵略者日本斗争，联大学生更对日趋走向反动、企图驯化大学生而维护统治的国民党当局斗争。当时全国的“民主堡垒”是昆明，而这座堡垒的中坚就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一批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教授，闻一多、吴晗等著名民主人士自不在话下，即便是理科教授，同样是这样的思想倾向。1945年西南联大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数学家华罗庚发表演讲说：“科学的基础应建立在民主上。”这句话，把“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更发展深入了一层。

　　在进步教授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宣传带动下，西南联大学生在政治上一贯活跃。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有二十多个，经常出墙报，做演讲，表达对时局的意见和理想追求。他们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经常给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沦陷前，大批文化名人滞留香港不得回内地，可行政院长孔祥熙却用国家的飞机把他在香港的家具、保姆以及七条宠物狗先运回国内。消息传到联大，联大学生义愤填膺，掀起了“倒孔运动”。1942年元月6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发起游行，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孔贼不死，贪污不止！”“铲除孔祥熙！”等口号，社会上一时人心大快。

　　1944年，孔祥熙来云南，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为昆明大学生作讲话。当一白二胖的他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生活都很苦”时，联大学生齐声高喊：“你不苦！”随后起哄声经久不息，更有人喊道：“肥猪！肥猪！”

　　当天晚饭后，孔祥熙的二女儿代表父亲向联大参军学生赠慰问品。这些慰问品被扔了一地，学生们说：“我们不要你的慰问！”

　　抗战胜利结束，可内战的阴霾又立即笼罩了中国。西南联大学生又投入到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

　　1945年11月25日晚，六千多名昆明各学校学生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讲演。演说正进行时，国民党军队包围会场，并用枪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数颗子弹擦着演讲者费孝通的头皮飞过，费孝通神色不改，演讲如常。次日，昆明三万学生宣布总罢课，以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

　　12月1日，大批特务和士兵围攻西南联大，毒打联大师生，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以及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四人，重伤二十九人，轻伤三十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激起昆明民众更大义愤，学校罢课坚持继续进行，学生还组织了……12月2日起，社会各界公祭四烈士，一个半月中，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有十五万人，近七百个团体。最后，为平息学生和民众怒火，国民党当局只好将杀害学生的凶手公审后枪决，并将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免职。

　　西南联大最后的岁月被鲜血染红。1946年7月15日，在纪念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的悼念会上，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横眉立目，拍案振臂，痛快淋漓地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为和心理，一时山河含悲，风云变色。

当天下午，闻一多就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下，此时离西南联大正式撤销只有十六天。

  【七】

　　为躲避战火而由北向南迁移千里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在抗战胜利之后，回迁原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距1938年5月4日开学，联大在昆整整八年。

　　八年办学，共约八千人在西南联大接受了教育，联大历届毕业生一共二千五百二十二人。

　　这年7月31日，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宣布结束校史。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悲壮激越的校歌再次唱起，满眼热泪的联大师生深情凝视校园的一房一路，一草一木，告别自己永生的精神家园。

　　为了纪念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这最不平凡的一页，留住人生最值得怀念的岁月，三校筹备回迁之时，联大人倾心倾力，建起了一座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一千一百七十八字的碑文是：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碑文由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撰拟，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刻，中文系主任罗庸书丹，号称“现代三绝”。碑体庄严雄浑，气势恢宏，流溢着无言的神圣。

　　一位花了三十年时间来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美国学者，在西南联大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时说：“正当某些国家大量借鉴于西方教育的经验之时，中国人却能以他们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引以自豪；并且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能够产生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一座无形的丰碑同时在联大师生及后世的心里巍峨树起。

　　为报答云南父老八年的恩情，应云南省政府请求，西南联大回迁时将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单独办起了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发展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就在云南师大本部校园东北角，云南师大本部大门边墙上有朱光亚题写的“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两行金色大字；旧址上今留存有教室两间，纪念碑一座，另有闻一多衣冠冢和“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