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康民先生聊聊天
童叟无欺
（2011.5.28）
今年5月初，《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其记者写的报道：“香港特区原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讲述受温总理特邀做客中南海的经历”。我从网上、报纸上看了报道的内容，虽然有所感悟，想与吴先生交流，无奈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不可能像温总理那样亲笔给吴先生写信，殷殷表达“甚思一晤，聆听教益”，而只能借网络空间中的一片天地，与吴康民先生聊聊天。
看了吴先生“征得总理同意”后，给媒体发的“与总理见面的新闻稿和照片”，尽管吴先生强调说“温总理也没有想通过我散播什么信息”，结果我还是收获了两点令我印象突出的信息：一是赞扬“总理穿着十分朴素”，总理办公室“只有12平方米左右”，“午饭吃得很简单”，“亲身经历了总理的亲民，切身感受到平民总理对人亲切的态度”，“总理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对长者的尊敬”；二是温总理对吴先生讲了一段分量颇重的话——“温总理提及内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说，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
温总理的“平民总理”的“亲民”形象，多少年来通过宣传媒体，特别是电视画面的传播，已为许多国人，尤其是知识界所广泛接受。比如，若干年前，西部某农民工好几年没有从老板那里拿到做工的工钱，温总理就亲自为他的妻子去讨要；一个地方遭天灾了，温总理就亲临现场，慰问受灾群众，拉着老人的手，抱着小孩子，让人不由得感动；一年春节，温总理还下到发生过矿难的煤井与采煤工一块吃饺子；北京市民遇到了入托难的困境，温总理就去幼儿园，一边抚摸着娃娃们的小脑袋瓜，一边向地方大员发解决问题的指示。如此等等，现在说起来，一个个清晰的画面还能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温总理给中国许多老百姓的印象，就是一场场“及时雨”。既然这样了，吴先生还有没有必要，把一次无拘无束的私人闲暇会见的情景拿来写作，再一次刻意宣扬“平民总理”的“亲民”事迹，是值得推敲的。
中国的老百姓确实需要一个“亲民”的总理，就像我们需要周围的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能达到“尧舜”的境界一样。不过，作为一个有点文化的老百姓，我所期望的国家总理，不光要靠自身“道德形象”的感召，更重要的是能通过群众路线、法律和规条把他领导下的干部队伍，教育、管束成一个克己奉公、廉洁清正、为人民服务的集体。真正的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毛泽东语）如果通过总理讨薪、下矿井、简单饮食和12平方米办公室的宣传，就能使全国的打工仔每个月都能拿到工钱，矿难能基本避免，公职人员不贪污腐化、买官卖官、铺张浪费、骄奢淫逸，那真是阿弥陀佛了。可是现实情况又怎样呢？吴先生已经80多岁，不便行动了，倘若温总理能有孙猴子七十二变的本领，隐去真身，作一番深入群众和实际的调查研究，我相信一切都会清楚的。
我最想和吴康民先生聊的，是温总理提到的改革困难和阻力。
温总理说改革遇到了困难，至于是哪方面的改革，温总理没有解释，或者是温总理说了，而吴先生没有写出来。关心国事的人们大约都知道，现在庙堂之上、“学术”深院、街头巷尾议论最多的，一个是经济改革，一个是政治改革，都是大题目。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都在各说各话，顽强表达。例如，在经济改革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官方、秦晓和刘国光的说法就有很大的差异。党和政府公开的说法，是要把调整经济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建设和谐社会奔小康作为经济改革的重点。秦晓——这位原大型国企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的董事长，自称是“一个体制内或准体制内的改革派”，退休后全力投身于注册于香港的博源基金会的能通天入地、深不可测的人物——和他的同志们，则认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遗产，应该趁着有市场价值时慢慢地退出”，这与前苏联解体后的“盖达尔计划”如出一辙；秦晓大声疾呼要“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他心向往之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呢？就是：“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来替代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是不可取的”；他在这样讲的时候，有人劝他要注意点场合，不要那么尖锐，他却反问道：“我讲的还没有温总理尖锐吧？！”至于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除了支持他认为的党和政府正确的经济改革举措外，还不时发出另类的声音，呼吁：“在重点抓经济工作，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教导的，要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的新自由主义；防止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防止经济基础变质。众所周知，刘国光早已是被边缘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改革主张早就无人问津，因此对他而言，也就不存在现实的困难不困难的问题。那么，如果温总理指的是经济改革遇到了困难，究竟是官方的经济改革主张遇到了困难，还是秦晓们的经济改革主张遇到了困难呢？这是第一个让我联想到的问题。
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报告中说：“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五个“不搞”，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年初召开的法律体系座谈会上就提出来了。这大概就确定了目前执政党关于政治改革的基本框架。可是极右的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西化派对这“五不搞”很不满意。比如，据说自命“是给中央当‘编外参谋’”的辛子陵，在今年春节期间的“科技部老同志座谈会”上，气势汹汹地说：“现在内外压力还不够，当权的人觉得还能维持下去，一旦出现突尼斯、埃及那样的形势，就把民主社会主义旗帜打出来了，答应政治体制改革，开放报禁党禁，实行民主宪政。”果然，在今年2月北非、阿拉伯国家社会动荡期间，中国的“带路党”还真的跑上了大街，内外结合地“施压”，最后没成气候。在“政治改革”方面，是吴邦国的“五不搞”遇到困难了，还是辛子陵之流的“民主社会主义”遇到困难了？这是我读了吴先生的报道后联想到的第二个问题。
温总理讲的改革阻力“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更是让我摸不着头脑。据我在社会底层的了解和观察，人民群众在强烈要求解决“私有化”，“工农基本群众沦为弱势群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强征地、强拆房”这些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普遍认为进行社会主义方向改革的主要阻力是资改既得利益集团和由他们一手制造的社会腐败与两极分化，与“封建残余”，特别是与“‘文革’遗毒”根本沾不上边。为什么温总理要那样说呢？这是我想和吴康民先生聊天的第三个问题。
在我的记忆里，文革以后，被党内外一大批人批判的“封建残余”，是特指所谓的毛泽东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破坏党内民主”、搞“家长制”和“一言堂”，而不是指现在人们到处可以看到的封建迷信和孔孟思想吃香的现象。至于“‘文革’遗毒”的概念，则甚为模糊。批判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算不算“‘文革’遗毒”？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算不算“‘文革’遗毒”？群众受到当权的人压迫、欺辱，有种种委屈，起来反对、抗争，算不算“‘文革’遗毒”？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算不算“‘文革’遗毒”？稍有社会常识和经验的人都能理解，推动一个事物和阻碍一个事物，都是要以力量为条件的，在社会层面上，就是以权力为条件。毛泽东离世已经快35年了，在中国的“非毛化”也搞了差不多这么多年，曾经跟着毛泽东的路线走的掌权的政治势力，在持续的“反左”努力中早就被清除殆尽。客观事实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几乎都掌握在与毛泽东毫不相干的各类“精英”手里。所以在“权力”的意义上，毛泽东的“封建残余”也好，“‘文革’遗毒”也好，如果还有的话，都已经构不成直接推动或阻碍任何一种“改革”的决定性力量。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温总理说，因为“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两股势力的存在，“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判断。实际情况是，现在有些人的胆子也忒大了些，违反党章和宪法的话，对共产党、马恩列斯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造谣污蔑诽谤的话，只要是他们的心里话，他们不但敢讲，而且还大讲特讲。辛子陵、茅于轼、李锐这些人就是典型，具体的例子数不胜数，世人皆知，我就不列举了。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现如今所谓毛泽东式的“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确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势力”了。否则的话，辛子陵、茅于轼、李锐这些人，还有说话和成为“精英”的机会吗？就连温总理恐怕也没有向吴康民先生说那一番话的机会的。
我也可以算是一个胆子大的人吧？一个普通老百姓，对国家总理与知名人士的谈话，也能不讲大话，讲真话，不揣冒昧地评头品足。这是不是又一次证明，温总理关于“改革困难”以及“封建残余”、“‘文革’遗毒”的见解，很可能是主观主义的呢？毕竟温总理一直在中南海里工作26年了，难免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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